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務實的絕望者——《大佛普拉斯》訪談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重新編輯、更名為〈務實甘苦人:專訪《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分為刊登,該版本焦點明確,文詞通順,此處為未編輯版,純粹給自己留存。

附上一刀未剪的版本,竟然一刀未剪,就表示沒有校過錯字、順過句子,更沒有後來正式版的那麼重點明確,重要的內容後來保留了。

我對閱讀自己寫的字句有著很深的恐懼,通常寫完後就不會再看,所以對接手我文章的人都感到由衷的愧疚。會把這篇翻出來,是因為正式版一直被大家挑錯字(我錯了,請大家原諒我),不經意多讀了幾篇之後,忍不住把未剪版叫出來,除了由衷感恩曾傑讚嘆曾傑,把一篇有些囈語般的文章變成中性的報導,也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公器私用,從鍾導到阿翔再到阿堯導演,我根本是利用訪談的機會,再進行對自己的心靈諮商和治療。

因此,一刀未剪版與其說在採訪誰,倒不如說只是一面映照自己身影的鏡子,所以還是決定留在網路的世界當作憑弔。)

第一次聽到黃信堯導演,是在電影《一路順風》宣傳時和導演鍾孟宏導演的訪談,當時話題是在聊鍾導之前拍攝紀錄片的甘苦,然後鍾導就突然丟出了黃信堯的名字,除了稱讚黃導演在記錄片上的功力和成績,更主動提及他正在替黃導的第一部劇情片擔任攝影的工作。鍾導那時對黃信堯的形容是「厲害」,但比起稱讚的用語,更令我難忘的是鍾導稱讚時的神情,那是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去形容、意味深長的迷人神韻,只能說那是一位後輩能從前輩身上得到最高的讚譽。

近一年的時間經過,終於等到了《大佛普拉斯》,突然可以了解那神情的部分意思。這確實是近年最亮眼的臺灣電影,不論在故事的內容或敘述的方式上,黃信堯導演都充分展現了他的「厲害」,在保有初生之犢氣勢的同時,又能擁有成熟老練的精緻。一定程度上,《大佛普拉斯》是一則簡單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但在黃導那「我是始終如一的導演阿堯」這註冊商標口白開場下,讓觀影者不知不覺順隨著主人翁肚臍和菜埔,一同進入充滿悲嘆和無奈的徬徨人生,一點一滴在觀眾心底灌注著那看似荒謬卻再寫實不過的沈重,令人窒息的壓力,於片尾戛然而止的瞬間到達了最高潮,即便走出戲院,看似平緩實為激烈的後勁,仍緊緊將人包圍著,久久不能自己。一則簡單的故事,能渲染出如此多的情緒,說故事的人一定是關鍵。或許,現在斷言有些過早,但《大佛普拉斯》絕對會是二十一世紀初臺灣電影不容錯過的一頁,台北電影節五項大獎得獎、多倫多影展「亞洲影評人聯盟獎」,以及甫公佈的第54屆金馬獎入圍名單中,該片獲得十項提名,皆是最好的證明。

採訪當日,阿堯導演的行程十分忙碌,排滿了七場媒體專訪,我到場時導演正在抓空檔補拍照片,訪談的後半則是邊吃午餐邊進行。《大佛普拉斯》宣傳開始於臺北電影節之後,在首映並獲獎後,這部片子開始逐漸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宣傳期的忙碌,對導演來講也是全新的體驗,他說拍攝紀錄片時沒有「宣傳」這回事,他所拍攝的紀錄片都沒有上院線,只在公共電視或影展播放,沒有需要跑宣傳,頂多就是出席影展的QA。問導演會很不適應嗎?阿堯導演以他一貫的直率回答,不只給了肯定的答案,而且還是「非常不適應」。不同於作品裡那口白的形象,平常的導演並不習慣出席公眾活動,或到處和別人交談,他說他的個性比較常「耍孤僻」,宣傳期的種種公關或訪談活動,對他來講,十分疲累。但他也知道這是必須的流程,雖然辛苦,但他也很甘願,並儘量滿足每位訪問者,哪怕許多基本的關鍵題必然會重覆、交疊,他也會很有服務精神的給出不同的答案。

