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要強求：專訪乱彈阿翔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喂，你好！」電話那頭乱彈阿翔自己接起電話，自然而平常，反而是電話這頭負責採訪的我有些吃驚，總覺得會先由助理或工作人員先接電話，慌亂地自報了單位和姓名，忍不住多確認了一下：「請問你是阿翔本人嗎？」

本名陳泰翔，出身自宜蘭的乱彈阿翔出道甚早，1997年乱彈樂團推出了第一張專輯《希望》，是許多三、四十世代喜愛搖滾的微大叔們，青少年時期的共同回憶。在那個地下音樂真的還在「地下」，並努力奮戰著爬上地面的時代，2000年乱彈得到金曲獎最佳演唱團體時，阿翔在台上高呼的那句「樂團的時代來臨了！」像是在新世紀宣示著台灣音樂即將翻開新的篇章，那充滿希望和象徵意義的一刻，深深烙印在許多人心中。雖然，那許諾的未來遲遲沒有降臨。

20年的歲月（阿翔堅持宣稱只有十多年而已），經歷無數起伏，乱彈阿翔無甚改變，仍然在做著音樂，仍然搖滾，仍然散發著他那獨特的自在灑脫。

電話那頭先談起了即將在2017年初舉辦的「一個人的旅行」演唱會，這是「鐵漢柔情」系列演唱會第一位登台的台灣「鐵漢」，更是兩年來阿翔的第一場專場演唱會。即便是沙場老將，專場演出的準備繁重，就算身經百戰談不上壓力攏照，但仍然緊張，阿翔強調：不是恐懼，而是保持一種緊繃的凝聚，專注台上的每一個環節，從舞台設計到造型、樂曲挑選和編排，每個部分都花了許多心思，總之，希望能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

乱彈阿翔不管是宣傳照、私底下練團或是舞台上正式演出，都保持著瀟灑、自然的帥勁。儘管本次專訪是以電話進行訪問，但是電話那頭仍能感受到翔哥的率性、專業。

一般以為排練會是演唱會最重要的部份，對阿翔來說反而不是最花時間的，他說：「因為歌曲最核心的部分，在錄音室裡已經決定和掌握好了！」現場追求的是純粹而直接的狀態，讓觀眾能在當下遭受立即地衝擊和感動。在錄音室的阿翔就不同了，「我會花很多的時間去檢查。」對阿翔來說，寫歌或錄製一首歌並不難，最困難的是之後「磨」的部分，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聆聽，找出缺點，加入新的元素，他口中「檢查」的過程，耗費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他透漏，新專輯的進度約莫已有五成，剩下的五成有哪些工作？就是嚴格的「檢查」。所以，當新專輯錄好後，阿翔就不會再去聽自己的作品，他笑著說：「因為已經聽了太多遍了。」偶爾如果在廣播或其他場合不小心聽到，通常的反應仍是不夠完美，有太多不滿意的地方。「這並不是說在做的過程不努力，每次創作和錄製都盡全力想要做到最好，想要超越自己，成果都是當時所能做到最好的狀態。沒有一樣創作是完美的，之後再回頭看看，總能再找到可以改進的缺點，我想這對所有的創作者都是一樣的，」阿翔堅持的說道。

也許是對音樂創作百般苛求，阿翔錄製專輯，不希望有太明確的時間表，也不希望配合唱片公司需要的發片週期。這樣不會有商業上的壓力嗎？他豪朗又有點戲謔地說著：「公司的人他們會有，但我沒有耶，哈哈哈。」每次創作的方式和觸動都不盡相同，前一張專輯《破水而出》，是看到電光水母這種生物的紀錄片，開啟了一系列以生物為主體擬人化的創作，完成這張華語歌壇少有的概念專輯，對阿翔而言也是很特別的體驗。即便如此，這些靈感都只是觸發，最終仍然和他其他作品一樣，回歸對自我的挖掘。每一次的創作都是一次對自我的面對和探視，唯有挖得夠深，才能交出好的作品。

如同甫公開的新單曲〈一個人的旅行〉一樣，「一個人的狀態對我來講太重要了，」阿翔說道：「人多數的時間其實都是一個人，甚至可說是人的本質，有時就算在人群之中，人越多越感到孤獨，只有能面對或享受一個人的狀態，才能真正理解自己。」他刻意追求一個人的情境，他開玩笑地聲稱連吃飯的餐廳都去選人少的地方，結果都吃到難吃的東西。

