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7日 星期一

必要的平庸:讀楊小娜《綠島》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歷史小說」是一種充滿內部矛盾和張力的文本,一方面強調著「歷史」的「真實」,另一方面則又必須保有「小說」的「虛構」,以既有的歷史架構為舞台進行寫作者創造出的劇情,一真一假,一實一虛之間,就像走鋼索,考驗著寫作技巧和平衡的拿捏,一個不小心就很流於僵硬的照本宣科或是架空虛無的空洞之中。這樣的內部緊張,也是歷史小說引人入勝之處,一旦能掌握歷史和小說的特性,就能給予作品「過去」的重量,並能以「現代」去填補缺蝕的孔隙,還原整個時空的氛圍,並且隱晦地帶入著對當下的警醒。

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時期始終是臺灣歷史小說的重要課題,以其為題材或背景的創作甚多,理由多少也受時空環境影響,在政治高壓的年代裡(即便至今日)許多資料仍數機密的情況下,似乎只有透過小說家的想像力,才能填補殘缺不全的真相,傳遞著時代的悲痛和苦澀。

華裔美籍作家楊小娜所著的《綠島》(Green Island)是這個創作主題最新的成果,原書以英文寫成,於2016年上市,中文本也隨即被翻譯出版,內容是描寫著蔡氏家族從1947年二二八事件至2003年的顛沛流離,故事始於家族的父親蔡醫生於二二八當日迎接自己新生的女兒-也就是本書無名的主敘者,同時被捲入接下來的事件中,雖然逃過死劫,卻成為了政治犯,這樣的驟變影響了整個家族,從戒嚴到解嚴;從島內到海外;從威權到民主,主角和家族其他成員的命運,和數十年間臺灣所經歷的種種政治變動緊緊相繫。

1947年《紐約時報》所拍攝的228事件首波抗議地點。專賣局查緝員使用暴力手段取締造成民眾一死一傷的「緝菸血案」發生後,激憤前往包圍肇禍者任職機關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抗議群眾。

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時,這樣的一本小說有其代表意義,特別原書以英文寫成,作者以老練優美的文字技巧,將二二八事件以小說的風貌,呈現給外國讀者,在評論或銷售中都取得不錯的佳績,間接讓更多人知曉臺灣戰後的政治變化。然而一旦被譯為中文,這樣一本涉及二二八事件和政治迫害的新著,實難被視為關於臺灣戰後歷史小說書寫的新高峰,甚至是對1989年林雙不編選的《二二八台灣小說選》以來,相關書寫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繁花盛開的一種逆轉。

總體來說,一本小說充滿著太多刻板的書寫,每一個角色的象徵意義都過於浮面,以至於每一個情節,不管是大我到小我層面的開展都太好預測,幾乎就是制式受迫害或從迫害中覺醒的刻板印象,政治犯、政治犯的家屬、特務、流亡海外的革命者,每個角色都照本宣科的演出,如同主角的覺醒再到幻滅的經過一樣,平面而乏味,沒有驚奇,沒有深究的塑造,更遑論訴諸淺層的情緒之外,更深層的人性感動。

小說「虛構」的部分,本書所營造的想像空間有限,似乎只是努力跟隨著歷史的步伐,在相關回憶錄取得不再困難的年代,閱讀諸如鍾逸人傾一生之力所撰寫《辛酸六十年》三部曲,反而有更多親歷的觸動。歷史「真實」的部分,呈現的又只是一種平面、單調的歷史觀點,理應可以發揮小說家之所長,架構起龐雜而立體的過去,刺激更多思索的可能,如舞鶴在〈調查:敘述〉裡所精心打造的世界。結果反倒是壓縮過去的複雜,以一種傳統教科書千篇一律的書寫調性,反覆頌唸著某種政治正確的經文,失去了歷史或小說兩端皆需要的血肉,只能說是刻板印象的大集結。

