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鳩止渴的旅行產業－－《旅行的異義：一場揭開旅遊暗黑真相的環球之旅》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在今日臺灣旅行已經是每個人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各式各樣規模不一的旅程安排，已成為人們日常安排的常態。在國家的層次，旅遊相關產業的發展更成為政府施政的關注焦點，中央或地方政府都努力的推動觀光事業，視為經濟的主要命脈。不管在小我或大我層次，「旅行」一詞的內涵都是正面的，是個人修養和國家發展之必需，因此討論的焦點往往理所當然地放在如何讓「旅行」更多更好的鼓吹，對「旅行」本身卻少有深刻的反省。這並非是臺灣單一的現象，而是全球的主流浪潮，而在這波浪潮下，伊莉莎白‧貝克所著的《旅行的異義》無異是在一片歌功頌德之中，敲響了一記警鐘，提醒世人作為產業的「旅行」，和所有的產業一樣，在欣欣向榮的獲利背後，亦有著對等的副作用，迫使著環境和社會付出代價。又或如同書中所引用，作家唐娜‧里昂（Donna Leon）所形容的，觀光業就像是海洛因一樣，任何國家依賴觀光業，即等於吸毒者對毒品的成癮一樣。

身為資深記者，作者對觀光產業的成形進行了歷史的回顧，並考察了世界上的觀光大國，兼具時間的縱深和空間的廣度對觀光業進行檢討。觀光業的興趣並成為重要的經濟，是二十世紀中後段才逐漸成型，和二次戰後歐美經濟的復甦有關；隨著冷戰結束，閡隔在兩大陣營政治高牆被打破，旅遊業更形擴大，至二十一世紀前十年，已經成為每日創造三十億美元營收，和石油、能源、金融及農業等經濟力量同等級，並擴散至不同層面，可說無所不入。她以四項類別來加以討論，首先是文化觀光，對象分別為法國、威尼期和柬埔寨，法國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也幾乎是世界各國效法的對象，法國在不斷更新旅遊景點及相關設施的同時，仍然秉持著「觀光發展必須對當地人有利」的原則，再加上身為已開發大國的實力，才能獲得對應的成功。威尼斯和柬埔寨則沒有那麼幸運，觀光業掏空了威尼斯其他產業的生存可能，並且破壞了既有的文化基礎；柬埔寨則更等而下之，除了面臨一樣的困境，更淪為以性觀光為賣點，致使國內貧窮的下層女性，沒有任何選擇的可能，只能被地下性產業吞食。第二類消費觀光則以遊輪和杜拜為例，這是純粹以購物為導向的旅遊內容，可以視為百貨公司的移動和擴大版本，以人工的方式打造出不同於日常生活的空間，既是人工打造，就必需耗費大量的成本，以及相對的環境污染，遊輪之於海洋和港口，又或者杜拜硬要在沙漠創造人間美景，在光鮮的外表下，都隱藏著巨大的傷害，無論是對既有的空間或文化。

第三部分則是以自然為賣點的觀光，尚比亞的狩獵旅行、哥斯大黎加的綠色觀光，以及在戰火之中的斯里蘭卡為討論的對象。這些國家相對窮困，利用自然資源是最簡便的獲利方式。非洲以草原生物和尋根之旅作為在歐美行銷的賣點，和中國的外交關係則吸引大量亞洲面孔，但整個獲利的邏輯即是販賣自然，所造成的生態浩劫可以想像，再加上政局的變動，引起了更多的糾紛。綠色觀光看似截然不同的運作，然而什麼是「綠色」的標準則仍待討論，各式的認證會議和標章顯示了觀光業的反省，可是成效如何，特別是否能達到維護環境和文化生態的預想，則仍待觀察。斯里蘭卡則像在兩者進行一場賭注，想藉由旅行業的發展來彌平戰火和內部的分裂，結果是向上提升或嚐到觀光產業的苦果，沒有任何人有把握。最後則以中國這新興的強權和美國這既然的世界領袖，比較兩者觀光產業的現況和發展。中國有龐大的地理資源和人口基盤，既是觀光地也是觀光客，再加上政府強而有力的控管，注定會將左右世界的旅遊版圖，巨大的利潤是否足以遮掩橫生的難題，作者其實持悲觀的暗示。美國的觀光業在911恐怖攻擊後長期低迷，人們想法設法希望能重振觀光產業，不單沒有具體的成效，似乎走上偏鋒，選擇旅遊業黑暗的一面。

