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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0日 星期一

在解嚴的紀念碑下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為《解嚴三十》專題之一。)

1987年7月14日,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以頒布總統令的形式,宣布台灣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從1949年開始施行長達38年的戒嚴令,終於告一段落。1987年7月15日這一天也因此成為台灣歷史上關鍵的一刻,象徵著民主的進程與時代的轉變。

一個事件或一個日子,一旦被賦與了「紀念碑式」的意義,即能在漫長的歷史紀錄中留下特別的一筆,於史冊之內發揮它的象徵意義,為後人所記憶,並層層堆疊上各式新的解釋。然而,如此意義的銘刻,卻也可能帶來另一種簡化,抺去了過去發展的各種曲折,成為片面的頌揚或批判,需要不同時代和立場的人們給予挖掘,還原不同層面的理解可能。或許,唯有在這反覆增刪的一來一往之間,才能真正體現歷史事件的價值和意義。

1987年台灣的解嚴或許亦可這樣去理解,作為威權統治轉折的關鍵象徵,在背後還有太多複雜的層面,值得今日的我們細細追索,而非只是歷史長流中空洞的符號。

1949年5月19日,由時任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了〈台灣省戒嚴令〉,宣告於隔日零時起,台灣全境實施戒嚴,成為日後台灣長期進入威權統治的基石,如學者若林正丈所言:「長期束縛著台灣民眾的政治自由,支撐著遷占者國家的存續」。這並不是台灣在國民政府治理下第一次戒嚴,上次官方宣佈戒嚴是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透過局部地區的戒嚴施行,發生了一場又一場血腥的殺戮,上次戒嚴陰影成為這次戒嚴的前導,民間的力量已在屠殺中耗盡,恐懼的陰影烙印在每個人的心中,最終讓這戒嚴的枷鎖從暫時成為了永久。

1949年由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簽署頒佈之戒嚴令,在各大報章上刊登通知。讀者可注意戒嚴下的相關規定,包含港區宵禁、出入需帶身分證備查否則得以拘捕;此外,包含罷工、霸市、集會、學潮等得以處以「死刑」。

一紙戒嚴令只是威權於台灣形成的確認,是歷史巨木深深的刻記,標示這此前的生長和此後的衍生。戒嚴令發佈沒多久,相關的配套法令紛紛出籠,經由這些法令試著將憲法所賦與人們的基本人權被逐一剝奪,打造一密不透風的禁錮牢房,也就注定戒嚴的施行,從一開始的思維,目標即在建立長久的體制,規避著憲政的運作。

這些日後對台灣影響深遠的決定,在最初不見得都是針對台灣的治理而發,更多的是其實反應彼岸國共內戰下的政局紛擾,中日戰爭雖然結束,但戰火從未在中華民國治下止息,中華民國政府一時都處於「戰時」政府的不正常狀態,試著透過各種法令,對國家進行全面的控制,確保行政權的擴張,以利對中共的作戰和動員。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這些限制人權的法律條文也轉移到了台灣,持續的自我完備和擴張。

誠如學者指出這些法律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於中國本土和後來在台灣的施行,兩者並不見得有必然的邏輯連貫,但在心態上卻是相同,皆出自國民政府政權對自身滅亡的恐懼,將這股巨大的恐懼能量透過制度,層層轉移到人民身上。威權體制的本質,即是由上而下,所有人的恐懼的總和,扭曲了正常狀態應有的運作和保障,透過違反人權的嚴刑峻法和特務系統,讓國家陷入了一種恐怖的氛圍,1950年代白色恐怖帶來了另一波的血洗和打壓,造成每個人心底都有一個小警總的局面。

誠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揭示的,專制政府製造恐怖,造成人和人之間的孤立,進而切斷人的行動力,使得人們不再去參與現實,選擇了明哲保身的退卻。這也是陳翠蓮教授所指出的: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和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所帶來最大的傷害,其實是精神和心靈層面的扭曲,戒嚴時代使「不要涉足政治」成為家家戶戶長者對年輕人的諄諄告誡。

另一方面,社會所內聚的能量,可以被壓抑,卻不會消失,隨時可能爆發,尋找伸展的可能;逼使統治者找出疏導或收編的方式,藉以維持政權的延續。於是,在這以恐懼打造的舞台上、在國家和社會角力拉拔的光譜下,上演著一幕又一幕(從今日角度回顧)光怪陸離的事件,正是戒嚴體制下事務正反交織的複雜狀態,仍需後人抽絲剝繭地還原和審視。