除了後續的宣傳以外,當片子拍攝、剪輯等製作流程結束時,就片子本身,阿堯導演其實就已經把它放下,至於對票房的想像或壓力,更多的反而是一種對投資人的責任。他細數了包含製作公司甜蜜生活在內的出資人,希望票房和海外版權能多貼補他們一點,「既然人家出錢,就想辦法不要讓人家賠,至於輔導金,也是納稅人的錢,至少也得把電影拍好,不要亂拍,才對得起人家。這樣的壓力是一定會有的。」誠懇的言詞之間,強烈的現實氣息迎面而來。我想起阿堯導演之前在紀錄片《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於雄影的QA中提到,他不覺得拍紀錄片有多麼神聖,還是要「生活吃飯」,「有的時候為了生存而拍」。那種務實的態度,似乎也反應在對拍攝劇情片上。導演承認他一向務實的個性,作為家中唯一的收入,養家的責任無法推卸,堅持苦熬幾年完成什麼偉大的理想,對他來講是不可能的事,他必須以工作的角度去思考拍片這件事,不管是紀錄片、劇情片皆然,「假如我拍了一部曠世巨作,接下來就跑路了,沒有下一部,那樣也還蠻辛苦的,意義似乎也不大了。」所以他早已習慣從對現實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創作。

這樣思考方式的養成,或許和阿堯導演成長的背景有密切的關係,他很早就開始工作,國中畢業升高中時的暑假就去安平工業區的皮革工廠打工,「小孩子嘛,就被派去做最爛的工作」,領著很少的錢,在盛夏頂熱加蓋廠房裡,連電風扇都沒有,汗如雨下地搬著皮革,「真的是熱到只剩內褲沒脫了」。高中畢業則去選舉的場合工讀,白天貼選舉海報,兩個人一組騎著小速克達,腳踏的地方放著一大水桶的漿糊,坐後面的人抱著一大綑海報,到了定點停下來,前面的人負責用刷子塗漿糊,後座趕快把海報貼上;晚上的工作是到處發傳單,請人家拜託支持。

只要是阿堯導演的訪談裡,都會提到他高中就開始投入政治和社會運動,是否和這段助選經歷有關?阿堯導演說他其實高一就去聽民進黨的競選演講,1973年出生的他,從高中到大學正是臺灣政治風起雲湧的階段,民進黨雖然已經成立,政治也解嚴,但還是有太多的權利/力需要爭取和保障,使人們走上街頭,青年阿堯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吸引而投入。然而,這樣的行為不是和他務實的性格有些相違背嗎?「會去參與社會或政治運動,當然和務實無關,而是長期被社會否定有關。」阿堯導演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一個很會唸書的小孩,在升學導向的教育體制裡,一直處於邊緣。他都還記得小學時,學校為了推動民主訓練,舉辦校內國小市長選舉的活動,每班都有推出候選人,班上同學就慫恿阿堯導演和其他幾個人投廢票,小學生的他,對廢票是什麼完全沒有概念,只覺得好玩就跟著投了。結果班上的候選人差了幾票落選,導師勃然大怒,要處罰蓋廢票的同學。慫恿大家的是班上的副班長,成績很好,家長也「夠力」,「他就坐在下面裝做沒事,裝做他沒有投廢票,也不是他帶頭,然後就我們幾個笨蛋上台被罰站被罵。也不知為什麼老師特別針對我,說我以後會變成『賣國賊』、『漢奸』。」莫名其妙成為代罪羔羊,被老師徹底否定,小小年紀的阿堯導第一次演體會到了什麼叫做「社會不公平」。在求學過程中,這樣的經驗反覆發生,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被處罰,就是被冤枉成壞學生,久而久之,對社會會開始有所不滿,「你就會覺得,幹,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啊,只要你有錢有勢有背景,就可以過得比別人好,再怎麼認真也沒有用。」

