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背景是山西南部的窮鄉僻壤，主角翠珍是一位平凡的中年婦人，以理髮為業，在看似普通的生活裡，她藏有著另一段特殊的人生。三十多年前的一場怪病，讓她獲得扶乩的能力，附身在她身上的，不是一般的傳統神明，竟是她口中尊稱的「毛主席」，《神仙代言人》記錄的正是這荒謬無稽的故事，身為凡人翠珍的同時，她以毛澤東靈媒的身份行走於人間。嫁到外鄉後，她以這兩種身份建立新生活，尤其是後者，她替毛澤東立了神像、設了祠堂，替人算命、治病，甚至收徒弟，成家立業。
為了感恩毛主席的保佑，每年都舉辦慶祝法會，替毛澤東慶生，這生日派對成為當地不小的盛事。2011年12月26日，逢毛澤東118週年生日，翠珍想要趁此擴大誕辰活動的規模，招集四方各路的靈媒，在她家一起為主席慶生。這些靈媒有些是她徒弟，有些是其他鄉里和她一樣被神明附身的乩身，所共同者，附顯在他們身上的神明，都是和毛澤東有關的中共早期人物，如毛岸英、朱德、周恩來、楊開慧等等。這擴大舉辦的想法，面臨了各方阻礙，橫阻在翠珍慶典夢前的，是人間的實際，有限的財力、物力，眾靈媒乩身之間的恩恩怨怨。
全片便圍繞著她努力奔走的過程，以翠珍為中心，帶出山西農村的信仰和現實世界。
我們可以選擇嘲笑，片中有著太多光怪陸離的場景和對話。譬如翠珍徒弟許春靈先前為了是否授權行醫等糾紛，結下了心結，對這次大壽百般阻擾，明明是私人恩怨的爭吵，卻不斷繞著毛的權威，既然都能請主席上身，替主席祝壽豈能在翠珍私宅舉行，讓翠珍一人獨攬權威；又或者，看到別位毛澤東靈媒，在王母娘娘等其他靈媒協調下，開出附在她身上的主席神明要「打著洋鼓洋號，扛著五星紅旗」的參加條件。
「洋鼓洋號」在村子裡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才有，等於反將了翠珍一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
「萬教合一」信仰，更是讓人不知該如何評論，看到別村靈媒在高掛「東方紅舞台」的毛澤東廟宇裡，大談著毛在人間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陰間就成立了「西方極樂中國」，「道教、佛教、儒教、天主、耶穌」都被毛主席統一，都要高呼「阿彌陀佛」，因為毛就是阿彌陀佛、就是「如來」。
最荒謬的，無疑是翠亭的毛澤東，和毛之子毛岸英靈媒相見時，兩人流淚相擁；以及慶典當天各式各樣、難以想像的慶祝儀式，和最後高潮的眾靈媒大集會。
我們也可以選擇分析，慶生會籌備過程中有太多的線索可以深描論述，政治與宗教的符號交互融合，被挪用和賦與了新的意義，政治人物的神化，成為實質信仰的樣態。中國的扶鸞傳統展現出強勁的生命力量和融合性質，即便經歷1949年中共一系列反迷信運動的打擊，還是能不斷延續，並且將中共所建立的新秩序、新偶像，原封不動納入其中，並使用民間信仰中常見宗教融合（如晚明林兆恩的三一教或一貫道的五教合一）說法，以「萬教合一」解釋中共的反宗教，以及文革時期的過激作為，都是為了要將各宗派各思想打破，合理化了過去，也合理化了自身。
光是捕捉底層的眾生相，本片就留有大量的素材，可供徵引。從劇中的禱詞可知，毛的信仰是從1990年代之後開始，這呼應著同時期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影像中貧窮的鄉村，面對快速的貧富差距，這些不斷被邊緣化的底層人民，他們生活或內心的苦悶，都藉由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扶乩信仰中，見得或多或少的端倪。
無論政治學、人類學、宗教學、社會、歷史學等等，都能在本片揭櫫的現象中，找到大展身手的論述空間。然而，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去嘲笑，又如何忍心去理性分析呢？
