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9日 星期一

「善意」制度的「惡意」--《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由蔡宛庭、王增勇兩人合著的《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一書,是一本十分特別的書,書名的「伯特利」指的是位於新北市工業區一間原住民兒童照顧地點,成立約二十年,是由原住民自發成立照顧兒童地點,創立者為魯凱族婦女Malayumu,因從事傳教工作,也被稱為「盧秋月傳道」。在傳道過程中,發現居住於都市的原住民家庭,如同多數都市父母都必需工作的雙薪家庭一樣,普遍面對著兒童照顧的問題,原住民又因為社經地位的邊緣,考驗更加嚴峻。在不知不覺中,Malayumu開始照顧這些都市原住民兒童,進而成立了「伯特利」這個地點。然而,這由原住民自行摸索出的照護之道,卻遭受到都市漢人的排擠,在一切以市場獲利為前提的托育市場,無視於原住民的文化背景和經濟處境,鄰近托育業者因獲利受損,對伯特利提出未立案的檢舉,被政府判定為非法,開始一連串的法律訴訟。

本書即是針對伯特利進行的個案研究,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由蔡宛庭的碩士論文,以頻繁地實地田野採訪為基礎累積而成;後半部則收錄了蔡宛庭在研究結束之後,個人的反省和感觸,以及她的指導教授,也是協助伯特利處理法律官司的至善基金會董事長王增勇的一篇長文。

在第一部分,作者先簡介伯特利成立的背景,以及所採用的研究、分析方法,緊接著介紹靈魂人物Malayumu,魯凱族的她剛柔並濟,從小生長在部落的她,雖然不斷面臨現實的考驗,卻不改在部落中養成自給自足、不依賴別人的價值觀。在進入南投伯特利聖經書院就讀,並在信仰中找到成長過程中所缺乏的關愛和照顧後,她開始積極投入宣教事業,並開始兒童的照顧,很大的原因是希望能讓這些純真的孩童,不用和她一樣經歷坎坷的童年,這股信念讓她憑一己之力辛苦地維繫著伯特利的運作。

除了Malayumu個人人生歷程外,伯特利的成立也反映著原住民在都會的集居文化,和族人居住的地點相重疊,是伯特利在地點選擇上唯一的要求,這和法令所描繪的托育樣貌大不相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它亦不具有體制所規範的設備。然而,經由對伯特利一日的描寫,他們反而營造出兒童所需要的「家」的溫暖。在照顧者的選擇上,伯特利也以原住民為優先,以避免孩童面臨原漢差異時,對自己和家庭的自卑感;照顧者本身在服務的過程,也能獲得來自Malayumu的照料和陪伴,在人力不足的條件下,大孩子也要成為照顧更小幼童的幫手,整個伯特利由上至下形成「擬部落」、「擬家族」的緊密型態。這種緊密的連結,也延伸到對這些孩童家庭的照料,配合勞工階層的工作時數和收入的不穩定,給予寬容、彈性的照顧,並特別著重孩子自信心的培養,不要誤入歧途。

然而,在鄰近業者的眼紅檢舉下,伯特利開始了和體制的對抗,過程中可見得體制的僵化難行,以及權責不一,無法決策的矛盾,只是一昧死硬地依法開罰,不願提出解決、協調之道。更可怕的,法條充滿著刻板歧見,認為只有留在部落的原住民族孩童,才會面臨照顧資源缺乏,也不相信原住民能用自己的方式肩負兒童照顧的重擔,只能過渡。部落的互助精神,難以見容於體制,不同的邏輯彼此拉扯,原住民的主體性凝聚也不斷面臨挑戰。

在第二部分裡,蔡宛庭描述了自己從外來者,逐漸被接納、被信任,成為伯特利大家庭一份子,在無形中也被伯特利照顧的歷程。王增勇的長文則回憶了當時提供伯特利協助的磨合,對外來者的提防,以及不願輕易受人幫助的堅持,顯示了原住民族主體性在漢人社會中長久被否定的集體經驗,因為要如何給予支援並使受助者仍保有尊嚴,成為最需注意之處。最後他將伯特利的案例,歸結為四個層面,希望讀者注意:一、國家兒童托育服務的不足與不公義;二、目前的兒童福利法已被托育市場主導;三、臺灣社福體制重「依法行政」的科層邏輯,忽視「以人民利益為先」的公義邏輯;四、在臺灣的公民社會中,原住民仍屬劣勢,缺乏倡議權益的公民組織。

對於一般讀者,特別是漢人社會的一員,本書對伯特利的書寫提供許多自我反省的線索,質問著我們習以為常的觀點和想像,雖然書中所指責的是政府和社會的邏輯,但這些邏輯往往是所有成員共構、共享的,我們是不是忽視了共同體底層所需要的協助?又或者在自認善意給予幫助的過程中,不自覺地造成更多的傷害和羞辱?我們是不是將一切的照料都點給體制和法律,忽視了僵化組織和條文的在運作上的不足,假裝所有的人都獲得應有的照顧,讓在社會死角、偏緣的人們,繼續待在暗處,如同不存在一樣?我們也許沒法提供答案,但我們不能選擇,更不能放棄思考,唯有持續反省,持續對話,階級和族群的問題才有真正趨向解決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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