正是這樣，阿翔直說自己不感到寂寞，人和人之間的情感或互動，都是剎那，不是說他不相信長久的關係，而是相對於人一生的時間，有他人相伴的時間總是短暫的。即便在不同的城市間，不管是宜蘭、台北或北京，他並不感到自己在流浪，「因為只要心能定下來，那裡就是家。」在不同空間的遊走，只會讓心更加開闊。

相較於對音樂的嚴格態度，私底下的阿翔十分豁達，自由自在。很多事他都看得很看開，偶爾遇到生命中難免的消沉，他也都能一笑置之。譬如2012年《把我換成你》之後，有好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專輯；2004年自資發行的專輯《最近的我》，市場流通和迴響都十分有限。「說心情不會被影響是騙人，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想辦法去接受。」他相信人天生都有接受和自我修復的能力，不管生理或心理，只是外界有太多的雜音或物質把這項能力給壓抑了。「人生不需要太強求！」他以自己獲得金曲獎為例，每次都是意外，覺得有可能得獎的時候，反而都落空了。

乱彈阿翔的生活也不像任何「搖滾明星」，他笑稱他還比較想當「菜市場王子」，只要把頭髮綁起來，就不太有人認得出，平常時間都在家裡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修補的地方，發揮他木工的手藝，裝修的差不多了，最近就開始試著種菜，「如果未來存了點錢，買一塊地來種菜，朋友來了就現摘現吃，不覺得那樣的生活很棒嗎？」阿翔說起未來，口氣充滿了率性和天真，一切隨緣，順著生命的風，調整自己的心，享受各種意外，或許是他人生的調性，就連家中的寵物兩貓一狗，也都是意外來到他生命裡，成為家人。

話題稍微插開，一回到音樂，他立刻恢復專業，問他在製作自己音樂和幫別人製作音樂的差別，他解釋，寫配樂時，會花很多時間去理解故事的內容和節奏，去進入角色的性格和台詞，利用重要的句子或口頭禪去發想。製作別人的專輯時，第一要務是要讓演唱者能感到舒適，他常常用「騙」的手法，假裝沒在錄音，藉此捕捉演唱者最自然的一面。

比起錄製自己音樂時會花上更多時間在「磨」，「因為從旁觀者的角度，能看得比較透，看自己則很難看透，有太多盲點，所以要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檢查。」他也認為，別人把案子交給你，就是信任你，你也必須去滿足對方的需求，從對方的角度去思考，這才是敬業的表現。「雖然最後還是會有部分，反射出我自己就是了，」阿翔笑著說。

「我想要看清自己，大概是所有人的難題吧。」那種探索是困難的，阿翔說那不像做配樂可以「入戲」，自己的故事有限，他也無意單純地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動的搬進歌裡，難的是去挖掘消化過後的人生經驗所形成底層結晶。就算是情歌，他也不會把自己的感情世界當作創作的對象，而是從中汲取抽象的感觸，因此，在阿翔的歌曲中，少見市場流行的情歌。就像替別人製作時一樣，阿翔說他也會「騙自己」，但騙自己真難，「有時最簡單的方法，就先暫時離開，讓自己放空一下，給自己一點空間。」然後就是不斷修正，一步步看清自己的面目。

這樣的20年，阿翔能給年輕的自己或是現在的年輕音樂人什麼意見嗎？
「人生的路都是要自己去選，自己去走過，才會知道的。」對他來講，他一路走來也面對過很多的顛簸，一開始的樂團，從認識開始，道創作、技術或現實各方面都卡住之後，最終解散，個人單飛也不是都一帆風順，放棄音樂的念頭也不是沒有，「但放掉了之後，它還是再跑回來。」就只是他很喜歡做音樂。

「或許，」他總結道：「玩音樂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像心理治療吧，很有效的那種。」

他的新作品〈一個人的旅行〉最後這樣唱著：「只想平凡、清清楚楚的未來」，近20年的音樂路走下來，阿翔最初和許多人一樣，對音樂都有些高調的使命感；20年過後，做音樂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不用去假裝，最舒服的狀態」。直到有了個人錄音室，對音樂有了完全的主導權，賣得好或不好也就不太放在心上，他甚至笑著說：「我的唱片賣不好是正常的，大賣才奇怪。」就算有天沒有唱片公司的支持，他還是能在錄音室，舒適的做著音樂，舒適做自己。