所以當高中在街上拿到民進黨的傳單,聽到競選演講時,這股不滿找到了認同和出口,再加上當時就讀長榮中學的老師裡,也有那種會請假去臺北參加遊行的積極份子,有時也會和學生討論。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讓高中阿堯重新被啟蒙,理解出問題的或許是社會,開始去質疑社會,「一旦你開始質疑世界,你就是在質疑你自己,一直深入的去想、去閱讀,你對很多事的看法就會不一樣。」這樣一位憤怒青年,腦中只有離開的想法,天真的想去當遠洋跑船的船員,離開眼前的一切,他一有空就跑到海邊,看著離港駛去的貨輪,希望自己能在船上,「因為在這裡你就是被否定,否定到一文不值。」這種對現狀的厭惡,和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同樣企圖改變現狀的理念不謀而合,尤其是來到台北唸大學時,世界被拓展,認識更多人,接觸到更多資訊,開啟了思考的眼界,以及投入運動的熱情。

大學唸夜間部的阿堯導演,即便在白天工作、晚上上課的忙碌中,仍然主動參與各種社會運動,那時已經錯過了鹿港反杜邦、高雄反五輕的階段,主要都是以反核四等運動為主。這樣的熱情投入,結局卻是選擇離開社運圈,甚至在許多訪談中,刻意把這一段輕描淡寫的帶過。因為他在過程中看到了太多的墮落、沈淪,有些人開始當官、當立委,換了位置,也就換去了當年在街頭的面貌。環保、社會運動成為紙上談兵的議論,轉向「理論」、「論述」,對阿堯導演來講,這是十分空虛的事情,他不能接受為什麼環保運動是在台北的咖啡廳吹著冷氣進行的。於是,一直渴望離去的他,在大學快畢業時竟決定返鄉,回到成長的台南。「這樣比較貼近土地,我覺得環保運動還是要貼近土地,和在地的人們一起生活,不應該只是談,而是該直接下去做。」這樣的想法,讓他離開了台北,也離開社運圈,但也意外地開啟了日後的紀錄片之路。

當時全景映像工作室正在舉辦紀錄片的培訓,阿堯導演受到《南方電子報》的「作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標語,影響很大,心想或許拍紀錄片也是一種「作自己的媒體」的方式,便決定去學紀錄片,並回到台南以科技工業園區的鹽田為主題拍攝了自己第一部的作品。之後去報考台南藝術大學,一方面是拍紀錄片拍出了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個人和家庭的因素,不想當兵的他,家裡的經濟又碰巧面臨極大的困境,連房子都得被法拍,去當兵家裡立刻少了一份收入。「那時候家裡的狀況真的蠻糟糕,那棟房子就是父母一輩子打拼留下的東西,房子被法拍,就等於一生努力都白費了。」陷在困境中,阿堯導演決定考考看研究所,繼續保有工作,也能陪伴家人。考了兩年,這個一直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會唸書的孩子,竟也就成了研究生,「成為研究生會有種莫名的虛榮感,」導演笑著說「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那麼虛榮過!」

