生活中的大確幸

某日在精疲力盡時，突然於窗外看到的風景，這不知名的植物給了我難以想像的樂趣與力量。

遠看就只是一棵普通的樹：

但近看怎麼就有點怪怪的：

呃，再拉進一點：

再靠近一點看看，怎麼突然想起了NBA球員Greg Oden！

好啦，我承諾我可以找到更好的角度，但我拍到一半便怯弱了起來，因為四週不斷有人來來去去，此情此景，哪怕經過的人再天真再純潔，也能馬上感受到那強烈的變態氣息。

無論如何，看到這樹的自己忍不住開心了起來，這不知名的植物成為我生活中的大確幸，巨大而確實可以讓人幸福的事物喲。

新秩序的黑暗－－《脆弱的真相》讀後

（圖片來自博客來）

《脆弱的真相》這部約翰‧勒卡雷寫成於2013年的小說，內容與其說在描繪刻板印象中的諜報世界，倒不如說是透過故事的安排，呈現當前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在新世界中，紛爭的原因將不再是民族國家之間參雜各自私利的戰爭，又或者承二戰以來演變至美蘇冷戰的意識型態的敵對，也不是蘇聯解體美國獨大之後與中東世界的糾葛。上述的因素都被保留了下來，成為戰爭的表象，但潛伏在戰火暗裡中的，則是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在卸任演說中所警告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操弄。

作家暨紀錄片導演Eugene Jarecki在影片《Why We Fight》中，便以艾森豪的這段演講為核心，反覆探求今日世界戰爭的風貌。這篇演講的內容在網路上不難取得，總括其意，大抵就是「手控制了腦」——原本負責保衛工作、服從公眾利益的軍事產業，反過來控制了本該服從及保衛的對象，成為主宰一切的力量。為了保有既有的民主生活，需要有龐大的軍事基礎，這樣的巨型的軍事工業延伸出難以想像的龐大利益，造成全面而巨大的改變，甚至扭曲精神和價值層面。戰爭本來是該有目的的行為，但在利益的牽引下，讓軍工共同體獲利成為了終極的目標；戰爭本身成為自我證明的目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只是掩飾，讓大眾處於溫水煮青蛙的愚昧之中，在不自覺的狀況下，助長了軍工共同體的膨脹，成為受其擺佈的棋子。每場戰爭好像都有出兵的理由，但每個理由僅是虛假的文飾，無法信服，結果就是每個人都不知自己為何而戰，除了背後的黑手。

本書裡面所有出現的角色都陷於這樣處境中，無論是議員、官員、情報員、軍人或一般的老百姓，都只能受背後龐大的利益團體所擺佈，差別僅在於有些人願意視而不見地出賣自己的靈魂，有些人則無法昧著自己的良知而選擇做出徒勞的抵抗。更可怕這軍工共同體早以滲透進政府之中，成為公權力的一部分，以「大我」之名，要求著每個人的服從。如前引紀錄片所控訴「我們為何而戰」成為書中每個角色在某個時間點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旦人們無法說服自己，想要組織起來將真相共諸於世，告訴世人其實沒有作戰的理由時，卻發現自己早已被包圍；以金錢所一點一滴構築的權力結構，掌握了公私部門的主導，也安撫了無知的人們，雖然結局中作者並未直接道破，但讀者仍可感受到那難以逆轉的無力與悲觀。

作為一流諜報小說作家，勒卡雷在這樣一個好萊塢常見的劇情結構中，展現了大師級的功力，兩條故事軸線從單獨到結合，一氣合成。對每個角色內心世界的刻畫，更賦與故事豐富的血肉。這雖然看似稱讚每本小說皆可適用的套語，但如果考量到每個人物都僅在非常有限的空間裡片段出現，在有限篇幅中讓讀者理解角色的性格及選擇，感同身受，確實不是一件簡單的書寫工程。更重要的，在虛構的文本之中，作者加入了大量的真實的原素，參考了大量的真實事件，透過對這些事件的挪用與改編，不僅讓這部小說產生了現實的重量，並捕捉了在我們平和生活的背後，那看不見的操弄與黑暗；反而在小說的世界中，一片片拼湊出現實世界背後脆弱的真相。

提到此處，就不得不稱讚譯者王寶翔，勒卡雷的著作在中文世界分屬於不同譯者，這些作者也許在語言翻譯上有各自的功力，但要像王寶翔這樣大量參考相關資料，讓讀者了解小說背後的現實參照，實為少有。如果不是真心在意或投入這本著作，我覺得是難以達成的。事實上，我一直不是勒卡雷的喜愛者，部分中譯對我來說有著難言的閱讀障礙，會讀《脆弱的真相》純粹出於對王寶翔一直以來在翻譯上的信任。因為譯者而喜歡上一本小說，和嘗試再去閱讀一位讀者，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十分特別的經驗。