「年輕時那麼苦，都撐過來了，現在也沒有什麼好怕的。」這種接受的能力，是現在大家都缺乏的，但現實一旦來臨，你不接受它，和它硬碰硬，自己受傷滿頭是血，現實也不會改變。只有接受，並且消化了，這段際遇就會成為你內在的養份。

「所以有天天崩地裂了，也沒關係嗎？」

「天不會崩的啦，就算真的崩下來，也只能接受，然後想法辦法在那樣的世界活下去啊，」他以有點沙啞的嗓音回答道。

也許，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場「一個人」的旅行，只是行程中，有人看透，將一路的美醜都當作風景；有人則選擇閉上雙眼，摀上耳朵，抗拒著一切，但無論如何，終點總是在那等著。掛上電話，心情莫名舒朗了起來，大概被阿翔所感染了吧。然後，開始期待演唱會的來臨，想聽這接納一切的男子，用音樂分享著他的旅程，看著他順著人生風勢的起落飛行，以及那顆永遠能找到自在與安定的心。

好的問題，永遠來自「人」的角度－－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

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要先聲明，因為工作的關係，曾和作者通過幾次公務信件，但只能勉強說知道這人，要稱認識都很困難。因此，對這書的評論，是出於閱讀後的感受，和私誼無關。和所有論文一樣，這書一定有它的缺點和需要再打磨的地方，但那問問題的角度，還是令自己驚艷不已。）

決定一篇研究論文的優秀與否有諸多要素，提出一個好的問題－－或用更學術的說法，該研究問題意識是否明確而有價值，往往是其中關鍵。一個深刻而具有洞見的問題意識，必須能回應既然的研究取徑及其所獲得的成果，同時又能另闢蹊徑，在已有的學術典範（paradigm）之中，發揮己身的創見和想像，開展出新的論述，再填補既有研究所忽視的孔隙和盲點，推進人們對該領域理解的前沿；有時甚或推翻陳說，開啟全新的視野，造成孔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也因此有些研究者會戲稱一篇論文的好壞在一開始提問時便被決定，也因此「如何問出一個好的問題」，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堅實的問題意識，時常困擾著每個研究者，尤其對於初入學術之門的碩博士研究生，「問題意識」四字是讓他們寢食難安的最大苦惱。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一書，雖為作者的碩士論文改寫，但絕對是近年關於臺灣原住民研究重要的成果，不單是書中扎實的史料積累、探入而細微的分析、洗練具洞察力的文字論述等諸多優點，最關鍵的，還在於這研究卓越的問題意義，問了一個既能回應既有研究，但前人又未詳加發揮的重要問題。警察是日治時期官方對原住民管理或控制第一線，已為人所熟知，但作者卻不僅就此打住，僅將警察視為公權力冷血無情的代言角色，而重新從「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他們成為跨界的旅行者，不只從日本來到臺灣，並身處在平地民和原住民之間，他們有各自的感受，各自對原住民的觀察，並將這些感觸和看法化諸文字，其中有些字句反映著他們自我的處境和眼界，有些段落則受到時代侷限和擺佈，如同你我。

全書包括緒論和結論在內，共分五章，緒論點出了研究旨趣所在，如前述，說明本研究企圖帶入旅行的視角，去看待作為殖民政府蕃地統治最前線、最底層，並身兼征服者、統治者、教育者等不同身份的警察，在空間、文化等不同的越界「移動」中，所產生的種種文字，去看待他們所留下的觀察紀錄，以及在不同身份間的調適，並引用John Berger所言：「我們注視的永遠是事物與我們之間關係。」，去理解這些警察的「觀看」和「再現」。第二、三、四章則順著時序安排，反映著不同時期的蕃地治理。第二章以佐倉孫三、猪口安喜兩人為對象，代表著領台初期階段那種「探險」的氣息，兩人在臺時間有別，留下與原住民有關的寫作卻成反比，兩人為好友，不同的經驗使他們對理蕃的態度和想法迥然不同，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對原住民治理看法的差異。第三章以藤崎濟之助、瀨野尾寧為對象，進入了新的階段，撤廢了蕃務本署回歸並確立了警察體系，兩人的書寫不約而同開啟了回顧式的歷史書寫，顯示了「理蕃者」身份的寫作視角。第四章則從霧社事件到二戰時期，以橫尾廣輔、中村文治為對象，霧社事件的衝擊讓橫尾對前期的自信做出了反省，並重新省視對原住民的治理或看待方式，之後隨著戰爭的展開，原住民的治理再度變化，並被推上了前線，中村以個人的身份留下了紀錄。結論則回顧了全文的分析，並為這些個案的分析提出普遍意義的解釋，指出未來還能開展的空間。

