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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務實的絕望者——《大佛普拉斯》訪談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重新編輯、更名為〈務實甘苦人:專訪《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分為上、下刊登,該版本焦點明確,文詞通順,此處為未編輯版,純粹給自己留存。

附上一刀未剪的版本,竟然一刀未剪,就表示沒有校過錯字、順過句子,更沒有後來正式版的那麼重點明確,重要的內容後來保留了。

我對閱讀自己寫的字句有著很深的恐懼,通常寫完後就不會再看,所以對接手我文章的人都感到由衷的愧疚。會把這篇翻出來,是因為正式版一直被大家挑錯字(我錯了,請大家原諒我),不經意多讀了幾篇之後,忍不住把未剪版叫出來,除了由衷感恩曾傑讚嘆曾傑,把一篇有些囈語般的文章變成中性的報導,也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公器私用,從鍾導到阿翔再到阿堯導演,我根本是利用訪談的機會,再進行對自己的心靈諮商和治療。

因此,一刀未剪版與其說在採訪誰,倒不如說只是一面映照自己身影的鏡子,所以還是決定留在網路的世界當作憑弔。)

第一次聽到黃信堯導演,是在電影《一路順風》宣傳時和導演鍾孟宏導演的訪談,當時話題是在聊鍾導之前拍攝紀錄片的甘苦,然後鍾導就突然丟出了黃信堯的名字,除了稱讚黃導演在記錄片上的功力和成績,更主動提及他正在替黃導的第一部劇情片擔任攝影的工作。鍾導那時對黃信堯的形容是「厲害」,但比起稱讚的用語,更令我難忘的是鍾導稱讚時的神情,那是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去形容、意味深長的迷人神韻,只能說那是一位後輩能從前輩身上得到最高的讚譽。

近一年的時間經過,終於等到了《大佛普拉斯》,突然可以了解那神情的部分意思。這確實是近年最亮眼的臺灣電影,不論在故事的內容或敘述的方式上,黃信堯導演都充分展現了他的「厲害」,在保有初生之犢氣勢的同時,又能擁有成熟老練的精緻。一定程度上,《大佛普拉斯》是一則簡單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但在黃導那「我是始終如一的導演阿堯」這註冊商標口白開場下,讓觀影者不知不覺順隨著主人翁肚臍和菜埔,一同進入充滿悲嘆和無奈的徬徨人生,一點一滴在觀眾心底灌注著那看似荒謬卻再寫實不過的沈重,令人窒息的壓力,於片尾戛然而止的瞬間到達了最高潮,即便走出戲院,看似平緩實為激烈的後勁,仍緊緊將人包圍著,久久不能自己。一則簡單的故事,能渲染出如此多的情緒,說故事的人一定是關鍵。或許,現在斷言有些過早,但《大佛普拉斯》絕對會是二十一世紀初臺灣電影不容錯過的一頁,台北電影節五項大獎得獎、多倫多影展「亞洲影評人聯盟獎」,以及甫公佈的第54屆金馬獎入圍名單中,該片獲得十項提名,皆是最好的證明。

採訪當日,阿堯導演的行程十分忙碌,排滿了七場媒體專訪,我到場時導演正在抓空檔補拍照片,訪談的後半則是邊吃午餐邊進行。《大佛普拉斯》宣傳開始於臺北電影節之後,在首映並獲獎後,這部片子開始逐漸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宣傳期的忙碌,對導演來講也是全新的體驗,他說拍攝紀錄片時沒有「宣傳」這回事,他所拍攝的紀錄片都沒有上院線,只在公共電視或影展播放,沒有需要跑宣傳,頂多就是出席影展的QA。問導演會很不適應嗎?阿堯導演以他一貫的直率回答,不只給了肯定的答案,而且還是「非常不適應」。不同於作品裡那口白的形象,平常的導演並不習慣出席公眾活動,或到處和別人交談,他說他的個性比較常「耍孤僻」,宣傳期的種種公關或訪談活動,對他來講,十分疲累。但他也知道這是必須的流程,雖然辛苦,但他也很甘願,並儘量滿足每位訪問者,哪怕許多基本的關鍵題必然會重覆、交疊,他也會很有服務精神的給出不同的答案。

除了後續的宣傳以外,當片子拍攝、剪輯等製作流程結束時,就片子本身,阿堯導演其實就已經把它放下,至於對票房的想像或壓力,更多的反而是一種對投資人的責任。他細數了包含製作公司甜蜜生活在內的出資人,希望票房和海外版權能多貼補他們一點,「既然人家出錢,就想辦法不要讓人家賠,至於輔導金,也是納稅人的錢,至少也得把電影拍好,不要亂拍,才對得起人家。這樣的壓力是一定會有的。」誠懇的言詞之間,強烈的現實氣息迎面而來。我想起阿堯導演之前在紀錄片《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於雄影的QA中提到,他不覺得拍紀錄片有多麼神聖,還是要「生活吃飯」,「有的時候為了生存而拍」。那種務實的態度,似乎也反應在對拍攝劇情片上。導演承認他一向務實的個性,作為家中唯一的收入,養家的責任無法推卸,堅持苦熬幾年完成什麼偉大的理想,對他來講是不可能的事,他必須以工作的角度去思考拍片這件事,不管是紀錄片、劇情片皆然,「假如我拍了一部曠世巨作,接下來就跑路了,沒有下一部,那樣也還蠻辛苦的,意義似乎也不大了。」所以他早已習慣從對現實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創作。

這樣思考方式的養成,或許和阿堯導演成長的背景有密切的關係,他很早就開始工作,國中畢業升高中時的暑假就去安平工業區的皮革工廠打工,「小孩子嘛,就被派去做最爛的工作」,領著很少的錢,在盛夏頂熱加蓋廠房裡,連電風扇都沒有,汗如雨下地搬著皮革,「真的是熱到只剩內褲沒脫了」。高中畢業則去選舉的場合工讀,白天貼選舉海報,兩個人一組騎著小速克達,腳踏的地方放著一大水桶的漿糊,坐後面的人抱著一大綑海報,到了定點停下來,前面的人負責用刷子塗漿糊,後座趕快把海報貼上;晚上的工作是到處發傳單,請人家拜託支持。

