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重新編輯、更名為〈務實甘苦人：專訪《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分為上、下刊登，該版本焦點明確，文詞通順，此處為未編輯版，純粹給自己留存。
附上一刀未剪的版本，竟然一刀未剪，就表示沒有校過錯字、順過句子，更沒有後來正式版的那麼重點明確，重要的內容後來保留了。
我對閱讀自己寫的字句有著很深的恐懼，通常寫完後就不會再看，所以對接手我文章的人都感到由衷的愧疚。會把這篇翻出來，是因為正式版一直被大家挑錯字（我錯了，請大家原諒我），不經意多讀了幾篇之後，忍不住把未剪版叫出來，除了由衷感恩曾傑讚嘆曾傑，把一篇有些囈語般的文章變成中性的報導，也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公器私用，從鍾導到阿翔再到阿堯導演，我根本是利用訪談的機會，再進行對自己的心靈諮商和治療。
因此，一刀未剪版與其說在採訪誰，倒不如說只是一面映照自己身影的鏡子，所以還是決定留在網路的世界當作憑弔。）
第一次聽到黃信堯導演，是在電影《一路順風》宣傳時和導演鍾孟宏導演的訪談，當時話題是在聊鍾導之前拍攝紀錄片的甘苦，然後鍾導就突然丟出了黃信堯的名字，除了稱讚黃導演在記錄片上的功力和成績，更主動提及他正在替黃導的第一部劇情片擔任攝影的工作。鍾導那時對黃信堯的形容是「厲害」，但比起稱讚的用語，更令我難忘的是鍾導稱讚時的神情，那是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去形容、意味深長的迷人神韻，只能說那是一位後輩能從前輩身上得到最高的讚譽。
近一年的時間經過，終於等到了《大佛普拉斯》，突然可以了解那神情的部分意思。這確實是近年最亮眼的臺灣電影，不論在故事的內容或敘述的方式上，黃信堯導演都充分展現了他的「厲害」，在保有初生之犢氣勢的同時，又能擁有成熟老練的精緻。一定程度上，《大佛普拉斯》是一則簡單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但在黃導那「我是始終如一的導演阿堯」這註冊商標口白開場下，讓觀影者不知不覺順隨著主人翁肚臍和菜埔，一同進入充滿悲嘆和無奈的徬徨人生，一點一滴在觀眾心底灌注著那看似荒謬卻再寫實不過的沈重，令人窒息的壓力，於片尾戛然而止的瞬間到達了最高潮，即便走出戲院，看似平緩實為激烈的後勁，仍緊緊將人包圍著，久久不能自己。一則簡單的故事，能渲染出如此多的情緒，說故事的人一定是關鍵。或許，現在斷言有些過早，但《大佛普拉斯》絕對會是二十一世紀初臺灣電影不容錯過的一頁，台北電影節五項大獎得獎、多倫多影展「亞洲影評人聯盟獎」，以及甫公佈的第54屆金馬獎入圍名單中，該片獲得十項提名，皆是最好的證明。
採訪當日，阿堯導演的行程十分忙碌，排滿了七場媒體專訪，我到場時導演正在抓空檔補拍照片，訪談的後半則是邊吃午餐邊進行。《大佛普拉斯》宣傳開始於臺北電影節之後，在首映並獲獎後，這部片子開始逐漸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宣傳期的忙碌，對導演來講也是全新的體驗，他說拍攝紀錄片時沒有「宣傳」這回事，他所拍攝的紀錄片都沒有上院線，只在公共電視或影展播放，沒有需要跑宣傳，頂多就是出席影展的QA。問導演會很不適應嗎？阿堯導演以他一貫的直率回答，不只給了肯定的答案，而且還是「非常不適應」。不同於作品裡那口白的形象，平常的導演並不習慣出席公眾活動，或到處和別人交談，他說他的個性比較常「耍孤僻」，宣傳期的種種公關或訪談活動，對他來講，十分疲累。但他也知道這是必須的流程，雖然辛苦，但他也很甘願，並儘量滿足每位訪問者，哪怕許多基本的關鍵題必然會重覆、交疊，他也會很有服務精神的給出不同的答案。