作為一本嚴肅的學術論著，本書在閱讀上自然不會如同坊間常見的歷史普及書寫那麼容易，但卻又著更為深刻而動人的重量。深刻的部分在於跳脫單邊式的觀察，巧妙地利用警察所身處的邊界位置，對殖民者、被殖民者做出雙向的觀察，並勾勒殖民過程和不同族群接觸時的複雜。動人之處，則在於從「人」的角度，還原這些第一線殖民者身為人的一面，而不再只是象徵統治階級的一枚無名符號，這看似簡單，卻往往是講究通則式的研究取徑所忽略的，同時也是歷史學那不時被埋沒或遺忘的誕生起點。作者以個案進行分析，突顯了關懷所在，尤其和大論述間保持平衡，在學術文字之中所隱藏的，不僅是史家的技藝，同時也是史家該有的關懷。

從〈Make You Feel My Love〉談起，那永遠是音樂人的Dylan

（本文已刊登在立場新聞）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a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When th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

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I know you haven't made your mind up yet,

But I will never do you wrong.

I've known it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No doubt in my mind where you belong.

I'd go hungry; I'd go black and blue,

I'd go crawling down the avenue.

No,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he storms are raging on the rolling sea

And on the highway of regret.

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wild and free,

You ain't seen nothing like me yet.

I could make you happy,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for you,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2008年初出啼聲的Adele，發表了那以年齡為名稱的首張專輯《19》，外表看似平凡的她，以渾厚豐富的歌聲，迅速勾起了世人的注意，無論在口碑或銷售，都取得不錯的成績。專輯共發行四首單曲，雖不像日後第二張《21》那般耀眼奪目，幾乎首首強攻排行榜，但散發著質樸和煦的溫度，不慍不火，結實的擊中聽者的內心。

歌詞是專輯的最後一首單曲〈Make You Feel My Love〉，雖然最後發行，卻是後勁最強的一首，08年問世時成績並不突出，可是被許多場合和節目所使用，反覆盤據排行榜，在2010-2011一度衝上排行榜前四名，兩年後的佳績，說明這看似平淡的歌曲，潛藏的韻味和魅力。事實上，這首翻唱曲還是因為經紀人的熱愛，介紹給Adele，才獲得錄製，會有後來那麼好的成績，大概也出乎Adele本人和製作團隊的意外吧。

從歌詞來看，這就是一首單純的情歌，曲調憂傷，沒有太多艱澀的想像，用詞亦不難，約莫中學生的英文能力就可以理解。年輕甚或還帶有些素人味道的Adele，賦與了這首歌初嚐戀愛滋味的苦澀，如同MV的場景，在陰鬱灰暗的城市裡，她困坐在房間的落地窗前，哀傷滿佈臉龐，眼角還有淚的殘骸；床旁鐘上凌晨四點的數字，標示著這將是無眠的夜晚。她反覆看著手機那不知是否該發送的簡訊或該撥打的電話，無所適從地起身遊走於房間，向窗上高樓的倒影，低唱著這不會得到回應的付出，無法傳達的愛。

然而，Adele歌聲裡那成熟細膩的質感，成功捕捉了這歌表面之下更深層的惆悵，不單只是青春的強說愁語，而是暮年回首時那莫可奈何的愁緒和感嘆。透過Adele的詮釋，豐富了歌曲的層次，她的歌聲在原有的詞曲裡，構築不同時間層裡的交錯，層層交疊出人生各階段的憂愁百態。也因此，Adele版本的〈Make You Feel My Love〉，能有那麼強的後勢，成為她的代表作之一，也幾乎成為這首歌曲的定版，或許就不那麼意外了。