只要是阿堯導演的訪談裡,都會提到他高中就開始投入政治和社會運動,是否和這段助選經歷有關?阿堯導演說他其實高一就去聽民進黨的競選演講,1973年出生的他,從高中到大學正是臺灣政治風起雲湧的階段,民進黨雖然已經成立,政治也解嚴,但還是有太多的權利/力需要爭取和保障,使人們走上街頭,青年阿堯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吸引而投入。然而,這樣的行為不是和他務實的性格有些相違背嗎?「會去參與社會或政治運動,當然和務實無關,而是長期被社會否定有關。」阿堯導演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一個很會唸書的小孩,在升學導向的教育體制裡,一直處於邊緣。他都還記得小學時,學校為了推動民主訓練,舉辦校內國小市長選舉的活動,每班都有推出候選人,班上同學就慫恿阿堯導演和其他幾個人投廢票,小學生的他,對廢票是什麼完全沒有概念,只覺得好玩就跟著投了。結果班上的候選人差了幾票落選,導師勃然大怒,要處罰蓋廢票的同學。慫恿大家的是班上的副班長,成績很好,家長也「夠力」,「他就坐在下面裝做沒事,裝做他沒有投廢票,也不是他帶頭,然後就我們幾個笨蛋上台被罰站被罵。也不知為什麼老師特別針對我,說我以後會變成『賣國賊』、『漢奸』。」莫名其妙成為代罪羔羊,被老師徹底否定,小小年紀的阿堯導第一次演體會到了什麼叫做「社會不公平」。在求學過程中,這樣的經驗反覆發生,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被處罰,就是被冤枉成壞學生,久而久之,對社會會開始有所不滿,「你就會覺得,幹,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啊,只要你有錢有勢有背景,就可以過得比別人好,再怎麼認真也沒有用。」

所以當高中在街上拿到民進黨的傳單,聽到競選演講時,這股不滿找到了認同和出口,再加上當時就讀長榮中學的老師裡,也有那種會請假去臺北參加遊行的積極份子,有時也會和學生討論。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讓高中阿堯重新被啟蒙,理解出問題的或許是社會,開始去質疑社會,「一旦你開始質疑世界,你就是在質疑你自己,一直深入的去想、去閱讀,你對很多事的看法就會不一樣。」這樣一位憤怒青年,腦中只有離開的想法,天真的想去當遠洋跑船的船員,離開眼前的一切,他一有空就跑到海邊,看著離港駛去的貨輪,希望自己能在船上,「因為在這裡你就是被否定,否定到一文不值。」這種對現狀的厭惡,和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同樣企圖改變現狀的理念不謀而合,尤其是來到台北唸大學時,世界被拓展,認識更多人,接觸到更多資訊,開啟了思考的眼界,以及投入運動的熱情。

大學唸夜間部的阿堯導演,即便在白天工作、晚上上課的忙碌中,仍然主動參與各種社會運動,那時已經錯過了鹿港反杜邦、高雄反五輕的階段,主要都是以反核四等運動為主。這樣的熱情投入,結局卻是選擇離開社運圈,甚至在許多訪談中,刻意把這一段輕描淡寫的帶過。因為他在過程中看到了太多的墮落、沈淪,有些人開始當官、當立委,換了位置,也就換去了當年在街頭的面貌。環保、社會運動成為紙上談兵的議論,轉向「理論」、「論述」,對阿堯導演來講,這是十分空虛的事情,他不能接受為什麼環保運動是在台北的咖啡廳吹著冷氣進行的。於是,一直渴望離去的他,在大學快畢業時竟決定返鄉,回到成長的台南。「這樣比較貼近土地,我覺得環保運動還是要貼近土地,和在地的人們一起生活,不應該只是談,而是該直接下去做。」這樣的想法,讓他離開了台北,也離開社運圈,但也意外地開啟了日後的紀錄片之路。

當時全景映像工作室正在舉辦紀錄片的培訓,阿堯導演受到《南方電子報》的「作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標語,影響很大,心想或許拍紀錄片也是一種「作自己的媒體」的方式,便決定去學紀錄片,並回到台南以科技工業園區的鹽田為主題拍攝了自己第一部的作品。之後去報考台南藝術大學,一方面是拍紀錄片拍出了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個人和家庭的因素,不想當兵的他,家裡的經濟又碰巧面臨極大的困境,連房子都得被法拍,去當兵家裡立刻少了一份收入。「那時候家裡的狀況真的蠻糟糕,那棟房子就是父母一輩子打拼留下的東西,房子被法拍,就等於一生努力都白費了。」陷在困境中,阿堯導演決定考考看研究所,繼續保有工作,也能陪伴家人。考了兩年,這個一直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會唸書的孩子,竟也就成了研究生,「成為研究生會有種莫名的虛榮感,」導演笑著說「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那麼虛榮過!」

考上研究所除了虛榮,更慶幸自己可以有理由辭去白天汽車業務員的工作,因為他真的很不善交際,常常一台車都賣不出去,被上司扣薪水,「幹,被扣到一個月只剩九千二,然後老闆還送我們一本書,什麼美國汽車銷售員的自傳之類,幹那什麼鬼東西,我他媽的到現在都記得。」辭了工作,用一點點的積蓄唸研究所,只撐了半年就撐不下去,所以的積蓄都已花光。導演說他紀錄片的拍攝素材一直都拍不多,原因是以前拍攝紀錄片的DV帶很貴,「DV帶一捲兩百,我買不起,所以我都只把機器帶著,非得不得已才開。」看到同學可以不計成本的拍攝都覺得好羨慕。這樣現實負擔逼出了他「儘量不要拍」的習慣,從那時一直維持到現在,《多格威斯麵》常常跟著柯賜海一天只開機拍二十分鐘,《帶水雲》毛帶才拍了二十幾個小時,《雲之國》拍八小時半,遠征海外的《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是最多的一部,也只拍了五十幾個小時。這樣的拍攝習慣不怕會錯過嗎?「不會,因為人生都會有遺憾!」導演斬釘截鐵地說「你就算出兩台,整天不停機的拍,難道就保證不會錯失嗎?既然錯失是必然的,一定會有遺憾,那還不如好好的專心的拍。」