考上研究所除了虛榮,更慶幸自己可以有理由辭去白天汽車業務員的工作,因為他真的很不善交際,常常一台車都賣不出去,被上司扣薪水,「幹,被扣到一個月只剩九千二,然後老闆還送我們一本書,什麼美國汽車銷售員的自傳之類,幹那什麼鬼東西,我他媽的到現在都記得。」辭了工作,用一點點的積蓄唸研究所,只撐了半年就撐不下去,所以的積蓄都已花光。導演說他紀錄片的拍攝素材一直都拍不多,原因是以前拍攝紀錄片的DV帶很貴,「DV帶一捲兩百,我買不起,所以我都只把機器帶著,非得不得已才開。」看到同學可以不計成本的拍攝都覺得好羨慕。這樣現實負擔逼出了他「儘量不要拍」的習慣,從那時一直維持到現在,《多格威斯麵》常常跟著柯賜海一天只開機拍二十分鐘,《帶水雲》毛帶才拍了二十幾個小時,《雲之國》拍八小時半,遠征海外的《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是最多的一部,也只拍了五十幾個小時。這樣的拍攝習慣不怕會錯過嗎?「不會,因為人生都會有遺憾!」導演斬釘截鐵地說「你就算出兩台,整天不停機的拍,難道就保證不會錯失嗎?既然錯失是必然的,一定會有遺憾,那還不如好好的專心的拍。」

現實就這樣不斷追趕著阿堯導演,阿堯導演也不斷和現實見招拆招。第一個學期沒結束,他就和一年級的導師也是紀錄片前輩的林信誼告假,說他真的沒錢,只能去台北工作,林老師也表示理解的對他說:「紀錄片很重要,但生活更重要。」叫他放心先去台北工作,不會當他。在台北做的仍是助選的工作,「選舉是最賺錢的工作,因為不會放假,總部永遠有便當。很多人不喜歡吃便當,可是我很愛吃,因為不用錢,所以我三餐都在總部吃,儘管餐餐都一樣,但我吃得很開心。」很快他就又存了一筆錢,選舉一結束馬上回到南部拍片,交出一年級的作品。在南藝三年,阿堯導演和不同的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這些多半已是「大師」的師長學習,多少會有「壓力」,「你要看這壓力是正面還是負面,你跟一個不喜歡的老師,那壓力是負面的,但如果跟了一個喜歡的老師,那壓力就是正面的,成為鞭策自己的力量。」研究生阿堯每年都會給自己設定功課,要從不同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林信誼學習時,學到的是對紀錄片基本功的鍛鍊;從畢業作品的指導教授也是知名攝影大師張照堂身上學到的,則是觀念和風範。《大佛普拉斯》台北電影節的首映時,張照堂有出席,對成果很喜歡,還和阿堯導演開玩笑地說「或許可以拍一部大佛minus」,並唸了一下學生「片中的髒話有點多。」轉述這段時,阿堯導演露出天真的笑容,「做學生的總希望,沒有讓當老師的丟臉。」張老師的肯定,或許是片子上映至今最好的回響。

阿堯導演曾說每一部紀錄片,都是反省和學習的過程。譬如《多格威斯麵》拍攝之後,導演重新省思了紀錄片的真實與虛構,質疑像紀錄片常用的訪談手法,難道就能說出受訪真實的心聲?「難道魏應充在訪談時會和你說油是假的嗎?」就算不是刻意的欺騙,人的記憶又常常是浮動、剪貼、跳躍的。「真實與虛構之間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紀錄片其實就是一部主觀的影片,無論導演再怎麼努力,最後出來的仍是你導演的主觀。」所以後來導演片中的口白,很多也是在挑戰著紀錄片的客觀格套,「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過程,是把我的絕對主觀呈現給觀眾,觀眾不管怎麼反應,我都接受,但我必需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同樣是創作,紀錄片和劇情片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務實的他第一個指出的還是規模的問題,紀錄片的規模較小,比較能自由率性的去拍,但劇情片的規模無法如此,要籌拍劇情片,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還是錢,而且是一筆很大的錢,這就會讓阿堯導演去想很多,「你不能亂花,也不能不花,這都關係到最後的效果。」那樣的衡量,對一位新進導演非常困難。阿堯導演很感謝這次能幸運的獲得甜蜜生活的後盾,幫他權衡了許多類似的煩惱,否則像最後法會的戲份,那是好幾百萬的開銷,那麼龐大的預算,阿堯導演都已經偷偷在改劇本,準備更動結局,反而是監製葉如芬和鍾孟宏堅持,才能讓原本的結尾得到保留。錢當然是最直接的考量,錢之外的每個環節,譬如劇本、演員和觀眾能不能接受,都必需去思考的,沒有一個環節是能輕易的解決。即便拍短片《大佛》時也是,就算規模有限,但作為第一次拍劇情片的嘗試,又沒拿到輔導金,完全沒經驗的情況,雖然處理的事不會像後來長片那麼複雜,但因為還是必須先處理「自己的問題」,說服自己說要拍,要怎麼做,劇本要怎麼改,難度還是在那裡。