談及1987年7月15日解嚴令,無可避免得從時任總統的蔣經國的宣布談起。獲得民主以及威權鬆動從來不是一種給予,而是不斷爭取的結果。早在宣布解嚴之前,各種衝撞戒嚴體制的示威遊行不斷出現在台灣街頭,可以一路追溯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此外如70年代起一路延續的環保運動;又或者是80年中期出現的原住民族的民族運動,都顯示著社會洋溢著難以壓抑的不滿情緒。

1986年到1987年之間,是台灣社會民主運動的高峰,人們已看透了體制的鬆動和侷限,各式各樣的群眾運動佔據著街頭,康寧祥在回憶錄中曾轉引時任內政部長吳伯雄的統計,從1987年1月至11月底,總計發生的群眾活動高達1,655次,平均每天多達5次。參與者包括了各行各業各階層的平凡老百姓,所爭取的議題,除了政治性的反戒嚴、爭民主外,也開始出現更多與日常生活切身相關的課題,如李筱峰教授所整理,包括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老兵要求返鄉運動……在台灣的街頭上,民主的百花爭相綻放著。

被恐怖統治所孤立的人們,重新取得了聯絡,關心起他們所身處的現實。

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的成立,由「黨外」變成政黨,直接揭示了威權核心的動搖,原本預期可能被鎮壓的組黨活動,得到是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的默許,他說道:「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價,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在內外壓力推擁下,體制的閘門已無法再有效阻擋民心,恐怖鑄造的千斤巨鍊無法再束縛台灣,人民一波波的嘗試,勇敢的和恐懼說不,打破了這不斷自我膨脹的恐懼總和。

威權體制不是一天造成的,威權體制的瓦解也從來不是抽刀斷水,在某個時間點便完全消失。當我們重新審視解嚴的意義時,不該過度誇大其重要。誠如康寧祥所觀察,解嚴的宣佈是「國民黨試圖建立解嚴後制約政治遊戲的新規則」,國民政府所提出的「民主化」想法,「也就只是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準備稍稍放權,讓近乎窒息的台灣社會有點自由的空氣,基本上頂多就是凸顯專制者的開明」,離真正的民主還很遙遠。蔣經國確實做出決斷,但不可忽視台灣民間在過程中的動能,此外蔣氏家族在民主化的過程也留下了保留的但書。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總統在和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會面時,即提出所謂的「蔣經國三條件」(若林正丈語):
1.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2.支持反共國策。
3.與「台灣獨立」派劃清界線。
透過修法和立法,將這三條件落實在《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及《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一系列法令中,替開放和民主留下了限制的伏筆。

正因戒嚴是某種意義上的解纏足式的民主,當時的輿論也流露出對這樣不進不退的「保守派民主化路線」(若林正丈語)的尷尬和為難,沒有太多的謳歌和頌揚,甚至也沒有太多歡欣鼓舞的氣氛,兩面皆不討好。親政府的媒體保持保留的態度,反覆暗示著戒嚴之後所該建立的穩定和秩序;和官方較有距離的媒體,則多少意識到眼前的路還遙遠,單廢除一道禁令意義不大,尤其此前6月12日剛剛發生「六一二事件」,反對國安法的民進黨連續於立法院前示威抗議,引起當時「反共愛國陣線」人士到場支持國安法進行反制,雙方爆發流血衝突,兩陣營都有人遭逮捕起訴,國安法仍通過,解嚴反而更像是抗戰開始的起點。

這些距今未遠,但對許多人來講業已陳封的歷史,是為了表明威權統治並不是遊戲裡的一道關卡,並非物理存在「頭過身就過」,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是一種有機組合,和台灣的政治緊緊交織。它的誕生有著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它的結束必然也需要長時間一刀一刀的細細分離。能推動這分離過程,不是什麼少數的王侯將相或政壇明星,不可諱言,在某些關鍵的時刻,特定個人的態度和判斷,將加速歷史的前進,但持久而一貫的動能,還是來自人民聚合的想像。

