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5日 星期二

[舊文]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2007)讀後

圖片來自讀冊生活


該書原係余英時為聯經《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言,後加錄了〈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顧頡剛的史學思想與思想補論〉兩篇舊文,另獨立為單行本。作者自言,之所以題為「未盡的才情」,乃是出於對顧頡剛一生的惋惜之意。「才」指的是顧氏的學問和事業長才,「情」則是指顧和譚慕愚之間的情緣(頁154)。兩者最後都因時代的動盪,失去了發展的可能,留下了「未盡」的結局。

全文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討論顧頡剛和傅斯年的緊張,並藉此看出兩人不同的事業心。顧頡剛在日記中認為自己的「事業心」遠超過「求知欲」,不以「純粹學者」自居。他的事業還是基於學術,但更注重如何在嚴肅學術的基礎上,將知識普及化。為了完成這個理想,顧不惜周旋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間,希望自己能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術界之重鎮」,成為作者所形容「在學術界能號召『群眾』並擁有『群眾』的領袖」(頁10)。這種事業上的企圖心在抗戰時達到了最高峰。究其原因,除了傳統和外在局勢的影響,和傅斯年之間的爭勝是很重要的原因。顧自言兩人的差別在於:傅斯年受法國漢學的影響,追求「提高」;顧則認為應該首重普及,作為日後提高的基礎。學術藍圖上的不同,再加上個性的衝突,造成了學問上惺惺相惜的兩人走向決裂。在相當的程度上,顧、傅兩人的分歧,可視為五四之後,知識分子間的兩種選擇。

第二部分則討論顧頡剛和胡適之間的關係。透過作者精密的考證,可知顧晚年「批胡」的言語,是有待商榷的。胡適對顧早年的啟發是不容抹滅的,顧一生都最重要的研究都不脫胡適的「典範」,在顧的心裡也一直對胡適有份師生的情誼。晚年,顧頡剛強調自己受王國維的影響而非胡適,在作者看來是「庶子春華」和「家丞秋實」之異,並無自相矛盾之處。對胡適和王國維的推崇,正反應了顧氏治史前後兩期的轉變。「古史辨」時期的顧頡剛深受胡適「辨偽」的影響,兩人相輔相成;晚年的顧頡剛則轉向王國維式的「精煉」,離「古史辨」時期的大開大闔漸行漸遠。連帶也造成胡、顧二人在學問上和相處間的疏離,胡和傅斯年在學問的路向上越來越相契。這不僅反應了個人的親疏遠近,亦象徵了由顧頡剛領導的古史辨第一階段,和由傅領導進入「常態研究」化的第二階段間的相承和差異。

第三、四部分則分別由顧和國民黨、共產黨間往來,討論顧和政治的關係。顧和國民黨的合作,出於他事業上「普及」理想的需要,希望能獲得資金等各方面的協助,顯現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五四傳統。顧雖然積極投入國民黨的各種文化事業,最終還是不能適應「黨」文化,特別是陳立夫主導的「黨化教育」。然而,即使對國民黨有種種不滿情緒,但基於強烈的國家意識,以及對蘇聯的戒心,使他在抗戰時期支持並同情蔣介石。49年之後,顧因家計種種考量選擇留在大陸。在最初三年,上海時期的顧頡剛,對共產黨仍多所批評,游離於體制之外,保持了學人獨立的風格。1954年遷居北京之後,則完全暴露在一次次政治風暴之中。在學術上,則視他為處理文本的技術人員。凡此,都使顧有了一種「被征服者」的心境。此後,在嚴峻的外在環境,及來自家人的壓力交相作用下,使顧開始向黨「交心」、「學習」,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毛澤東忠誠的信徒。