除了後續的宣傳以外，當片子拍攝、剪輯等製作流程結束時，就片子本身，阿堯導演其實就已經把它放下，至於對票房的想像或壓力，更多的反而是一種對投資人的責任。他細數了包含製作公司甜蜜生活在內的出資人，希望票房和海外版權能多貼補他們一點，「既然人家出錢，就想辦法不要讓人家賠，至於輔導金，也是納稅人的錢，至少也得把電影拍好，不要亂拍，才對得起人家。這樣的壓力是一定會有的。」誠懇的言詞之間，強烈的現實氣息迎面而來。我想起阿堯導演之前在紀錄片《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於雄影的QA中提到，他不覺得拍紀錄片有多麼神聖，還是要「生活吃飯」，「有的時候為了生存而拍」。那種務實的態度，似乎也反應在對拍攝劇情片上。導演承認他一向務實的個性，作為家中唯一的收入，養家的責任無法推卸，堅持苦熬幾年完成什麼偉大的理想，對他來講是不可能的事，他必須以工作的角度去思考拍片這件事，不管是紀錄片、劇情片皆然，「假如我拍了一部曠世巨作，接下來就跑路了，沒有下一部，那樣也還蠻辛苦的，意義似乎也不大了。」所以他早已習慣從對現實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創作。
這樣思考方式的養成，或許和阿堯導演成長的背景有密切的關係，他很早就開始工作，國中畢業升高中時的暑假就去安平工業區的皮革工廠打工，「小孩子嘛，就被派去做最爛的工作」，領著很少的錢，在盛夏頂熱加蓋廠房裡，連電風扇都沒有，汗如雨下地搬著皮革，「真的是熱到只剩內褲沒脫了」。高中畢業則去選舉的場合工讀，白天貼選舉海報，兩個人一組騎著小速克達，腳踏的地方放著一大水桶的漿糊，坐後面的人抱著一大綑海報，到了定點停下來，前面的人負責用刷子塗漿糊，後座趕快把海報貼上；晚上的工作是到處發傳單，請人家拜託支持。
只要是阿堯導演的訪談裡，都會提到他高中就開始投入政治和社會運動，是否和這段助選經歷有關？阿堯導演說他其實高一就去聽民進黨的競選演講，1973年出生的他，從高中到大學正是臺灣政治風起雲湧的階段，民進黨雖然已經成立，政治也解嚴，但還是有太多的權利／力需要爭取和保障，使人們走上街頭，青年阿堯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吸引而投入。然而，這樣的行為不是和他務實的性格有些相違背嗎？「會去參與社會或政治運動，當然和務實無關，而是長期被社會否定有關。」阿堯導演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一個很會唸書的小孩，在升學導向的教育體制裡，一直處於邊緣。他都還記得小學時，學校為了推動民主訓練，舉辦校內國小市長選舉的活動，每班都有推出候選人，班上同學就慫恿阿堯導演和其他幾個人投廢票，小學生的他，對廢票是什麼完全沒有概念，只覺得好玩就跟著投了。結果班上的候選人差了幾票落選，導師勃然大怒，要處罰蓋廢票的同學。慫恿大家的是班上的副班長，成績很好，家長也「夠力」，「他就坐在下面裝做沒事，裝做他沒有投廢票，也不是他帶頭，然後就我們幾個笨蛋上台被罰站被罵。也不知為什麼老師特別針對我，說我以後會變成『賣國賊』、『漢奸』。」莫名其妙成為代罪羔羊，被老師徹底否定，小小年紀的阿堯導第一次演體會到了什麼叫做「社會不公平」。在求學過程中，這樣的經驗反覆發生，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被處罰，就是被冤枉成壞學生，久而久之，對社會會開始有所不滿，「你就會覺得，幹，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啊，只要你有錢有勢有背景，就可以過得比別人好，再怎麼認真也沒有用。」