〈Make You Feel My Love〉有許多翻唱的版本，1997年甫出版沒多久，資深音樂人"Piano Man" Billy Joel就立刻翻唱，他加入了原曲所未有的鼓擊和鍵盤聲響，搭配著他歌聲，給予了正向、激昂的情緒。鄉村音樂界的天王Garth Brooks，則於隔年貢獻了另一版本，他大致依據了原有的編曲，從中發掘出那在鄉村音樂常見的主題和情緒。除了兩個於排行榜獲得不錯成績的版本，包括Bryan Ferry、Neil Diamond、Ronan Keating、Kelly Clarkson……等十數位老中青跨世代的音樂人，有些依據著原唱的基調，有些則依循著Adele的路向，加入自己人生和音樂的性格和歷練，唱出各自不同的樂音。

會有那麼多的版本，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原曲和原唱版本實在太吸引人，即便這首歌在當時並未發行單曲，默默待在專輯裡不搶眼的位置，卻還是遮掩不出那獨特的魅力。

歌曲來自專輯《Time Out of Mind》，詞曲和演唱都是近日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激起沸沸揚揚議論的Bob Dylan。

對許多新一代的年輕聽者來說〈Make You Feel My Love〉，大概是他們最接近Dylan音樂世界的一次，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次那麼深入大眾流行文化之中，即便得奬的是村上春樹也都無法如此。

對於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否合適，相關的論辯甚多，但大體有一共識，那就是他同詩一般，有著奇詭繁複意象和象徵、獨特韻腳、面對當下社會進行針砭的歌詞，已經是過去的事，屬於青年Dylan，而非21世紀前後的Dylan，更不是那1980年代生活於Reagan主政時期的中年Dylan。

立基於近代學科建制的諾貝爾獎，有著不頒給死者的規則，2011年醫學獎得主Ralph Steinman是唯一例外，但也肇因於意外。很不幸也很殘忍，這次的文學獎，所頒給的，是那已然逝去的Dylan。

Bob Dylan創作的文學價值無庸置疑，甚至不用引經據典，援引希羅史詩或中國詩詞的誦唱傳統，同樣引用流行文化的創作即可，1995年好萊塢電影《Dangerous Minds》，劇中飾演臨時教師的Michelle Pfeiffer，面對一群來自底層、被體制所放棄的中學生時，便利用Bob Dylan的名曲〈Mr. Tambourine Man〉引領學生走進文學的殿堂，從Dylan到Dylan Thomas，體會詞、體會詩，再到進一步以創作詩去回應著現實。一部電影當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權威，但也表達了青年Dylan創作的文學特質，是被大眾普遍接受的想法。

然而，歌詞和詩的創作，還是有條若隱若現的區隔在那，歌詞最終是從音樂整體出發的考量，一首平庸的詞，或許不能滿足詩的美感或意象境界，依舊仍完成一首動人的歌。1980年代以後，Dylan的創作裡沒有任何一首文字有達到他顛峰時水準，難以稱之為詩，但無礙他創作好音樂的能力。尤其在1997《Time Out of Mind》開始，即將步入六十的Dylan，重新回歸那草根民謠的原點，帶著洞悉人生起落的滄桑眼神，在世人早已不期不待時，於新世紀交出一張張的專輯，有的翻唱、有的創作，皆是美好。

再回到〈Make You Feel My Love〉的例子，沒有人會覺得這詞近詩，當時也引起了批論家的責難，然而一旦和旋律結合立刻，即具有直擊人心的力量。Dylan文字創作，不是以字句自身存在為目的，而是以音樂的完滿為核心旨趣。無需死忠樂迷，只要任何稍稍認真聆聽過他作品的人（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用〈Make You Feel My Love〉實驗看看），再回頭看他的歌詞，我相信多數人都無法用純粹朗讀的方式，去唸誦歌詞，總是會在過程中，忍不住吟唱了起來，因為他的文字和音樂咬合度那麼的緊密。他就是那麼完美的音樂人！

對理解晚年Dylan來說，諾貝爾獎或許太沈重，更重要的，可能一點意義也沒有，大部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已不被世人記憶，Dylan和他的音樂卻會不斷被傳唱。Bob Dylan終究生存在音樂世界的人，不用去開展文學的多元，更無需去定義文學的樣貌。他是徹頭徹底的音樂人，雖時有起落，如所有凡人般，但仍堅持在那歌唱。已過從心之年的他，甚至不用在音樂創作中去完成、求索什麼，只要一如往常，去唱出他覺得好的歌曲。

