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故事的核心:專訪《一路順風》導演鍾孟宏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人總是不斷回到記憶之中去思考,透過這樣的思考過程去理解自己,去探索未知的事情。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們,會有不同的記憶。當前臺灣甚至世界最大的問題,是想將自己的記憶強加在別人身上,成為唯一的一種記憶,造成像戰爭那樣巨大的衝突,結果就是集體毀滅。」在得知我是唸歷史的,鍾孟宏導演邊抽著菸,邊和我隨意地聊著,看似輕鬆的寒喧,話題卻逐漸嚴肅了起來。最後導演和我都發現,因為這看似不經意的閒聊,完全切合著《一路順風》的主題,忍不住相視而笑。

作為鍾孟宏的第四部劇情長片,前作《失魂》匯聚著高度美學和象徵手法的代表作之後,電影《一路順風》回復平實的舖陳,選擇了不同於《失魂》的敘事方式。這樣的敘事選擇,呼應著在故事層層轉喻後,對現實的濃厚關懷。

《一路順風》以運送毒品主軸,串起了片中兩條不同的故事支線,其一是納豆和許冠文所飾演,一位負責運毒的小弟和從香港來台行車多年的計程車司機,他們兩人各屬不同意義上的邊緣,納豆自小被家人遺棄,靠著偷竊維生,在機緣湊巧下,以運毒為業;許冠文所飾演的司機,來台逐夢20年,換來的只有一台破舊的計程車,和輕視自己的家人。
為了避人耳目,納豆選擇坐計程車運毒,在後火車站遇上死纏爛打的許冠文,開啟一趟由台北後火車站到雲林口湖鄉的旅程;另一條支線,則是以戴立忍飾演的毒梟,也是幕後指使納豆的老闆,他活在刀光血影的黑道世界,生命隨時被威脅,黑社會的陰影緊緊跟隨著他,他繃緊著每一條神經,想知道叛徒和敵人究竟在何處。

兩條支線呈現了兩樣的世界和情感,素昩平生的納豆和許冠文,從彼此懷疑的陌生,逐漸發展出感情和信任;戴立忍所面對的,每個都是熟人和夥伴,卻在看似穩固的關係下,滋生著各種猜忌。在信任和不信任作用下,交織出全片。

生活

看似複雜的故事,題材的來源卻是生活一點一滴的累積。建構起《一路順風》的是一則新聞──一個計程車司機載著一位乘客,環台25個小時,結果乘客沒付錢就跑掉了,勾起了導演的好奇心,究竟這樣長的時間裡,相處在密閉空間的兩人,發生了什麼事?此外,鍾孟宏說了一個故事:他曾搭上計程車,司機的口音一聽就知道是香港來的。車程的聊天中,司機說了自己帶家人去吃鼎泰豐的故事(這則故事也完整地在電影中呈現),這讓他十分感動,遂想由這個故事呈現一位移民者,如何面對並融入這個社會。

對鍾孟宏而言,電影是一種探究未知事物的方式,藉由拍攝的過程去摸索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中間或許有無法解答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再多了解一點」。有了題材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藉由這個題材,你想說什麼?」這個「說什麼」,不是針對觀眾,觀眾有自己的想像空間,不該由創作者說教般地告知;「說什麼」是對創作者自己,唯有確定了這一點,才能「安心地」投入創作。「你必須告訴自己拍攝這部電影的目的。」他說。

通過將日常想像的延伸,《一路順風》的故事架構成型於生活中不經意的小事,描述運毒的過程,突顯人生的荒謬和無奈。片名的「一路順風」,是我們不經意的脫口而出,但人生少有那樣的順境,多得是一道又一道的關卡在前面等著,逆境才是生命的常態,「就像飛機起飛吧,一定要逆著風,順著風反而太危險了。」導演語重心長地說著。

《一路順風》集合著各種不同的類型電影的特質,有黑色喜劇的氛圍、公路電影的結構,並帶著黑幫片或極道片的氣質,這是否是對類型片的嘗試或顛覆?他解釋道:「類型」是工業體制下的說法,世界上能生產類型電影的國家很有限,標示該國有完整的電影工業及電影文化。台灣並不具備那樣的條件,更無所謂顛覆了。《一路順風》僅是借用類似結構包裝故事,在這結構下,去捕捉「在這土地上,不同背景或族群的人的生活,而且是我所不理解的生活,透過對這些不理解的描繪,傳達自己的想法。」他說道。