這樣的要求無疑過於嚴苛,《綠島》一書終究是一位成長於海外的作者,以外國讀者為對象的書寫。全書試圖提出了新的切入點,想用對平凡人的觀照,取代國族觀點的敘事,這部分在書中的第四章裡表現的尤其出色,或許這也是作者最熟悉的台灣。回歸凡人的寫作初衷,也說明了全書說倖存者的故事而非烈士,如書中的夫子自道:

那些出賣自己靈魂而苟活下來的男人,無人替他們建造紀念館。那些年間,成千上萬的人失蹤,被抹上罪犯的污名,從暗夜回到天光之下後,成為街坊鄰居之中的棄民,而他們當初只不過希望做這座島的主人。情節比烈士還複雜的男人們,或者必須重新面對日常艱辛的那些家庭-無人會為他們打造紀念館。

藉此反省將二二八的苦難符號化的過程,暫且不論這種反省是否有新意,以及大白話破題的創作高度,但全書關於倖存者及其家人的描述,卻沒有展現當時代的「複雜」面相,改以另一個模板取代了既有的樣板,稀釋、淡化了那些倖存者的容貌。

當然,刻板也並非全然負面,有些苦難必須先知曉才能去深入,「刻板」如果是知的起點,這樣《綠島》一書的設想可能是必要的平庸,特別是對那些對臺灣幾乎一無所知的異國讀者。對臺灣讀者而言,這樣的刻板則具有雙重的檢討意義。相當的程度上,理解二二八或臺灣政治迫害,台灣讀者比起外國讀者而言,並沒有高明到哪兒去,自己的過去對自己而言竟是遙遠而陌生的國度,當二二八事件不再是禁忌,漸步走入教科書之中,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落差?

每當人們談起二二八事件,「你所不知道的XXX」仍然是奪目的開頭,吸引著人們閱讀和轉載。當有那麼多研究者費盡心力,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挖掘、詮釋臺灣所經歷的苦難,我相信知識的認知絕對足夠,無法開放的禁區也終究有解除的一天,但這些知識卻無法化作人們切身感知,如何打通中間的間距,由刻板進而活潑、由單一進而多元的普及過程,或許才是重要的下一步工程。

另一該反省的面向,更為深刻。我們是否在有意無意之間,因為各式各樣的考量,自囚於刻板式的理解之中,只求片面而單一的論述,不願去面對歷史的龐雜和巨大?進而去追求「真正」的和解與共生?對歷史學而言,過去所發生的真相是永遠的追尋,是無止盡的趨近,一旦某種標準答案出現,幾乎就注定背離真相,也抺去了人們所曾經歷的磨難。刻板或印象式的知曉應是起點,而非該追求的終站,必須認識到起點,才有可能大步向前。

回到《綠島》一書,如果書中所述對你來說仍是陌生,那麼依舊值得一讀,但不該到此輒止,你會錯過更多對身處土地的理解,在這70年之間有太多的回憶和書寫,正靜靜等待著你。



2017年2月7日 星期二

《王冠》恆勝:歷史與魔幻的加冕時刻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串流媒體Netflix絕對是近年來美劇最強大的勢力,為了吸引更多閱聽人使用該公司所提供的影片服務,從2000年延聘沙藍多(Ted Sarandos)擔任首席內容主管(Chief Content Officer)之後,並一直積極投入自製影集的拍攝,在以傳承《黑道家族》(The Sopranos)調性的《莉莉海默》(Lilyhammer)初試水溫之後,2013年的《紙牌屋》(House of Cards)一鳴驚人,打響了Netflix Original的旗號,延展至今日,Netflix所推出的影集已成了品質保證,「叫座」與否或許要看運氣,畢竟市場的喜好有時而變,但確實支支「叫好」,吸引了死忠的追隨者。放眼各大電視網,大概只剩龍頭HBO,還能與在質量上匹敵,而這也是Netflix Original念茲在茲、極力挑戰的對手。