對追隨他的你我而言，這也是我們唯一的盼望和期待，遠勝過諾貝爾錦上添花的桂冠，至於出不出席頒奬，就更是無關緊要了。

神性、人性以及超越：Swans《The Glowing Man》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按：在本文刊登之後，一直在想這篇稿子到底拖了多久，發現自己已經喪失時間感了。從得知到寫完再到登出，應該是以月為單位，幾十天其實不算長，卻已恍如隔世，最初的構想和最後的成果，已截然不同。大概一切都是注定吧，這也是堅持要寫完的原因，當死亡陰影來臨，遮蔽了世界，我才能真正理解這張專輯，同時這張專輯也在不知不覺中被自己投射成某種救贖或解答。在反反覆覆的聆聽後，覺得好像更認清楚些了什麼，但那解脫的超越似乎仍漫長遙遠，這也或許才是Swans想說的，超越俗世之上的，終究只是難解的虛無。）

2010年Swans重組，絕對是近年搖滾樂最獨特的現象之一。從1997年休團後，靈魂人物Michael Gira仍持續各式創作的嘗試，但終究有些缺憾，經歷了十數年的沈默，一重組竟快速恢復驚人的創作能量，走得比90年代初期更深更遠，用更為自由的手法演繹不同的音樂元素。

重組後除了張張獲得評論界一致的膜拜，成為年度推薦的成功，更驚人的是商業上的成功，尤其《The Seer》（2012）、《To Be Kind》（2014），不單好評如潮，也取得Swans少見的排行榜佳績。對於這個樂風充滿實驗，對音樂市場邏輯不屑一顧的團體，以及Gira這樣無視搖滾明星身段，一心執著於聲響探索的創作者來說，這種名譽雙收，就算用21世紀網路時代的新的行銷思維解釋，仍是令人意外。

他們的音樂本質仍屬小眾，能得到大眾廣泛的回響，間接說明了他們音樂的核心樣貌，那些艱澀難懂的歌曲，與其說是音符和樂句的組合，倒不如說以音樂為手段對人心進行解剖，因為切得夠狠、挖得夠深，把人們對自身的了解逼迫到前所未見的前緣，產生了巨大的共鳴，吸引了每個聽者。

從《The Seer》、《To Be Kind》再到2016年新專輯《The Glowing Man》，當Gira宣佈Swans現有陣容即將重組之際，這三張錄音室專輯或可以用三部曲的方式一同合觀，《My Father Will Guide Me Up A Rope To The Sky》則可視為這三部曲的揭幕序曲。這三張專輯雖然有著各自殊異的面貌，表達的情緒亦有不同，但有著一脈相連的性格，如同探險過程中的片段風景，合而視之，終成完整的全景地貌。

同樣是對人性意識的探索，《The Seer》、《To Be Kind》像是用一根探針狠狠硬插入皮相之下，釋放出強度不一的音樂電流，觀察每次刺激下的反應，殘暴而細膩；《The Glowing Man》則是另一種樣態的實驗方式，彷彿從人心最幽暗的底層，挖取了一塊組織採樣，置放在培養皿中，反覆注入不同的聲響試劑和染料，看著這闇暗的細胞律動和膨脹成龐大的怪物，在失控中走向那最終毀滅，迎向死亡的虛無。

《The Glowing Man》是設計精巧的展演，展演的主題不再僅是愛恨狂嗔，個人在這些情緒左右下走向死亡的歷程，必然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盡頭。也因此整張專輯在曲式上充滿著厚重的宗教感，運用人聲和器樂交疊出近似原始部落的薩滿儀式，反覆延伸，無休無止。

Swans從來不迴避長篇的作品，前作從都有2、30分鐘的曲目，《The Glowing Man》則更進一步，可說是由三個長篇區塊所構成的專輯，以4分半鐘的〈People Like Us〉、5分鐘半的〈When Will I Return?〉和結尾6分鐘的〈Finally, Peace.〉串聯在一起。除這三首外，其他曲子都超過10分鐘甚或20分鐘以上。這些巨幅的作品並非搖滾樂常見的史詩樂章，或是後搖滾的恣意漫延，更貼近某種祝禱式的眾聲傳唱，透過層層音樂的聚合，將聽者帶領至另一世界，超越了世俗和存有。

