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

以撤退作為攻擊:諾蘭新片《敦克爾克大行動》扭轉二戰的奇蹟戰役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人生第一則業配文,沒有掛名,但無所謂,過程愉快,也被修改了不少,更重要的,待遇也早就勝過有沒有名字。偷偷轉回來,當作紀念。)

77年前的今天(5/26~6/4),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軍及其盟軍被德軍團團包圍,攻守失據、進退不得的時候。而此時,英軍下令撤退行動。在德軍獲得壓倒性勝利、雙方持續激烈交火,撤退計劃難以實行的情況下,這可以說是一個充滿勇氣的決定。

如果撤退失敗,意味著英國遠征軍將被全員殲滅,也意味著英國將會喪失抵抗德軍的力量。再也沒有什麼能力阻擋德軍統一西歐。沒有這次成功的撤退,整個二戰的歷史將會改寫,沒有後來諾曼第登陸,也沒有最後納粹德國的覆滅。

存活下來就是勝利 他們唯一的武器是:希望

回顧二次世界大戰戰史,或許再也沒有另一事件比敦克爾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又稱敦克爾克戰役)更複雜、充滿各種矛盾評價的戰役了。敦克爾克戰役交雜著挫敗與勝利、屈辱和光榮,標示著德國在歐洲西線戰場的全面獲勝,同時,又埋下英美盟軍日後反擊的伏筆。它不像後來為人所熟悉的諾曼第登陸V-day,直接描繪戰事的逆轉,明確導向勝利的終局,在1939年5月26日至6月4日期間,這場由英國政府所主導的敦克爾克大行動,就像標點符號中一個難解的「分號」,無論是停頓或轉折,它都靜靜橫躺在歷史的長河中,等待人們理解它的重要和意義。

敦克爾克戰役的複雜本質,加上欠缺可歌可泣的英雄元素,讓它逐漸淡出世人的關注,不為娛樂傳媒所重視。約60年前由英國導演Leslie Norman所執導的《Dunkirk,1958》幾乎是最後的絕響,後來再次出現在電影中,只以時代背景的元素帶過,如《贖罪》(Atonement,2007)等。

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曾經在訪談中提到他受到敦克爾克戰役的吸引與啟發,讓他決定改編將它改編成電影作品。諾蘭說:「這是一個能帶你到另一個世界,讓你真實感覺你親臨現場的故事。」

諾蘭的作品一向關注個人層面的心理互動,本次將這樣對小我的關注,投注到大時代的變動中,能激出什麼樣的火花?不禁令人拭目以待。

如同上世紀末名導史蒂芬・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讓人們重新凝視戰爭的意義,諾蘭《敦克爾克大行動》在這危殆不安的時代裡,或許也能讓人們對當下的現實,有著更深刻的反省和思索。就讓我們在今日,根據電影的不同階段,重溫這段二戰中令人難忘的史實。

由自願投入戰場救援的人民所築成的海上通道

當英國國內終於決定對受困的英軍展開救援作戰行動時,此時可供運輸的船隻十分有限,盤旋於空中的德軍轟炸機摧毀了港口的設施和停泊的船隻,海面上則佈滿了水電,以及水面下的德軍潛艦神出鬼沒的威脅。敦克爾克又是一沙洲港灣,吃水較深的英方大型船艦只能在一公里多的外海等候。在種種不利條件下,資源有限,需要撤出的人數如此龐大,這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任務。

負責主導整個撤退行動的雷姆賽中將,在寫給妻子的信件中,都忍不住透露了自己的憂心:
「每當我想到我正在⋯⋯指揮一項前所未有、最為艱困和危險的作戰行動時,都覺得實在可怕,除非上天非常仁厚,否則整個撤退行動將無可避免會發生許多悲劇。」

為了讓撤退得已進行,英國皇家海軍開始徵召各類船隻,包括漁船、遊艇、貨輪、汽艇、接駁船等,形形色色。

徵召的過程一開始並不順利,因為戰時的新聞管制,多數英國人民並不知道子弟兵在前線的處境。但隨著官方高效率的徵召,與消息的逐漸流傳,越來越多的船隻投入救援。除了船艦外,民間的水手和船主也志願投入駕駛的工作,這是一項極度充滿勇氣的抉擇,因為空中的襲擊與海面上下的威脅,讓這些小型船隻隨時都有覆頂的風險。

