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0日 星期一

《菁英與權力的再現: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部落菁英的養成與實踐》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宋秀環的《菁英與權力的再現: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部落菁英的養成與實踐》,共由四篇論文以及一篇前言所組成,是作者三十年來對日治時期原住民部落內部菁英與國家權力之間互動的研究集成。前言首先點出本書的研究進路和核心關懷,並勾勒了過往相關研究的梗概。「原住民」一詞的出現,是戰後原住民運動下的成果,由最初的「蕃」到「原住民」象徵著原住民認同和主體性的覺醒,而這認同和主體性所欲對抗的源頭,可以上溯至清代以來日本殖民者的影響,在日本的同化政策的影響下,部落的傳統文化漸次遭受衝擊,面對這股力量,原住民菁英首當其衝,他們的處境和爭扎,以及之後的覺醒和反抗,提供了一重要的觀察縮影。然而,相關的研究卻一直付之闕如,直到21世紀後才陸續引起學界的重視,但仍有諸多需要填補的空隙。作者從1980年代末期便深入原住民部落進行田野調查,希望能結合文獻和訪談資料,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徑,對同化政策下原住民菁英的歷史樣態,進行梳理,彌補上這塊重要的歷史拼圖。

第一章〈部落菁英的搖籃:原住民青年團的成立與發展〉勾勒出臺灣原住民青年團出現的歷史過程及日後發展,從原本只是富國強兵政策下地方改良運動的一環,演變成國家軍事化動員組織的始末,以及過程中對原住民菁英造成的衝擊。青年團的概念從日本移植而來,在日本最初是民間主導的地方改良組織,而後被行政系統吸收,至中日關係的緊張,逐漸染上軍事動員的色彩。臺灣原住民部落青年團的發展大致雷同,但從一開始即是有官方推動,被賦與了同化和教化的任務,欲將原住民培養成「新日本人」,取代部落內部既有的世代次序,在和警察系統結合下,逐漸侵蝕原本原住民文化,參與者也逐漸從「反抗蕃族」變成了「忠誠國民」。第二篇〈殖民地協力者:泰雅族菁英事例〉則透過泰雅族大嵙崁群的泰雅族人菁英Losin和Hayon的生命史,分析統督府培育原住民菁英的模式,以及最重要的,身處於國族權力和部落傳統中的菁英,個人所面對的矛盾和掙扎。夾在殖民者和族人之間,這些作者筆下的「協力者」,必須面對著「近代化」與「背叛者」、「對日認同」和「民族情感」間的擺蕩,本章雖是以特定個案為對象,但反映的則是被殖民者的領導階層普世性的難題。

第三章〈菁英與文本建構:霧社事件文本的形塑〉,則在還原關於霧社事件相關紀錄文件中所流露的分歧性,本章依據「集體記憶理論」,指出必須把任何的歷史文本視為紀錄者主觀的載體,多少受到各自的立場和需要所影響。戰前對於霧社的詮釋,由殖民政府所掌握,戰後詮釋權則替之以國民政府,由與其意識型態相近的Tkdaya菁英所論述,Mona Rudo也從戰前的歷史罪人一轉而為民族英雄的形象。無論何者,都只反映了單一的敘事聲音,忽視了歷史的複雜,這種片面的「真相」反而替部落帶來了更多的傷害。直到21世紀之後,在原住民部落內部開始出現新的、具和解意義的解釋,形成新的集體記憶,作為凝聚賽德克族認同的助力。第四章〈阿美族部落菁英的認同轉化〉則將焦點放置在戰後原住民認同的形成,特別是在面對不同族群統治者時,原住民菁英於轉換過程所遭遇的挑戰,戰後國民政府帶來的不是原住民族的解放,而是某種意義上第二次的被殖民,日本時期部落中領導菁英,在政權轉換後失去了影響力,再加上國府的腐敗、貪污,這些不滿使他們懷念起日本,直到1990年代原住民運動的興起,在新一輩的推動下,重新催化了部落內部的凝聚,認同再次轉換,經歷了作者所謂從「殖民期的對日認同」至「懷舊浪漫期」再到「認同重構期」的歷程,逐漸脫去殖民者加之在他們身上的文化烙印。

本書可視為一本論文集,不同於首尾相繫的專書,這樣的體例多少會給讀者在閱讀上帶來些許遺憾,此為近來學術制度要求下,難以避免的情況。但本書可謂瑕不掩瑜,各篇論文都有著精闢的洞見,並且可以看到隱隱然相貫通的核心旨趣。除了提供對過去的理解,並描繪個人在時代變動中的艱難外,三、四兩章的論述已涉及我們所身處的當下,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刺激讀者反思或檢討自己心底是否還殘存著尚未化解的盲點和偏見,某些自以為良善的理解或想像,其實違反了原住民自身獨立認同的形塑。在文獻和訪談之間,作者不僅銜合過去和歷史,更引領讀者跨越了過去和現實之間的隔閡,發揮著歷史人類學的長處,也使得本書看似各自獨立的篇章,通貫成一部想要了解原住民部落菁英時,不能錯過的「通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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