對沒有拍攝過劇情長片,對電影圈幾乎完全陌生的阿堯導演來說,籌拍《大佛普拉斯》的壓力很大,「但人如果沒有壓力就不會成長,要把這些壓力當作正向的壓力,逼自己成長,只要能挺過去就過了,畢竟我也不是二十幾歲的人,面對這樣的機會,不能猶豫。」幸好有了鍾孟宏導演這樣的推手,「沒有他就不可能有這部電影」,最初短片版吸引了鍾導的注意,找了阿堯導演來合作籌拍長片,放任他自行發揮寫劇本,沒學過寫劇本的阿堯,就照套生硬的格式,交出一個彆腳的版本,被鍾導指出太沒有「感情」,要他不用管任何的陳套,像寫小說、說故事那樣,「就照你的意思」去寫,不用擔心。在這樣一來一往的討論過程中,鍾導會用聊天的方式,一步步給予阿堯導演在拍攝時很多協助和引導。阿堯導演直言這更是一學習的過程,從鍾導甚至演員身上都學到很多,他們提供的建議和回饋讓他能做出最後正確的決斷。「片子會不會有很多鍾導的影響?讓鍾導負責攝影風格會不會很『鍾孟宏』?」阿堯導演很常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答案當然是一定會啊,一位成名的攝影師,一定有他的風格,鍾導就屬於有強烈個人影像風格類型,但我並不會排斥,事實上這部片也很需要這樣的風格。」鍾導的種種提點和建議,讓他能快速的成長,駕御許多煩雜的難題,專心於故事的敘述。片中的演員也是,像陳以文、戴立忍、林美秀……這些硬底子有經驗的演員,他們不需要太多的指導,「好的演員會直接先演給你看,讓你去調整,只要一兩句話,他們就做出回應。」這樣好的演員,「將他們一生所學所長通通都交付給你時」,阿堯導演認為對新導演是很大的助力。

每次談到電影的拍攝細節,阿堯導演似乎都很習慣以謙虛回應,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他其實是很「自卑」的人,像電影的音樂安排也是,從記錄片時,合作的對象就提及,阿堯導演對影片裡的聲音十分重視,短片版本的音樂,也替劇情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大佛普拉斯》和林生祥的合作,更是近來臺灣影壇少見的影、音完美融命的傑作,上部或許就是同為林生祥配樂的《一路順風》,這絕非巧合,顯示了林生祥在這方面的功力。問導演他在音樂上的安排,他仍是一貫笑說他自己雖然重視聲音,但音樂素養很差,要找配樂時,會想到林生祥,一來生祥是本來雖不熟但認識的朋友,另一方面也是鍾導合作之後的推薦,阿堯導演當時心想:「反正這部電影已經沒有什麼設限,找個客家歌手來做台語電影,誰說不可以?就像很多臺灣電影還不是找什麼波士頓、澳洲之類交響樂團來做配樂,我覺得這樣來弄一定很有趣。」詢問之後林生祥也覺得很有興趣,以一天一首的速度交出成果,最後進錄音室邊看著影片邊錄置,同時進行調整,以三天的時間,激盪出最後的火花。

