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平淡的鋪陳下，《日常對話》有著濃的化不開的壓抑氣氛，片中一段段真實私密的對話和告白，潛伏著太多不忍直視的哀傷，這些隱密的情結，讓這部片產生了巨大的能量，讓觀眾重新思索身處的「日常」，進而導引救贖的希望。
由黃惠偵執導的紀錄片《日常對話》，半強迫地開啟了她和母親之間對話，在一場場靜默的交談中，不只在個人層次上呈現了舊時代女同性戀者的無奈，也揭露了故事底層難以動搖、如詛咒一般的社會結構。最關鍵的是，令母女兩人重新面對家庭難以面對、不斷逃避的過去，用極端「非日常」的方式，說出每個家庭的普遍「日常」。
《日常對話》由短版本的《我和我的T媽媽》拓展而來，相對於後者的精心設計，前者採取了更樸質的敘述方式，宛如「素顏」般呈現母女兩人的家族故事。導演的母親在北港農村成長，在民風保守的年代作為一位女同性戀者，註定了波折不斷的人生。她的家人不知有意或是無心，忽視了她不同性向的特質，傳統的社會規範也沒有提供可行的出路，只能順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遠嫁他方。
她的丈夫好賭、脾氣暴躁，時不時對她暴力相向，這場婚姻成了她生命的噩夢也是轉折。黃惠偵陪著母親返鄉，到了今日，從母親同輩親友的口中，仍是典型華人農村社會以男性為主導的家族觀念，如同墓碑上都只能刻著代表男性後人的「大房」，不管夫婿多麼糟糕，人人口中還是喊著「女大當嫁」。她無奈地說：「祖宗桌上沒有人會供奉未出嫁的女兒（孤婆）。」
母親帶著兩個女兒逃離了丈夫，這不表示從此走上美滿的道路，度過膽顫心驚的日子后，母親找到了「牽亡人」這份被世人看輕的工作。母女三人勉強溫飽，母親的情感世界也算多彩多姿，但照片中的描述看來，她對如何維持家庭、如何扮演母親一籌莫展、手足無措。所以她大半時間不在家，和女兒鮮少互動，母親固然不像父親（男人）那樣暴力，但她大致也延著同樣套路生活：好賭、敗家（其中一任女友形容她為「匪類」）、不願穩定、不願負責。
母親不曾和女兒討論性向，但隨著一任又一任的女友一同生活，在這個三人家庭裡不是秘密，成為一則沒說出口的謊言。片子裡有段情節分外諷刺，導演妹妹的女兒童言童語地追問：「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這是這家族裡最真誠也最諷刺的問題。有問題無答案，只待小女孩長大自己觀察。母親也許誠實面對自己的性向，卻無法面對過去和家庭，選擇了真正的謊言。
在女朋友面前，她捏造過去，淡化了婚姻中遭遇的折磨；尤有甚者，抹去兩個女兒親生的事實說：「兩個女兒是領養來的。」家暴的陰影能在，否認女兒、逃避家庭則讓她能和過去經歷切割，用全新的身分活著。導演的母親在片中滿口「自由」、「一個人比較好過」，但不時仍流露出心裡柔軟的部份，害怕孤獨，不知如何對女兒表達愧咎和愛。
在《日常對話》的開頭，導演用強硬的對話和追問，讓人覺得有些殘酷，有必要這樣逼問嗎？大多數人們的「家」都有形貌上的框架，家裡有太多秘密、情緒，太多隱藏的想法，只要能維繫家庭運作如常，人與人的相處很少是什麼大破大立，多半是勉強的貼貼補補。所謂的「日常」就是這樣刻意視而不見才得以運作。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日常對話》的每段對話，都偏離了「日常」。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會不斷地問：「真的有必要為了重建一個家，這樣層層剝離嗎？」
這個問題直到最後、最關鍵的一次對話才得到答案，最後的場景是任何人、任何評論者，都不能用虛浮的語言度量、分析、描繪的場面，也是凝聚全片的重要對峙。在片子尾聲攤牌，終於讓人理解了《日常對話》並非《我和我的T媽媽》對母親人生的描述；也不是對家族記憶拼貼和反思；而是以導演個人為起點，對母親、家庭、家族的治癒。答案聽起來很簡單，但誰也難達成：家應該建立在愛之上，愛不該建立在謊言或隱暪，人們朝夕相處的「日常」其實並不平常。
憑著這部電影，黃惠偵跨出了第一步，《日常對話》的每個片段都是獻給母親的情書，就算不明晃晃地宣告，觀眾們都能領受女兒對母親愛的告白的意味。從此之後，家庭表面看來如昔，但內裡不再一樣，片尾導演和母親的天真對話，值得所有人深思，也是人們該去看這部電影的理由。
《日常對話》並不只是一部私密的電影，更非紀錄某種特別的人生，它以非日常的方式突顯了日常的虛假，也詮譯了日常應有的樣貌。在導演和母親的互動中，體現著每個家庭的普世面貌，以及每個人在社會結構和習俗制約下的無奈。片中美個人都是被害者，就算是缺席的父親也不只是單純的施暴者，導演曾在過去的訪談中提到父親令人髮指的一面，但依舊是被命運擺弄的棋子，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反之亦然。
人間日常是這樣的，人們帶著傷活著，如果我們永遠選擇忽略、噤聲，那麼傷口就永遠鼓著鮮血。沒有人知道傷口要如何痊癒，世間也無標準答案，黃惠偵告訴我們停止假裝、試著對話；剝去虛矯、挖掘埋藏已久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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