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0日 星期日

結束。



2015年7月31日口試,8月19日離校,證書上則依學期制印上了6月。

結束了這十年的旅程,過程中得到了很多幫助,也看到了很多醜惡;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也和許多人漸行漸遠。

太多的感謝,留在未來更合適的地方訴說吧,至於那些怨懟就不用多言,人生苦短,看過太多被內心黑暗給吞噬的人們,包括自己也曾不斷陷入類似的輪迴,所以更要努力走出。

倒是想說一個無關緊要的小故事。

因為後期的學生證是和悠遊卡綁定的,有次晚上返家,發現學生證不見,整個人被弄得心神不寧,重新補發當然不是什麼太麻煩的事,但要花錢花時間,然後考量到借書這些有的沒的問題,對身處最後關頭的研究生來說,一點風吹草動都會陷入莫名的恐慌。於是硬著頭皮,去附近的7-11問問看有沒有人撿到,因為這是自己記憶中最後使用的地方。7-11的店長人很好,雖然表示沒有人撿到,但特別調出監視錄影帶,在店務繁忙時花了快半小時,確定了我有在結帳後把學生證收回,然後到離店前都一直塞在褲子的口袋裡。因為確實看到了那畫面,回到家再度認真的翻找,終於在置放依物下方的書堆中奇蹟似的找到學生證。

然而,離校過後兩天,已被蓋註銷的學生證悠遊卡就消失了,怎麼找也找不到。

這故事應該有什麼寓義或暗示在裡面,不過我還沒參透就是。

能完成學位,是自己無法想像的事,放棄的想法從來未停過,也確實逃離和放逐過一陣子,在畫下最後句點時,真的是百感交集。

或許是畢業時已太老,沒有太多欣喜,眼前等待也不是什麼彩色的前程,而是繼續蒼白的徬徨。能確定的就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人生的齒輪開始加速向終點駛去,此時此刻的自己,也只能努力跟上。



2015年8月29日 星期六

翻土之後竟是無法造音的荒蕪?--《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



(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策展是近日臺灣的熱門議題,隨著相關論述的陸續出版,策展人透過展覽規劃的方式進行觀點的述說,已成為專業的領域。其中由MoNTUE北師美術館及立方計劃空間聯合主辦的「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展覽 ,及其所延伸出版的同名專著,無疑是成功的範例,不僅是展示或呈現的範疇所能概括,而是對於戰後臺灣音樂(或本書用語「聲響文化」)發展深入的學術剖析,特別是那些非主流的樂音,以及生成這些樂音背後的時代因素。內容上包含著史料的搜集與專業的論述,在書寫的篇幅上雖仍多少受限於展覽的形式,廣度和深度卻完全不輸任何專業的學術論文,這也使得這次展覽和本書超越了展示或描述的層次,深入探索和挖掘那並未久逝的過去。

日後任何人想要對戰後臺灣音樂的進行回顧或分析,這次的展覽都將是台灣音樂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本書則是一定要參考、不容迴避的起點。

本書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控管與隙縫」,討論的是戒嚴時期,當權者對台灣音樂嚴格的管制,隨美軍而來的熱門音樂,變成少數能避開控管的隙縫,成為一種對於現代聲響的想像。 第二部分「聲響翻土」,核心圍繞在「我們需不需要有自己的音樂?」這由許常惠、史惟亮於1966年發起的民歌採集運動的提問,後來恆春民謠歌手陳達的「被發掘」,都可以視為這個脈絡下的產物。但直到解嚴,此時期所埋下的種子才真正萌芽,問題才得到回應。第三部分「另翼造音」則勾勒出一條以「異議」為軸線的音樂發展,這股內外壓力下,試圖挺身相抗尋找出口的力量,形塑出不同的樂音甚至表演場地,不同的族群帶著各自的關懷,用迥異的方式,在主流音樂脈絡之外,尋找自己的聲音。第四部分「另逸造音」,則將焦點移轉至當樂音於戒嚴體制解放後,伴隨而來的身體解放, 1980年代初即在行為藝術、小劇場領域中醞釀,至解嚴之後,發展到達高峰,甚或變成社會或文化事件獲得囑目。第五部分「另藝造音」,則以數位創作者為例,關注21世紀後「聲音藝術」於臺灣出現,音樂的可能性被不斷被展延,賦與抽象形上的辯證,成為具高度實驗的新取徑。並於書未,附上數位藝術創作者的作品以為結束。