這支「迷你大艦隊」,從行動的第一天開始,就投入救援,後期甚至成為登陸沙灘救授的主力,一次數十人,一船一船的來回,與官方的軍艦彼此合作。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海上男兒,冒著生命危險,離開安穩平靜的日常生活,駛向遍佈硝煙彈雨、滿目瘡痍的戰場,反覆在兩個不同世界中往返、切換,構成一條海上的通道,解救著遭受圍困的英軍。

緩慢且殘酷的撤退過程

但戰場並不是有著浪漫結局的童話故事,雖然有了民間船艦的投入,撒退的工作仍是十分緩慢且殘酷,一批批的英軍退到沙灘上準備登船,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只能在沙灘上漫長等候,沒有足夠配給,多數士兵都處於脫水的狀態。港口設施已被破壞,為了加速撤退,要登船就必須身著全副軍服,走入海中,貼近船身;又或者使用老舊殘破的防波堤設備,想辦法跳到船上,落水者無數。

海岸線上到處擠滿疲倦和無助的士兵,在德軍飛機緊密的轟炸下,紀律和秩序逐漸瓦解,那是近乎無政府狀態的煉獄。有士兵回憶當時的狀況:「起先大家都排成一列,但假如你說這麼一來就能夠比排在後頭的人早一點登船,那你可就錯了,最後,你會發覺自己只能站在水中而無法上船。⋯⋯你會厭惡為什麼一直站在水中,然後你將會調頭往後走,最後又終於坐在沙地上。接著,當其他的船隻又抵達的時候,你又會再度地嘗試。」為了維護登船的秩序,不要讓爭先恐後上船的士兵推翻船隻,有些指揮官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情急之下,會試圖揮舞武器,或將子彈射擊在無人的水面上,喚起逃亡者們心中的秩序。

即使登上船,也不等於平安了。英吉利海峽在德軍優勢的海空戰力下,已成為海上的墳場,被魚雷擊中、誤觸水雷、被德國軍機襲擊、遭遇海象變化而擱淺⋯⋯海面上有無數種死法,能順利抵達英國,反而比較像是意外。英軍只能趁著黑夜或天氣的掩護,儘量進行運送的任務。英國軍方也想方設法地維持士兵們的安全,除了海軍的掃雷和回擊外,英軍的主力戰鬥機──噴火式戰鬥機、颶風式戰鬥機、以及挑戰者戰機,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護航的行動,出動了數千次的架次,提供支援的火力,和德軍戰機在空中纏鬥。

陸面的戰爭仍在繼續,敦克爾克週邊的防禦陣地,必須持續面對德軍無情的炮火,有計畫的邊打邊退,為發電機計畫爭取更多的時間,大量的英法軍隊在堅守陣地的過程中傷亡,或被德軍俘虜。英國高層為了讓撤退能有效率的進行,早已做了最殘酷的決定,讓身體健康者優先撤退,已清出更多的空間和時間,撤退出最多的人數。到了最後幾天,沙灘上到處都可聞到血漬和屍體交織的惡息,連海風都無法吹散。

一戰後德國的反擊:希特勒與納粹的崛起

要認識這樣的救援,就必須先瞭解敦克爾克戰役,以及當時在英國國內面對納粹德國的搖擺態度。

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直接摧毀了歐洲人們對當代文明的想像,戰火無情的將過往帝國年代的自信燒個精光,時代瀰漫著悲觀的氣息。然而,巨大的創傷並沒有帶來相對應的反省,戰後各國於巴黎所舉行的和平會議,雖然是將「永久和平」視為主要目標,但列強之間各懷鬼胎,結果卻帶來更多的問題。譬如:爭執不休的邊界重劃和少數民族的自決問題,都替未來留下了不確定的因子。其中最關鍵的,是《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所進行的殘酷制裁,那幾乎是各國對德國血淋淋的報復,將歐洲的和平建築在對德國的壓制甚至是抹去。

作用力必定引來反作用力,希特勒及其領導的納粹黨趁勢在戰後一片荒蕪的德國崛起,於1930年代取得了政權,以獨裁集權的方式,利用當時經濟大蕭條的外在環境,逐步恢復德國國力,並開始向外擴強勢力,一步步挑戰《凡爾賽條約》的底線,撕毀了和平的假象。