作者並不否認旅遊產業的正面影響，但認為不能一昧偏頗的只看到巨額的利潤，忽略了相對甚至更嚴重的災害，一旦只有單一聲音，便將失去了公民對話或辯論的可能，讓觀光業的獲利者以利益為糖霜，逼著在地人民吞食苦果乃至毒藥。我相信每個人對觀光產業看法或不相同，但對於公民對話或討論的空間則是一致的，這世上沒有事物是完美而無副作用的，若有也只是刻意忽視而已，如一開始所謂，在臺灣各地以旅遊業為導向時，閱讀本書有太多令人驚醒和反思之處，當一棟棟商旅成為街道上最主要的建築、當各地都有著一成不變的老街和夜市、當觀光景點總是塞不完的車與清不完的垃圾、當文化為觀光而掏空及表象化、當觀光客的多寡可以成為威脅的一種方式……有太多太多的徵兆，讓我們去思考這條路是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這還是大我的層次，在個人層次或許亦有更多的反省，我們所在進行的旅遊是否以當地自然人文為主體，亦或商業化的當地？如果是後者，這樣銅臭、速食式的旅行，還能有什麼涵養存在嗎？

也許，在閱讀本書之後，在進行公民對話之前，每個讀者在內心，都有著一場關於旅行的對話迫切的需要進行著。

外來者的異議：《震盪效應》借運動故事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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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電影《震盪效應》（Concussion），據真人真事改變，講述一位從奈及利亞移民美國的醫生Bennet Omalu博士（威爾•史密斯飾），在一次偶然執行法醫專業時，意外發現了美式足球運動對職業球員腦部所帶來的傷害，長期的衝撞使球員罹患慢性創傷腦病變（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CTE）的比例高於常人，在後遺症的作用下，導致他們的生活陷於混亂，直接間接帶來了死亡的命運。

他以嚴謹的態度進行研究，在和其他專家的合作下將成果發表，卻不為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所接受，不僅忽視甚至反擊。過程中所揭起波瀾和反響，對主角Omalu的職涯和人生都帶來了劇烈的變化和影響。

光看劇情介紹，大概會覺得這部電影是屬於描繪職業運動或者揭發社會黑暗面兩種常見的類型片套路，但本片核心其實和兩者沒有太大的關係。美式足球在電影只作為背景的呈現，僅觸及了球員退休後的生活、聯盟龐大的組織力量，以及對社會影響力等等側面，運動或比賽在片中只有浮光的剪影，無太多的著墨。

本片當然具有揭櫫社會真實的雛形和要素，但刻意以平實的基調去處理，而非運動、揭露案件常見的英雄渲染，本片缺乏那種激情式的演出。或許是因為在現實層面上，Omalu雖指出美式足球和CTE之間的連結，並獲得世人重視，但並未具有戲劇性的瞬間（常見如菸草案、環污案那種在法庭上攻防之後，獲得巨額賠償的勝利）。

此外，Omalu身為學者，信仰的是科學，這也是在電影中反覆強調的，他甘犯眾怒提出兩者的關連，是對自己專業的尊重，同時更重要的，是對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價值的理解。後者正是本片能不受運動或這類揭發案件類型故事拘束的原因，也是導演藉由平實的敘述所表達的深層想法。

當焦點不在運動場上的熱力，亦不在捕捉英雄的光榮，而以Omalu和聯盟的苦鬥，去闡釋什麼是美國這移民社會的價值，意即什麼是所謂的「美國夢」，什麼真正讓人融入這個國家。Omalu的能力不用懷疑，他取得的學位包羅萬象，學有專精、多才多藝，但他明顯的口音，和不同於美國人的行事風格，以及那對待死者的尊重和一絲不苟的作風，仍讓他顯得與旁人格格不入。

