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6日 星期五

校園性侵案件的難題:《消音獵場》揭露不可思議的邪惡和善良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以美國大學校園性侵事件為主題的《消音獵場》(The Hunting Ground),是兩個「不思議」交疊而成的影像紀錄。

第一個「不可思議」是美國大學裡,性侵案件數量與頻率驚人。本片中,提及多是能錄取就是人生勝利組的一流學府。隨著片中一波波公布的統計數字、專家學者的分析,以及被害人句句血淚的自我陳述,夢幻泡影破滅,醜陋不堪一樣一波波衝擊觀眾,惡狠狠地揭露那完美表象之下,人性最卑劣不堪的模樣。根據本片調查,16%-20%的大學生曾遭性侵害(其中亦包括男性,在性別刻版印象中,他們的處境更為艱辛),加害者多半是學生,往往是被害者認識或熟稔的友人。

受害者中有些人選擇隱忍,因為一旦公開受害者的身份,往往引起更多的孤立和歧視;挺身指控,則多半需面對二次傷害(殘暴不下性侵),難堪的是,二次傷害的加害者通常都是「校方」。

大學為了名譽,遭逢案件多半傾向大事化小,甚至質疑受害人的可信度:是否有釋出錯誤的訊息、是否惡意謊報等等,藉此迴避法定的通報。依此邏輯,校方給予加害者的處分微乎其微,做做樣子的態度明顯;或者根本什麼也不做,哪怕是性侵累犯,也不用擔心嚴厲懲處(例如退學)。學校為了維持皇城內的和氣,除了消極的不通報或不作為外,對於出面聲援受害學生的教職員反而積極處份,強硬地要他們噤聲,維持虛假的風平浪靜,校園遂變成掠食天堂。

美國大學校園的性侵案件頻傳,從上世紀70年代迄今依然無解,這涉及了複雜的結構性問題,隨著影片的推演,揭示了一道道利益關卡。這些名校無視學生安全和權利,一旦這些性侵案曝光,校譽受損,立即影響了招生收益,對外的募款也將遭受重創,換言之,面對校園性侵案,「名」及「利」左右了校方的每個判斷和選擇。惡名昭彰的「兄弟會」或者涉嫌性侵的大學明星運動員,一旦和被害人同時放在名利的天平上,這些與金錢獲利盤根錯結的組織或個人,轉瞬便壓垮了被害人所渴求的公義。讓理應盡保護、教育責任的大學,自願成為幫兇。

本片的第二個「不可思議」是前述泥淖裡的光芒。

《消音獵場》兩位主要敘事者Annie E. Clark和Andrea Pino,兩人皆是校園性侵案的受害者、同樣面對來自校方的漠視和二次傷害。兩人不屈服於不義,走上了抗爭的道路。她們引用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這條1970年代所立,用以支持性別平權的法律,強調如果學校不對施暴學生加以懲處,讓學校變成不安全的環境,形成對女性受教權的變相歧視;一旦此論點成立,那麼聯邦政府就有權收回對該校的補助。

於此同時,兩人也開始串聯被害人,讓更多的被害人現身說法,使暴行能浮出水面,依循著被害人的回報,他們幾乎走遍了全美國,顯示了問題的普遍和嚴重。這也是趟治療之旅,她們以自身的經驗,鼓勵遭受性侵的學生,並且自我治療和救贖。滴水可以穿石,這自發的組織逐漸壯大,除了受害者以外,也喚起了其他學生的聲援,引起了世人的關心,迫使官方表態介入。

透過本片,這群年輕的受害者們,背負著內心的傷痛和沈重與體制對抗,不屈不饒、據理力爭;那自立的姿態,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大學教育的理想,諷刺的是,竟得透過大批的受害事件才能達成。

這一正一反的不可思議,為本片帶來驚人的能量,導演Kirby Dick是紀錄片的老手,長期耕耘該領域,2006年的《影片未分級》(This Film Is Not Yet Rated)、2009年的《被損害的憤怒》(Outrage),2012年獲獎無數的《看不見的戰爭》(The Invisible War),他處理爭議議題熟練又強硬。本片於CNN首播後,引來了各方的批評,質疑本片的可信度,甚至一度對簿公堂。

《消音獵場》或許立場過於鮮明、單一,然而處理權力失衡的課題,矯枉過正,說不定是不得不然的手段。唯有面對問題,公開這些性侵案件,在不斷辯論中做出系統性的根本變革,才能有效解決問題,自欺欺人的掩飾,只會造成更劇烈的傷害。包括本片在內,Annie E. Clark和Andrea Pino所組織的End Rape on Campus(EROC)、美國各校園內的抬床墊抗議,以及《We Believe You: Survivor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Speak Out》、《Missoula: Rape and the Justice System in a College Town》等書籍,都可做如是觀。

然而,觀眾必須意識到單方面的陳述或宣傳,很可能將問題簡單化。給予所有的人事物貼上善惡分明的標籤,是最簡單的理解方式,卻也最容易造成誤判,作為一部紀錄片,本片幾乎沒有片中「反方」立場的說明。學校的校級或系所單位一昧唯利是圖,兄弟會組織像奸擄燒殺的幫派,體保運動員則是學校保護傘下的土皇帝,本片反覆營造這些形象,最後就以刻板印象結案,只是以一個模板取代了原本的刻板,無助於突顯和理解問題的複雜本質。
《紐約時報》一篇介紹《Missoula》的專欄中,引用了書中所提及2002年美國高中美式足球選手Brian Banks被控性侵的案例,他原本一帆風順的人生從此毀於一旦,坐牢五年,再也無緣賽事,而到了2011年原本的指控者收回證詞。誠如本片提及,這些性侵指控確實會有誤控的可能,比例僅有一成不到,相比於龐大的受害者,終歸少數,然而並不能因為比例不高,忽視了其中的風險。

舉此案例,只是想強調,這些一流名校的教授或學生,不見得那麼簡單的被利益遮蔽了雙眼,約會強暴或性騷擾本來就是十分難斷的難題,息事寧人絕對不可取,但過於武斷,簡化問題,也不是最終的解答。在爭是非對錯的實質正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能有助判斷是否對錯的形式正義,唯有確立後者,才能保障涉入事件中的每一個人。要確立後者,就必須還原各種不同的聲音,「矯枉過正」是引人注意的手段,要解決問題,還要冷靜的將各方意見併陳,建立制度。最終,能對抗「不可思議的邪惡」的仍是完善的體制,不能只是樂天的單憑「不可思議的良善」。

反觀台灣,因為大學構成的不同,在缺乏先天條件的情況下,性侵害和性騷擾不若美國嚴重(容我們樂天而盲目地這樣相信),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有比較進步,在性別平等的路上,無論處理或態度,其實並沒有高明多少,類似片中那種「大事化小」、「息事寧人」的思維,甚至自覺或不自覺懷疑被害者的二次暴力,亦時有所聞;各機關雖然設有性別平等委員會,但實際執行上仍有太多不足。沒有完備的制度和可供依憑的遊戲規則,再加上各種主觀偏見和客觀利益的糾葛,只會讓事件變成難以析辨、各說各話的羅生門,傷害了所有的參與者,無法彰顯正義(如近期輔大相關事件即為一例)。

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的認知和處置,是整個社會觀念的縮影,也許Annie E. Clark和Andrea Pino帶領的運動,難以帶來徹底的改變,但至少再次提醒人們正視問題,相較於仍採取眼不見為淨的臺灣社會,我們還有更長遠的路要走。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