所以當高中在街上拿到民進黨的傳單，聽到競選演講時，這股不滿找到了認同和出口，再加上當時就讀長榮中學的老師裡，也有那種會請假去臺北參加遊行的積極份子，有時也會和學生討論。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讓高中阿堯重新被啟蒙，理解出問題的或許是社會，開始去質疑社會，「一旦你開始質疑世界，你就是在質疑你自己，一直深入的去想、去閱讀，你對很多事的看法就會不一樣。」這樣一位憤怒青年，腦中只有離開的想法，天真的想去當遠洋跑船的船員，離開眼前的一切，他一有空就跑到海邊，看著離港駛去的貨輪，希望自己能在船上，「因為在這裡你就是被否定，否定到一文不值。」這種對現狀的厭惡，和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同樣企圖改變現狀的理念不謀而合，尤其是來到台北唸大學時，世界被拓展，認識更多人，接觸到更多資訊，開啟了思考的眼界，以及投入運動的熱情。
大學唸夜間部的阿堯導演，即便在白天工作、晚上上課的忙碌中，仍然主動參與各種社會運動，那時已經錯過了鹿港反杜邦、高雄反五輕的階段，主要都是以反核四等運動為主。這樣的熱情投入，結局卻是選擇離開社運圈，甚至在許多訪談中，刻意把這一段輕描淡寫的帶過。因為他在過程中看到了太多的墮落、沈淪，有些人開始當官、當立委，換了位置，也就換去了當年在街頭的面貌。環保、社會運動成為紙上談兵的議論，轉向「理論」、「論述」，對阿堯導演來講，這是十分空虛的事情，他不能接受為什麼環保運動是在台北的咖啡廳吹著冷氣進行的。於是，一直渴望離去的他，在大學快畢業時竟決定返鄉，回到成長的台南。「這樣比較貼近土地，我覺得環保運動還是要貼近土地，和在地的人們一起生活，不應該只是談，而是該直接下去做。」這樣的想法，讓他離開了台北，也離開社運圈，但也意外地開啟了日後的紀錄片之路。
當時全景映像工作室正在舉辦紀錄片的培訓，阿堯導演受到《南方電子報》的「作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標語，影響很大，心想或許拍紀錄片也是一種「作自己的媒體」的方式，便決定去學紀錄片，並回到台南以科技工業園區的鹽田為主題拍攝了自己第一部的作品。之後去報考台南藝術大學，一方面是拍紀錄片拍出了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個人和家庭的因素，不想當兵的他，家裡的經濟又碰巧面臨極大的困境，連房子都得被法拍，去當兵家裡立刻少了一份收入。「那時候家裡的狀況真的蠻糟糕，那棟房子就是父母一輩子打拼留下的東西，房子被法拍，就等於一生努力都白費了。」陷在困境中，阿堯導演決定考考看研究所，繼續保有工作，也能陪伴家人。考了兩年，這個一直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會唸書的孩子，竟也就成了研究生，「成為研究生會有種莫名的虛榮感，」導演笑著說「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那麼虛榮過！」