好的譯者不單只是翻譯文字，而是要傳遞內容，道理說來簡單，卻是多數譯作難以達成的門檻。

「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看似歐美大國才會面對的困境，但對於身處國際食物鏈末端的臺灣來說，仍身處於漩渦之中，由尹清楓命案到大大小小的軍購弊案；又或者，那些與國防無關，卻同樣在金錢邏輯之中運作其他巨型產業。書中的場景，在臺灣其實並不陌生。

如果全球化是臺灣必須面對的挑戰，那麼隨著全球化網絡伸進來的結合金權的黑暗，是我們更當警戒的難題。本書雖是一本小說，卻更像一記警鐘，揭開了問題的一角，而我們是否能夠並願意去面對乃至解決這難題，則端看主政者的決心，和每個人的覺醒了。

如果一切只是在意數字，只注重獲利，那麼類似本書的情節只是起點，遲早有一天，我們會陷了那《異形》系列電影之中，主角Ripley所面對的困境，唯利是圖、結合金權的「公司」將主宰著你我的命運。

到時，我們會發現，連脆弱的真相都將是難得的奢侈。

吾友光哲和他的那杯

昨天在圓山大飯店一場謝師宴的正式場合，我那曾經共枕眠的好朋友光哲先生，竟然明目張膽弄了一杯，並不斷的淫笑，這不叫人神共憤什麼才叫人神共憤！

因為畫面實在太過猥褻，所以想用暖色系帶過，沒想到被一同場的友人豐成指責，這樣無疑是為光哲掩滅證據，無法將他的惡行公諸於世，基於身為歷史學訓練出身的求真精神，於是冒著生命危險，以及滿腔反胃的噁心，再拍了下面這張，為青史留證。

眼尖的朋友一定發現已經少了半杯了，沒錯，光哲雖然低級，卻是個環保的擁護者，他強調自我回收、不污染地球的精神，主張自己的XX自己喝，所以等到餐宴結束，他整杯都已經喝完了，並擺出一副銳利的眼神，似乎像在挑釁的說著，「你有種聞我嘴裡的味道嗎？」

哈哈，恭喜畢業啦！新科劉碩士，真的拖太久啦，扣除掉博士生和博後們不算，你大概和我在實驗室相處最久，以後沒法常看到你的宅樣，會很寂寞的喲。祝找工作順利，等工作定了下來，再約大家一起出來吃喝玩樂吧！

招牌

即便那是張經營不善、風雲飄搖的爛招牌，即便每個人還是出於那己身已鏽蝕殆盡的靈魂動機不純地肖想背後各式莫名的可能（在此鄭重宣佈，此處無利可圖），我還是只能繼續苦撐著，畢竟這是他人所奪不走的唯一。

極端與日常——關於世界盃與新賽季我想說的是

#451709610 / gettyimages.com

如果將一切很膚淺的量化，單純換算成可計算的數值，加加減減的結論便是：世界盃並不是足球世界裡最頂尖的競技。

除了少數國家以外，各國家隊的組成很難像職業聯賽那樣，每個位子都擁有最優秀、最頂尖的選手，僅論選手的構成，歐洲冠軍聯賽（UEFA Champions League）的整體水準絕對遠勝世界盃，具有參賽資格的球隊，其實力大部分國家隊都望塵莫及。即如英、西、德、義、法等頂級聯賽，豪門之外的中後段球隊的組合，甚至也有可能勝過許多國家隊。

此外，世界盃因為號稱世界，就必須讓全球各地的國家都有參與的機會，然而足球世界的勢力版圖和一般地圖分佈大不相同，同樣是FIFA舉辦的歐洲國家盃，整體實力的平均，絕對遠勝過世界盃的均值，這絕非歧視、偏見，而是殘酷的現實。

更何況，世界盃只能在暑假於各頂級聯賽的休賽期進行，對職業球員來說，這時間正處於身心狀況耗損殆盡的恢復期，一整個賽季所累積的疲憊和大小傷勢，限制了球員在場上的表現；更嚴重者，甚至剝奪了球員出賽的可能。