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新興力量,英法陣營採取了姑息政策,由英國首相張伯倫所主導,企圖藉由外交折衝的方式,想辦法限制德國的野心,維持現狀的穩定。姑息政策的成立,反應著人們對戰爭的懼怕,不惜放棄一切,只求能保有和平的假象。一次次談判和退讓的結果,反而造成了納粹德國的坐大,引發全面的戰爭和殺戮。當戰爭爆發,早已準備就緒的德國軍隊,利用裝甲部隊、空軍武力的優勢,發動了「閃擊戰」,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橫掃仍在猶豫不決的英法聯軍。僅九天多的時間,就把聯軍逼退到了法國東北岸的港口敦克爾克,包圍著以英國遠征軍為主體的軍隊,似乎隨時都能將他們一舉殲滅。

面對茫茫大海,士兵們退無可退

約莫40萬的聯軍退至敦克爾克附近,四處都是滿臉疲憊和迷惘的士兵,這群遠征歐陸的英國軍人,在一連串的敗退後,不僅讓年輕的他們失去了同袍,更消磨掉了他們鬥志,部署於港口週邊村鎮的兵士們,時時擔心著德軍部隊不知何時來臨,如何能以有限的彈藥和火力抵擋裝甲車的衝鋒。已退至海岸邊的士兵們,則面對著退無可退的茫茫大海,聽著那一陣陣絕望所化成的海潮聲響,海的彼端就是那朝思暮的家園,但卻怎麼樣也看不到歸鄉之路。

在這存亡危急的時刻,希特勒竟出乎意外的下達了暫停攻擊的命令,沒有趁勢出擊,原因至今難以有定論。有人歸咎希特勒個人的獨斷獨行,藉不合理的命令展現絕對的權力。有人則認為希特勒可能過於相信來自空軍的判斷,選擇空中轟炸,代替地面的作戰。或許閃擊戰的過度順利,也讓德軍內部產生自我懷疑,需要重新整裝。也或許希特勒再次玩著以戰逼和的把戲,希望透過外交折衝,兵不血刃的拿下更多。無論如何,這事後看來致命的錯誤,給予了敦克爾克的士兵喘息的機會,也讓英國有機會策劃這場奇蹟般的撤退行動。

這一代號為「發電機」的撤退行動,在謀劃階段就面臨了的層層的阻礙,連「是否要進行」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在當時英國內閣激起了正反不同的辯論。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才剛剛上任16天,接替了失去國民信任的張伯倫,邱吉爾一向給人固執、好戰的形象,他一直是姑息政策最大的反對者,與其說他對戰爭沒有畏懼,不如說熟悉國際情勢的他,早就警覺到一再退讓所將導致的危機。

然而,即便他的立場明確,他所面對的內閣乃至整個英國都尚未擺脫那畏縮、偏安的心態,尤其當戰事一面倒的失利後,以哈利法克斯爵士為首的保守派,開始重彈姑息政策的老調,希望透過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為中間人,進行和談,讓遭受圍困的英軍選擇投降,不再試圖救援。

邱吉爾堅決反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經過各種政治手段的運用,這位曾大聲疾呼:「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無法生存。」的首相,終於取得了政策的主導權,徹底扭轉了姑息的氣氛,確立了撤退行動的進行。這位永不投降的首相,替英國樹立了新的國家政策和精神。他說道:「如果我們這座悠久島嶼的歷史將要結束,唯有我們每個人都倒卧在自己的血泊之中,才能讓它結束。」

敦克爾克精神

從一開始幾近絕望的處境,到最後成功達成不可能的目標。人們並沒有被艱難的處境擊倒,反而化逆境為力量,雖然難免偶有失序,但整體執行上維持著一定程度的秩序,甚至超越規劃者原本的期盼。從第一天只撤出約7,000人,撤退可能隨時停止的絕望中,每天成功離開的人數不斷增加,一度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內撤出六萬多名的士兵,光是這樣的數字就已經超越了原本對計畫預定撤出的人數預估。

到最後甚至能在英軍之外,提供其他盟軍撤出的協助,9天之內撤出33萬名士兵。雖然放棄了大量的軍事物資,犠牲數萬軍力,卻也替英國保存了基本元氣,能繼續和德國對峙。當時大西洋彼岸的《紐約時報》即給予高度盛讚:「只要英文這個語言沒有從這個世上消失,敦克爾克這個名詞從此以後將被以崇敬的心情談及。因為,在那個港區裡,出現了地球上從未有過的煉獄,在一場被打敗的戰爭末期,原先已遭玷辱的民主靈魂如令又再度地清明。在敦克爾克,被打敗的部隊非但未遭征服,還散發出傲人的光芒來面對敵軍。」