考上研究所除了虛榮，更慶幸自己可以有理由辭去白天汽車業務員的工作，因為他真的很不善交際，常常一台車都賣不出去，被上司扣薪水，「幹，被扣到一個月只剩九千二，然後老闆還送我們一本書，什麼美國汽車銷售員的自傳之類，幹那什麼鬼東西，我他媽的到現在都記得。」辭了工作，用一點點的積蓄唸研究所，只撐了半年就撐不下去，所以的積蓄都已花光。導演說他紀錄片的拍攝素材一直都拍不多，原因是以前拍攝紀錄片的DV帶很貴，「DV帶一捲兩百，我買不起，所以我都只把機器帶著，非得不得已才開。」看到同學可以不計成本的拍攝都覺得好羨慕。這樣現實負擔逼出了他「儘量不要拍」的習慣，從那時一直維持到現在，《多格威斯麵》常常跟著柯賜海一天只開機拍二十分鐘，《帶水雲》毛帶才拍了二十幾個小時，《雲之國》拍八小時半，遠征海外的《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是最多的一部，也只拍了五十幾個小時。這樣的拍攝習慣不怕會錯過嗎？「不會，因為人生都會有遺憾！」導演斬釘截鐵地說「你就算出兩台，整天不停機的拍，難道就保證不會錯失嗎？既然錯失是必然的，一定會有遺憾，那還不如好好的專心的拍。」
現實就這樣不斷追趕著阿堯導演，阿堯導演也不斷和現實見招拆招。第一個學期沒結束，他就和一年級的導師也是紀錄片前輩的林信誼告假，說他真的沒錢，只能去台北工作，林老師也表示理解的對他說：「紀錄片很重要，但生活更重要。」叫他放心先去台北工作，不會當他。在台北做的仍是助選的工作，「選舉是最賺錢的工作，因為不會放假，總部永遠有便當。很多人不喜歡吃便當，可是我很愛吃，因為不用錢，所以我三餐都在總部吃，儘管餐餐都一樣，但我吃得很開心。」很快他就又存了一筆錢，選舉一結束馬上回到南部拍片，交出一年級的作品。在南藝三年，阿堯導演和不同的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這些多半已是「大師」的師長學習，多少會有「壓力」，「你要看這壓力是正面還是負面，你跟一個不喜歡的老師，那壓力是負面的，但如果跟了一個喜歡的老師，那壓力就是正面的，成為鞭策自己的力量。」研究生阿堯每年都會給自己設定功課，要從不同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林信誼學習時，學到的是對紀錄片基本功的鍛鍊；從畢業作品的指導教授也是知名攝影大師張照堂身上學到的，則是觀念和風範。《大佛普拉斯》台北電影節的首映時，張照堂有出席，對成果很喜歡，還和阿堯導演開玩笑地說「或許可以拍一部大佛minus」，並唸了一下學生「片中的髒話有點多。」轉述這段時，阿堯導演露出天真的笑容，「做學生的總希望，沒有讓當老師的丟臉。」張老師的肯定，或許是片子上映至今最好的回響。
阿堯導演曾說每一部紀錄片，都是反省和學習的過程。譬如《多格威斯麵》拍攝之後，導演重新省思了紀錄片的真實與虛構，質疑像紀錄片常用的訪談手法，難道就能說出受訪真實的心聲？「難道魏應充在訪談時會和你說油是假的嗎？」就算不是刻意的欺騙，人的記憶又常常是浮動、剪貼、跳躍的。「真實與虛構之間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紀錄片其實就是一部主觀的影片，無論導演再怎麼努力，最後出來的仍是你導演的主觀。」所以後來導演片中的口白，很多也是在挑戰著紀錄片的客觀格套，「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過程，是把我的絕對主觀呈現給觀眾，觀眾不管怎麼反應，我都接受，但我必需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同樣是創作，紀錄片和劇情片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務實的他第一個指出的還是規模的問題，紀錄片的規模較小，比較能自由率性的去拍，但劇情片的規模無法如此，要籌拍劇情片，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還是錢，而且是一筆很大的錢，這就會讓阿堯導演去想很多，「你不能亂花，也不能不花，這都關係到最後的效果。」