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電影《逐夢大道》（Selma）以由金恩博士所領導的「薩爾瑪遊行」為描述對象，該運動針對當時阿拉巴馬州對非裔美人投票登記的刁難而起，希望能打破種種形式上或檯面下的打壓與迫害，確保憲法所規定的投票權利能徹底被行使，不受膚色限制。這場由薩爾瑪到州首府蒙哥馬利的遊行，是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的重要事件，特別是1965年3月7日，發生在艾德蒙皮塔斯橋（Edmund Pettus Bridge）的「血腥星期天」事件，更是60年民權運動的重要一幕。
2014年電影的拍攝也受到高度矚目，大小獎項無數，尤其John Legend和Common兩人於奧斯卡的舞臺上，搭造艾德蒙皮塔斯橋為背景，演唱主題曲〈Glory〉，那賺人熱淚的一幕，將會成為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經典表演。
鑑於傳統教科書對美國1960年代一系列民權運動的介紹過於粗略，造成多數人對於美國近現代史的演進一知半解，往往把黑白種族歧視的消解想得過於簡單。任何歧視的化解，從來就不是一刀兩斷「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童話，歧視從未因一場戰爭、一篇演講或一號法令即一次解決，歧視總會不斷以不同樣貌還魂，只能靠著各個擊破的勝利累積，逐漸改變。
南北戰爭之後，在憲政的層級解放了黑奴，但接下來則是在一連串黑人法令（Black Codes）的頒佈，這些法令使歧視變向留存，成為1950年代中葉起非裔美人民權運動抗爭的焦點。1964年民權法案和金恩博士獲諾貝爾和平獎，看似好像取得勝利，但仍存在各式的行政阻擾和三K黨的血腥威脅，觸發著或大或小、種族騷亂與平權運動，薩爾瑪遊行即為其一。
在這樣波濤洶湧、正反力量相斥相激的情勢下，能匯集群眾的力量，取得各方面的平衡，與公權力在背後撐腰的歧視對抗，進而扭轉整個體制和時代，考驗著領導運動的人們。
類似的電影敘事，往往流於個人英雄史詩的書寫，將一切光榮化約在少數個人的洞見和卓識；這樣的方式或許合乎人性所需，但多半偏離現實。本片則不然，金恩博士雖為主角，卻不採取歌頌的視角，而是寫實呈現於各方壓力作用下，金恩博士及其團隊對運動的策略和籌畫；並不刻意營造誇張浪漫的戲劇張力，反而以冷靜對待事件中的所有人事物，更偏向紀錄片的敘事。
金恩博士不見得每個決策和步驟都是正確，有時事情能按計畫進行，有時則換來出乎意料的大敗，每個轉折對金恩博士的團隊來說都是一次人神交戰，重新作出前進或後退的選擇。一方面必須要有衝突才能吸引關注，又不能令手段過於激烈，造成參與者的受傷和世人負面觀感。另一方面還必須考量和官方的距離，既是要打倒對象，必須透過不同的管道和溝通、談判，找出雙方皆能接受的提議。為了尋求運動的推進，領導者們得在堅持與退讓之間，做出各種選擇，慢慢在層層黑霧中摸索。
「薩爾瑪遊行」便是在一次次摸索中逐步到達蒙哥馬利的路途，各進行了三次遊行，第一次造成傷亡，乃至後續一連串血腥事件的「血腥星期天」，第三次方成功抵達。一次充滿張力、一次充滿感動，但本片最動容的則是第二次，金恩博士帶領人們走上橋上，因為第一次的衝突讓雙方劍拔弩張，山雨欲來，沒想到他在禱告之後，卻選擇喊停，看似有些令人錯愕，甚或有些缺乏張力，但正是全片最動人的一刻，因為他身上所背負的不只是對理念的責任，而是對整個運動的發展、世人的觀感，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因你而投入的支持者必須有所承擔。
激動地喊衝向前是容易的，驟然喊停，承受質疑，並謀求週全而完備的折衝與解決，以期圓滿的結局，才是真正的勇氣與智慧。好的運動領導者，是在泥濘之中，匍匐前進，而非高高在上，自負為理想的化身，一意孤行。因此，那喊停的瞬間讓全片跳脫了淺層的英雄頌揚，還原一場成功運動的深層邏輯，說明了「薩爾瑪遊行」為何成為一場光榮運動，而非當時代諸多紛亂的其中之一而已。
這部電影還原了「凡人」的金恩博士，也正因為有種種掙扎，正顯出他聆聽團隊紛雜的意見，作出最後種種決斷的偉大，本片選擇以諾貝爾和平獎作為開頭，隱喻著他最關鍵的性格，那對信念的堅持和對和平的熱愛，間接說明了「薩爾瑪遊行」的走向，人們除了記得這種遊行之後的收穫，更應該記得這收穫是如何獲得，以及背後的精神，這才是「薩爾瑪遊行」和金恩博士留給後人最大的遺產，也是三年後的槍響所奪不走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