專輯第一部分由〈Cloud of Unknowing〉（25:12）為中心，再加上開場曲〈Cloud of Forgetting〉（12:43）和〈The World Looks Red / The World Looks Black〉（14:27）三首所組合，〈Cloud of Unknowing〉取材至基督教13至14世紀間的同名靈修經典，內容是關於如何認清自己身心靈的位置，順序漸進的靈修以進入神的神聖之中，「Cloud of Forgetting」則是書中重要的概念。

三首歌是對神聖意識的正反思辨，〈Cloud of Forgetting〉的抑鬱低沈的祈求；漸次轉強到〈Cloud of Forgetting〉，陰鬱跌宕的氛圍構成了試煉的舞台，於醞釀壓抑後爆發成無法止息的狂亂，繼而氣力放盡在平靜和空寂的交融中；〈The World Looks Red / The World Looks Black〉則像是Swans對這段歷程的詮釋，前半引用著Sonic Youth的〈The World Looks Red〉，去除了原曲的不安躁動，改以部落唸誦般的方式，讓人想起了中晚期的The Doors的風格，持續到了中段，替之以類似Pink Floyd式的轉折，俐落的節奏於高低落差之間給予了能量的昇華。
〈People Like Us〉則又由神聖復歸到人性，綑綁在矛盾交錯成的網羅，無法逃離。〈Frankie M.〉（20:58）這首以身陷毒品無法自拔的友人為描繪對象的歌曲中，成為了第二部分的核心，那是人軟弱和原罪的寫照，救贖只是無力的空談，歌曲始於人聲，宛如迷失者的哀嘆，配合著樂器的忽隱忽現，而後漸漸轉強成一波波的巨大的音浪，像是欲望的漩渦，也像是對失落靈魂聲聲的招喚。整首歌有著自暴自棄的絕望，無止境的悲哀又有著一絲莫名難言的陶醉和愉悅，喃喃抛出著無數無解的質問，直到最後如大火般巨大的聲響，焚毀無法擺脫欲念的肉身。

接著是〈When Will I Return?〉，這首歌由Gira的妻子Jennifer Gira演唱，全曲滿是詭譎冷冽的民謠曲風，讓人想到Gira另一個實驗團體Angels of Light。〈When Will I Return?〉像是一篇悼文，刻畫著荒野中漂蕩的靈魂，曲子後半「Oh I'm alive.」的呼喊，呼應著前曲。

同名曲〈The Glowing Man〉（28:50）是整張專輯的高潮和總結，是生／死、存在／虛無的對話，讓人想到莎翁筆下和頭骨對話的哈姆雷特，曲名則又讓人聯想《Watchmen》裡的Dr. Manhattan，「死亡」是超越和救贖的終章。樂曲結構似乎有些紊亂，但脫序中形成了新的平衡，建構出Swans版本的交響曲，第一樂章是貫穿於全專輯的如法螺吹奏似的宗教吟唱；第二部與其說是音符和樂曲，倒不如說將這些元素壓縮成巨大的石塊，狠狠擲出，將聽者活埋；第三部分則是快意、明亮的搖滾曲式，是追趕亦是逃離；最終樂章復歸開頭的宗教氣氛，法螺嗚嗚聲再起，也為儀式做出小結。

〈Finally, Peace.〉裡Gira低沈的嗓音和孩童般合聲，組合成一送葬的行列，為這聖靈和凡人間的三幕劇，畫上了句號。

或許對重組後的來Swans來說《The Glowing Man》不會是最耀眼的一刻，晦澀的主題和曲式，多少有些隔閡，但卻是三部曲中在概念執行上最為緊密的一張，呈現了Gira藉由音樂對神性、人性和死亡的深入思索和反省。也因為有了這張專輯的詮釋，從《The Seer》一路到《To Be Kind》，Swans所欲傳達的意念和探索才告完整。正是首尾相貫，Swans的解散重組也不那麼讓人意外了。

當所欲傳達的書寫已經完成，該以新的面貌和能量開啟下一章的時刻，正是《The Glowing Man》所欲傳達的，死亡也是解脫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