Netflix在2016年所推出的影集《王冠》(The Crown),在2017年初金球獎一舉奪下最佳劇戲類電視影集和最佳戲劇類影集女主角兩項大獎,這無疑是巨大的勝利,並被許多評論家視為世代交替的徵兆。這看法或許激烈了點,金球獎的結果與其說明了Netflix或其他串流媒體自製影片的勝利,倒不如解讀成宿敵HBO的《西方極樂園》(Westworld)的意外落馬。此外,在喜劇類和迷你影集的部分,老牌媒體FX的表現依舊強勢,新舊媒體在內容上的戰爭,還未落幕,只是開端。

《王冠》的勝利,仍是Netflix無可諱言的成就,該劇實在太具有獲獎的元素。這是Netflix第一次「真正」嘗試歷史影集,此前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架空的成份太重,充滿某種東方情懷的空洞想像,說是歷史不如說是為了跟《權力遊戲》挑戰的奇幻影集;而《毒梟》(Narcos)雖然故事也奠基在歷史人物(Pablo Escobar)上,但更多的是類型片的氛圍(考慮到續約,未來說不定會成為一部史詩性的類型影集)。

《王冠》以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前後的早年生涯為主軸,因為出現的人物,生平背景皆可考據,主角女王本人仍在位,必須以史實為主要骨幹,再添入詮釋和想像為肌理,真假比重的拿捏恰到好處,不會流於紀錄片的沈重,亦增添一般虛構故事所難得的質感。

能讓本劇維持如此完美的平衡,創作者彼得.摩根(Peter Morgan)功不可沒,他身兼製作人和編劇,是本劇得已構成的靈魂人物。他一向擅長真人真事為元素的改編故事,所完成的電影作品《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請問總統先生》(Frost/Nixon)、《魔鬼聯隊》(The Damned United)、《決戰終點線》(Rush)在在證明了他掌握現實和虛構之間分際的深厚功力。

再說,摩根對伊莉莎白女王二世的題材情有獨衷,2006年的《黛妃與女皇》(The Queen)描寫了女王在面對1997年在黛安娜王妃車禍時,面對外界各方壓力,如何保有王室低調尊嚴之間的折衝和選擇;2013年他所編寫的舞台劇本《覲見》(The Audience),則以女王登基以來每週一次接見首相的傳統為靈感,想像女王和歷任首相之間的互動,刻劃出王權和政權包袱下的人性面向和時代氛圍的轉變。兩部作品皆由老牌演員海倫.米蘭(Helen Mirren)演繹女王,頓時讓她成為女王銀幕形象的代言人,也被影迷稱為「女王海倫」。

這回的影集《王冠》集合了兩部片的核心精神,藉由初登王位青澀的「伊莉莎白」,在一次次公私角力下,學習如何扮演好「伊莉莎白二世」的身份,以及肩負起王權重擔,所面對來政府部門的挑戰和來自家庭的掙扎。

導演的部分,同樣是一時之選,由《舞動人生》(Billy Elliot)、《時時刻刻》(The Hours)、《為愛朗讀》(The Reader)的名導史蒂芬.戴爾卓(Stephen Daldry)擔綱前兩集,亦是本劇執行製作的他,為本片的影像和敘事分格,樹立了鮮明的調性。選用好萊塢大導演和劇作家擔綱影集構成團隊,也是Netflix最高明之處,2013年的成名劇《紙牌屋》首季就找來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監製並執導前兩集,更找來一線影星搭配,近年美國影業不斷高呼「好萊塢已死」,Netflix的確下了一計重手。

後繼各集的導演菲力普.馬丁(Philip Martin)、朱利安.賈洛(Julian Jarrold)、班傑明.卡隆(Benjamin Caron),雖然名氣不若戴爾卓響亮,但都有充分的經驗和才華,足以延續兩人所精心打造的世界。面對這麼具有戲劇效果和吸引力的題材,Netflix也是卯出全力動用所有資源,投入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資金(各方說法不一,此為IMDB估算的數字),不只是Netflix所有原創劇的最高預算,大概也是電視史上少見。務求每一個環節都能充分反應實際,從皇室日常到奢華的登基禮,從戰後英國社會到出巡的海外景色,從廣寬的大景到個人服裝的細節,甚至連配樂都找來巨匠級的漢斯.季默(Hans Zimmer)操刀,沒有任何一絲鬆懈。