現實就這樣不斷追趕著阿堯導演,阿堯導演也不斷和現實見招拆招。第一個學期沒結束,他就和一年級的導師也是紀錄片前輩的林信誼告假,說他真的沒錢,只能去台北工作,林老師也表示理解的對他說:「紀錄片很重要,但生活更重要。」叫他放心先去台北工作,不會當他。在台北做的仍是助選的工作,「選舉是最賺錢的工作,因為不會放假,總部永遠有便當。很多人不喜歡吃便當,可是我很愛吃,因為不用錢,所以我三餐都在總部吃,儘管餐餐都一樣,但我吃得很開心。」很快他就又存了一筆錢,選舉一結束馬上回到南部拍片,交出一年級的作品。在南藝三年,阿堯導演和不同的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這些多半已是「大師」的師長學習,多少會有「壓力」,「你要看這壓力是正面還是負面,你跟一個不喜歡的老師,那壓力是負面的,但如果跟了一個喜歡的老師,那壓力就是正面的,成為鞭策自己的力量。」研究生阿堯每年都會給自己設定功課,要從不同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林信誼學習時,學到的是對紀錄片基本功的鍛鍊;從畢業作品的指導教授也是知名攝影大師張照堂身上學到的,則是觀念和風範。《大佛普拉斯》台北電影節的首映時,張照堂有出席,對成果很喜歡,還和阿堯導演開玩笑地說「或許可以拍一部大佛minus」,並唸了一下學生「片中的髒話有點多。」轉述這段時,阿堯導演露出天真的笑容,「做學生的總希望,沒有讓當老師的丟臉。」張老師的肯定,或許是片子上映至今最好的回響。

阿堯導演曾說每一部紀錄片,都是反省和學習的過程。譬如《多格威斯麵》拍攝之後,導演重新省思了紀錄片的真實與虛構,質疑像紀錄片常用的訪談手法,難道就能說出受訪真實的心聲?「難道魏應充在訪談時會和你說油是假的嗎?」就算不是刻意的欺騙,人的記憶又常常是浮動、剪貼、跳躍的。「真實與虛構之間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紀錄片其實就是一部主觀的影片,無論導演再怎麼努力,最後出來的仍是你導演的主觀。」所以後來導演片中的口白,很多也是在挑戰著紀錄片的客觀格套,「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過程,是把我的絕對主觀呈現給觀眾,觀眾不管怎麼反應,我都接受,但我必需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同樣是創作,紀錄片和劇情片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務實的他第一個指出的還是規模的問題,紀錄片的規模較小,比較能自由率性的去拍,但劇情片的規模無法如此,要籌拍劇情片,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還是錢,而且是一筆很大的錢,這就會讓阿堯導演去想很多,「你不能亂花,也不能不花,這都關係到最後的效果。」那樣的衡量,對一位新進導演非常困難。阿堯導演很感謝這次能幸運的獲得甜蜜生活的後盾,幫他權衡了許多類似的煩惱,否則像最後法會的戲份,那是好幾百萬的開銷,那麼龐大的預算,阿堯導演都已經偷偷在改劇本,準備更動結局,反而是監製葉如芬和鍾孟宏堅持,才能讓原本的結尾得到保留。錢當然是最直接的考量,錢之外的每個環節,譬如劇本、演員和觀眾能不能接受,都必需去思考的,沒有一個環節是能輕易的解決。即便拍短片《大佛》時也是,就算規模有限,但作為第一次拍劇情片的嘗試,又沒拿到輔導金,完全沒經驗的情況,雖然處理的事不會像後來長片那麼複雜,但因為還是必須先處理「自己的問題」,說服自己說要拍,要怎麼做,劇本要怎麼改,難度還是在那裡。

對沒有拍攝過劇情長片,對電影圈幾乎完全陌生的阿堯導演來說,籌拍《大佛普拉斯》的壓力很大,「但人如果沒有壓力就不會成長,要把這些壓力當作正向的壓力,逼自己成長,只要能挺過去就過了,畢竟我也不是二十幾歲的人,面對這樣的機會,不能猶豫。」幸好有了鍾孟宏導演這樣的推手,「沒有他就不可能有這部電影」,最初短片版吸引了鍾導的注意,找了阿堯導演來合作籌拍長片,放任他自行發揮寫劇本,沒學過寫劇本的阿堯,就照套生硬的格式,交出一個彆腳的版本,被鍾導指出太沒有「感情」,要他不用管任何的陳套,像寫小說、說故事那樣,「就照你的意思」去寫,不用擔心。在這樣一來一往的討論過程中,鍾導會用聊天的方式,一步步給予阿堯導演在拍攝時很多協助和引導。阿堯導演直言這更是一學習的過程,從鍾導甚至演員身上都學到很多,他們提供的建議和回饋讓他能做出最後正確的決斷。「片子會不會有很多鍾導的影響?讓鍾導負責攝影風格會不會很『鍾孟宏』?」阿堯導演很常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答案當然是一定會啊,一位成名的攝影師,一定有他的風格,鍾導就屬於有強烈個人影像風格類型,但我並不會排斥,事實上這部片也很需要這樣的風格。」鍾導的種種提點和建議,讓他能快速的成長,駕御許多煩雜的難題,專心於故事的敘述。片中的演員也是,像陳以文、戴立忍、林美秀……這些硬底子有經驗的演員,他們不需要太多的指導,「好的演員會直接先演給你看,讓你去調整,只要一兩句話,他們就做出回應。」這樣好的演員,「將他們一生所學所長通通都交付給你時」,阿堯導演認為對新導演是很大的助力。

每次談到電影的拍攝細節,阿堯導演似乎都很習慣以謙虛回應,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他其實是很「自卑」的人,像電影的音樂安排也是,從記錄片時,合作的對象就提及,阿堯導演對影片裡的聲音十分重視,短片版本的音樂,也替劇情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大佛普拉斯》和林生祥的合作,更是近來臺灣影壇少見的影、音完美融命的傑作,上部或許就是同為林生祥配樂的《一路順風》,這絕非巧合,顯示了林生祥在這方面的功力。問導演他在音樂上的安排,他仍是一貫笑說他自己雖然重視聲音,但音樂素養很差,要找配樂時,會想到林生祥,一來生祥是本來雖不熟但認識的朋友,另一方面也是鍾導合作之後的推薦,阿堯導演當時心想:「反正這部電影已經沒有什麼設限,找個客家歌手來做台語電影,誰說不可以?就像很多臺灣電影還不是找什麼波士頓、澳洲之類交響樂團來做配樂,我覺得這樣來弄一定很有趣。」詢問之後林生祥也覺得很有興趣,以一天一首的速度交出成果,最後進錄音室邊看著影片邊錄置,同時進行調整,以三天的時間,激盪出最後的火花。