然而，他十分享受著在美國的新生活，並渴望成為這社會的一員，他擁有高學歷、高收入，也有支持自己、被他當作楷模的上司，「美國夢」似乎正在實現。勇於追問，並且坦蕩揭露專業上的發現，將科學的結果呈現給世人，獲得應有的掌聲，應該是這美好理念的實踐。但結果完全相反，非旦沒有得到肯定，反而令他成為眾矢之的。在煎熬之中，他對美國美好生活的想像開始破碎，作為一位外來的移民者，他感受到了這社會對他的排擠，也看到了在表象之下那黑暗不堪的一面。

職業美式足球在影片和現實生活中是美國價值的象徵物，美式足球是多數人成長回憶的一部分，一週一次的職業賽事，尤其是感恩節大戰和超級盃對決，早已成為生活中的例行大事，美式足球那男性主義的英雄崇拜也根深蒂固地成為美式文化的一部分。從商業經營的角度，身為北美四大職業運動的一員，龐大的利益連結，使他擁有更具體而實際的影響，球場成為城市的重要核心，無數的人依賴著NFL的運作生活著。

某種意義上，Omalu其實並未發現什麼，只是多數人有意無意選擇閉上雙眼，因為一旦提出質問，挑戰的不是疾病亦非聯盟，而是打破自己安身立命的飯碗和日常生存的文化。這個提問只有Omalu才有辦法提出，如同另一部同期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中所言的，只有「外來者」（outsider）才有辦法在既有的體制和運作中，不畏社會壓力的提出質疑。

他們也許會受到的打擊，但因為他們的異議才能讓眾人驚覺與反省，進而逐漸產生改變。這也是美國強盛的理想之一，因為他容許外來者及其提出的異議，不斷地新陳代謝。那光鮮亮麗的表象只是其次，親身實踐這新陳代謝的邏輯，體會其中的甘苦，並換來其他成員的重視，完成了這一切的Omalu才真正成為了一位「美國人」。

本片由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出任主角Omalu博士，在奧斯卡的忽視下，Smith夫婦的不平之聲，掀起了本年度奧斯卡種族歧視的風暴一角。靜觀本片，他的不平實有道理，這確實是他從影代表性的演出，不管演技、口音或面對壓力的內心交戰，都遠超過當年拳王阿里的演出，理應獲得提名。

如果不從黑白問題的角度看，這部片絕對是今年奧斯卡的遺珠之一，特別是編導Peter Landesman，這位身兼作家、記者、編劇、導演多重身份的才子，更是值得影迷注意的名字，本片及前作《關鍵目擊》（Parkland），以及擔任劇本的《告密者》（Kill the Messenger）皆改編自真人真事；如何在把握現實感的同時，訴說一段故事，似乎成為他的獨特的標記。

在臺灣運動電影並非主流，也少有佳作，更何況本片若討論職業運動底層一面，得到的反響和關注有限。然而同為移民社會，本片以美國為例，描繪外來者的重要，並保留社會那自我新陳代謝的能量和活力，或許值得我們借鏡與反思。

歷史學家的記憶行旅：讀《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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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已刊登在故事）

好的作品總會引導人們至另一個好的作品，有時是直接的引用和參考，有時則用刺激讀者聯想的方式。

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便是這樣的一本書。

不少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很可能會聯想起《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該書作者原為知名雜誌《ELLE》的編輯，於一次中風之後，成了閉鎖症候群的患者，全身只剩下左眼能動彈，他藉由這唯一的溝通管道，在友人從旁協助下，以一次次的眨眼於臨終前完成這部回憶錄，反省著自己的一生，並重新體認生命的可貴與意義。