換句話說,相較於紀錄片的單打獨鬥,劇情片的團體協作,讓阿堯必須學習著調整和改變,學習如何在合作的過程,激發出最大的潛能,完成自己的作品。譬如像《大佛普拉斯》中的口白,這阿堯導演的註冊商標,在短片版本中並沒有,是後來鍾導建議下加入,但這看似輕鬆、隨興的旁白,在劇本階段都已安排好,只因應少數的變動做了修改和擴充。又或者是片中以黑白色調的現實,對比行車紀錄器裡彩色的影像,也是一開始都設定好的。即使一直說自己對音樂沒有素養的他,在和林生祥合作時,仍先給了生祥一些參考,塑造出每個段落想要的感覺。雖然謙虛(或「自卑」)的阿堯導演,在訪談中不斷提及他人的幫助,但這些聰明的設定,和對片子的掌握,都顯示了他在《大佛普拉斯》展現的巧思和才華。

看完電影後,我一直覺得《大佛普拉斯》的「普拉斯」(Plus)是十分聰明的命名,它可以是指原來短片版的延長,也可以是指在「大佛」上「附加」了什麼的意思。雖然知道許多創作者,不喜歡也不願意直接去談片中的象徵和意義,但還是忍不住問導演這方面的問題。在短片的訪談裡,導演曾提及每個角色背後的設定和暗示,是對台灣社會的隱喻,老闆啟文象徵著政府或所謂的上流社會,啟文的小三則是中國人,肚財跟菜脯是台灣人民。導演說對他來講,「這不是隱喻而是一種轉換」,將片中的人事物轉換到台灣的現狀,因為在短片已經轉換過一次,長片就無需再重頭進行轉換的工作,可以在原來的基礎上,用更深入而複雜的方式去回答本來想討論的核心:在這樣的現狀下,「我們到底在拜什麼?」究竟為何而拜?片中新增的中正廟,或者美國的橋段,都可以視為在原本短片基礎上的延伸。

也因為片中的角色和情結是對台灣現實的轉換,所以雖然是劇情片,但導演似乎也依舊發揮了他紀錄片導演的本能,將許多對現狀的觀察,不加修飾、血淋淋的置入。譬如片中的女性角色,都處於十分被動甚至物化的處境,問導演這樣安排的用意,導演笑著回答「會這樣問,就表示你社會歷練不夠,不是我去安排,而是現實是怎麼樣的情況?很多大官、立委喬事情就是在酒店喬,不是在會議室,旁邊一定要有小姐,這些小姐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就是很物化、就是很符號。所以片子並沒有去物化女性,而是現實就是如此物化,我只是把他呈現出來。」這種「如實呈現」也成為《大佛普拉斯》最吸引人的部分,如果阿堯導演的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那麼他的劇情片竟反而是另一種對現實的紀錄。片中呈現了很多社會下層的故事,譬如肚臍在荒廢的屋子裡遇到了一位無名的失意男,又或者菜埔去找脫線飾演的親人,這些看似和主軸無關的支線,賦與了《大佛普拉斯》真實的血肉和重量。這些故事有些是導演的親身經歷,有些是從朋友拿聽來的:「例如有一次我去海邊的攤販吃黑輪,然後就有兩個工人坐在旁邊,A工人訓斥著B工人,說你這樣被老闆一直拗是不對的,不能老闆叫你幹嘛就幹嘛,不要唯命是從,然後A工人就說了一句名言『老闆吃肉,我們好歹也喝一下湯咩』。我就會很好奇,他們那連湯都沒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對我來講,他們就是肚臍和菜埔。」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在許多收工的傍晚或午候,在小吃攤、路旁雜貨店、家門口,很多工人就這樣招來朋友,邊喝酒邊講些「五四三」的,他們也是肚臍和菜埔,肚臍和菜埔無所不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對我來講,我只是把生命中的這些真實的影像,濃縮幻化成他們兩個在警衛室裡面。」