正因為推動解嚴的力量來自於民間,官方希望利用法令維持既有統治格局的想法,在這三十年來多半已被推倒。1990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促使1991年第一屆國民大會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時代的巨輪在民意的推動下大步向前,已無回頭的可能。接下來的故事,包括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等,「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皆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我們也不能太過樂觀,三十年經過,威權鬼魅仍殘留在我們的生活裡,具體如1988年1月11日立院通過的《集會遊行法》,這項法令看似將人民集會、遊行權的行使予以保障,實際上卻給予行政機關裁量權,乃至侵犯基本人權的法律(這項法令至今仍留存)。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獨佔權力和控制的本質,並未隨著主政者的變化而不同。對執政者有利的依據,是不會輕易解除的。

更重要的,則是幽微的抽象層次,即人們在心理上仍未脫去的枷鎖,即轉型正義所欲追求的價值的建立,對於這短暫而難得的民主制度,我們還有太多需要去理解和反思的部分。

三十年來諸多政治大戲,尤其是數年一次瘋選舉的熱潮,吸引人民的目光和投入,期待或仰望著不同的政壇領袖,對於公眾事務的關注和參與似乎也就僅止於此。回顧解嚴前那風起雲湧,和平民切身相關的諸多運動(例如環保運動),其中很多訴求在政治的喧鬧下,打了折扣或是逐漸被淡忘。寫作本文的此刻,亞泥那醜陋的坑洞仍在太魯閣擴大,原住民族仍在凱道上抗爭,我們當然走得很遠,但面對那龐大威權的殘骸,以及台灣的未來願景,我們永遠都走得不夠。

如果過去切割人們和現實間的恐懼已經消散,那麼橫阻在我們與現實中隔閡是什麼?是舊恐懼的借屍還魂?是新恐懼的誕生?或某種若隱若現的新的價值扭曲?

這或許是「解嚴」最重要的價值,藉由這樣的紀念碑,定期的提醒我們該進行歷史式反省,2007年《思想》雜誌在解嚴二十週年推出專題評論「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由李丁讚、馮建三、張鐵志、廖元豪,針對社運、媒體、政治、法治進行回顧,四篇文中所提及的諸多需要克服、改善的要項,十年後的今日仍擲地有聲,境況甚至更加惡化。對於十年後的人們,此刻的我們又能提供他們什麼樣的反省,實際提供他們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解嚴三十年經過,只希望當未來人們在重審這歷史的里程碑,行經吾輩之時,對我們的時代不會只有哀嘆。



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

以撤退作為攻擊:諾蘭新片《敦克爾克大行動》扭轉二戰的奇蹟戰役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人生第一則業配文,沒有掛名,但無所謂,過程愉快,也被修改了不少,更重要的,待遇也早就勝過有沒有名字。偷偷轉回來,當作紀念。)

77年前的今天(5/26~6/4),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軍及其盟軍被德軍團團包圍,攻守失據、進退不得的時候。而此時,英軍下令撤退行動。在德軍獲得壓倒性勝利、雙方持續激烈交火,撤退計劃難以實行的情況下,這可以說是一個充滿勇氣的決定。

如果撤退失敗,意味著英國遠征軍將被全員殲滅,也意味著英國將會喪失抵抗德軍的力量。再也沒有什麼能力阻擋德軍統一西歐。沒有這次成功的撤退,整個二戰的歷史將會改寫,沒有後來諾曼第登陸,也沒有最後納粹德國的覆滅。

存活下來就是勝利 他們唯一的武器是:希望

回顧二次世界大戰戰史,或許再也沒有另一事件比敦克爾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又稱敦克爾克戰役)更複雜、充滿各種矛盾評價的戰役了。敦克爾克戰役交雜著挫敗與勝利、屈辱和光榮,標示著德國在歐洲西線戰場的全面獲勝,同時,又埋下英美盟軍日後反擊的伏筆。它不像後來為人所熟悉的諾曼第登陸V-day,直接描繪戰事的逆轉,明確導向勝利的終局,在1939年5月26日至6月4日期間,這場由英國政府所主導的敦克爾克大行動,就像標點符號中一個難解的「分號」,無論是停頓或轉折,它都靜靜橫躺在歷史的長河中,等待人們理解它的重要和意義。