但世界盃還是最受世人關注的足球賽事。

原因當然很多，民族的情感，是一般人最能聯想到的因素。代表國球隊出賽，理論上求勝的動機很簡單，即出於民族國家結構的愛國激情，也使國家隊制服不同於其他球隊球衣的重量。但這也是FIFA所有賽事的共同特色，而且像臺灣這種基本上無緣參賽的隊伍，我們依舊熱在其中，視為足球世界唯一的賽事，很難說是什麼民族情感的投射，說明了以民族國家觀點來解釋世界盃重要的侷限。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世界盃賽事的極端特性，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歐冠就辦不到），涉及那麼多空間的人們參與（其他FIFA和職業賽事難以企及），更重要的，那排山倒海而來的巨大壓力，如同巨大的黑洞，將選手的身心吸入擠壓，扭曲成無法想像的狀態，並在那樣的情境下，努力於輸贏的地獄和天堂中掙扎徬徨。

更殘忍的，多數人都注定要被打入地獄的命運。

換句話說，如同古代羅馬觀看人獸對決，世界盃所吸引我們的，在本質上就是觀看他人的受苦，或者稍微美化的講法，觀看人在苦難之中，所呈現的人性偉大，於是我們為勝者歡呼，為敗者流淚，因為無論何者，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難以體驗的風景，更是我們卑微人性所無法達成的成就。

當然這不僅限於世界盃，所有的體育賽事都隱含著這樣的性質，只是世界盃將之推展到最極端的情況。

然而，一旦視特例為常態，我們會失去太多深入理解的可能，因為過度高漲的情緒，反而忽視去客觀理解事物的冷靜和距離，這也是為什麼，臺灣總是充滿四年一次的「一日球迷」，因為「看熱鬧」而非「看門道」的方式，更適合世界盃的極端。

用吸毒而非呼吸的方式去理解運動，這運動永遠不會生根，不只足球如此，即如號稱「國球」的棒球也是；短暫的快感取代了長久的體悟，長期來看，無法結果，只剩荒蕪。

總之，時間已經到八月中旬了，足球季即將開始，伊布已經在第一輪法甲進了漂亮的兩球，C羅也在國王盃有了絕佳的表現，阿森納則在社區盾展現近年少見的氣勢。還有其他的更多，那些你在一個月內認識或來不及認識的人們，正準備要大展身手。

你願意花時間去認識日常的美好並為其喝彩，還是只是想繼續沈浸在某種扭曲之中，期待四年後再來看他人的苦難？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我準備好要迎接一整個賽季的感動。

喜劇的反轉——《Cyrus》觀後

（圖片來自網路）

試想這樣的劇情：

一位失婚的中年男，過著自我隔絕的宅男生活，唯一的友人竟是好心的前妻，故事開始在前妻前往關切他的近況，想拉他去參加社交活動，卻誤撞了他正在自慰的尷尬瞬間。在一番拉扯之後，他接受了前妻的建議和邀請，參加了一場派對，過程仍和所有的人隔隔不入，在人羣中孤立，被他人鄙夷。於是他開始灌醉自己，在酒後失態時，遇見了一女嫵媚的女人，互動愉快、彼此吸引，一段美好的關係似乎正要開始。可是，女方似乎藏有不能告人的秘密，總是匆匆來去，不讓主角進入他的生活。在主角暗訪跟縱下，真相終於大白，原來女方有個二十來歲的兒子，同樣也是每天窩在家中，母親是他唯一的互動。她們一起生活、遊玩，所有的大小事都依賴著母親，簡單地說 ，是個有強烈戀母情節的兒子。就這樣，兩個不同世代的宅男為了情人／母親，展開了勾心鬥角的對抗。主角先贏了一籌，還是敗在母子的強韌牽絆，只能結束這段感情。然而因為看到母親的憂慮與哀傷，兒子選擇和解，與主角認錯，並主動幫忙重新促成兩人的感情。

看似十分荒謬的情節吧。

如果再看演員名單，飾演主角的是John C. Reilly，飾演兒子的則是Jonah Hill，這兩位諧星出身的演員，整個劇給人的想像，就是那種Farrelly兄弟式的惡搞喜劇。

我認為這部電影最成功之處，便是在這樣的設定下進行扭曲（twist），用真實的手法去詮釋荒謬的情境。等於是喜劇的逆詮釋：喜劇是將現實以誇張的方法加以扭曲，讓人們發笑；《Cyrus》則恰好相反，把誇張的劇情寫實呈現。因為是建築在現實上的誇大詮釋，所以好的喜劇才能笑中帶淚，在大笑之後有深沉的省思。那麼以寫實的方式表達誇張的設定呢？Duplass兄弟用這樣的手法，反而捕抓了人生某種荒謬的樣貌，特別是那些被視為敗者的人們的生活處境。