這終究是一本從展覽所集合生成的文字合集,再加上關心的議題十分龐大,在閱讀的過程中常給人紛亂龐雜之感,或許,如是紛亂龐雜的不協調之感,反而充分體現了從戒嚴高壓體制下解放出來的臺灣音樂風貌,以及作為一新興研究課題所具有初生之犢般的生命力。書中無論訪談、回憶或論述,都可以獨立成一條新的線索再繼續追問,甚至可以刺激出新的議題或視角,如在本書上普遍未觸及(或根本難以觸及)的聆聽者的缺位。作為起點,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能派生成許多學院或非學院式的文字,條理井然,層次分明。然而,當那日來臨之時,或許我們反而會懷念起那起點之時的雜亂?

本書內所提到的許多過去,對多數人的而言,可能聞所未聞,或僅留有模糊的印象。這其實也顯示了臺灣音樂在發展上的困境,當去除了戒嚴這樣共通的枷鎖,以及商業化撲天蓋地來襲之後,我們的音樂究竟還和過往的歷史有著多少的聯繫?當主流和非主流的界線日益模糊,當音樂無論在內容或演出形式上皆淡去了「異議」的色彩,我們是否還能回答那一直以來的根本問題:「我們需不需要有自己的音樂?」甚或更悲哀地問法,我們究竟能不能有自己的音樂?

翻土之後所造之音,究章是全新的樂章,或只是悼念的輓歌?答案只能留待後人。我只知道,當我們高聲疾呼悍衛歷史神聖的同時,應該努力去理解、保留那些在我們生活中還未遠走的過去,留予後人承繼或緬懷的能力。



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只求共富貴

新葡京


「同甘共苦」當然是人際交往之間最理想的狀態,但既然名之為「最理想」,就代表著大概是很難達成的傳說。事實上,我也不覺得「同甘共苦」必然是好友情的保證,因為一旦甘苦與共,表示著彼此必然經歷一系列漫長的奮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情感」,然而連結的深厚並不能等同於情感的好壞,又是太過複雜的糾葛反倒稀釋友誼的純粹,最親近的人有時反而最遙遠。

「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只是君子,或許好的友情本該如此,不曾於生命離開,卻又不用綁死於生活的嚴苛現實,才是人與人之間最合適的距離。當然,要維持這樣完美的距離是困難,又是另一個難題了。

反過來講,在友情的世界裡,如果在甘苦之間,即在「共患難」和「共富貴」之間只能二選一的話,何者比較好呢?

如果年輕時問我,我可能會毫不考慮的選下「共患難」,不能「共苦」算得上什麼朋友?怎麼能叫做兄弟?但多了一點人生閱歷之後,我的想法徹底改觀,能「共富貴」才是真正的友情,那種在低潮時的扶植,或許反而只是受情緒左右虛偽的假象。

「共患難」之所以可怕,一是自怨自艾的容易成癮,以及人對自己處境出於主觀的判斷。所以有時所「共」者非真正的「患難」,而是心底無止盡的扭曲和黑暗,那是永遠不會有盡頭的訴說,對方所企求你扮演的不是一同渡過某個困苦階段的夥伴,甚或不是給予建言和引導的心理醫生,而是容量無限的垃圾桶,能夠任他傾訴與其說煩惱倒不如說是無限膨脹的自我。所以你從來不會是和他對等的存在,對你的問候只是虛假的開場,從來不曾認真放在心上,哪怕你的處境比對方淒慘得多,最終還是只能成為容納苦水的工具,因為宇宙的中心永遠是他而不是你。