敦克爾克戰役的複雜本質,加上欠缺可歌可泣的英雄元素,讓它逐漸淡出世人的關注,不為娛樂傳媒所重視。約60年前由英國導演Leslie Norman所執導的《Dunkirk,1958》幾乎是最後的絕響,後來再次出現在電影中,只以時代背景的元素帶過,如《贖罪》(Atonement,2007)等。

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曾經在訪談中提到他受到敦克爾克戰役的吸引與啟發,讓他決定改編將它改編成電影作品。諾蘭說:「這是一個能帶你到另一個世界,讓你真實感覺你親臨現場的故事。」

諾蘭的作品一向關注個人層面的心理互動,本次將這樣對小我的關注,投注到大時代的變動中,能激出什麼樣的火花?不禁令人拭目以待。

如同上世紀末名導史蒂芬・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讓人們重新凝視戰爭的意義,諾蘭《敦克爾克大行動》在這危殆不安的時代裡,或許也能讓人們對當下的現實,有著更深刻的反省和思索。就讓我們在今日,根據電影的不同階段,重溫這段二戰中令人難忘的史實。

由自願投入戰場救援的人民所築成的海上通道

當英國國內終於決定對受困的英軍展開救援作戰行動時,此時可供運輸的船隻十分有限,盤旋於空中的德軍轟炸機摧毀了港口的設施和停泊的船隻,海面上則佈滿了水電,以及水面下的德軍潛艦神出鬼沒的威脅。敦克爾克又是一沙洲港灣,吃水較深的英方大型船艦只能在一公里多的外海等候。在種種不利條件下,資源有限,需要撤出的人數如此龐大,這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任務。

負責主導整個撤退行動的雷姆賽中將,在寫給妻子的信件中,都忍不住透露了自己的憂心:
「每當我想到我正在⋯⋯指揮一項前所未有、最為艱困和危險的作戰行動時,都覺得實在可怕,除非上天非常仁厚,否則整個撤退行動將無可避免會發生許多悲劇。」

為了讓撤退得已進行,英國皇家海軍開始徵召各類船隻,包括漁船、遊艇、貨輪、汽艇、接駁船等,形形色色。

徵召的過程一開始並不順利,因為戰時的新聞管制,多數英國人民並不知道子弟兵在前線的處境。但隨著官方高效率的徵召,與消息的逐漸流傳,越來越多的船隻投入救援。除了船艦外,民間的水手和船主也志願投入駕駛的工作,這是一項極度充滿勇氣的抉擇,因為空中的襲擊與海面上下的威脅,讓這些小型船隻隨時都有覆頂的風險。

這支「迷你大艦隊」,從行動的第一天開始,就投入救援,後期甚至成為登陸沙灘救授的主力,一次數十人,一船一船的來回,與官方的軍艦彼此合作。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海上男兒,冒著生命危險,離開安穩平靜的日常生活,駛向遍佈硝煙彈雨、滿目瘡痍的戰場,反覆在兩個不同世界中往返、切換,構成一條海上的通道,解救著遭受圍困的英軍。

緩慢且殘酷的撤退過程

但戰場並不是有著浪漫結局的童話故事,雖然有了民間船艦的投入,撒退的工作仍是十分緩慢且殘酷,一批批的英軍退到沙灘上準備登船,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只能在沙灘上漫長等候,沒有足夠配給,多數士兵都處於脫水的狀態。港口設施已被破壞,為了加速撤退,要登船就必須身著全副軍服,走入海中,貼近船身;又或者使用老舊殘破的防波堤設備,想辦法跳到船上,落水者無數。

海岸線上到處擠滿疲倦和無助的士兵,在德軍飛機緊密的轟炸下,紀律和秩序逐漸瓦解,那是近乎無政府狀態的煉獄。有士兵回憶當時的狀況:「起先大家都排成一列,但假如你說這麼一來就能夠比排在後頭的人早一點登船,那你可就錯了,最後,你會發覺自己只能站在水中而無法上船。⋯⋯你會厭惡為什麼一直站在水中,然後你將會調頭往後走,最後又終於坐在沙地上。接著,當其他的船隻又抵達的時候,你又會再度地嘗試。」為了維護登船的秩序,不要讓爭先恐後上船的士兵推翻船隻,有些指揮官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情急之下,會試圖揮舞武器,或將子彈射擊在無人的水面上,喚起逃亡者們心中的秩序。