人都是自我中心的，由自己的角度去審視、理解世界，所以我們理解的世界往往都是成功的、正向的，不自覺的從勝者的角度去理解世界。這樣的思維方式有正面的意義，給予每個人持續向前奮鬥的動力，缺點則是讓人們忘記了多數人的生活大半時刻都是由各式各樣的失敗所構成，不如勝者那樣光鮮亮麗，可笑的、乖謬的、離譜的失敗，以稀鬆平常的方式填充了我們的生活，不知不覺構成了生命的基調。

《Cyrus》不僅掌握人生的失敗面，更以一種溫馨的情緒，帶起了那種同理心，不再嘲笑甚至不會同情，轉而去理解主角們那看似誇張可笑的行徑，和我們人生裡的那些誇張可笑一樣的真實、自然。

於是，荒謬的故事變成了溫暖的故事，殘忍的嘲笑被會心一笑所取代。

也唯有John C. Reilly、Jonah Hill這樣的演員，才有辦法在荒謬與現實之間維持平衡，多走一步便流於可笑，少走一點則過於殘忍，兩人不慍不火的演出成功詮釋了這部電影的靈魂，也唯有Scott Free Productions才有這種慧眼，理解這部片子所欲傳達的精神，並給予其反好萊塢主流價值的運作空間。

《Cyrus》所要提醒我們的，或許是我們總是習於嘲謔譏笑別人，忘了我們也是別人嘲謔譏的對象，從可笑之中覓得溫暖與智慧，不僅是對別人的寬容理解，也是對我們自己的真實面對。

（影片來自youtube）

人、病與機構：《藥命俱樂部》與《瘟疫求生指南》觀後

《藥命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以下簡稱《藥》）在本屆奧斯卡獲得了最佳男主角和男配角的肯定；更早之前，2012年的《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以下簡稱《瘟》）則獲得了第85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殊榮。兩部片子的拍攝以及獲獎，顯示了好萊塢的主流價值開始關注上世紀末人與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之間的戰爭。正如同1980年代開始，一系列以越戰為主題的反省電影，在時間縱深的醞釀下，已有足以縱觀全貌的可能，提供人們重新審視和反省的空間；此外，這樣敏感而沉重的議題，也在歲月打磨下，逐漸符合好萊塢商業文化的運作邏輯，成為多數大眾所能接受並銷售的商品。

人與HIV之間的戰爭，比越戰更為複雜，涉及的層面更廣。這是一場多層架構的戰爭，一層是科學家與病毒之間的對抗，即專業的研究者如何於實驗室中，試圖擊倒病毒的努力。第二層則是患者個人與病魔的對抗，即個人在面對這無解的絕症時，身心如何面對這巨大的衝擊；並間接牽涉了負責治療的醫者，在中間所扮演的角色。最後一層則是人和機構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最曲折的層次，人可以指的是病人或醫者，即第二層的集合，機構則可以是病人實際接觸的醫療機構，或者是這些機構之上的國家機器管理系統。「病—人—機構」三者之間的彼此牽連，不僅構成了各種敘事的可能，同時也是醫療史或所謂醫療人文研究的重要構成。

《藥》和《瘟》兩片在「病—人—機構」的架構下，分別從個人與團體的視角，去描寫上世紀末，由愛滋病所引發不同層面的掙扎與對抗，特別是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以及和背後整個美國政府愛滋病政策的對抗。

《藥》描述了德州牛仔Ron Woodroof在被診斷感染愛滋病後的故事，劇情分為兩條軸線，一是在1980年代中期，愛滋病還是和同性戀畫上等號的疾病，主角生活在強調男性陽剛氣質的社會底層，對同性戀充滿了歧視，然而在染病之後，他從歧視者變成了被歧視者，過去的生活圈將他摒棄，反而在那些過去被他百般羞辱的人羣中獲得接受，並和同是天涯淪落人跨性別者Rayon發展出深厚的情誼。另一條軸線則是和FDA漫長的對抗，主要針對當時多數治療藥物在當時並未被FDA所允許上市，主角僅能報名參與AZT這種藥物的實驗，除了可能獲得無效的對照組安慰劑，AZT的副作用對身體的傷害更宛如毒藥。走投無路的主角，反而意外於美國境外獲得更合適的藥物Peptide T與妥善的治療，他更偷偷將藥物走私回美國販售，最初在街頭後以俱樂部的形式；一開始只是為獲利，但隨著越來越多人的依賴，以及FDA三番兩次的找麻煩，主角漸漸跳脫個人私利的角度，挺身挑戰FDA的權威。