換句話說,相較於紀錄片的單打獨鬥,劇情片的團體協作,讓阿堯必須學習著調整和改變,學習如何在合作的過程,激發出最大的潛能,完成自己的作品。譬如像《大佛普拉斯》中的口白,這阿堯導演的註冊商標,在短片版本中並沒有,是後來鍾導建議下加入,但這看似輕鬆、隨興的旁白,在劇本階段都已安排好,只因應少數的變動做了修改和擴充。又或者是片中以黑白色調的現實,對比行車紀錄器裡彩色的影像,也是一開始都設定好的。即使一直說自己對音樂沒有素養的他,在和林生祥合作時,仍先給了生祥一些參考,塑造出每個段落想要的感覺。雖然謙虛(或「自卑」)的阿堯導演,在訪談中不斷提及他人的幫助,但這些聰明的設定,和對片子的掌握,都顯示了他在《大佛普拉斯》展現的巧思和才華。

看完電影後,我一直覺得《大佛普拉斯》的「普拉斯」(Plus)是十分聰明的命名,它可以是指原來短片版的延長,也可以是指在「大佛」上「附加」了什麼的意思。雖然知道許多創作者,不喜歡也不願意直接去談片中的象徵和意義,但還是忍不住問導演這方面的問題。在短片的訪談裡,導演曾提及每個角色背後的設定和暗示,是對台灣社會的隱喻,老闆啟文象徵著政府或所謂的上流社會,啟文的小三則是中國人,肚財跟菜脯是台灣人民。導演說對他來講,「這不是隱喻而是一種轉換」,將片中的人事物轉換到台灣的現狀,因為在短片已經轉換過一次,長片就無需再重頭進行轉換的工作,可以在原來的基礎上,用更深入而複雜的方式去回答本來想討論的核心:在這樣的現狀下,「我們到底在拜什麼?」究竟為何而拜?片中新增的中正廟,或者美國的橋段,都可以視為在原本短片基礎上的延伸。

也因為片中的角色和情結是對台灣現實的轉換,所以雖然是劇情片,但導演似乎也依舊發揮了他紀錄片導演的本能,將許多對現狀的觀察,不加修飾、血淋淋的置入。譬如片中的女性角色,都處於十分被動甚至物化的處境,問導演這樣安排的用意,導演笑著回答「會這樣問,就表示你社會歷練不夠,不是我去安排,而是現實是怎麼樣的情況?很多大官、立委喬事情就是在酒店喬,不是在會議室,旁邊一定要有小姐,這些小姐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就是很物化、就是很符號。所以片子並沒有去物化女性,而是現實就是如此物化,我只是把他呈現出來。」這種「如實呈現」也成為《大佛普拉斯》最吸引人的部分,如果阿堯導演的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那麼他的劇情片竟反而是另一種對現實的紀錄。片中呈現了很多社會下層的故事,譬如肚臍在荒廢的屋子裡遇到了一位無名的失意男,又或者菜埔去找脫線飾演的親人,這些看似和主軸無關的支線,賦與了《大佛普拉斯》真實的血肉和重量。這些故事有些是導演的親身經歷,有些是從朋友拿聽來的:「例如有一次我去海邊的攤販吃黑輪,然後就有兩個工人坐在旁邊,A工人訓斥著B工人,說你這樣被老闆一直拗是不對的,不能老闆叫你幹嘛就幹嘛,不要唯命是從,然後A工人就說了一句名言『老闆吃肉,我們好歹也喝一下湯咩』。我就會很好奇,他們那連湯都沒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對我來講,他們就是肚臍和菜埔。」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在許多收工的傍晚或午候,在小吃攤、路旁雜貨店、家門口,很多工人就這樣招來朋友,邊喝酒邊講些「五四三」的,他們也是肚臍和菜埔,肚臍和菜埔無所不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對我來講,我只是把生命中的這些真實的影像,濃縮幻化成他們兩個在警衛室裡面。」

「但,那似乎是很悲哀的影像?」我追問著。

「說實話是啊,像那天我在台中,在一間小小的雜貨店門口,兩個工人就買著幾罐啤酒,配料是一包科學麵,對他們來講這是很開心的事,但如果你去和連勝文二十萬一瓶的紅酒,或者很多立委開一桌的錢,這樣的開心當然很渺小,雖然他們也很自在。」這種悲哀感一方面是相對的,導演回答著,「生命不可能事事順利」,我們會覺得他們比較辛苦,也是因為我們好像過得比他們輕鬆,但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那樣的瞬間或生活可能是自在的。「真正的絕望,是無法翻轉,社會底層的人無法有翻轉的機會,好好唸書嗎?之後呢?還不是在幫人家數錢。階級根本沒什麼流動。」阿堯導演曾經在技術學院教過書,排名越後面的技術學院,學生的家境往往也越差,學生為了打工往往連作業都沒法交,甚至還有學生交不出學費,只能想辦法讓他們至少能休學,保留學籍。假設這是一群無法翻轉的絕望人們,那麼片中的「大佛」是什麼呢?「你想想看喔,片尾最後是什麼?在黑暗裡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對不對?如果你是在電影院裡,坐在漆黑的座位上看,你不覺得你其實也在大佛裡面嗎?」敲的人是誰?每個人都卡在裡面無法跳脫,「每個人都是肚臍,都是菜埔」。那困住我們的又是什麼?是欲望?是徬徨?是現實無奈?「你就是沒有出口啊,你的人生沒有翻轉的可能,你這輩子能做的,就只能去廟裡拜拜,祈求下一輩子會更好。」當你最後的希望是寄託在一個虛無飄渺來世、來生,甚至連膜拜的對象裡面都藏污納垢時,「真的有辦法支持你活下去嗎?如果不行,那支持你活下去的動力是什麼?」