比起這種主觀心態上「共患難」,真實的「共患難」或許反而更糟,先者或許還可出於憐憫之心,暫時忍耐,但後者卻是血淋淋的迎頭痛擊,無處可逃。人生得意和失意最大的差別之一,在於人際關係的廣度,對於敗者而言,友人的選項便十分有限,如果再考慮願意給予溫暖的條件,與其說是「選擇」和你「共患難」,倒不如說在「不得不」的情況下只能與你共患難。當他有機會能成與人「共富貴」時,在選擇變多,特別是那些因「富貴」所獲得或付出的友誼變多的情況下,即便你還在對方心中保有一席之地,但濃度必然被稀釋,最好的情況,你可能是眾多「共富貴」的朋友之一;至於最糟的情形,我想就無需多言了。

這樣的論斷好像只把人的本性皆視為病態,或者把情感都當成算計,人生所遇者當然不只如此,但確實有這樣的現實存在。至少我還蠻常遇到類似的情形,作為一常被歸類在「共患難」特質的人,也不知是喜是憂。

無論如何,有缺憾才會有珍惜的存在,人生事事物物的重量,皆是在反覆獲得和失去之後才得到定位。我不怨恨那些在富貴之時逐漸遠去的朋友,我的個性不能說全無責任,更重要的,現實本來就考驗著每個人,把每個人的選擇都當作針對自己,無疑又是另一種自我膨脹的病態。

只想說,在「共患難」時,希望作兄弟的我曾多少帶給你些溫暖;當你要面對人生「共富貴」的此刻,做朋友的祝福你一切都好,但也就是朋友而已了。

至於那些在生命中禍福與共相依、不離不棄的人們,其實早就沒什麼「共富貴」與否的問題了,因為你們就是我這惡醜宭迫人生唯一的「富貴」。




2015年8月15日 星期六

關於課綱

我反覆重申過很多次,這次的課綱爭議,在我看來,是和史學無涉的法律問題。

事實上,如果要我說,我覺得建立在聯考制度下的歷史教科書,本身就是反史學的。但還是基於某種無聊和治療低血壓的心情,忍不住會看一下大家討論什麼,其中最讓自己難以忍受的便是對於「慰安婦是否被迫」的討論。

一旦落入敵人的邏輯,即便立場不同也是敵人的勝利,當對手要加入「被迫的」形容詞,回應絕不該是強調其實沒有被迫或自願,這樣只是把水準降到和對手一樣低下。而是要強調使用中性的、沒有價值判斷的「慰安婦」一詞,可以承載更多的歷史細節和意義,並非對歷史中的人事物做出定性,讓學生強記,而是要讓學生設身處地去思考這些身處在過去的人們,於時代下的人生處境,以及這樣處境背後具有的普遍意義,作出自己的判斷。

換句話說,不用也不該去加任何的形容,因為最後有權加上形容的,不是課綱或教科書的編纂者,甚或教師或任何所謂的「大人」,而是作為讀者的「學生」。

雖然我覺得不可能,但如果真的要用這次事件去討論歷史或歷史教育,我覺得目前都太偏重微調的不好,而不去強調原本課綱設計的長處在哪裡,結果如前述,就算贏了還是敵人的勝利。

不過,還是老話一句,這次的課綱爭議,是和史學無涉的法律問題。與其討論這些,倒不如把重點放在,究竟在法的位階上,教育應該置於什麼樣的位子;十二年國教,我們到底準備好了什麼。以及最重要的,在憲政層級上,對於行政權的擴張和立法權的怠惰如何解套。

在這樣的局面下討論史學,不過就是找點談資而已。(就像上面這幾段一樣)。



2015年8月13日 星期四

退稿

isolate

如果說過去幾年和自己最常面對的處境大概就是「退稿」了吧,無論是輕描淡寫或長篇大論的退稿信,也無論文章內容是自己的興趣或者(希望能?)是專業領域,退稿幾乎是我每篇寫作多數的結局,總是三不五時的突地出現,毀掉一天乃至數日的好心情。

