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6日 星期一

讓強者附身:《神仙代言人》荒誕無稽的世界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背景是山西南部的窮鄉僻壤,主角翠珍是一位平凡的中年婦人,以理髮為業,在看似普通的生活裡,她藏有著另一段特殊的人生。三十多年前的一場怪病,讓她獲得扶乩的能力,附身在她身上的,不是一般的傳統神明,竟是她口中尊稱的「毛主席」,《神仙代言人》記錄的正是這荒謬無稽的故事,身為凡人翠珍的同時,她以毛澤東靈媒的身份行走於人間。嫁到外鄉後,她以這兩種身份建立新生活,尤其是後者,她替毛澤東立了神像、設了祠堂,替人算命、治病,甚至收徒弟,成家立業。

為了感恩毛主席的保佑,每年都舉辦慶祝法會,替毛澤東慶生,這生日派對成為當地不小的盛事。2011年12月26日,逢毛澤東118週年生日,翠珍想要趁此擴大誕辰活動的規模,招集四方各路的靈媒,在她家一起為主席慶生。這些靈媒有些是她徒弟,有些是其他鄉里和她一樣被神明附身的乩身,所共同者,附顯在他們身上的神明,都是和毛澤東有關的中共早期人物,如毛岸英、朱德、周恩來、楊開慧等等。這擴大舉辦的想法,面臨了各方阻礙,橫阻在翠珍慶典夢前的,是人間的實際,有限的財力、物力,眾靈媒乩身之間的恩恩怨怨。

全片便圍繞著她努力奔走的過程,以翠珍為中心,帶出山西農村的信仰和現實世界。

我們可以選擇嘲笑,片中有著太多光怪陸離的場景和對話。譬如翠珍徒弟許春靈先前為了是否授權行醫等糾紛,結下了心結,對這次大壽百般阻擾,明明是私人恩怨的爭吵,卻不斷繞著毛的權威,既然都能請主席上身,替主席祝壽豈能在翠珍私宅舉行,讓翠珍一人獨攬權威;又或者,看到別位毛澤東靈媒,在王母娘娘等其他靈媒協調下,開出附在她身上的主席神明要「打著洋鼓洋號,扛著五星紅旗」的參加條件。

「洋鼓洋號」在村子裡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才有,等於反將了翠珍一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
「萬教合一」信仰,更是讓人不知該如何評論,看到別村靈媒在高掛「東方紅舞台」的毛澤東廟宇裡,大談著毛在人間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陰間就成立了「西方極樂中國」,「道教、佛教、儒教、天主、耶穌」都被毛主席統一,都要高呼「阿彌陀佛」,因為毛就是阿彌陀佛、就是「如來」。

最荒謬的,無疑是翠亭的毛澤東,和毛之子毛岸英靈媒相見時,兩人流淚相擁;以及慶典當天各式各樣、難以想像的慶祝儀式,和最後高潮的眾靈媒大集會。

我們也可以選擇分析,慶生會籌備過程中有太多的線索可以深描論述,政治與宗教的符號交互融合,被挪用和賦與了新的意義,政治人物的神化,成為實質信仰的樣態。中國的扶鸞傳統展現出強勁的生命力量和融合性質,即便經歷1949年中共一系列反迷信運動的打擊,還是能不斷延續,並且將中共所建立的新秩序、新偶像,原封不動納入其中,並使用民間信仰中常見宗教融合(如晚明林兆恩的三一教或一貫道的五教合一)說法,以「萬教合一」解釋中共的反宗教,以及文革時期的過激作為,都是為了要將各宗派各思想打破,合理化了過去,也合理化了自身。

光是捕捉底層的眾生相,本片就留有大量的素材,可供徵引。從劇中的禱詞可知,毛的信仰是從1990年代之後開始,這呼應著同時期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影像中貧窮的鄉村,面對快速的貧富差距,這些不斷被邊緣化的底層人民,他們生活或內心的苦悶,都藉由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扶乩信仰中,見得或多或少的端倪。

無論政治學、人類學、宗教學、社會、歷史學等等,都能在本片揭櫫的現象中,找到大展身手的論述空間。然而,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去嘲笑,又如何忍心去理性分析呢?