能達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可能很多,堅定的意志力和眾志成城的決心,或許是其中關鍵的一項。當我們再回頭看二戰前期德軍的快速勝利,雖然在軍事設備和戰術執行上,納粹德國和英法之間的差距並不見得如此懸殊,是否有決心一戰,化解內部的爭議,一致對外,才是決勝的關鍵。

這也是敦克爾克大行動,雖然是敗退的一環,卻被賦與了頌讚和光榮的原因,除了在軍事上的奇蹟成功,它凝結了英國上下對抗德國的決心,讓英國得以挺過接下來的英倫空戰,爭取美國的支持,養精蓄銳,迎接諾曼第登陸後的逆轉勝利。

就如同行動結束後,邱吉爾在下議院所發表的「戰爭不是靠撤退來取勝的」著名演講所言:「歐洲大片的土地和許多古老著名的國家,即使已經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納粹統治的種種罪惡機關的魔掌,我們也毫不動搖,毫不氣餒。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戰,我們將具有愈來愈大的信心和愈來愈強的力量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地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即使這個島嶼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並陷入飢餓之中,這是我一分鐘也沒有相信過的,我們在海外的帝國臣民仍要英國艦隊的武裝保護之下,繼續戰鬥,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適當的時候用它全部的力量和能力,來拯救和解放這個舊世界。(中文翻譯引用自中文維基百科。英文演講原文:英文維基百科)」



2017年5月8日 星期一

懂得憂傷才會笑:桑貝逃避和懷疑的《童年》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臺灣,多數人對桑貝(Jean-Jacques Sempé)的印象,都來自《小淘氣尼古拉》這部他最著名的作品,透過早年《國語日報》的連載,以及在國語日報社、牧野出版社、水牛出版社等出版的不同譯本,這部和勒內.戈西尼(René Goscinny)合作,以主角小男孩尼古拉眼光去看待1950年巴黎生活的圖畫書,成為許多人兒時的回憶,替平淡帶有些苦澀的現實,打開了一扇扇想像力的窗口,喚起無數天真無邪的笑容。

2007年戴捷的新譯本於兩岸上市,當年的小朋友讀者成了大人,重溫童年。《尼古拉》書中的種種,形塑了人們對桑貝的理解或投射,變成某種難以忘懷的銘記(Imprinting),深深印在每個讀者心底,談到桑貝腦海中就立刻浮現那充滿歡笑和幽默的頑皮男孩。

然而,2017年由新經典推出的《童年》桑貝訪談和畫冊,揭露著完全不一樣的故事。透過訪談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破碎充滿暴力的童年,家庭複雜,繼父和母親總是無止盡的爭吵,繼父是被酒精綁架的男人,終日神遊在迷茫醉鄉;母親則只會以打罵來盡教養的責任,貧窮緊緊綑綁住這一家人,窘迫的現實逼得他們無法喘息。在這樣的環境裡,哪怕是幸福也都參雜著悲傷,桑貝學會了說謊,不只是對他人,也是對自己,進而讓他能進一步虛構一和真實無涉的假想世界,提供遁逃的可能,自己創造面對生活的勇敢,帶有點阿Q的意味。

我們可以說,那些從尼古拉所延伸出來的美好銘記,出於我們主觀的想望,我們期盼虛構的尼古拉能有真實的投射參照,再加諸桑貝所有作品之上,刻意混淆的真假分際,形成扭曲的盼望。一旦去除掉這層虛幻、不切實際的空想,不單能理解作者,更能重新對他的作品有更深的體會。

如同所有的創作,桑貝的繪畫本質上便是虛構,哪怕是充滿速描意味的作品,也不過就是使用現實素材的虛構,呈現出作者心底的意圖。桑貝多數作品的構圖中,往往沒有明確的邊框,內容也很少有明確的時間界定,即如尼古拉,桑貝在訪談中自承找不到現實對應的時間設定,這種恣意蔓延如虛如幻的邊框,無法和現實時間對應的特質,說明著它作品的架空特質。