既然那麼常見,就應該要學著習慣,然而真的很困難。

其實我不會怪對方,自己寫作的缺點自己最清楚,有時人家只是簡短的幾句話退回,反而覺得鬆了一口氣。

但在學術類的文章則無法有這種解脫,審查程度專業學術期刊的基本要求,基於學術的規範和職責,審查必須洋洋灑灑的列出對論文的各種看法與批評;那種閱讀別人看穿自己手腳的經驗,把所有不敢面對的缺陷攤在陽光下,著實難受。當然,從中可以學到許多,但對自己來說,往往要很長的時間平復心底的情緒,甚或就再也不敢打開了。

和許多同在業界的朋友聊過,發現不是毎個人都和我一樣,就我所接觸到的,反而多半為另一個極端,對退稿的意見採取對立的態度,視對方為敵手,抱持不屑或著堅持反擊,認為對方不了解自己的用心、不了解自己研究的精要;甚或開始推演出各式各樣陰謀論。因為不能容許被批評、被退稿,所激起的自我防衛機制,自然也限制了對建議的理解和採用。

極端的自卑和極端的自大,結果殊途同歸,失去了對話的可能和意義。兩者都稱不上健康的心態。想想,或許後者好一點吧,還能帶著昂揚的戰意,繼續於下一個戰場作戰。我大概就是採取放棄的姿態,躲在無人聞問的角落,偏執喃喃。

想起一位師長輩人物和我說過,無論如果如何,對這些評論者都該感謝,畢竟在人人都很忙的現下,有人願意看完你的文章都是難得的。

我確實充滿感謝,但我所欠缺的只是勇氣,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失敗和無能。我想那些和自己反應相反的人們,在自我防禦的鎧甲之下,應該也是一樣的心情吧。



2015年8月10日 星期一

死亡及其復活--Faith No More,《Sol Invictus》



如同人與人之間的分合,樂團的聚散也有千百種原因,有時看似平順,但關卡猛地出現,只能道別,宣佈緣盡。復合的情形亦然,似乎不再有交集、自有天地的團員們,莫名地重聚,開始或長或短新的旅程。樂迷可以歸結出許多造成聚合的因素,說到底也就只是緣份而已。

Faith No More的復合,甚至於2015年推出全新專輯《Sol Invictus》,無疑是令歌迷意外的驚喜,當年的解散近乎自然老死,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衝突,樂團的能量在數度風格與人事的變化、雕磨後,漸漸消失,1997年最後一張錄音室專輯《Album of the Year》,絕對是水準之作,然而不管是團員或聽者都能感覺到終點已然到來。鬧劇般的分手,也許當時間拉開了當年的紛擾,或現實需要消磨了每個人的稜角,還比較有重圖的可能,但作為核心的能量消散的自然死亡,這似乎就真的無解。

死亡是永恆的,這大概是我從來不曾妄想他們會重組的主因。沒想到近二十年之後,FNM竟重新從墳墓中爬出,以十首歌完整的專輯風貌於世人面前復活。也或許樂團有意為之,如果《Album of the Year》佈滿了死亡的意象,那麼新專輯則帶有強烈重生的隱喻。

這次的重組是延續1997年時的陣容,被視為樂團巔峰時期的吉他手Jim Martin依舊還未歸隊,看來大家是徹底撕破臉了。Jim Martin在陣的時期,確實是樂隊聲勢最高漲的時期,《The Real Thing》、《Angel Dust》絕對在90年代的搖滾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倘若從樂團整體來看,以主唱Mike Patton、鍵盤手Roddy Bottum、貝斯手Billy Gould、鼓手Mike Bordin的創作核心一直緊密相繫,後三人從1981年創團一直持續至今,主唱Mike Patton則大概是全團創作力最豐沛的一員,解期期間個人的出版和組合最多,他獨特的美學更早已成為FNM獨特的標誌。