書名的「潛水鐘」與「蝴蝶」分別象徵著作者生命相背反衝突的兩種隱喻，一是被禁錮動彈不得的肉身，另一則象徵著那自由馳騁，渴望逃脫肉身桎棝的靈魂。

《山屋憶往》也有著類似的衝突與掙扎。

作者東尼‧賈德為知名戰後歐洲史研究者，同時亦以左翼的政治評論聞名，四大卷本歷史書寫的《戰後歐洲六十年，1945-2005》和對當下社會提出針砭建言的《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皆於這幾年陸續推出繁體漢語譯本，臺灣的讀者可以很容易親近他這兩方面的專業。

然而，除了作為史家和評論家的角色外，他另一悲劇的身份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即俗稱的「漸凍人」，他於2008年確診，並迅速惡化，於兩年後去世，享年62歲。

本書寫成於發病之時，如同序言中作者的解釋，這25篇的回憶性的自傳文字，並非為了發表而書寫，而是為了「自己的需要」，在內體漸次失控下，返歸於內心的世界，思索自己的一生，以及所生活的世界。不同於前引兩書的專業嚴肅，在本書裡雖然仍舊可以見得其戰後歐洲史的學養，以及對於時局的關心與批判，但卻流露出更多人性柔軟的一面。

亦如同逐漸受困潛水鐘之中的蝴蝶，當肉身自由被剝奪，與世界的接觸形將困難，賈德只能沈潛於心靈的深處，於記憶之中飛翔。用他自己的譬喻，他於心靈的世界裡建造了一間「記憶小屋」（memory chalet，即本書英文原名），於其中反覆回憶、排列著人生裡一則則的故事，有些完整、有些片段。作為一專業的歷史學者，不同於《潛水鐘與蝴蝶》那樣純然的自省，藉由對自己人生敘事的「自我審問」，他將「小我」和「大我」的齒輪慢慢地扣合在一起，於敘述個人生命史的同時，亦描繪了整個時代。

在書中能夠讀到作者人生每個重要的片段，出生、成長、求學、短暫的前往以色列、職業選擇、移居美國、再婚；同時在這樣個人生平的書寫中，體現以英美為為主的西方世界，於二戰後變化的點點滴滴：戰後經濟的復甦、旅行等消費流行的興起、英國上層菁英的處境、法國成為思想界的核心、錫安主義於猶太社群的影響、1970年代的革命與叛逆氛圍、冷戰意識型態的漲消起落……等等，每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都在作者人生中，或直接或間接的作用著。

作者一方面透過對自己人生的細膩審視，鳥瞰了整個時代的展開；一方面又透過了對時代整體的求索，理解個人生命的每個轉折。個人與時代的意義，充分獲得了結合與彰顯，史學、史家與時代三者緊密的疊合相扣於作者的文字之中。

好的回憶錄理當如此，更何況出自一位成熟的史家手筆，諸如在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Interesting Times）裡，亦能見得類似的況味。

然而賈德的病情，讓本書呈現不同於一般的深度，「記憶」不單只是紀錄或傳達，而是他藉以逃脫病痛的救贖，面對身體的不適，他的解決方法：「是在腦裡不斷翻閱我的人生、思考、幻想、記憶、誤憶等等，直到我碰到一些足以讓我專注的事件、人物或敘事，以便讓我的心思脫離那囚禁我的身體。」（頁33）

如同許多囚犯，對人生經歷細緻與完整的敘述一般，因為當肉身被禁錮之時，人們才會了解記憶是多麼重要的存在與寶藏。唯有這些記憶的留存，才能證明了我們生命的存在；但生活於常態狀況下的人們，卻多半忽視了每段記憶的可貴，隨意遺忘、散落，如同我們對生命的揮霍。

這或許是《潛水鐘與蝴蝶》或《山屋憶往》，最動人也最重要之處，提醒著人們「記憶」的重要，去創造並珍惜每段記憶，一段一段的積累，結成美好而不悔的人生。

本書開始於瑞士的山間小屋，寫尾亦回到瑞士半山腰的小鎮，那是一與世隔絕的小鎮，只有火車的來返，遠離塵囂。作者在最後寫道：「我們不能選擇從哪裡開始我們的人生，但是我們可以在希望的地方結束。我知道我將會在什麼地方：就在那班小小的火車上，不特別要去哪裡，永遠，永遠。」（頁288）[1]