要說桑貝筆下試圖捕捉的是「夢境」般的潛意識層次,而非意識層次的真實也不為過,甚至可以更進一步說,他的畫是他童年逃逸現實的虛構世界。不管是無邊界、無時間,還是誇張失衡的比例、素淡暈染的色調等等,都可以視為夢境的傳達,這或許是桑貝對於以漫畫形式連載尼古拉感到十分不適,更傾向以單圖圖文書的方式發表,因為夢境並不是邏輯連貫的故事,而是一張張破碎的畫像。當年的小桑貝用來逃避、麻醉的幻想,成為了一則畫面,是謊言的具象,亦是夢境的擬真。

在這本訪談錄揭開的真相,讓人們能夠深入地去追問:「桑貝的幽默是怎麼一回事?」,或者更根本的:「喜劇的本質為何?」勾動讀者微笑背後,潛藏似乎不是什麼美好、童趣,更多的是悲傷,唯有看透人生負面的人們,才有辦法找到對生命的嘲諷,也才能擁有直擊人心的力量。讓別人發出笑容,並在笑容後面提供著是那回甘的苦澀,這才是真正高明的喜劇。

喜劇高手往往都是不快樂的人,只有身處黑暗,才會刻意努力去製造笑容;也只有身處黑暗,才能製造出雋永的笑容。平凡幸福的人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將童年的自己流逝,失去了戒心,過早進入大人世界的桑貝,反而比誰都能體會童心,所以他總是用著懷疑的句型,不斷的自我否定,討厭以肯定句說著空洞的大道理,就連書裡面形容他的作品是「一次逃逸,一種反省,一抹微笑,一陣笑聲……」,感覺也像訪談者硬塞入他嘴中,被動的接受,因為這些舉止都是大人世界的行為。當人們在現實社會中被一點一滴打磨、調教成大人模樣的時候,一直隱暱躲藏於虛構世界的桑貝,反而將這些童心保留。這也或許是桑貝作品吸引人的原因,虛構的世界保有著曾經擁有的真實,哪怕保留的原因如此悲傷。

《童年》一書讓忠實的讀者們,可以跳脫出自於尼古拉的刻版印象,從他真實人生的角度去理解他的作品,成為更深入理解他作品的起點,了解歡笑背後的苦痛,也了解苦痛所能給人的歡笑,正是這種張力和矛盾構成了桑貝的作品的重量,因為作品的虛構捕捉了人間的真實。

然後,再認真想想,從這樣近乎作者論的角度去看待桑貝的創作,真的有比尼古拉的刻版印象高明嗎?嗯......「就當我什麼都沒說吧,」桑貝總結道。



2017年5月4日 星期四

追尋的過程勝於結果--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轉型正義」是近來臺灣社會的熱門議題,無論政界、學界,甚至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都成為經常被提起或使用的詞彙。暫不論這樣概念流行的「有效期限」和所能發揮的實質作用,能風靡一時,說明了人們對上世紀80年代末臺灣所經歷的民主轉型中建立的體系和價值,感到深深的不滿,認為有重新進行檢討的必要。「轉型正義」四字看似簡單易懂,但中間還有太多灰色地帶有待釐清,不論從定義到具體落實,諸如「轉型」的具體所指?又或者什麼是「正義」?由誰或如何去界定?「轉型」和「正義」兩者之間是否能共存而非排斥?都仍留有很大的爭論空間,也替轉型正義一開始那直接而素樸的理想是否能獲得實現,增添了無窮的變數。也或許,「轉型正義」最關鍵的並非結果,過程中的反覆追索和省思,才是最有價值的遺產。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所著《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一書,或許是現階段臺灣摸索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透過了對二次戰後德國所進行一系列反省的描述,提供了可以攻錯、參照的他山之石。