那樣的衡量，對一位新進導演非常困難。阿堯導演很感謝這次能幸運的獲得甜蜜生活的後盾，幫他權衡了許多類似的煩惱，否則像最後法會的戲份，那是好幾百萬的開銷，那麼龐大的預算，阿堯導演都已經偷偷在改劇本，準備更動結局，反而是監製葉如芬和鍾孟宏堅持，才能讓原本的結尾得到保留。錢當然是最直接的考量，錢之外的每個環節，譬如劇本、演員和觀眾能不能接受，都必需去思考的，沒有一個環節是能輕易的解決。即便拍短片《大佛》時也是，就算規模有限，但作為第一次拍劇情片的嘗試，又沒拿到輔導金，完全沒經驗的情況，雖然處理的事不會像後來長片那麼複雜，但因為還是必須先處理「自己的問題」，說服自己說要拍，要怎麼做，劇本要怎麼改，難度還是在那裡。
對沒有拍攝過劇情長片，對電影圈幾乎完全陌生的阿堯導演來說，籌拍《大佛普拉斯》的壓力很大，「但人如果沒有壓力就不會成長，要把這些壓力當作正向的壓力，逼自己成長，只要能挺過去就過了，畢竟我也不是二十幾歲的人，面對這樣的機會，不能猶豫。」幸好有了鍾孟宏導演這樣的推手，「沒有他就不可能有這部電影」，最初短片版吸引了鍾導的注意，找了阿堯導演來合作籌拍長片，放任他自行發揮寫劇本，沒學過寫劇本的阿堯，就照套生硬的格式，交出一個彆腳的版本，被鍾導指出太沒有「感情」，要他不用管任何的陳套，像寫小說、說故事那樣，「就照你的意思」去寫，不用擔心。在這樣一來一往的討論過程中，鍾導會用聊天的方式，一步步給予阿堯導演在拍攝時很多協助和引導。阿堯導演直言這更是一學習的過程，從鍾導甚至演員身上都學到很多，他們提供的建議和回饋讓他能做出最後正確的決斷。「片子會不會有很多鍾導的影響？讓鍾導負責攝影風格會不會很『鍾孟宏』？」阿堯導演很常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答案當然是一定會啊，一位成名的攝影師，一定有他的風格，鍾導就屬於有強烈個人影像風格類型，但我並不會排斥，事實上這部片也很需要這樣的風格。」鍾導的種種提點和建議，讓他能快速的成長，駕御許多煩雜的難題，專心於故事的敘述。片中的演員也是，像陳以文、戴立忍、林美秀……這些硬底子有經驗的演員，他們不需要太多的指導，「好的演員會直接先演給你看，讓你去調整，只要一兩句話，他們就做出回應。」這樣好的演員，「將他們一生所學所長通通都交付給你時」，阿堯導演認為對新導演是很大的助力。
每次談到電影的拍攝細節，阿堯導演似乎都很習慣以謙虛回應，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他其實是很「自卑」的人，像電影的音樂安排也是，從記錄片時，合作的對象就提及，阿堯導演對影片裡的聲音十分重視，短片版本的音樂，也替劇情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大佛普拉斯》和林生祥的合作，更是近來臺灣影壇少見的影、音完美融命的傑作，上部或許就是同為林生祥配樂的《一路順風》，這絕非巧合，顯示了林生祥在這方面的功力。問導演他在音樂上的安排，他仍是一貫笑說他自己雖然重視聲音，但音樂素養很差，要找配樂時，會想到林生祥，一來生祥是本來雖不熟但認識的朋友，另一方面也是鍾導合作之後的推薦，阿堯導演當時心想：「反正這部電影已經沒有什麼設限，找個客家歌手來做台語電影，誰說不可以？就像很多臺灣電影還不是找什麼波士頓、澳洲之類交響樂團來做配樂，我覺得這樣來弄一定很有趣。」詢問之後林生祥也覺得很有興趣，以一天一首的速度交出成果，最後進錄音室邊看著影片邊錄置，同時進行調整，以三天的時間，激盪出最後的火花。