導演繼續說著:「想像你拿著一本書,書名叫做《活下去的理由》,但你一翻開,裡面全部都是空白,那你還要活下去嗎?」

所以只能放棄嗎?「要不要放棄就看大家啊!」但導演自己則是很悲觀的,「我其實覺得地球是沒救的,像《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很多人問我全球暖化的問題,我就會問說,如果今天放映廳沒有冷氣,你們會來看這部片子嗎?所以這世界只會越來越邁向滅亡。」

「沒有救贖,沒有希望,我覺得人類或者人世就是這樣。」這句竟成為整段訪問最後的句點。

導演心態或許如此,但他終究是一個務實行動者,抓著收拾東西的空檔,硬再問導演自己對《大佛普拉斯》的評價,「你問我,我當然會說滿意啊,否則觀眾怎麼會去看?」導演開玩笑地回答「但是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你只能說『不滿足』,一旦滿足你就沒有辦法再往下一步,我知道我哪裡不好,我之後才能做得更好,一直進步下去。」導演手上已經有兩部紀錄片在拍攝,至於劇情片,也有兩個計畫,「反正就是繼續走下去,能做什麼就做什麼,等到有機會就可以拍,就像《大佛普拉斯》很多也是二十幾年前就想到放在那的故事。」負面的心與正向的行動,與其說錯亂,倒不如說阿堯導演的務實,或許就是在這兩股特質交疊作用之下,所形成的個性,散發著能量。

訪問結束,總覺得談《大佛普拉斯》的部分可以再多一點,但又覺得似乎每一個話題都未曾離開過《大佛普拉斯》。離去之前,和阿堯導演說了聲再見,因為下場訪問即將開始,只能匆匆再閒聊幾句,快速的合照,感嘆一下近況不順的自己,觀看電影後共鳴,那剛剛仍在訴說絕望的導演,竟爽朗的拍著我的肩頭:「一切都會過去的。」然後轉身,那背對我的,是肚臍和菜埔的身影,正要趕快走進會議室,準備開始下一場的訪問。



2016年12月28日 星期三

人生不要強求:專訪乱彈阿翔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喂,你好!」電話那頭乱彈阿翔自己接起電話,自然而平常,反而是電話這頭負責採訪的我有些吃驚,總覺得會先由助理或工作人員先接電話,慌亂地自報了單位和姓名,忍不住多確認了一下:「請問你是阿翔本人嗎?」

本名陳泰翔,出身自宜蘭的乱彈阿翔出道甚早,1997年乱彈樂團推出了第一張專輯《希望》,是許多三、四十世代喜愛搖滾的微大叔們,青少年時期的共同回憶。在那個地下音樂真的還在「地下」,並努力奮戰著爬上地面的時代,2000年乱彈得到金曲獎最佳演唱團體時,阿翔在台上高呼的那句「樂團的時代來臨了!」像是在新世紀宣示著台灣音樂即將翻開新的篇章,那充滿希望和象徵意義的一刻,深深烙印在許多人心中。雖然,那許諾的未來遲遲沒有降臨。

20年的歲月(阿翔堅持宣稱只有十多年而已),經歷無數起伏,乱彈阿翔無甚改變,仍然在做著音樂,仍然搖滾,仍然散發著他那獨特的自在灑脫。

電話那頭先談起了即將在2017年初舉辦的「一個人的旅行」演唱會,這是「鐵漢柔情」系列演唱會第一位登台的台灣「鐵漢」,更是兩年來阿翔的第一場專場演唱會。即便是沙場老將,專場演出的準備繁重,就算身經百戰談不上壓力攏照,但仍然緊張,阿翔強調:不是恐懼,而是保持一種緊繃的凝聚,專注台上的每一個環節,從舞台設計到造型、樂曲挑選和編排,每個部分都花了許多心思,總之,希望能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

乱彈阿翔不管是宣傳照、私底下練團或是舞台上正式演出,都保持著瀟灑、自然的帥勁。儘管本次專訪是以電話進行訪問,但是電話那頭仍能感受到翔哥的率性、專業。

一般以為排練會是演唱會最重要的部份,對阿翔來說反而不是最花時間的,他說:「因為歌曲最核心的部分,在錄音室裡已經決定和掌握好了!」現場追求的是純粹而直接的狀態,讓觀眾能在當下遭受立即地衝擊和感動。在錄音室的阿翔就不同了,「我會花很多的時間去檢查。」對阿翔來說,寫歌或錄製一首歌並不難,最困難的是之後「磨」的部分,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聆聽,找出缺點,加入新的元素,他口中「檢查」的過程,耗費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他透漏,新專輯的進度約莫已有五成,剩下的五成有哪些工作?就是嚴格的「檢查」。所以,當新專輯錄好後,阿翔就不會再去聽自己的作品,他笑著說:「因為已經聽了太多遍了。」偶爾如果在廣播或其他場合不小心聽到,通常的反應仍是不夠完美,有太多不滿意的地方。「這並不是說在做的過程不努力,每次創作和錄製都盡全力想要做到最好,想要超越自己,成果都是當時所能做到最好的狀態。沒有一樣創作是完美的,之後再回頭看看,總能再找到可以改進的缺點,我想這對所有的創作者都是一樣的,」阿翔堅持的說道。

也許是對音樂創作百般苛求,阿翔錄製專輯,不希望有太明確的時間表,也不希望配合唱片公司需要的發片週期。這樣不會有商業上的壓力嗎?他豪朗又有點戲謔地說著:「公司的人他們會有,但我沒有耶,哈哈哈。」每次創作的方式和觸動都不盡相同,前一張專輯《破水而出》,是看到電光水母這種生物的紀錄片,開啟了一系列以生物為主體擬人化的創作,完成這張華語歌壇少有的概念專輯,對阿翔而言也是很特別的體驗。即便如此,這些靈感都只是觸發,最終仍然和他其他作品一樣,回歸對自我的挖掘。每一次的創作都是一次對自我的面對和探視,唯有挖得夠深,才能交出好的作品。

如同甫公開的新單曲〈一個人的旅行〉一樣,「一個人的狀態對我來講太重要了,」阿翔說道:「人多數的時間其實都是一個人,甚至可說是人的本質,有時就算在人群之中,人越多越感到孤獨,只有能面對或享受一個人的狀態,才能真正理解自己。」他刻意追求一個人的情境,他開玩笑地聲稱連吃飯的餐廳都去選人少的地方,結果都吃到難吃的東西。