之所以能夠選擇，是因為在闔眼的最後一刻，一生記憶於眼前攤開，任憑回顧進入，在靈光燭滅之時，伴隨我們，直到永恆。

本書可以是一本回憶錄，可以是一本歷史書寫，更是一本對記憶及生命的謳歌。透過對本書的閱讀，讀者於在賈德的邀請下於山間小屋小憩，並陪著他坐了一小段的火車；進而思索著自己生命的記憶，以及最後的終站。

[1] 忍不住要甘冒掉書袋之嫌地多言幾句，賈德的永恆火車行旅的意象，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也結束在類似的情景之中，這兩位偉大的心靈對人類生命有著相似的隱喻與看法，此巧合或亦為好的作品讓人聯想起更多美好之一例。

無論喜歡與否：奧斯卡的種族爭議與我們不無關係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無論喜歡與否，不可諱言地，奧斯卡金像獎頒奬典禮都是當今影壇最有影響力的盛事。這除了突顯美國好萊塢影業無法撼動的霸權地位，也不得不承認，奧斯卡影展在藝術和商業之間取得了巧妙的平衡。每年的頒獎典禮，總是眾星雲集，星光閃閃，光是走紅毯就足供人們評頭論足許久；每年各大奬項的提名名單的頒佈和最後結果，或偶有失誤或異議，整體而言，雖不見得一定是當年最傑出的影片或演出，但大抵都能代表著不同時期流行文化的主流意向。

在光鮮亮麗頒獎舞台背後，今年有股強烈的衝突和緊張正在發酵著──非裔美人社群對奧斯卡金獎像及其主導者美國影藝學院「種族歧視」的控訴。男女主角與配角的提名名單，全部皆為白人，倘若連2015年的提名一併攤開，美國影藝學院等於宣告了這兩年之間，只有白人才是演員，其他人種都被否定。

若把範圍拉得更廣，導演獎項要不是有墨西哥出身的大師級導演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連兩年精彩的表現，以及《逐夢大道》這樣以金恩博士和塞爾瑪遊行為主題的片子，奧斯卡在重大獎項上可說是「白」得徹徹底底。

即使避開使用「種族歧視」這樣具有情緒的字眼，對奧斯卡缺乏「多樣性」（diversity）的指控，由來以久，尤其涉及到美國黑白問題這最敏感的神經，屢屢成為論爭的焦點。在奧斯卡八十八屆的得獎者中，僅共只有五位黑人影帝、影后，從六0年代初期Sidney Poitier獲獎之後，即陷入漫長的空窗期，直到21世紀2001年才由Denzel Washington打破這非裔美人僅能獲得最佳配角的潛規則。

同年並有Halle Berry同榜封后，之後陸續出現Jamie Foxx、Forest Whitaker等男演員獲獎。2013年上映以黑奴為故事背景的《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則獲得該屆的最佳影片，當年的最佳導演獲獎者則為墨西哥導演Alfonso Cuarón，再加上前年獲獎的李安，似乎都在說明著進入新世紀之後，奧斯卡開始逐漸改變。

但接連兩屆相關爭議又起，尤其是今年演員的部分。以知名導演Spike Lee，以及Will Smith其妻子Jada Pinkett Smith為首，紛紛提出批評和質疑，再加上網路社群媒體以#Oscarssowhite的發酵，迅速於網路上漫延燃燒，也引起非裔美人平權社團的主意。

不可諱言，21世紀的奧斯卡在多樣性上已大有進步，除前述非裔美人外，拉丁籍和亞洲籍背景的獲獎者亦不在少數。因此，像資深英國演員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便對這種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最終的標準應該回歸藝術本身，依據「多樣性」的政治正確而做的調整，反而傷害了獎項本身的客觀價值。Charlotte Rampling更直言「多樣性」反而變相造成了另一種「種族歧視」。