演員

為了圍繞「不同背景、族群的人」目的,鍾孟宏的電影除了固定的演員陣容外,不斷地嘗試不同的演員,挑選演員永遠只有一個目標:找到「適合」這部電影的人。《一路順風》中,第一位決定的演員是納豆,鍾孟宏看中納豆藝人身分之外的特質,能夠代表某種社會階層的人;香港司機的角色很快就決定是許冠文,不作第二人想。

選擇藝人納豆出演要角,曾經受到質疑,鍾孟宏直言並不在意他演技的好壞,重要的是他能否傳達劇中隱喻的特定族群。他說:「納豆在我電影中,一直代表著社會上那種生活不是過得很好、沒有自信、不斷被欺負的那群人。」只要演出那群人的樣子,這就是最合適的演員。

老班底和新成員之間的調度和溝通,是他電影中最辛苦之處,「電影最後終究是我的電影,是沒有辦法客氣的。」鍾孟宏舉了例子,許冠文有時會問他為何要重來一次,但他覺得不行就是不行,無法妥協。磨合是彼此理念的溝通,優秀的前輩演員許冠文,很快就抓住這部電影想要的「真實」,不再採用香港電影常見的套路,開始以「真實」的方式演出,「我們後來在很多方面都有共識,」他邊稱讚著許冠文的經驗,邊說著:「以真實的方式去面對喜劇,呈現現實衝突產生的矛盾,進而成為喜感。」這成為兩人共同的喜劇理念。

暴力

暴力是《一路順風》的故事要素,也是鍾孟宏從處女作《停車》起的重要元素,「你覺得台灣存在著暴力嗎?」導演反問了一句後,接著解釋:「不只台灣,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充滿著無形的暴力,暴力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籠罩在每個人身上,迫使每個人有意、無意行使著暴力。我們又往往無法察覺暴力的來源,它躲在人察覺不到的角落,這是讓我非常恐懼的。所以不是刻意去加入暴力元素,而是暴力本來就存在於這世界上。」觀眾很輕易地可以從視覺上感受到暴力的存在,通過直接的暴力表現,鍾孟宏將之作為隱喻,挖掘出無形的暴力,他說道:「面對暴力時,應該認真地觀看,看那背後的來源為何。」

《一路順風》裡,陳以文所飾演的角色是暴力最具象的隱喻。陳以文本身也是導演,過去曾出演已故導演楊德昌的作品。鍾孟宏一見到他,就決定這角色非他莫屬,鍾孟宏甚至說:「我真的覺得他救了這部電影!」如果說許冠文、納豆、戴立忍三人撐起了這部電影的主結構,那陳以文就是點睛之人。鍾孟宏以片中關鍵的「鋸頭戲」作為例子,他說:「如果那場戲陳以文沒法演到那種地步,這部電影大概就毀了,那場戲太重要了,將近10分鐘時間,又在全片的中間,是整部片的轉折;那10分鐘之後,電影便換了另一種面目,呈現另一種情緒。」

這場戲是一鏡到底、一次完成,陳以文的演出不僅帶出了劇情張力,更重要的是反應了「人」的一面。在那幾分鐘裡,呈現在觀眾面前的陳以文,沒有任何善惡的標籤,就是一單純而平凡的普通人,經由這最平凡的人性,才能引領的觀眾進入更深的層次。

空間和聲響

鍾孟宏的電影強調細緻的安排,並且貼近「人性」,這個概念也用在營造畫面和音樂。片中展示的空間,從台北後火車站到後半段的雲林口湖村,一場場戲中出現的廢棄戲院、保齡球館,不同的場景有一致貫通的情緒,搭配著片中無數連結的遠景,營造出一種擺蕩於歲月的無力感。這是鍾孟宏導演一貫的鏡頭美學,也呼應著劇中人的無奈和處境。鍾孟宏除了擔綱導演之外,在他的作品中,他同時身兼攝影要職,我開玩笑問:「導演的『鍾孟宏』和作為攝影的『中島長雄』兩者之間會不會有衝突?」他笑著回答:「合作無間。」
「中島」是「鍾導」的諧音,每部片,都有人建議他找攝影師合作,但他總是習慣自己來,這不僅只是美學上堅持,更重要的是視角的差異。說到底,他是個希望融入表演中的導演,「我無法忍受坐在導演椅上旁觀故事進行。」近距離感受故事的流動,以及觀察演員的細微表現,這種實際參與其中的方式,是鍾孟宏作品唯一的拍攝方式。