正是這樣,阿翔直說自己不感到寂寞,人和人之間的情感或互動,都是剎那,不是說他不相信長久的關係,而是相對於人一生的時間,有他人相伴的時間總是短暫的。即便在不同的城市間,不管是宜蘭、台北或北京,他並不感到自己在流浪,「因為只要心能定下來,那裡就是家。」在不同空間的遊走,只會讓心更加開闊。

相較於對音樂的嚴格態度,私底下的阿翔十分豁達,自由自在。很多事他都看得很看開,偶爾遇到生命中難免的消沉,他也都能一笑置之。譬如2012年《把我換成你》之後,有好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專輯;2004年自資發行的專輯《最近的我》,市場流通和迴響都十分有限。「說心情不會被影響是騙人,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想辦法去接受。」他相信人天生都有接受和自我修復的能力,不管生理或心理,只是外界有太多的雜音或物質把這項能力給壓抑了。「人生不需要太強求!」他以自己獲得金曲獎為例,每次都是意外,覺得有可能得獎的時候,反而都落空了。

乱彈阿翔的生活也不像任何「搖滾明星」,他笑稱他還比較想當「菜市場王子」,只要把頭髮綁起來,就不太有人認得出,平常時間都在家裡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修補的地方,發揮他木工的手藝,裝修的差不多了,最近就開始試著種菜,「如果未來存了點錢,買一塊地來種菜,朋友來了就現摘現吃,不覺得那樣的生活很棒嗎?」阿翔說起未來,口氣充滿了率性和天真,一切隨緣,順著生命的風,調整自己的心,享受各種意外,或許是他人生的調性,就連家中的寵物兩貓一狗,也都是意外來到他生命裡,成為家人。

話題稍微插開,一回到音樂,他立刻恢復專業,問他在製作自己音樂和幫別人製作音樂的差別,他解釋,寫配樂時,會花很多時間去理解故事的內容和節奏,去進入角色的性格和台詞,利用重要的句子或口頭禪去發想。製作別人的專輯時,第一要務是要讓演唱者能感到舒適,他常常用「騙」的手法,假裝沒在錄音,藉此捕捉演唱者最自然的一面。

比起錄製自己音樂時會花上更多時間在「磨」,「因為從旁觀者的角度,能看得比較透,看自己則很難看透,有太多盲點,所以要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檢查。」他也認為,別人把案子交給你,就是信任你,你也必須去滿足對方的需求,從對方的角度去思考,這才是敬業的表現。「雖然最後還是會有部分,反射出我自己就是了,」阿翔笑著說。

「我想要看清自己,大概是所有人的難題吧。」那種探索是困難的,阿翔說那不像做配樂可以「入戲」,自己的故事有限,他也無意單純地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動的搬進歌裡,難的是去挖掘消化過後的人生經驗所形成底層結晶。就算是情歌,他也不會把自己的感情世界當作創作的對象,而是從中汲取抽象的感觸,因此,在阿翔的歌曲中,少見市場流行的情歌。就像替別人製作時一樣,阿翔說他也會「騙自己」,但騙自己真難,「有時最簡單的方法,就先暫時離開,讓自己放空一下,給自己一點空間。」然後就是不斷修正,一步步看清自己的面目。

這樣的20年,阿翔能給年輕的自己或是現在的年輕音樂人什麼意見嗎?
「人生的路都是要自己去選,自己去走過,才會知道的。」對他來講,他一路走來也面對過很多的顛簸,一開始的樂團,從認識開始,道創作、技術或現實各方面都卡住之後,最終解散,個人單飛也不是都一帆風順,放棄音樂的念頭也不是沒有,「但放掉了之後,它還是再跑回來。」就只是他很喜歡做音樂。

「或許,」他總結道:「玩音樂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像心理治療吧,很有效的那種。」

他的新作品〈一個人的旅行〉最後這樣唱著:「只想平凡、清清楚楚的未來」,近20年的音樂路走下來,阿翔最初和許多人一樣,對音樂都有些高調的使命感;20年過後,做音樂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不用去假裝,最舒服的狀態」。直到有了個人錄音室,對音樂有了完全的主導權,賣得好或不好也就不太放在心上,他甚至笑著說:「我的唱片賣不好是正常的,大賣才奇怪。」就算有天沒有唱片公司的支持,他還是能在錄音室,舒適的做著音樂,舒適做自己。

「年輕時那麼苦,都撐過來了,現在也沒有什麼好怕的。」這種接受的能力,是現在大家都缺乏的,但現實一旦來臨,你不接受它,和它硬碰硬,自己受傷滿頭是血,現實也不會改變。只有接受,並且消化了,這段際遇就會成為你內在的養份。

「所以有天天崩地裂了,也沒關係嗎?」

「天不會崩的啦,就算真的崩下來,也只能接受,然後想法辦法在那樣的世界活下去啊,」他以有點沙啞的嗓音回答道。

也許,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場「一個人」的旅行,只是行程中,有人看透,將一路的美醜都當作風景;有人則選擇閉上雙眼,摀上耳朵,抗拒著一切,但無論如何,終點總是在那等著。掛上電話,心情莫名舒朗了起來,大概被阿翔所感染了吧。然後,開始期待演唱會的來臨,想聽這接納一切的男子,用音樂分享著他的旅程,看著他順著人生風勢的起落飛行,以及那顆永遠能找到自在與安定的心。




201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故事的核心:專訪《一路順風》導演鍾孟宏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人總是不斷回到記憶之中去思考,透過這樣的思考過程去理解自己,去探索未知的事情。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們,會有不同的記憶。當前臺灣甚至世界最大的問題,是想將自己的記憶強加在別人身上,成為唯一的一種記憶,造成像戰爭那樣巨大的衝突,結果就是集體毀滅。」在得知我是唸歷史的,鍾孟宏導演邊抽著菸,邊和我隨意地聊著,看似輕鬆的寒喧,話題卻逐漸嚴肅了起來。最後導演和我都發現,因為這看似不經意的閒聊,完全切合著《一路順風》的主題,忍不住相視而笑。