最後則是介紹顧頡剛對譚慕愚長達五十年的愛戀,此部分佔全文最多的篇幅,可以說是全文的重心,之所以如此安排,或如作者所言「如果不將這一段情緣揭示出來,我們便不可能看清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本來面目了」(頁106)。第一階段從1924年兩人相識算起,顧初見譚便一見鍾情,深為其「勇猛精進」的氣概所折服。譚之後投入國家主義派(青年黨)的活動,從各種留下的紀錄中,都可見得她大無畏的勇猛精神。第二階段則為1930年代,顧因援救身陷政治獄中的譚慕愚,並安排譚赴日本唸書,深化了兩人的交往,乃至提昇為純精神的層次。第三階段,最重要的事件則是顧於元配去世後,向譚求婚而遭拒。在元配和譚之間,視譚為精神上「安身立命」所在的顧頡剛,一直深受情感的衝突。當元配去世之後,顧便寫了一萬三千字的長信向譚求婚,卻受到冷淡的回應。最後顧便開始和張靜安交往,並步入禮堂,兩人的感情便戞然而止。此後,面對了激烈的政治風暴,兩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譚選擇了對抗,寧可被打成右派也不願屈服,顧則選擇對黨徹底的「交心」、坦白,雖然或仍有關懷之情,但兩人已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再有交集的可能。


通觀全文,令人不禁讚嘆,余英時真的是今日站在史學研究最頂端的人物,無論在史料的使用和觀念的探討上,都顯示出大師的風範。日記是最難加以處理的史料嵬弓,因為它並不是首尾自成體系的論述,透過日記要對傳主生平有簡略的認識、滿足閱讀者個人的興趣和心情修養,或作為某個專題的補充資料是容易的,但要經由日記勾畫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則十分因難。倘若這個「內心世界」還需具普遍性的學術意義及價值,更是難上加難。日記就像原石,必須經過不斷打磨才能成為美鑽。不僅要將那些片段、破碎合零為整,還必須釐清日記作者有心或無心的偽裝,挖掘出紙背下的真意,凡此,皆考驗著研究者。本文在這方面無疑是成功的,作者以精讀的方式,比對各種不同的史料,並以豐富的想像與經驗作為黏合,考證出無數重要的細節,析理出顧氏內心各種不同的層次,很多甚至可能連作為「當局者」的顧氏都未曾自覺。其中,詩詞的分析和運用,最能見得作者的功力所在。這雖然是作者常用的方法,但自己每每閱讀,都還是有種難以形容的佩服,至少對詩詞一竅不通的自己,這種技藝的難度近乎江湖失傳的絕技,只能喟然發出「仰之彌高」的讚嘆了。除此之外,作者不僅進行了旁徵博引的考據功夫,也提出了許多觀念和架構上的建構與修正,賦與顧頡剛個人研究普遍性的解釋意義。全文這樣的地方很多,無法一一詳述。僅以作者解釋顧在傳宗接代上的焦慮為例。作者的解釋彷佛說出了自己想說卻又釐不清的想法,頗有當頭棒喝的感受。曾在《新潮》中對舊家庭嚴厲批判的顧頡剛,在日記中卻對沒有子嗣掛心不已,到處找人看相、算命,乃至有「納妾」的盤算。在作者看來,正突顯了過往「新/舊」、「進步/落伍」、「傳統/現代」、「西方/中國」、「革命/反動」等二元對立的分析工具的缺陷,作者強調:「在實際生活中的「人」本來就是「一堆矛盾」(“a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愈在變動劇烈的時代,愈是如此。」並引傅斯年:「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一語作為證明(頁93)。這或許也回答了為什麼余英時會在民初學人的感情生活上花下那麼大的氣力,從之前的胡適到本文的顧頡剛,絕非只為挖掘小道八卦,而是希望藉由這最充滿人性血肉的部分,不僅還原被研究者的真實面目,更進一步透過這些情感衝突的描述,描繪出整個時代變動的劇烈。替「生活史」和「思想史」之間的連結,做出了最完美的演練。