另一方面,音樂在鍾孟宏的電影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他過去的電影《停車》使用John Cage和Smog的音樂、《第四張畫》和徐千秀的合作、《失魂》選用了文夏的歌曲。《一路順風》也是一部音樂滿溢的電影,推動著劇情的進展,音樂與他長期合作的曾思銘,還選用了林生祥和大竹研的曲子,片尾那首谷村新司的〈昴〉,更是全片的靈魂。

鍾孟宏從自己的音樂嗜好作為起點,拍片前會先設定音樂。他強調愛好音樂是一回事,一旦要放進電影裡,就不能只依個人好惡,仍要以電影為主軸去剪裁,調整音樂和影像間的互動。《一路順風》的音樂裡,谷村新司和林生祥的歌曲,都是導演認為適合劇情才放進電影中。

片中還有許多巧思,如納豆和許冠文於後車廂時的音樂,選用了Pink Floyd〈Wish You Were Here〉開場的吉他前奏,他要求演奏者以短短30秒的前奏為藍本,演繹出全新的曲式。鍾孟宏說道:「這是廣告和電影不同的地方,廣告你或許可以原封不動,只要達到訴求就好,但電影哪怕是音樂都要有創新。」

最「折磨」配樂團隊的是,鍾孟宏要求在〈昴〉之前,先要有一段Balalaika的演奏,這項俄國傳統樂器光是取得就很困難,好不容易在黑龍江買到,還得訓練其中一名樂手彈奏,終能達成要求。這些細節的講究,說明了導演對片子一絲不苟的要求。

父與子

眼尖的觀眾一定也能察覺,「父子」常見的主題,再次出現在《一路順風》裡。片中許冠文所飾演不被家族重視的父親、納豆飾演沒有父親的兒子,兩人的情感互動是父子關係的隱喻。導演在訪談中大笑說:「我要和全國觀眾道歉。」他解釋,並不是刻意想討論父子的題目,但電影拍著拍著才發覺「怎麼又處理起這個議題了。」

鍾孟宏成長在一個平凡的家庭,父母務農,和所有的家長一樣希望孩子能有穩定、符合社會安排的生涯。走上電影這條路,家人多少有些擔憂。不管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處理起親子議題,他說:「親子是人與人之間最強的感情連帶。」從交纏著繼承、宰制、抵抗和依賴的複雜心情,當處理「人」的議題時,「會被人情感底層這最強烈的部分給吸引過去,」鍾孟宏補充道。

父子情感是台灣電影履見不顯的題材(事實上全世界皆是如此),這種不同世代間的複雜連結,不由得想起台灣電影自新浪潮以來的連結關係。《一路順風》片尾的車禍戲,映對著侯孝賢《南國再見,南國》的結局,儘管鍾孟宏說明這是一向巧合,並非刻意為之。台灣新電影影響著中生代、新生代的導演,鍾孟宏開玩笑地說:「新浪潮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一回來就失業。」

他曾在國外的座談中說過:「他尊重(Respect)新浪潮,但不用跟隨(Fallow)。」這話在當時引來全場的掌聲。台灣新電影像是一條臍帶,供輸著台灣導演創作的養分,然而孩子要長大最終要脫離那臍帶,他說:「我們應該更努力,抛開過去的一切,不要去奢望做什麼新的浪潮,而是要建立當代的思維,用新的東西去看待台灣未來的電影,不要再覆誦過去,限制自己。」儘管要達成這理想,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鍾孟宏的創作生涯遊走於廣告、紀錄片和電影之間,他說,廣告是他的衣食父母,只有「尊敬」,沒有任何輕視。但廣告終究不同電影,那是種群策群力的工作方式,和電影個人式的創作思維不同,「中間有太多的東西要去轉換,這切換的過程其實蠻危險的,你要大量抛棄你原先對許多事物的看法。」拍攝紀錄片《醫生》則是他創作生涯重要的中介點,但他苦笑著說:「拍紀錄片真的太辛苦了,那種折磨是你難以想像的。」

《一路順風》即將於11月上映,對鍾孟宏而言,作品完成便結束,「上映對我來講,就像告別式一樣。」一旦作品擺出來,就只能由觀眾自行體會、解讀,創作者只能面向未來,去想像下一部作品,無需欣喜、無需灰心,「對我來說,拍電影是這世界最幸福的行業!」鍾孟宏這麼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