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

殉道者和他的紀錄者--《哭喊自由》(Cry Freedom)觀後



在《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Strange Rebels: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這本書中,將1979年視為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份,換句話說,即在指出經過60、70年代的能量積累,20世紀的最後20年呈現出不同戰後世界的風貌,形成了更貼近我們今日所身處的世界秩序。1970年代特別是最後的幾年,扮演著重要的轉型,不僅限於書中所舉的例子,而是更廣乏的全球現象,諸如臺灣的美麗島事件(1979),或又者本片《哭喊自由》(Cry Freedom)所描繪的南非平權運動,世界各地被壓抑的人們開始挺身爭取發聲的權力,他們所付出的犠牲、埋下的種子,於日後開花結蒂,直到當下依舊生長。

上世紀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對今日的人們而言似乎已是遙遠的過去,2010年南非主辦的世界盃足球賽一片歡欣鼓舞,到2013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喪禮的崇敬,都好像表明著那種族之間的傷口已然成為歷史。但如是不公不義的存活並不遙遠,也不過才數十年的時間而已,在南非這樣的富庶大國,對族群的迫害公然進行,無數人以生命為代價,對抗著這以國家機器的力量所推動對膚色的歧視,許多奉獻的靈魂在承平之時逐漸被世人淡忘,也使得今日所享有的一切,變成理所當然的存在,忘記了這項成就背後的意義與普世價值。

本片主人翁之一Steve Biko為其中著名的代表,在曼德拉等抗爭先賢紛入獄,年輕的Biko接下他們遺留下的火炬,宣揚著黑人平權,提出那句著名的口號「black is beautiful」。他風趣健談,極富個人魅力,並企圖和白人社群對話,讓對方了解黑人的處境和追求,這樣開放的態度替當時激進、穩漸的兩種力量間,提供了平衡,號召了更多人的認同與投入,不分膚色。更重要卻又更不幸的,Biko所發揮的影響力來自於他的去世,如同其時南非無數的民權運動者,1977年底Biko在羈押的過程中喪命,官方的理由是常見的卸責說法之一:因絕食抗議而死。

殉道者故事需要紀錄者的保留和訴說,否則就只是另一則被官方抹去的紀錄,本片的另一位主角Donald Woods就是講述Biko生命故事的紀錄者,本片即是依據他的原著改編,作為一位白人記者,他和Biko的結識與交往改變了他的一生,他以記者冷靜的視角紀錄了他所熟知的Biko,是以本片沒有灑狗血的濫情場景,替之的是貼近現實產生的平凡重量。經由Biko,Woods走入了南非黑人的生活世界,了解他們受到的歧視和壓抑,和Biko等人所主張的平等究竟為何。尤有甚者,當公權力奪去了Biko的生命,迫使Woods從觀察者變成了參與者,為了讓世人知曉事實的真相,他也面對了國家機器的監控,必須想盡辦法逃離自己富裕安穩的日常世界,才能讓Biko的故事流傳,讓Biko的犠牲能換回應有的價值。Woods發聲的努力構成了本片的後半,也唯有透過這段經歷,Woods自己乃至觀影者才能明白,Biko一開始的邀約是多麼的沈重。

故事經由述說才能發揮意義,Biko的故事很快發揮了力量,使得他不會和其他受難者一樣,連喪生的真相都無法獲知。Woods的書《Biko》於1978年出版,吸引了世人的關注,並變成文化創作的題材,1980年知名搖滾歌手Peter Gabriel發表了歌曲〈Biko〉,經過數年的蘊釀1987年本片上映,人們對南非的種族隔離也日漸重視,形成來自國際的壓力,而後1994年的廢止,過程中原因當然很多,Biko和Woods的犠牲和付出絕對於中間佔有一席之地。

反觀差不多時間差不多步調由威權轉入民主的臺灣呢?各個層面過於迅速的流轉變遷,早已讓我們失去了持平理解過去的能力,今日人人膜拜的聖人很快成為明日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這似乎也沒什麼不好,現實本來就打磨、考驗著人性,對那些被一面倒歌功頌德的人們,本就該懷著戒心。但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放棄對過去的理解,更不該只用現下短淺狹隘的需求或立場,以扭曲、偏執的目光看待、利用過去。

我們或許不需要一部好萊塢電影來幫忙頌揚英雄,但每個人都應該懷著尊敬、開放的心,去追尋聆聽那些曾在島上發生的事。

這樣,也許有一天,我們才能擁有著類似Biko的傳奇可以訴說。

(本文部分內容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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