全書除緒論外,共分為五篇。在緒論中,作者開宗開義地指出,「一個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其實是個滿載創傷的社會。」轉型正義正是要挖掘出人們基於各種不同原因所埋藏的過去,唯有正視這些被企圖「消失」的過去,而非一昧如鴕鳥自欺欺人、視而不見,從司法和歷史兩個角度對威權進行反省,才能撥開層層的迷霧,替未來的發展撥下美好的希望。本書所希望提供的,便是戰後德國從歷史的角度,重新省思戰時過去,所引起的各式爭論和結果。第一篇〈在記憶傷口上重生:柏林〉,以德國首都柏林的戰後重建為對象,從城市史的角度切入戰後對納粹德國的反省。十八世紀的柏林是充滿生機和創意的前衛城市,「現代化」是人們對於柏林發展的期盼,一直延續到希特勒主政的德國。戰後柏林被分成了東西柏林,雙方都開啟了各自「去納粹化」的工程,開始了柏林的重建,但對納粹戰時種種罪行選擇沈默,一直要到1960年代才開始逐漸被打破,1985年5月8日西德魏茨克總統於國會發表的終戰四十週年紀念演說,可以說是反省的最高峰,開啟了一系列對二戰期間歷史記憶的挖掘與保存,柏林或德國境內的種種紀念物、紀念館、紀念日都可視為這反省的結果,這也進入了第二篇〈紀念園區、紀念碑、與史料展〉的主題。在第二篇裡,除了介紹各項紀念對象的籌設原因外,更關鍵的討論籌設過程中的諸多爭議,除了突顯反省的廣泛和深刻,更藉此指出人們在紀念時經常未加究明盲點,譬如透過紀念物傳達的轉型正義教育,不該是愛國教育,那樣反而會陷入新的意識型態窠臼,唯有「去中心化」才能確實思考民主、自由,開展多元的面向。

第三篇〈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則藉由德勒斯登這座於戰時被英美盟軍空襲重創的德國城市,來討論歷史記憶雙面刃的性質,德勒斯登的大空襲發生在戰爭行將結束之時,這座藝文古城受到了無情的摧毀,人民死傷慘重。然而受限於戰時納粹的新聞管制,德勒斯登的損失一直未有完整的統計,成為了某種「迷思」或「鬼魅」,糾纏著對德勒斯登的反省,二戰的空襲記憶使德國人似乎也獲得了「被害者」的身份,一直要到1980年代後才重新被檢討,從此對於德勒斯登的紀念,便成為兩派不同主張者爭奪不休的歷史紀憶。第四篇〈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則將德國轉型正義工程的時序往後拉,從二次戰後移到冷戰結束,東西德統一之後,對東德秘密警察的檢討。最初西德並不願意公開東德的秘密警察檔案,怕引起社會更大的仇恨和撕裂,引起了東德治下人民的激烈的反對,最終得到完全的開放,公諸於世。檔案的公佈確實帶來了狂風暴雨,揭露平和表象下,人們陰暗的一面,許多人曾為威權線民的身份曝光,每個東德人都有可能是政府的間諜。但撕裂的陣痛,終將過去,這一系列的開放,不單只是指責或批判,換來了更深沈的反省,讓人們正視了威權運作的本質。這似乎也呼應了第三篇的討論,對於充滿爭議的歷史,「正視」永遠是最好的解決方式,透過反覆的挖掘,讓更多的證據公佈於陽光之下,新的價值觀才有被建立的可能。

最後一篇〈收拾善後,轉換悲情〉則以結語的方式,引領讀者去思考什麼是「歷史記憶」和「轉型正義」,兩者不該只是負面的批判或指責,更不應該是另一排他的封閉系統。當司法系統做出判決之後,歷史所該提供的,應是藉由事實的公開與討論,提供人民對當下現狀的的理解和對未來的思索,形成正向的力量,構成開展民主自由之路的起點。誠如作者在卷末所言:「過去發生的悲劇無法被改變,但是可以因為後人在轉型正義以及歷史記憶上的妥善處理,在日後的歷史詮釋上獲得不一樣的回顧視野。過去的錯誤如果能在現今透過深度的反省得到糾正與彌補,轉型正義所連結到的歷史記憶未必會一直停留在對某些社群過往錯誤的『負面記憶』。反而可能因為後人願意反省、和解,而開啟難得的歷史契機,讓大家有機會一起開創整個社會更能積極擁抱的、正面的、新的歷史記憶。」

本書並未替「轉型正義」作出明確的界定或論斷,回歸史家的筆法,以記錄者的方式平鋪直敘德國轉型正義的歷程以及各種爭議,然而這樣的秉筆直書,或許才是理解轉型正義最合宜的方式。誠如本文一開頭所言,「轉型正義」的過程才是真正的重點,一旦淪為絕對的是非善惡,失去反省和對話的空間,那麼只是於不自覺中由舊的威權過到新的威權,非旦未曾轉型,更遑論為人間留下日後正義的可能。如何面對過去,尤其是過去的不公不義,絕非抽刀斷水的二分簡化,在這「轉型正義」的求索中,所能給予人們最大的教訓,應在於還原人世間的複雜,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或未來。認識複雜並不等同於沒有是非對錯,但卻能令人在釐清是非對錯之後,找出和解共生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