換句話說，相較於紀錄片的單打獨鬥，劇情片的團體協作，讓阿堯必須學習著調整和改變，學習如何在合作的過程，激發出最大的潛能，完成自己的作品。譬如像《大佛普拉斯》中的口白，這阿堯導演的註冊商標，在短片版本中並沒有，是後來鍾導建議下加入，但這看似輕鬆、隨興的旁白，在劇本階段都已安排好，只因應少數的變動做了修改和擴充。又或者是片中以黑白色調的現實，對比行車紀錄器裡彩色的影像，也是一開始都設定好的。即使一直說自己對音樂沒有素養的他，在和林生祥合作時，仍先給了生祥一些參考，塑造出每個段落想要的感覺。雖然謙虛（或「自卑」）的阿堯導演，在訪談中不斷提及他人的幫助，但這些聰明的設定，和對片子的掌握，都顯示了他在《大佛普拉斯》展現的巧思和才華。
看完電影後，我一直覺得《大佛普拉斯》的「普拉斯」（Plus）是十分聰明的命名，它可以是指原來短片版的延長，也可以是指在「大佛」上「附加」了什麼的意思。雖然知道許多創作者，不喜歡也不願意直接去談片中的象徵和意義，但還是忍不住問導演這方面的問題。在短片的訪談裡，導演曾提及每個角色背後的設定和暗示，是對台灣社會的隱喻，老闆啟文象徵著政府或所謂的上流社會，啟文的小三則是中國人，肚財跟菜脯是台灣人民。導演說對他來講，「這不是隱喻而是一種轉換」，將片中的人事物轉換到台灣的現狀，因為在短片已經轉換過一次，長片就無需再重頭進行轉換的工作，可以在原來的基礎上，用更深入而複雜的方式去回答本來想討論的核心：在這樣的現狀下，「我們到底在拜什麼？」究竟為何而拜？片中新增的中正廟，或者美國的橋段，都可以視為在原本短片基礎上的延伸。
也因為片中的角色和情結是對台灣現實的轉換，所以雖然是劇情片，但導演似乎也依舊發揮了他紀錄片導演的本能，將許多對現狀的觀察，不加修飾、血淋淋的置入。譬如片中的女性角色，都處於十分被動甚至物化的處境，問導演這樣安排的用意，導演笑著回答「會這樣問，就表示你社會歷練不夠，不是我去安排，而是現實是怎麼樣的情況？很多大官、立委喬事情就是在酒店喬，不是在會議室，旁邊一定要有小姐，這些小姐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就是很物化、就是很符號。所以片子並沒有去物化女性，而是現實就是如此物化，我只是把他呈現出來。」這種「如實呈現」也成為《大佛普拉斯》最吸引人的部分，如果阿堯導演的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那麼他的劇情片竟反而是另一種對現實的紀錄。片中呈現了很多社會下層的故事，譬如肚臍在荒廢的屋子裡遇到了一位無名的失意男，又或者菜埔去找脫線飾演的親人，這些看似和主軸無關的支線，賦與了《大佛普拉斯》真實的血肉和重量。這些故事有些是導演的親身經歷，有些是從朋友拿聽來的：「例如有一次我去海邊的攤販吃黑輪，然後就有兩個工人坐在旁邊，A工人訓斥著B工人，說你這樣被老闆一直拗是不對的，不能老闆叫你幹嘛就幹嘛，不要唯命是從，然後A工人就說了一句名言『老闆吃肉，我們好歹也喝一下湯咩』。我就會很好奇，他們那連湯都沒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對我來講，他們就是肚臍和菜埔。」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在許多收工的傍晚或午候，在小吃攤、路旁雜貨店、家門口，很多工人就這樣招來朋友，邊喝酒邊講些「五四三」的，他們也是肚臍和菜埔，肚臍和菜埔無所不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對我來講，我只是把生命中的這些真實的影像，濃縮幻化成他們兩個在警衛室裡面。」
「但，那似乎是很悲哀的影像？」我追問著。