將毛澤東神靈化,將中共,黨的體系轉化成信仰的體系,請靈上身、虔誠祝禱,甚至有信眾去祈求生子、悲訴婚姻破裂。這些情節看似不可思議,但相同的情境哪一個不在我們週遭的日常中反覆上演著?信奉中共高層的靈媒和信眾,心底所渴求以及得到的回饋,很大程度上,和傳統宗教的運作和功能殊無二致,更遑論那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宗教,有些教義和系統的可笑程度猶有過之,卻吸引著許多「文明人」供奉。

人心的脆弱和需求,並不會因時空阻隔或「進步」程度而差異太多,現實中所無法承擔的重量,若要尋找超越人間的力量,所能引用的思想資源和邏輯,或所期盼填補的空洞,永遠不會改變;真有什麼差異,大概就只是包裝的不同。一旦我們選擇嘲笑,最終嘲笑的只是自己。

這也是不忍理性分析的原因,影片中除了翠亭和眾靈媒之間「通靈」的部分,另外一條平行的伏筆,是他們於生活之中所面對的無奈和苦痛,學術的眼光或許可以從他人的苦難中淬鍊出知識,但很可能喪失人性中同感的悲憫。翠亭和其他靈媒,皆是社會最底層的一群,出生於貧窮,成長於貧窮,在中國經濟起飛之後,被擠到了更邊緣的角落。他們在獲得通靈前的人生,是一則則悲慘的故事,獲得神明上身之後,他們才找到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是眾人在慶壽典禮一事爭執不休的根本原因,翠亭執意一人攬下主辦權,他人的反對,爭的其實就是那一點點因主席上身所得來的尊重和光芒。

扶乩一類的宗教行為,往往和弱者同在,是身處強者所構成的秩序下唯一的出路。臺灣前輩作家王湘琦的短篇小說〈黃石公廟〉中,通靈信仰是暗地裡和當權者對抗的方式;也是面對心底悲痛的方式。當翠亭去亡父的墳上祭拜,那哀痛的淚水,和對文革破害的控訴,說明她對時代和歷史並非全然無知無感,她仍如此虔信毛主席的神明,將那些僵硬死板的教條當作教義,一方面說明了弱勢者,腦海中所能調度的資源有限,毛和黨徹底佔據了他們的人生;另一方面,當那「現代」舖天蓋地而來,新的遊戲規則和秩序把他們狠狠甩下,對比於片中那如怪獸般高聳的高鐵工程,空洞生硬的教條所曾許諾的世界,反而較為親切。

他們看得很重、爭得很兇的一切,世間卻看得很輕,銀幕前的我們不也如同觀看馬戲團的小丑,這樣卑微的渴求,已稱不上弱者的抵抗,只是弱者乞求的一絲曙光;也或許世間所看輕的,不是他們的追求,而是直接看輕他們。

電影中的有兩個難忘的鏡頭,一是當翠亭舉辦慶壽時,鏡頭一閃而過帶到她那沈默的丈夫,看著忙裡忙完的眾靈媒和信眾時,神情之間滿是複雜,有著不滿、落寞和無奈。片中這被翠亭直言無用的男人,究竟怎麼看待著能讓毛主席上身的老婆,無從得知。一樣在社會底層的他,仰賴著這筆收入,似乎也沒有立場多說什麼,只能格格不入的站在那。片尾,兩年後的翠亭,離開了她山西的小天地,去韶山(毛澤東故居)參加毛澤東兩百年生辰紀念,那是由政府傾力推動,各地人民湧入參加,狂熱祭拜的會場裡,神情複雜、格格不入的反而變成了翠亭。

當官方親自扮演起偉大毛主席的乩身時,翠亭和其他靈媒們從招喚毛神靈所得到的那一絲絲榮光,終究是微不足道的邊緣,只是對政府拙劣的模仿。

導演許慧晶在上部紀錄片《媽媽的村莊》,以一位身兼推動節育和送子娘娘靈媒雙重身份的女性,帶著觀眾走進湖南的村落,這次他帶領著人們走的更深更遠,不僅揭露中國華麗外表下內裡深層的瘡疤,也藉由撥開瘡疤流下的膿血,倒影著人性共通的深沉無奈。

不是《神仙代言人》揭露了荒謬無稽的世界,而是這世界本來就荒謬無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