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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圖片來自讀冊生活 |
大正時代係指1912年至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間，雖然只有短暫十五年，但無論對日本、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乃至整個東亞，都是非常關鍵的階段。相較於前任明治天皇乾綱獨斷的維新，以及繼任昭和天皇治下軍部勢力的堀起和獨裁，大正時期則以內閣與政黨政治，即所謂的「大正民主」，廣為人知。也許正因從大正政變（1913）開始，無論官方或民間一系列以擁護憲政為中心的活動與事件，吸引多數研究者的注意；也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政治史的研究都在史學領域中扮演著主軸的角色，傳統對於大正時期的研究，多半聚焦在政治場域的風起雲湧，雖然捕抓到了時代的重要側面，卻不見得能完全彰顯大正時期於歷史上的轉型意義。
竹村民郎的《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便從文化的角度，重新去理解大正時期。該書日文版於1980出版，並於2004重新改訂，另出了增補版，本書即由後者譯出。誠如該書日本版副標所言「世界史の転換期と大衆消費社会の形成」，全書的內容緊扣著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誕生，以此為出發，試圖析理出大正時期在政治變動之外的轉換。
全書共分七章，另有補論一篇。第一章〈大正人的一天
大正九年五月〉，便開宗明義地呈現本書試圖從生活層面開展論述的企圖心，以虛擬的B先生和B太太這樣兩人的受薪家庭，在大正九年的一天，勾勒出一次戰後日本社會所呈現的樣貌。除詳細描述生活的各層面外，也帶出第二章〈巨大都市東京的誕生〉的主題：以東京為代表，象徵西方近代城市文明的大都會出現。東京大都會之所以能成立，除政府有心的推動外，也和經濟的發展有關，特別是那些新興的企業，它們沒有傳統財閥的保守包袱，積極投身新式的科技，帶動產業的勃興，第三章〈成金的輩出〉便是在討論這些革新企業家們所帶來的影響。第四章〈大量消費型社會〉則承續了第三章的討論，新興產業對製造生活消費品的重視，反應著日本朝向消費社會發展的轉向，不單是甲子園、寶塚歌劇、大眾食堂、百貨公司、咖啡廳等等新式消費場所的出現，更重要的是一個以普羅大眾為運作核心以及思考主體的大眾社會的出現。大眾社會帶來的不僅是消費型態的改變，對文化層面也帶來巨大的衝擊，第五章〈大正文化的成立〉便從文化商品化、性產業和自由畫三方面，說明文化各層面因應大眾消費社會而發生的質變。第六章〈作為「時代」的大正〉則企圖捕捉潛藏在多彩多姿大正文化之下的軍國主義伏流，以婦女、勞工、農村這些看似與軍國勢力最無涉的主題出發，指出軍部無所不入的滲透，帶來大正文化的終局。在最後一章〈作為時代區分的大正〉這篇代結論的獨立長文中，作者認為「大正民主」的貢獻被過度頌揚，並不符合當時日本社會的實情，因此他選擇以中性、世界視野的「一九一○~三○年代」作為切入，去探求各時期文化、思想構造與國際關連性，析理其時的日本總體相和歷史意識，勾勒出它們和文化、思想之間的關聯；替本書的提出了一個理論及方法層次上的總結。補論〈作為「環境論」的郊外成立〉則討論「郊外」的出現，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基礎，以及一個建立在電車網絡之上的「交通文化圈」。
誠如作者在後記所言，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挑戰了傳統對大正時期的單一解釋，賦與了以文化作為解釋主體的全新歷史視角。其高明處在於，並非單單獵奇式地介紹大正時期的各種吃喝玩樂，而是透過對這些廣義文化現象的觀察，回應了傳統大敘述中的深刻論題，巧妙的將經濟轉型、現代化、自由民主的抗爭……等等日本史的重要轉變，嵌合於對日常事物的探究之中，不只消極地挑戰了傳統「大正民主」的解釋，更積極的替一九二○年代作出新的宏觀解釋，避開了大眾生活研究常見的瑣碎。這樣的著作還是來自於一位1929年出生的前輩學者，無疑值得今日史學研究者警惕與學習。對於非學院的讀者而言，本書所介紹的可爾必思、松下電器、勝家牌縫紉機等等商品，以及咖啡廳、百貨公司等等空間場所的出場，這些建基於都市之上的物質和消費文化，都與今日的生活聲息相通，若再考量日本和臺灣之間的歷史關聯，這本介紹1920年代日本的專著，也間接為認識我們身處的當下，提供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或許，政治起落的影響有時而盡，但基於人心需要的消費現象反而歷久彌新。在這個意義上，捨政治的大敘述，而關懷物質文化，反倒更能挖掘出某些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總之，「過去」不應只有一種解釋，唯有通過不同面向的歷史詮釋，跳脫既定陳說，人們才能理解那些逝去的過往。究此點而言，本書無疑提供了最佳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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