「說實話是啊，像那天我在台中，在一間小小的雜貨店門口，兩個工人就買著幾罐啤酒，配料是一包科學麵，對他們來講這是很開心的事，但如果你去和連勝文二十萬一瓶的紅酒，或者很多立委開一桌的錢，這樣的開心當然很渺小，雖然他們也很自在。」這種悲哀感一方面是相對的，導演回答著，「生命不可能事事順利」，我們會覺得他們比較辛苦，也是因為我們好像過得比他們輕鬆，但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那樣的瞬間或生活可能是自在的。「真正的絕望，是無法翻轉，社會底層的人無法有翻轉的機會，好好唸書嗎？之後呢？還不是在幫人家數錢。階級根本沒什麼流動。」阿堯導演曾經在技術學院教過書，排名越後面的技術學院，學生的家境往往也越差，學生為了打工往往連作業都沒法交，甚至還有學生交不出學費，只能想辦法讓他們至少能休學，保留學籍。假設這是一群無法翻轉的絕望人們，那麼片中的「大佛」是什麼呢？「你想想看喔，片尾最後是什麼？在黑暗裡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對不對？如果你是在電影院裡，坐在漆黑的座位上看，你不覺得你其實也在大佛裡面嗎？」敲的人是誰？每個人都卡在裡面無法跳脫，「每個人都是肚臍，都是菜埔」。那困住我們的又是什麼？是欲望？是徬徨？是現實無奈？「你就是沒有出口啊，你的人生沒有翻轉的可能，你這輩子能做的，就只能去廟裡拜拜，祈求下一輩子會更好。」當你最後的希望是寄託在一個虛無飄渺來世、來生，甚至連膜拜的對象裡面都藏污納垢時，「真的有辦法支持你活下去嗎？如果不行，那支持你活下去的動力是什麼？」
導演繼續說著：「想像你拿著一本書，書名叫做《活下去的理由》，但你一翻開，裡面全部都是空白，那你還要活下去嗎？」
所以只能放棄嗎？「要不要放棄就看大家啊！」但導演自己則是很悲觀的，「我其實覺得地球是沒救的，像《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很多人問我全球暖化的問題，我就會問說，如果今天放映廳沒有冷氣，你們會來看這部片子嗎？所以這世界只會越來越邁向滅亡。」
「沒有救贖，沒有希望，我覺得人類或者人世就是這樣。」這句竟成為整段訪問最後的句點。
導演心態或許如此，但他終究是一個務實行動者，抓著收拾東西的空檔，硬再問導演自己對《大佛普拉斯》的評價，「你問我，我當然會說滿意啊，否則觀眾怎麼會去看？」導演開玩笑地回答「但是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你只能說『不滿足』，一旦滿足你就沒有辦法再往下一步，我知道我哪裡不好，我之後才能做得更好，一直進步下去。」導演手上已經有兩部紀錄片在拍攝，至於劇情片，也有兩個計畫，「反正就是繼續走下去，能做什麼就做什麼，等到有機會就可以拍，就像《大佛普拉斯》很多也是二十幾年前就想到放在那的故事。」負面的心與正向的行動，與其說錯亂，倒不如說阿堯導演的務實，或許就是在這兩股特質交疊作用之下，所形成的個性，散發著能量。
訪問結束，總覺得談《大佛普拉斯》的部分可以再多一點，但又覺得似乎每一個話題都未曾離開過《大佛普拉斯》。離去之前，和阿堯導演說了聲再見，因為下場訪問即將開始，只能匆匆再閒聊幾句，快速的合照，感嘆一下近況不順的自己，觀看電影後共鳴，那剛剛仍在訴說絕望的導演，竟爽朗的拍著我的肩頭：「一切都會過去的。」然後轉身，那背對我的，是肚臍和菜埔的身影，正要趕快走進會議室，準備開始下一場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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