那麼究竟今年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大的軒然大波？原因可能分為幾個方面，首先自然多多少少涉及了行動者個人的層面，譬如Will Smith和Spike Lee這兩位才華洋溢的電影工作者，卻一直無法在奧斯卡的舞台獲得相對等的評價，屢屢失之交臂。當年因演出拳王阿里獲得男主角提名的Will Smith，他在落選時當下的表情以及中途的退席，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要強調這種個人的沮喪感，絕不是單一個人的，而是非裔美人從業人員普遍的挫折，所以才會引起各方熱烈的響應。

此外，也或許是最直接的因素，今年以非裔美人為主角的或主題的佳片頗豐，這也是和去年最大的不同。以洛基訓練宿敵阿波羅之子的拳擊電影《金牌拳手》（Creed），男主角Michael B. Jordan在片中表現精彩，但這部由黑人導演Ryan Coogler編導並充滿非裔和拉丁裔演員的影片，最後只有Sylvester Stallone獲得提名。

以hip hop文化指標團體NWA故事改編的《衝出康普頓》（Straight Outta Compton），導演亦為黑人F. Gary Gray，幾個新進演員的表現也令人稱許，但全片僅或編劇的提名，而兩位編劇則為白人。如果說運動和hip hop文化一向不是奧斯卡的喜好，那麼Will Smith主演的《震盪效應》（Concussion）和Idris Elba主演的《無境之獸》（Beasts of No Nation）則完全是標準的奧斯卡品味，前者依真人真事改編，講述一位奈及利亞的移民醫師，隻手揭露美國足球聯盟NFL醫療安全，並在對抗的過程中理解並成為他理想的「美國人」。

後者則改編自小說，講述一身陷戰火的國家中，一位小男孩加入游擊隊的故事，討論戰爭對人性的影響和扭曲。兩位主角都在片中發揮了精湛的演技，並獲得媒體與其他影展的肯定，連前述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在聽聞Idris Elba竟連被提名都沒有時，都忍不住驚訝。今年成績如此豐碩，但美國影藝學院卻置若罔聞，也難怪會激起那麼大的反彈。

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結構。美國影藝學院的會員九成都是白人，近七成以上為男性，並多數超過五十歲以上，這自然和它保守僵化的會員推舉制度有關。先天條件的侷限並造成了它的價值觀點，即便沒有歧視特定族群的主觀意願，卻很難不讓人非議。

事實上，美國影藝學院的構成雖然極端，卻多少是好萊塢主流，乃至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縮影，越來越多的優秀黑人演藝人員出現，連歐巴馬都能超越膚色入主白宮，但總讓人覺得上層階層或核心價值仍然是屬於白人，眾多的改變與開放都僅為有限度或表面的不同，內裡的歧視高牆始終高聳在那，隨時好像都會扭轉一切，難以打破。

Charlotte Rampling所說：「保障多元是另一種種族歧視」，不無道理，但絕非她所謂的歧視白人，而是保障多元的善意，往往選出一些政治正選的作品，結果仍是白人主流價值的展現。這種細微但影響深遠的界線，沒有身處其中是難以理解的，所以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會有那樣的發言，而George Clooney立刻表明支持，並強烈批評這十年奧斯卡大走回頭路，就說明了這問題真正觸及的不單只是電影，而是美國社會種族爭端脈絡下的一條支線而已。

這樣的爭議還有待發酵，尚無解決或停止的一天，所謂的「平等」的觀念與實踐從來不是被寫定，而是要靠人們不斷的摸索與改進。對於非美國人的我們，這樣的爭執依舊有值得反思與借鏡之處，從廣的角度，好萊塢是今日電影世界主導力量，是構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身陷其中我們，可以去思考這股浪潮背後的核心價值究竟為何，而非一股腦的接受。

此外，也是更重要的，臺灣看似好像沒有「種族」問題，但其實漢人對原住民族的偏見和侵害從未停止，而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和歧視亦時有所聞，奧斯卡的爭議說明了要消除歧視是如此的困難，或許也值得我們省思我們眼下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