即使登上船,也不等於平安了。英吉利海峽在德軍優勢的海空戰力下,已成為海上的墳場,被魚雷擊中、誤觸水雷、被德國軍機襲擊、遭遇海象變化而擱淺⋯⋯海面上有無數種死法,能順利抵達英國,反而比較像是意外。英軍只能趁著黑夜或天氣的掩護,儘量進行運送的任務。英國軍方也想方設法地維持士兵們的安全,除了海軍的掃雷和回擊外,英軍的主力戰鬥機──噴火式戰鬥機、颶風式戰鬥機、以及挑戰者戰機,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護航的行動,出動了數千次的架次,提供支援的火力,和德軍戰機在空中纏鬥。

陸面的戰爭仍在繼續,敦克爾克週邊的防禦陣地,必須持續面對德軍無情的炮火,有計畫的邊打邊退,為發電機計畫爭取更多的時間,大量的英法軍隊在堅守陣地的過程中傷亡,或被德軍俘虜。英國高層為了讓撤退能有效率的進行,早已做了最殘酷的決定,讓身體健康者優先撤退,已清出更多的空間和時間,撤退出最多的人數。到了最後幾天,沙灘上到處都可聞到血漬和屍體交織的惡息,連海風都無法吹散。

一戰後德國的反擊:希特勒與納粹的崛起

要認識這樣的救援,就必須先瞭解敦克爾克戰役,以及當時在英國國內面對納粹德國的搖擺態度。

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直接摧毀了歐洲人們對當代文明的想像,戰火無情的將過往帝國年代的自信燒個精光,時代瀰漫著悲觀的氣息。然而,巨大的創傷並沒有帶來相對應的反省,戰後各國於巴黎所舉行的和平會議,雖然是將「永久和平」視為主要目標,但列強之間各懷鬼胎,結果卻帶來更多的問題。譬如:爭執不休的邊界重劃和少數民族的自決問題,都替未來留下了不確定的因子。其中最關鍵的,是《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所進行的殘酷制裁,那幾乎是各國對德國血淋淋的報復,將歐洲的和平建築在對德國的壓制甚至是抹去。

作用力必定引來反作用力,希特勒及其領導的納粹黨趁勢在戰後一片荒蕪的德國崛起,於1930年代取得了政權,以獨裁集權的方式,利用當時經濟大蕭條的外在環境,逐步恢復德國國力,並開始向外擴強勢力,一步步挑戰《凡爾賽條約》的底線,撕毀了和平的假象。

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新興力量,英法陣營採取了姑息政策,由英國首相張伯倫所主導,企圖藉由外交折衝的方式,想辦法限制德國的野心,維持現狀的穩定。姑息政策的成立,反應著人們對戰爭的懼怕,不惜放棄一切,只求能保有和平的假象。一次次談判和退讓的結果,反而造成了納粹德國的坐大,引發全面的戰爭和殺戮。當戰爭爆發,早已準備就緒的德國軍隊,利用裝甲部隊、空軍武力的優勢,發動了「閃擊戰」,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橫掃仍在猶豫不決的英法聯軍。僅九天多的時間,就把聯軍逼退到了法國東北岸的港口敦克爾克,包圍著以英國遠征軍為主體的軍隊,似乎隨時都能將他們一舉殲滅。

面對茫茫大海,士兵們退無可退

約莫40萬的聯軍退至敦克爾克附近,四處都是滿臉疲憊和迷惘的士兵,這群遠征歐陸的英國軍人,在一連串的敗退後,不僅讓年輕的他們失去了同袍,更消磨掉了他們鬥志,部署於港口週邊村鎮的兵士們,時時擔心著德軍部隊不知何時來臨,如何能以有限的彈藥和火力抵擋裝甲車的衝鋒。已退至海岸邊的士兵們,則面對著退無可退的茫茫大海,聽著那一陣陣絕望所化成的海潮聲響,海的彼端就是那朝思暮的家園,但卻怎麼樣也看不到歸鄉之路。