將毛澤東神靈化，將中共，黨的體系轉化成信仰的體系，請靈上身、虔誠祝禱，甚至有信眾去祈求生子、悲訴婚姻破裂。這些情節看似不可思議，但相同的情境哪一個不在我們週遭的日常中反覆上演著？信奉中共高層的靈媒和信眾，心底所渴求以及得到的回饋，很大程度上，和傳統宗教的運作和功能殊無二致，更遑論那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宗教，有些教義和系統的可笑程度猶有過之，卻吸引著許多「文明人」供奉。
人心的脆弱和需求，並不會因時空阻隔或「進步」程度而差異太多，現實中所無法承擔的重量，若要尋找超越人間的力量，所能引用的思想資源和邏輯，或所期盼填補的空洞，永遠不會改變；真有什麼差異，大概就只是包裝的不同。一旦我們選擇嘲笑，最終嘲笑的只是自己。
這也是不忍理性分析的原因，影片中除了翠亭和眾靈媒之間「通靈」的部分，另外一條平行的伏筆，是他們於生活之中所面對的無奈和苦痛，學術的眼光或許可以從他人的苦難中淬鍊出知識，但很可能喪失人性中同感的悲憫。翠亭和其他靈媒，皆是社會最底層的一群，出生於貧窮，成長於貧窮，在中國經濟起飛之後，被擠到了更邊緣的角落。他們在獲得通靈前的人生，是一則則悲慘的故事，獲得神明上身之後，他們才找到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是眾人在慶壽典禮一事爭執不休的根本原因，翠亭執意一人攬下主辦權，他人的反對，爭的其實就是那一點點因主席上身所得來的尊重和光芒。
扶乩一類的宗教行為，往往和弱者同在，是身處強者所構成的秩序下唯一的出路。臺灣前輩作家王湘琦的短篇小說〈黃石公廟〉中，通靈信仰是暗地裡和當權者對抗的方式；也是面對心底悲痛的方式。當翠亭去亡父的墳上祭拜，那哀痛的淚水，和對文革破害的控訴，說明她對時代和歷史並非全然無知無感，她仍如此虔信毛主席的神明，將那些僵硬死板的教條當作教義，一方面說明了弱勢者，腦海中所能調度的資源有限，毛和黨徹底佔據了他們的人生；另一方面，當那「現代」舖天蓋地而來，新的遊戲規則和秩序把他們狠狠甩下，對比於片中那如怪獸般高聳的高鐵工程，空洞生硬的教條所曾許諾的世界，反而較為親切。
他們看得很重、爭得很兇的一切，世間卻看得很輕，銀幕前的我們不也如同觀看馬戲團的小丑，這樣卑微的渴求，已稱不上弱者的抵抗，只是弱者乞求的一絲曙光；也或許世間所看輕的，不是他們的追求，而是直接看輕他們。
電影中的有兩個難忘的鏡頭，一是當翠亭舉辦慶壽時，鏡頭一閃而過帶到她那沈默的丈夫，看著忙裡忙完的眾靈媒和信眾時，神情之間滿是複雜，有著不滿、落寞和無奈。片中這被翠亭直言無用的男人，究竟怎麼看待著能讓毛主席上身的老婆，無從得知。一樣在社會底層的他，仰賴著這筆收入，似乎也沒有立場多說什麼，只能格格不入的站在那。片尾，兩年後的翠亭，離開了她山西的小天地，去韶山（毛澤東故居）參加毛澤東兩百年生辰紀念，那是由政府傾力推動，各地人民湧入參加，狂熱祭拜的會場裡，神情複雜、格格不入的反而變成了翠亭。
當官方親自扮演起偉大毛主席的乩身時，翠亭和其他靈媒們從招喚毛神靈所得到的那一絲絲榮光，終究是微不足道的邊緣，只是對政府拙劣的模仿。
導演許慧晶在上部紀錄片《媽媽的村莊》，以一位身兼推動節育和送子娘娘靈媒雙重身份的女性，帶著觀眾走進湖南的村落，這次他帶領著人們走的更深更遠，不僅揭露中國華麗外表下內裡深層的瘡疤，也藉由撥開瘡疤流下的膿血，倒影著人性共通的深沉無奈。
不是《神仙代言人》揭露了荒謬無稽的世界，而是這世界本來就荒謬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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