不同於《藥》片一定程度的虛構和誇飾，由記者David France所執導的紀錄片《瘟》，則採取了紀實的立場，詳述了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和TAG（Treatment Action Group）兩個以同性戀為主體的組織在愛滋蔓延時，從成立到發展的經過。透過片中的描述，ACT UP也是先由藥物政策開始，挺身和美國政府對抗，如果Ron Woodroof是以遊走法律灰色地帶的方式進行個人式的抵抗，ACT UP則是以公民運動的形式，號召大大小小各式的不服從運動，將美國政府在愛滋政策上的不公與缺陷曝露於世人面前。ACT UP的公民運動具有切身而急迫的特質，同性戀社群遭受愛滋病巨大的摧殘，運動參與者的親友甚或自己都陷入病毒的折磨；整個社群先前好不容易爭取微薄的自主和肯定，也被有心人士以疾病之名，將之污名化。在這生死存亡的戰鬥中，隨著議題的不斷開展，抗爭的目的也逐漸深化，從藥物的管制觸及了雷根政府對愛滋防治醫療政策的冷漠顢頇。也由政治的議題中，逐漸開始出現切入醫療的角度，直接搜集資料和紀錄，對病毒進行研究，延伸出TAG這個組織，重新和原本對立的醫界、政府對話、溝通，謀求合作之道。生死交關的急迫和戰線的延長，帶來的是組織內部一波波的爭執和分化，再加上愛滋治療的絕望感，交織而成一則悲喜交加的寫實史詩。

《藥》作為商業電影，浪漫與雕飾難免，Rayon和女醫生Eve Saks的角色都是虛構出來的角色，也因此有著好萊塢式的浮誇感動。《瘟》則秉持著紀實的精神，真實描繪那如同身陷流沙般的戰鬥，也因此有著前者所有無法企及的重量。然而，不管何者，其實都描繪著不同的個人在面對疾病的奮鬥，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利，挺身和體制對抗或對話，努力尋求生命的出路。

疾病之於人，在多數人刻版印象裡往往是個人而私密的，忽視了不管患者、醫者乃至醫療政策的制定者，都生活於社會之中；了解或治療一種疾病，永遠擺脫不了歷史的積累和社會錯綜複雜的脈絡交錯。綜觀這兩部電影，疾病扮演著令人窒息的背景，創造了極端的處境，逼得人們沒有逃避的選項，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在體制中尋找可能，進而改變了體制。這樣的運動，在形式上可以是個人亦可以群眾，在動機上是自身私利卻也促進了公共的利益。

兩部片子最後都以圓滿的方式結束，《藥》片結束在個人生命的昇華與救贖，《瘟》則收尾在雞尾酒療法的問世，營造出那場戰爭已然結束的某種氛圍。然而，現實依舊殘酷，《藥》的主人翁也許跨越了歧視，但在這世界多數的地方，那歧視仍恣意橫行；在《瘟》上映沒多久，其中一位主角仍因愛滋病離世，暫時緩解距離根治之路還很漫長。從更廣義的角度，人與人為或自然磨難的對抗，本來就無休無止，是人存活的必然。

解決某種疾病，要靠醫學的專業，但面對從疾病延伸出來的各種歧視與不義，就如同所有的歧視與不義一樣，每個人都應有挺身抵抗的義務。這或許是這兩部電影，以及那與愛滋病漫長戰鬥的歷史，所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本文已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文中圖片皆來自網路。）

再度結束，再度開始

如同那曾經是智者但現在不知怎麼了的Billy Corgan所言，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Is the End.

四年前是用這首歌開始的，四年後應該也要用同樣的方式重新啟動。

有天你會在那如同香檳般恣意灑洩的星球死亡瞬間發現我身處在那美好爆發之中。

至少我是這樣希望。

句點

Hoffman這段獨白永遠是深夜黑暗漫溢之時最好的救援。

人一生多數的自怨自艾，大半出於自知自明的缺乏，妄想成為無力成為的人，在眼高手低的距離和期待與落空的溫差間，反覆哀怨蹉跎。

「懷才不遇」問題不是出在他人的不遇，而是憑什麼覺得自己懷才。

其實，我不在意別人的成功，對於己身的失敗也早已看開。這段時間困擾我的，反而是某種童年陰影所留下的詛咒，把某些酒酣耳熱的客套詞句看得太重太重，重到產生可笑的推斷，把自己的價值推及他人，總覺得別人也跟自己有著相同的想像與看待。

一旦失落，再加上明暗對比太強，就失去對自我的判斷，失了自己的斤兩。

十分可笑。

一旦認清了本質，明白了差異，就知道沒有什麼好在意。

那獨生子的悲哀不應衍生成幻象，幻象即便生成也應該明白那只是如威爾鋼作用下短暫的勃起，不該擴大幻想誤以為自己有三十公分的懶芭。

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