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喜歡與否，不可諱言地，奧斯卡金像獎頒奬典禮都是當今影壇最有影響力的盛事。這除了突顯美國好萊塢影業無法撼動的霸權地位，也不得不承認，奧斯卡影展在藝術和商業之間取得了巧妙的平衡。每年的頒獎典禮，總是眾星雲集，星光閃閃，光是走紅毯就足供人們評頭論足許久；每年各大奬項的提名名單的頒佈和最後結果，或偶有失誤或異議，整體而言，雖不見得一定是當年最傑出的影片或演出，但大抵都能代表著不同時期流行文化的主流意向。
在光鮮亮麗頒獎舞台背後，今年有股強烈的衝突和緊張正在發酵著──非裔美人社群對奧斯卡金獎像及其主導者美國影藝學院「種族歧視」的控訴。男女主角與配角的提名名單，全部皆為白人，倘若連2015年的提名一併攤開，美國影藝學院等於宣告了這兩年之間，只有白人才是演員，其他人種都被否定。
若把範圍拉得更廣，導演獎項要不是有墨西哥出身的大師級導演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連兩年精彩的表現，以及《逐夢大道》這樣以金恩博士和塞爾瑪遊行為主題的片子，奧斯卡在重大獎項上可說是「白」得徹徹底底。
即使避開使用「種族歧視」這樣具有情緒的字眼，對奧斯卡缺乏「多樣性」（diversity）的指控，由來以久，尤其涉及到美國黑白問題這最敏感的神經，屢屢成為論爭的焦點。在奧斯卡八十八屆的得獎者中，僅共只有五位黑人影帝、影后，從六0年代初期Sidney Poitier獲獎之後，即陷入漫長的空窗期，直到21世紀2001年才由Denzel Washington打破這非裔美人僅能獲得最佳配角的潛規則。
同年並有Halle Berry同榜封后，之後陸續出現Jamie Foxx、Forest Whitaker等男演員獲獎。2013年上映以黑奴為故事背景的《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則獲得該屆的最佳影片，當年的最佳導演獲獎者則為墨西哥導演Alfonso Cuarón，再加上前年獲獎的李安，似乎都在說明著進入新世紀之後，奧斯卡開始逐漸改變。
但接連兩屆相關爭議又起，尤其是今年演員的部分。以知名導演Spike Lee，以及Will Smith其妻子Jada Pinkett Smith為首，紛紛提出批評和質疑，再加上網路社群媒體以#Oscarssowhite的發酵，迅速於網路上漫延燃燒，也引起非裔美人平權社團的主意。
不可諱言，21世紀的奧斯卡在多樣性上已大有進步，除前述非裔美人外，拉丁籍和亞洲籍背景的獲獎者亦不在少數。因此，像資深英國演員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便對這種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最終的標準應該回歸藝術本身，依據「多樣性」的政治正確而做的調整，反而傷害了獎項本身的客觀價值。Charlotte Rampling更直言「多樣性」反而變相造成了另一種「種族歧視」。
那麼究竟今年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大的軒然大波？原因可能分為幾個方面，首先自然多多少少涉及了行動者個人的層面，譬如Will Smith和Spike Lee這兩位才華洋溢的電影工作者，卻一直無法在奧斯卡的舞台獲得相對等的評價，屢屢失之交臂。當年因演出拳王阿里獲得男主角提名的Will Smith，他在落選時當下的表情以及中途的退席，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要強調這種個人的沮喪感，絕不是單一個人的，而是非裔美人從業人員普遍的挫折，所以才會引起各方熱烈的響應。
此外，也或許是最直接的因素，今年以非裔美人為主角的或主題的佳片頗豐，這也是和去年最大的不同。以洛基訓練宿敵阿波羅之子的拳擊電影《金牌拳手》（Creed），男主角Michael B. Jordan在片中表現精彩，但這部由黑人導演Ryan Coogler編導並充滿非裔和拉丁裔演員的影片，最後只有Sylvester Stallone獲得提名。
以hip hop文化指標團體NWA故事改編的《衝出康普頓》（Straight Outta Compton），導演亦為黑人F. Gary Gray，幾個新進演員的表現也令人稱許，但全片僅或編劇的提名，而兩位編劇則為白人。如果說運動和hip hop文化一向不是奧斯卡的喜好，那麼Will Smith主演的《震盪效應》（Concussion）和Idris Elba主演的《無境之獸》（Beasts of No Nation）則完全是標準的奧斯卡品味，前者依真人真事改編，講述一位奈及利亞的移民醫師，隻手揭露美國足球聯盟NFL醫療安全，並在對抗的過程中理解並成為他理想的「美國人」。
後者則改編自小說，講述一身陷戰火的國家中，一位小男孩加入游擊隊的故事，討論戰爭對人性的影響和扭曲。兩位主角都在片中發揮了精湛的演技，並獲得媒體與其他影展的肯定，連前述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在聽聞Idris Elba竟連被提名都沒有時，都忍不住驚訝。今年成績如此豐碩，但美國影藝學院卻置若罔聞，也難怪會激起那麼大的反彈。
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結構。美國影藝學院的會員九成都是白人，近七成以上為男性，並多數超過五十歲以上，這自然和它保守僵化的會員推舉制度有關。先天條件的侷限並造成了它的價值觀點，即便沒有歧視特定族群的主觀意願，卻很難不讓人非議。
事實上，美國影藝學院的構成雖然極端，卻多少是好萊塢主流，乃至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縮影，越來越多的優秀黑人演藝人員出現，連歐巴馬都能超越膚色入主白宮，但總讓人覺得上層階層或核心價值仍然是屬於白人，眾多的改變與開放都僅為有限度或表面的不同，內裡的歧視高牆始終高聳在那，隨時好像都會扭轉一切，難以打破。
Charlotte Rampling所說：「保障多元是另一種種族歧視」，不無道理，但絕非她所謂的歧視白人，而是保障多元的善意，往往選出一些政治正選的作品，結果仍是白人主流價值的展現。這種細微但影響深遠的界線，沒有身處其中是難以理解的，所以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會有那樣的發言，而George Clooney立刻表明支持，並強烈批評這十年奧斯卡大走回頭路，就說明了這問題真正觸及的不單只是電影，而是美國社會種族爭端脈絡下的一條支線而已。
這樣的爭議還有待發酵，尚無解決或停止的一天，所謂的「平等」的觀念與實踐從來不是被寫定，而是要靠人們不斷的摸索與改進。對於非美國人的我們，這樣的爭執依舊有值得反思與借鏡之處，從廣的角度，好萊塢是今日電影世界主導力量，是構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身陷其中我們，可以去思考這股浪潮背後的核心價值究竟為何，而非一股腦的接受。
此外，也是更重要的，臺灣看似好像沒有「種族」問題，但其實漢人對原住民族的偏見和侵害從未停止，而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和歧視亦時有所聞，奧斯卡的爭議說明了要消除歧視是如此的困難，或許也值得我們省思我們眼下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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