「但,那似乎是很悲哀的影像?」我追問著。

「說實話是啊,像那天我在台中,在一間小小的雜貨店門口,兩個工人就買著幾罐啤酒,配料是一包科學麵,對他們來講這是很開心的事,但如果你去和連勝文二十萬一瓶的紅酒,或者很多立委開一桌的錢,這樣的開心當然很渺小,雖然他們也很自在。」這種悲哀感一方面是相對的,導演回答著,「生命不可能事事順利」,我們會覺得他們比較辛苦,也是因為我們好像過得比他們輕鬆,但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那樣的瞬間或生活可能是自在的。「真正的絕望,是無法翻轉,社會底層的人無法有翻轉的機會,好好唸書嗎?之後呢?還不是在幫人家數錢。階級根本沒什麼流動。」阿堯導演曾經在技術學院教過書,排名越後面的技術學院,學生的家境往往也越差,學生為了打工往往連作業都沒法交,甚至還有學生交不出學費,只能想辦法讓他們至少能休學,保留學籍。假設這是一群無法翻轉的絕望人們,那麼片中的「大佛」是什麼呢?「你想想看喔,片尾最後是什麼?在黑暗裡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對不對?如果你是在電影院裡,坐在漆黑的座位上看,你不覺得你其實也在大佛裡面嗎?」敲的人是誰?每個人都卡在裡面無法跳脫,「每個人都是肚臍,都是菜埔」。那困住我們的又是什麼?是欲望?是徬徨?是現實無奈?「你就是沒有出口啊,你的人生沒有翻轉的可能,你這輩子能做的,就只能去廟裡拜拜,祈求下一輩子會更好。」當你最後的希望是寄託在一個虛無飄渺來世、來生,甚至連膜拜的對象裡面都藏污納垢時,「真的有辦法支持你活下去嗎?如果不行,那支持你活下去的動力是什麼?」

導演繼續說著:「想像你拿著一本書,書名叫做《活下去的理由》,但你一翻開,裡面全部都是空白,那你還要活下去嗎?」

所以只能放棄嗎?「要不要放棄就看大家啊!」但導演自己則是很悲觀的,「我其實覺得地球是沒救的,像《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很多人問我全球暖化的問題,我就會問說,如果今天放映廳沒有冷氣,你們會來看這部片子嗎?所以這世界只會越來越邁向滅亡。」

「沒有救贖,沒有希望,我覺得人類或者人世就是這樣。」這句竟成為整段訪問最後的句點。

導演心態或許如此,但他終究是一個務實行動者,抓著收拾東西的空檔,硬再問導演自己對《大佛普拉斯》的評價,「你問我,我當然會說滿意啊,否則觀眾怎麼會去看?」導演開玩笑地回答「但是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你只能說『不滿足』,一旦滿足你就沒有辦法再往下一步,我知道我哪裡不好,我之後才能做得更好,一直進步下去。」導演手上已經有兩部紀錄片在拍攝,至於劇情片,也有兩個計畫,「反正就是繼續走下去,能做什麼就做什麼,等到有機會就可以拍,就像《大佛普拉斯》很多也是二十幾年前就想到放在那的故事。」負面的心與正向的行動,與其說錯亂,倒不如說阿堯導演的務實,或許就是在這兩股特質交疊作用之下,所形成的個性,散發著能量。

訪問結束,總覺得談《大佛普拉斯》的部分可以再多一點,但又覺得似乎每一個話題都未曾離開過《大佛普拉斯》。離去之前,和阿堯導演說了聲再見,因為下場訪問即將開始,只能匆匆再閒聊幾句,快速的合照,感嘆一下近況不順的自己,觀看電影後共鳴,那剛剛仍在訴說絕望的導演,竟爽朗的拍著我的肩頭:「一切都會過去的。」然後轉身,那背對我的,是肚臍和菜埔的身影,正要趕快走進會議室,準備開始下一場的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