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和《瘟》兩片在「病—人—機構」的架構下，分別從個人與團體的視角，去描寫上世紀末，由愛滋病所引發不同層面的掙扎與對抗，特別是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以及和背後整個美國政府愛滋病政策的對抗。
《藥》描述了德州牛仔Ron Woodroof在被診斷感染愛滋病後的故事，劇情分為兩條軸線，一是在1980年代中期，愛滋病還是和同性戀畫上等號的疾病，主角生活在強調男性陽剛氣質的社會底層，對同性戀充滿了歧視，然而在染病之後，他從歧視者變成了被歧視者，過去的生活圈將他摒棄，反而在那些過去被他百般羞辱的人羣中獲得接受，並和同是天涯淪落人跨性別者Rayon發展出深厚的情誼。另一條軸線則是和FDA漫長的對抗，主要針對當時多數治療藥物在當時並未被FDA所允許上市，主角僅能報名參與AZT這種藥物的實驗，除了可能獲得無效的對照組安慰劑，AZT的副作用對身體的傷害更宛如毒藥。走投無路的主角，反而意外於美國境外獲得更合適的藥物Peptide T與妥善的治療，他更偷偷將藥物走私回美國販售，最初在街頭後以俱樂部的形式；一開始只是為獲利，但隨著越來越多人的依賴，以及FDA三番兩次的找麻煩，主角漸漸跳脫個人私利的角度，挺身挑戰FDA的權威。
不同於《藥》片一定程度的虛構和誇飾，由記者David France所執導的紀錄片《瘟》，則採取了紀實的立場，詳述了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和TAG（Treatment Action Group）兩個以同性戀為主體的組織在愛滋蔓延時，從成立到發展的經過。透過片中的描述，ACT UP也是先由藥物政策開始，挺身和美國政府對抗，如果Ron Woodroof是以遊走法律灰色地帶的方式進行個人式的抵抗，ACT UP則是以公民運動的形式，號召大大小小各式的不服從運動，將美國政府在愛滋政策上的不公與缺陷曝露於世人面前。ACT UP的公民運動具有切身而急迫的特質，同性戀社群遭受愛滋病巨大的摧殘，運動參與者的親友甚或自己都陷入病毒的折磨；整個社群先前好不容易爭取微薄的自主和肯定，也被有心人士以疾病之名，將之污名化。在這生死存亡的戰鬥中，隨著議題的不斷開展，抗爭的目的也逐漸深化，從藥物的管制觸及了雷根政府對愛滋防治醫療政策的冷漠顢頇。也由政治的議題中，逐漸開始出現切入醫療的角度，直接搜集資料和紀錄，對病毒進行研究，延伸出TAG這個組織，重新和原本對立的醫界、政府對話、溝通，謀求合作之道。生死交關的急迫和戰線的延長，帶來的是組織內部一波波的爭執和分化，再加上愛滋治療的絕望感，交織而成一則悲喜交加的寫實史詩。
《藥》作為商業電影，浪漫與雕飾難免，Rayon和女醫生Eve Saks的角色都是虛構出來的角色，也因此有著好萊塢式的浮誇感動。《瘟》則秉持著紀實的精神，真實描繪那如同身陷流沙般的戰鬥，也因此有著前者所有無法企及的重量。然而，不管何者，其實都描繪著不同的個人在面對疾病的奮鬥，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利，挺身和體制對抗或對話，努力尋求生命的出路。
疾病之於人，在多數人刻版印象裡往往是個人而私密的，忽視了不管患者、醫者乃至醫療政策的制定者，都生活於社會之中；了解或治療一種疾病，永遠擺脫不了歷史的積累和社會錯綜複雜的脈絡交錯。綜觀這兩部電影，疾病扮演著令人窒息的背景，創造了極端的處境，逼得人們沒有逃避的選項，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在體制中尋找可能，進而改變了體制。這樣的運動，在形式上可以是個人亦可以群眾，在動機上是自身私利卻也促進了公共的利益。
兩部片子最後都以圓滿的方式結束，《藥》片結束在個人生命的昇華與救贖，《瘟》則收尾在雞尾酒療法的問世，營造出那場戰爭已然結束的某種氛圍。然而，現實依舊殘酷，《藥》的主人翁也許跨越了歧視，但在這世界多數的地方，那歧視仍恣意橫行；在《瘟》上映沒多久，其中一位主角仍因愛滋病離世，暫時緩解距離根治之路還很漫長。從更廣義的角度，人與人為或自然磨難的對抗，本來就無休無止，是人存活的必然。
解決某種疾病，要靠醫學的專業，但面對從疾病延伸出來的各種歧視與不義，就如同所有的歧視與不義一樣，每個人都應有挺身抵抗的義務。這或許是這兩部電影，以及那與愛滋病漫長戰鬥的歷史，所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本文已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文中圖片皆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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