作為鍾孟宏的第四部劇情長片,前作《失魂》匯聚著高度美學和象徵手法的代表作之後,電影《一路順風》回復平實的舖陳,選擇了不同於《失魂》的敘事方式。這樣的敘事選擇,呼應著在故事層層轉喻後,對現實的濃厚關懷。

《一路順風》以運送毒品主軸,串起了片中兩條不同的故事支線,其一是納豆和許冠文所飾演,一位負責運毒的小弟和從香港來台行車多年的計程車司機,他們兩人各屬不同意義上的邊緣,納豆自小被家人遺棄,靠著偷竊維生,在機緣湊巧下,以運毒為業;許冠文所飾演的司機,來台逐夢20年,換來的只有一台破舊的計程車,和輕視自己的家人。
為了避人耳目,納豆選擇坐計程車運毒,在後火車站遇上死纏爛打的許冠文,開啟一趟由台北後火車站到雲林口湖鄉的旅程;另一條支線,則是以戴立忍飾演的毒梟,也是幕後指使納豆的老闆,他活在刀光血影的黑道世界,生命隨時被威脅,黑社會的陰影緊緊跟隨著他,他繃緊著每一條神經,想知道叛徒和敵人究竟在何處。

兩條支線呈現了兩樣的世界和情感,素昩平生的納豆和許冠文,從彼此懷疑的陌生,逐漸發展出感情和信任;戴立忍所面對的,每個都是熟人和夥伴,卻在看似穩固的關係下,滋生著各種猜忌。在信任和不信任作用下,交織出全片。

生活

看似複雜的故事,題材的來源卻是生活一點一滴的累積。建構起《一路順風》的是一則新聞──一個計程車司機載著一位乘客,環台25個小時,結果乘客沒付錢就跑掉了,勾起了導演的好奇心,究竟這樣長的時間裡,相處在密閉空間的兩人,發生了什麼事?此外,鍾孟宏說了一個故事:他曾搭上計程車,司機的口音一聽就知道是香港來的。車程的聊天中,司機說了自己帶家人去吃鼎泰豐的故事(這則故事也完整地在電影中呈現),這讓他十分感動,遂想由這個故事呈現一位移民者,如何面對並融入這個社會。

對鍾孟宏而言,電影是一種探究未知事物的方式,藉由拍攝的過程去摸索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中間或許有無法解答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再多了解一點」。有了題材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藉由這個題材,你想說什麼?」這個「說什麼」,不是針對觀眾,觀眾有自己的想像空間,不該由創作者說教般地告知;「說什麼」是對創作者自己,唯有確定了這一點,才能「安心地」投入創作。「你必須告訴自己拍攝這部電影的目的。」他說。

通過將日常想像的延伸,《一路順風》的故事架構成型於生活中不經意的小事,描述運毒的過程,突顯人生的荒謬和無奈。片名的「一路順風」,是我們不經意的脫口而出,但人生少有那樣的順境,多得是一道又一道的關卡在前面等著,逆境才是生命的常態,「就像飛機起飛吧,一定要逆著風,順著風反而太危險了。」導演語重心長地說著。

《一路順風》集合著各種不同的類型電影的特質,有黑色喜劇的氛圍、公路電影的結構,並帶著黑幫片或極道片的氣質,這是否是對類型片的嘗試或顛覆?他解釋道:「類型」是工業體制下的說法,世界上能生產類型電影的國家很有限,標示該國有完整的電影工業及電影文化。台灣並不具備那樣的條件,更無所謂顛覆了。《一路順風》僅是借用類似結構包裝故事,在這結構下,去捕捉「在這土地上,不同背景或族群的人的生活,而且是我所不理解的生活,透過對這些不理解的描繪,傳達自己的想法。」他說道。

演員

為了圍繞「不同背景、族群的人」目的,鍾孟宏的電影除了固定的演員陣容外,不斷地嘗試不同的演員,挑選演員永遠只有一個目標:找到「適合」這部電影的人。《一路順風》中,第一位決定的演員是納豆,鍾孟宏看中納豆藝人身分之外的特質,能夠代表某種社會階層的人;香港司機的角色很快就決定是許冠文,不作第二人想。

選擇藝人納豆出演要角,曾經受到質疑,鍾孟宏直言並不在意他演技的好壞,重要的是他能否傳達劇中隱喻的特定族群。他說:「納豆在我電影中,一直代表著社會上那種生活不是過得很好、沒有自信、不斷被欺負的那群人。」只要演出那群人的樣子,這就是最合適的演員。

老班底和新成員之間的調度和溝通,是他電影中最辛苦之處,「電影最後終究是我的電影,是沒有辦法客氣的。」鍾孟宏舉了例子,許冠文有時會問他為何要重來一次,但他覺得不行就是不行,無法妥協。磨合是彼此理念的溝通,優秀的前輩演員許冠文,很快就抓住這部電影想要的「真實」,不再採用香港電影常見的套路,開始以「真實」的方式演出,「我們後來在很多方面都有共識,」他邊稱讚著許冠文的經驗,邊說著:「以真實的方式去面對喜劇,呈現現實衝突產生的矛盾,進而成為喜感。」這成為兩人共同的喜劇理念。

暴力

暴力是《一路順風》的故事要素,也是鍾孟宏從處女作《停車》起的重要元素,「你覺得台灣存在著暴力嗎?」導演反問了一句後,接著解釋:「不只台灣,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充滿著無形的暴力,暴力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籠罩在每個人身上,迫使每個人有意、無意行使著暴力。我們又往往無法察覺暴力的來源,它躲在人察覺不到的角落,這是讓我非常恐懼的。所以不是刻意去加入暴力元素,而是暴力本來就存在於這世界上。」觀眾很輕易地可以從視覺上感受到暴力的存在,通過直接的暴力表現,鍾孟宏將之作為隱喻,挖掘出無形的暴力,他說道:「面對暴力時,應該認真地觀看,看那背後的來源為何。」