最後,請容筆者稍稍藉題發揮一下。

初讀完這篇文章,一直盤據心頭的,其實並非上述學術面的種種收穫,而是一種動人心弦、揮之不去的感概。無論是作為「知識份子」的顧頡剛,或是作為「有情人」的顧頡剛,在時代的捉弄下,留下了無奈的結局。顧譚二人的分合離散固然是悲劇,但顧頡剛和張靜安平順的感情和婚姻,最後反而變成了彼此生命更大的折磨和負擔,相比之下,顧譚之間反倒因無法結合而昇華成一種純粹,反而是種幸福和解脫,命運對人的嘲弄,莫甚於此。個人自我的掙扎、壓抑與背叛,成為這未盡才情背後更沈重的主題。天地不仁,命運的巨輪一視同仁地輾過每一個人,本文詳實勾勒了人在面對時代考驗時人性共通的脆弱和無奈,使人在讀完全文後不禁留上同情的嘆息,不單為了顧氏,也為了人類的渺小與無力。本文所蘊蓄的不只是學術上的思辨,更具一種打動人心的情感和力量。然而,這不妨礙其學術性,事實上,這還是一篇非常嚴謹的學術文章,考據性極強,文字與文字間充滿理性的論斷,但真誠、感性的情緒還是從這些論理的文字之間躍出,直擊讀者的內心,讓人體會到作者的深意,更重要的,讓人感動。

在我所接觸的史學環境裡,敘事史似已成為一種熱門的顯學,彷佛只要提出「敘事史」,便象徵自己站在進步、反省的一方。這當然有其形成的背景和合理性,但自己卻一直對敘事史當道的情況抱有恐懼(必須強調的,此處所言的「敘事史」是出於一種常識性的理解,是十分簡化的。但至少在自己所接觸的圈子中,對「敘事史」的理解往往也是常識性的簡化,下面的批評是針對此而發的,故應多少仍具有效性)。我認為敘事的技法從未真正在史學研究中消失,即便在最數字化的歷史研究當中,我們還是可以見到敘事的身影,同理,在那些公認最為敘事的史學著作裡,還是可以看到非敘事的運用。敘事是一種史家技法,把一種技法變成一種分類,本身在邏輯上便是說不通的。更何況,這還涉及了學科專業的問題,史家的敘事究竟和記者、當事人、小說家的敘事有何不同?如果不能有效回答這個問題,高談敘事無疑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很不幸的,迄今筆者還未聽到令自己心服的答案。史家最終還是「研究者」而非「說故事者」,說故事是為表達研究的手段,而不當本末倒置將研究變成說故事。一個成功的研究者,應當要磨練自己說故事的技巧,就像磨練其他研究的技藝一樣,而不是讓技藝主宰了自己,淪為自我的標榜。對敘事的擁戴,往往歸因於下列兩者:第一強調「敘事」本為史學的傳統,是史學的根,然後便開始一路上溯至司馬遷和希羅多德。這點比較好回應,一是如前述,作為史家技藝的敘事技巧一直是存在的。二來傳統本就不該成為其後種種演化的否定,舉一個戲謔的例子,人是從猴子演化來的,難道我們就該為了注重自己的根源,而在日常生活中回復一些猴子的習性,以示尊重嗎?自然,這已經有點引喻失義了,然而新舊之間本當不該是互相否定的,偏向如一方都是沒有必要且徒勞的。第二點則較難回答,即敘事能吸引讀者,使讀者產生共鳴和感動。這大概是敘事史最具說服力的理由了。一個純學術研究是否需要那麼「市場導向」是令人存疑的,我想沒人會要求愛因斯坦把相對論弄得平易近人些。但作為人文研究的史學,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批評還是有部分足以成立的,因為史學最終還是研究人的學問,如果離人的距離太遠,難免會有失真的危險。我認為本書為了這個質疑提出最完美的回答,即便是嚴肅的學術文字還是有令人感動的可能。史無定法,同樣地,要令人感動也沒有非什麼方法不可,而完全係乎於研究者個人研究的動機和功力。總之,敘事作為史家工具箱裡眾多的器具之一,必然有它存在的價值,但不能因此否定掉其他的工具,這就像因為榔頭好用而把其他工具全都拋棄一樣,無疑是因噎廢食的。

以上便是自己對余英時的大作讀後的心得和聯想,其實還有很多想法可以談,但因為這些想法實在太過於簡陋,請容許筆者稍稍藏拙。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篇少有的好文章,無論是從學術或非學術的角度而言,都值得一讀,值得被它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