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 星期三

好的問題,永遠來自「人」的角度--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

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要先聲明,因為工作的關係,曾和作者通過幾次公務信件,但只能勉強說知道這人,要稱認識都很困難。因此,對這書的評論,是出於閱讀後的感受,和私誼無關。和所有論文一樣,這書一定有它的缺點和需要再打磨的地方,但那問問題的角度,還是令自己驚艷不已。)

決定一篇研究論文的優秀與否有諸多要素,提出一個好的問題--或用更學術的說法,該研究問題意識是否明確而有價值,往往是其中關鍵。一個深刻而具有洞見的問題意識,必須能回應既然的研究取徑及其所獲得的成果,同時又能另闢蹊徑,在已有的學術典範(paradigm)之中,發揮己身的創見和想像,開展出新的論述,再填補既有研究所忽視的孔隙和盲點,推進人們對該領域理解的前沿;有時甚或推翻陳說,開啟全新的視野,造成孔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也因此有些研究者會戲稱一篇論文的好壞在一開始提問時便被決定,也因此「如何問出一個好的問題」,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堅實的問題意識,時常困擾著每個研究者,尤其對於初入學術之門的碩博士研究生,「問題意識」四字是讓他們寢食難安的最大苦惱。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一書,雖為作者的碩士論文改寫,但絕對是近年關於臺灣原住民研究重要的成果,不單是書中扎實的史料積累、探入而細微的分析、洗練具洞察力的文字論述等諸多優點,最關鍵的,還在於這研究卓越的問題意義,問了一個既能回應既有研究,但前人又未詳加發揮的重要問題。警察是日治時期官方對原住民管理或控制第一線,已為人所熟知,但作者卻不僅就此打住,僅將警察視為公權力冷血無情的代言角色,而重新從「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他們成為跨界的旅行者,不只從日本來到臺灣,並身處在平地民和原住民之間,他們有各自的感受,各自對原住民的觀察,並將這些感觸和看法化諸文字,其中有些字句反映著他們自我的處境和眼界,有些段落則受到時代侷限和擺佈,如同你我。

全書包括緒論和結論在內,共分五章,緒論點出了研究旨趣所在,如前述,說明本研究企圖帶入旅行的視角,去看待作為殖民政府蕃地統治最前線、最底層,並身兼征服者、統治者、教育者等不同身份的警察,在空間、文化等不同的越界「移動」中,所產生的種種文字,去看待他們所留下的觀察紀錄,以及在不同身份間的調適,並引用John Berger所言:「我們注視的永遠是事物與我們之間關係。」,去理解這些警察的「觀看」和「再現」。第二、三、四章則順著時序安排,反映著不同時期的蕃地治理。第二章以佐倉孫三、猪口安喜兩人為對象,代表著領台初期階段那種「探險」的氣息,兩人在臺時間有別,留下與原住民有關的寫作卻成反比,兩人為好友,不同的經驗使他們對理蕃的態度和想法迥然不同,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對原住民治理看法的差異。第三章以藤崎濟之助、瀨野尾寧為對象,進入了新的階段,撤廢了蕃務本署回歸並確立了警察體系,兩人的書寫不約而同開啟了回顧式的歷史書寫,顯示了「理蕃者」身份的寫作視角。第四章則從霧社事件到二戰時期,以橫尾廣輔、中村文治為對象,霧社事件的衝擊讓橫尾對前期的自信做出了反省,並重新省視對原住民的治理或看待方式,之後隨著戰爭的展開,原住民的治理再度變化,並被推上了前線,中村以個人的身份留下了紀錄。結論則回顧了全文的分析,並為這些個案的分析提出普遍意義的解釋,指出未來還能開展的空間。

作為一本嚴肅的學術論著,本書在閱讀上自然不會如同坊間常見的歷史普及書寫那麼容易,但卻又著更為深刻而動人的重量。深刻的部分在於跳脫單邊式的觀察,巧妙地利用警察所身處的邊界位置,對殖民者、被殖民者做出雙向的觀察,並勾勒殖民過程和不同族群接觸時的複雜。動人之處,則在於從「人」的角度,還原這些第一線殖民者身為人的一面,而不再只是象徵統治階級的一枚無名符號,這看似簡單,卻往往是講究通則式的研究取徑所忽略的,同時也是歷史學那不時被埋沒或遺忘的誕生起點。作者以個案進行分析,突顯了關懷所在,尤其和大論述間保持平衡,在學術文字之中所隱藏的,不僅是史家的技藝,同時也是史家該有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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