《一路順風》裡,陳以文所飾演的角色是暴力最具象的隱喻。陳以文本身也是導演,過去曾出演已故導演楊德昌的作品。鍾孟宏一見到他,就決定這角色非他莫屬,鍾孟宏甚至說:「我真的覺得他救了這部電影!」如果說許冠文、納豆、戴立忍三人撐起了這部電影的主結構,那陳以文就是點睛之人。鍾孟宏以片中關鍵的「鋸頭戲」作為例子,他說:「如果那場戲陳以文沒法演到那種地步,這部電影大概就毀了,那場戲太重要了,將近10分鐘時間,又在全片的中間,是整部片的轉折;那10分鐘之後,電影便換了另一種面目,呈現另一種情緒。」

這場戲是一鏡到底、一次完成,陳以文的演出不僅帶出了劇情張力,更重要的是反應了「人」的一面。在那幾分鐘裡,呈現在觀眾面前的陳以文,沒有任何善惡的標籤,就是一單純而平凡的普通人,經由這最平凡的人性,才能引領的觀眾進入更深的層次。

空間和聲響

鍾孟宏的電影強調細緻的安排,並且貼近「人性」,這個概念也用在營造畫面和音樂。片中展示的空間,從台北後火車站到後半段的雲林口湖村,一場場戲中出現的廢棄戲院、保齡球館,不同的場景有一致貫通的情緒,搭配著片中無數連結的遠景,營造出一種擺蕩於歲月的無力感。這是鍾孟宏導演一貫的鏡頭美學,也呼應著劇中人的無奈和處境。鍾孟宏除了擔綱導演之外,在他的作品中,他同時身兼攝影要職,我開玩笑問:「導演的『鍾孟宏』和作為攝影的『中島長雄』兩者之間會不會有衝突?」他笑著回答:「合作無間。」
「中島」是「鍾導」的諧音,每部片,都有人建議他找攝影師合作,但他總是習慣自己來,這不僅只是美學上堅持,更重要的是視角的差異。說到底,他是個希望融入表演中的導演,「我無法忍受坐在導演椅上旁觀故事進行。」近距離感受故事的流動,以及觀察演員的細微表現,這種實際參與其中的方式,是鍾孟宏作品唯一的拍攝方式。

另一方面,音樂在鍾孟宏的電影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他過去的電影《停車》使用John Cage和Smog的音樂、《第四張畫》和徐千秀的合作、《失魂》選用了文夏的歌曲。《一路順風》也是一部音樂滿溢的電影,推動著劇情的進展,音樂與他長期合作的曾思銘,還選用了林生祥和大竹研的曲子,片尾那首谷村新司的〈昴〉,更是全片的靈魂。

鍾孟宏從自己的音樂嗜好作為起點,拍片前會先設定音樂。他強調愛好音樂是一回事,一旦要放進電影裡,就不能只依個人好惡,仍要以電影為主軸去剪裁,調整音樂和影像間的互動。《一路順風》的音樂裡,谷村新司和林生祥的歌曲,都是導演認為適合劇情才放進電影中。

片中還有許多巧思,如納豆和許冠文於後車廂時的音樂,選用了Pink Floyd〈Wish You Were Here〉開場的吉他前奏,他要求演奏者以短短30秒的前奏為藍本,演繹出全新的曲式。鍾孟宏說道:「這是廣告和電影不同的地方,廣告你或許可以原封不動,只要達到訴求就好,但電影哪怕是音樂都要有創新。」

最「折磨」配樂團隊的是,鍾孟宏要求在〈昴〉之前,先要有一段Balalaika的演奏,這項俄國傳統樂器光是取得就很困難,好不容易在黑龍江買到,還得訓練其中一名樂手彈奏,終能達成要求。這些細節的講究,說明了導演對片子一絲不苟的要求。

父與子

眼尖的觀眾一定也能察覺,「父子」常見的主題,再次出現在《一路順風》裡。片中許冠文所飾演不被家族重視的父親、納豆飾演沒有父親的兒子,兩人的情感互動是父子關係的隱喻。導演在訪談中大笑說:「我要和全國觀眾道歉。」他解釋,並不是刻意想討論父子的題目,但電影拍著拍著才發覺「怎麼又處理起這個議題了。」

鍾孟宏成長在一個平凡的家庭,父母務農,和所有的家長一樣希望孩子能有穩定、符合社會安排的生涯。走上電影這條路,家人多少有些擔憂。不管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處理起親子議題,他說:「親子是人與人之間最強的感情連帶。」從交纏著繼承、宰制、抵抗和依賴的複雜心情,當處理「人」的議題時,「會被人情感底層這最強烈的部分給吸引過去,」鍾孟宏補充道。

父子情感是台灣電影履見不顯的題材(事實上全世界皆是如此),這種不同世代間的複雜連結,不由得想起台灣電影自新浪潮以來的連結關係。《一路順風》片尾的車禍戲,映對著侯孝賢《南國再見,南國》的結局,儘管鍾孟宏說明這是一向巧合,並非刻意為之。台灣新電影影響著中生代、新生代的導演,鍾孟宏開玩笑地說:「新浪潮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一回來就失業。」

他曾在國外的座談中說過:「他尊重(Respect)新浪潮,但不用跟隨(Fallow)。」這話在當時引來全場的掌聲。台灣新電影像是一條臍帶,供輸著台灣導演創作的養分,然而孩子要長大最終要脫離那臍帶,他說:「我們應該更努力,抛開過去的一切,不要去奢望做什麼新的浪潮,而是要建立當代的思維,用新的東西去看待台灣未來的電影,不要再覆誦過去,限制自己。」儘管要達成這理想,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鍾孟宏的創作生涯遊走於廣告、紀錄片和電影之間,他說,廣告是他的衣食父母,只有「尊敬」,沒有任何輕視。但廣告終究不同電影,那是種群策群力的工作方式,和電影個人式的創作思維不同,「中間有太多的東西要去轉換,這切換的過程其實蠻危險的,你要大量抛棄你原先對許多事物的看法。」拍攝紀錄片《醫生》則是他創作生涯重要的中介點,但他苦笑著說:「拍紀錄片真的太辛苦了,那種折磨是你難以想像的。」

《一路順風》即將於11月上映,對鍾孟宏而言,作品完成便結束,「上映對我來講,就像告別式一樣。」一旦作品擺出來,就只能由觀眾自行體會、解讀,創作者只能面向未來,去想像下一部作品,無需欣喜、無需灰心,「對我來說,拍電影是這世界最幸福的行業!」鍾孟宏這麼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