戲謔點形容,如同貫穿全劇,道盡一切衝突、糾葛根源的那句台詞:「王冠/王權恆勝。」(The Crown must win. Must always win.) 《王冠》拿下金球獎最佳影集無甚意外。儘管如此大卡司、大成本有時也等於大災難,《王冠》的成功有其獨到之處。

神聖王權束縛下的凡人煎熬,自然是全劇最重要的一面,當肉身凡人要成為半神的一國之君,當王冠戴上的一刻就必須超越世間,成為出凡入聖的君主,這在〈魔幻的加冕〉一集中,塗油儀式時實況轉播切開鏡頭,電視機前的觀眾問著:「為什麼我們不能看這儀式?」曾經是愛德華八世的溫莎公爵回答道:「因為我們是凡人(Mortal)」詩意又惆悵的表現出來。

封神成后也不是全部都是美好,君王必需遵守所有繁文縟節的規範,維繫國家的體面,和象徵大不列顛王國的驕傲。那王座和人性之間的碰撞和落差,一直為人們所窺探和樂道,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是八卦媒體報導的對象,滿足人們貪戀欣羨童話卻又盼其出醜的矛盾心情。《王冠》在這部分著墨甚深,又不落刻版的俗套,選擇的歷史事件也相當巧妙,不管是倫敦霧霾或是邱吉爾肖像畫,頗有借古諷今的意味。

劇組透過年輕伊莉莎白女王二世所要傳達的,是舊世界的衰落,是史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筆下那《帝國》衰落的尾聲,曾經等同於世界秩序的大英帝國,挺過了二次世界大戰,在戰勝國的光環下,卻已千瘡百孔,只剩跟不上進步的空殼。每個人都意識到改變已然來臨,舊有強國的包袱和自尊拖著整個國家舉足不前;泱泱大國即將變成海上孤島,現代化的狂風即將吹垮這老邁的帝國,再也沒有比皇室這最封建、傳統的象徵,更能捕捉住轉型時期的變化。

這也是《王冠》花了那麼多篇幅琢磨於邱吉爾內閣的脫序、顢頇,和他不願面對自身衰老的偏執,成為和王室主線相呼應的旁枝。更廣義的說,王室內的各種爭執和緊張,無論夫妻、親子、男女,皆可以視作這改變過程的某種微觀取樣。

描繪時代的脈動,不只是為了增添劇情的厚度,而是要真正把握伊莉莎白女王二世在位期間的歷史意義,從戰後到今日,大英帝國經歷無數次劇烈的變動,沈默的王權扮演著堅定支持的角色,恰如其分,撐起了門面,也展現英國真正的韌性和強悍。 國家的光榮不是建立在霸權的強佔和加溫,國運本來就有起有落,成熟的國家是能在每次的起伏之中,都能在維繫傳統的情況下,不斷自我更新,以地球村的一員而貢獻著。

以彼得.摩根為首的製作團隊,從女王出發,切入她的家族、整個帝國以及世界的變動,《王冠》一劇能備受好評,擊倒強勁的對手,獲得大獎肯定,似乎也不那麼令人意外了。影集終究不若電影,第一季的美好,並不能保證日後的水準(《王冠》可是一口氣續約到第6季),王權和人權之間的緊張,是否能持續吸引觀眾,會不會淪於疲乏,還考驗著製作團隊(God Save The Queen)。一旦隨著時間線變動,當邱吉爾內閣結束,接下來即將進入上議院貴族首相的尾聲,以及平民首相的出現,雖然不知道該影集預先設定的結束點為何,但如何詮釋這一步步歷史的變化則令人深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