在這存亡危急的時刻,希特勒竟出乎意外的下達了暫停攻擊的命令,沒有趁勢出擊,原因至今難以有定論。有人歸咎希特勒個人的獨斷獨行,藉不合理的命令展現絕對的權力。有人則認為希特勒可能過於相信來自空軍的判斷,選擇空中轟炸,代替地面的作戰。或許閃擊戰的過度順利,也讓德軍內部產生自我懷疑,需要重新整裝。也或許希特勒再次玩著以戰逼和的把戲,希望透過外交折衝,兵不血刃的拿下更多。無論如何,這事後看來致命的錯誤,給予了敦克爾克的士兵喘息的機會,也讓英國有機會策劃這場奇蹟般的撤退行動。

這一代號為「發電機」的撤退行動,在謀劃階段就面臨了的層層的阻礙,連「是否要進行」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在當時英國內閣激起了正反不同的辯論。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才剛剛上任16天,接替了失去國民信任的張伯倫,邱吉爾一向給人固執、好戰的形象,他一直是姑息政策最大的反對者,與其說他對戰爭沒有畏懼,不如說熟悉國際情勢的他,早就警覺到一再退讓所將導致的危機。

然而,即便他的立場明確,他所面對的內閣乃至整個英國都尚未擺脫那畏縮、偏安的心態,尤其當戰事一面倒的失利後,以哈利法克斯爵士為首的保守派,開始重彈姑息政策的老調,希望透過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為中間人,進行和談,讓遭受圍困的英軍選擇投降,不再試圖救援。

邱吉爾堅決反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經過各種政治手段的運用,這位曾大聲疾呼:「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無法生存。」的首相,終於取得了政策的主導權,徹底扭轉了姑息的氣氛,確立了撤退行動的進行。這位永不投降的首相,替英國樹立了新的國家政策和精神。他說道:「如果我們這座悠久島嶼的歷史將要結束,唯有我們每個人都倒卧在自己的血泊之中,才能讓它結束。」

敦克爾克精神

從一開始幾近絕望的處境,到最後成功達成不可能的目標。人們並沒有被艱難的處境擊倒,反而化逆境為力量,雖然難免偶有失序,但整體執行上維持著一定程度的秩序,甚至超越規劃者原本的期盼。從第一天只撤出約7,000人,撤退可能隨時停止的絕望中,每天成功離開的人數不斷增加,一度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內撤出六萬多名的士兵,光是這樣的數字就已經超越了原本對計畫預定撤出的人數預估。

到最後甚至能在英軍之外,提供其他盟軍撤出的協助,9天之內撤出33萬名士兵。雖然放棄了大量的軍事物資,犠牲數萬軍力,卻也替英國保存了基本元氣,能繼續和德國對峙。當時大西洋彼岸的《紐約時報》即給予高度盛讚:「只要英文這個語言沒有從這個世上消失,敦克爾克這個名詞從此以後將被以崇敬的心情談及。因為,在那個港區裡,出現了地球上從未有過的煉獄,在一場被打敗的戰爭末期,原先已遭玷辱的民主靈魂如令又再度地清明。在敦克爾克,被打敗的部隊非但未遭征服,還散發出傲人的光芒來面對敵軍。」

能達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可能很多,堅定的意志力和眾志成城的決心,或許是其中關鍵的一項。當我們再回頭看二戰前期德軍的快速勝利,雖然在軍事設備和戰術執行上,納粹德國和英法之間的差距並不見得如此懸殊,是否有決心一戰,化解內部的爭議,一致對外,才是決勝的關鍵。

這也是敦克爾克大行動,雖然是敗退的一環,卻被賦與了頌讚和光榮的原因,除了在軍事上的奇蹟成功,它凝結了英國上下對抗德國的決心,讓英國得以挺過接下來的英倫空戰,爭取美國的支持,養精蓄銳,迎接諾曼第登陸後的逆轉勝利。

就如同行動結束後,邱吉爾在下議院所發表的「戰爭不是靠撤退來取勝的」著名演講所言:「歐洲大片的土地和許多古老著名的國家,即使已經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納粹統治的種種罪惡機關的魔掌,我們也毫不動搖,毫不氣餒。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戰,我們將具有愈來愈大的信心和愈來愈強的力量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地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即使這個島嶼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並陷入飢餓之中,這是我一分鐘也沒有相信過的,我們在海外的帝國臣民仍要英國艦隊的武裝保護之下,繼續戰鬥,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適當的時候用它全部的力量和能力,來拯救和解放這個舊世界。(中文翻譯引用自中文維基百科。英文演講原文:英文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