整張專輯的重生意象是在死亡與復活之間反覆拉扯和激盪的角力,生與死之間的矛盾對立被FNM慣有的音樂元素所包覆,可以聽見早期生猛陽剛的力道和晚期詭譎陰鬱的聲響,兩者有時似衝突有時又似融合,交織成某種雖生猶死、雖死猶生,難以言明的氛圍。每一首聽似粗礪的歌曲,往往在下一瞬間突然轉折為平穩;每一個暮沈的段落,在無防備之間突地轉入激烈的嘶喊,高反差的不停切換,構成奇異的美感。

從專輯第一首同名歌曲〈Sol Invictus〉就揭示這趟聆聽旅程的與眾不同,撲面而來的壓力,緊緊壓覆,如同某種獻祭的儀式,開啟了生與死模糊的邊界。〈Superhero〉則是專輯曝光的第二首單曲,是典型FNM的曲目,高能量的開場,後半以器樂的舖陳延續能量,像於隧道中啟動然後快速行駛的烈車,突然急停於〈Sunny Side Up〉這首非常具有Mike Patton的曲子,曲式的落差,是後期FNM的特色。〈Separation Anxiety〉是專輯中最乖張的歌曲,我覺得和〈Cone of Shame〉這種最具儀式氣氛的歌曲,可以視為一組,由爆烈再至冷卻的階段;〈Rise of the Fall〉和〈Black Friday〉則又是另一組,再度重覆同樣的反轉。這四首歌曲構成了專輯最不安段落。〈Motherfucker〉作為專輯最早發行的單曲,表示FNM不打算與世俗妥協的氣魄,試想這麼爭議的曲名,根本無法在任何主流媒體上被流傳,連itune也只能以M**********r顯示,根本無法搜尋。該首歌曲是整張專輯具體而微的濃縮,描繪了某種焦躁、憤怒的情緒,組合了各式腐爛的意象,以及無理由的暴力。六分多鐘的〈Matador〉是本張專輯的精華,是一幕短暫、純屬FNM的搖滾歌劇,死亡以及死後的重生是全歌的主旨,呼應著專輯的主軸,最後「Let the dead live/May the dead live/And the dead live/What more can we give」幾句,以怒吼的方式點題。最後一首〈From The Dead〉無論在曲式和歌詞都具有某種惡趣味,「Back from the dead/I can see the end」則為這從死亡之中重生,復歸於死亡的旅程畫下句點。

我不知道這樣的主題選擇看如何看待,FNM或Mike Patton一貫的關切?年近人生尾段的團員們對生命的感嘆?對一近乎死亡的樂團復活歷程的抽象描繪?或許答案是以上皆是,能確定的,這一定是團員在深思之後完整的企劃,因為連巡迴都打造出宛似葬禮的場景的場景。無論如何,Faith No More能在近二十年之後,交出這樣一張概念完整,內容精緻而豐富的專輯,對樂迷而言已是不容些許抱怨的幸福。這也可能是另一次死亡的開始,如同專輯所暗示,但唯有死亡的存在,生命的美好才有意義。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責任

330


一旦某種訴求變成了社會運動,那就不再只是單純的爭對錯的場域,而是「政治」了。

主事者或鼓吹者就必須得在理念之外,有更多現實的考量、目標的設定,甚或妥協。因為你不再只是對你的堅持有責任,而是對整個運動的發展、世人的觀感,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因你而投入的支持者必須有所承擔。

當然,把一切都推給萬惡敵手是最容易的,或許還可以為運動增加一些能量,但說真的,那不過只是假裝忘了自己手上的血腥而已。

發起運動是困難的,領導運動則是難上加難。何時該攻,何時該退,更重要的,如何保護那些為了你所堅持而付出的人們,考驗著每個實質或精神上的領導者。

自稟良知,一意孤行,就只是任性和傲慢而已。

就這意義上來說,去年的三一八值得稱讚和效法的,不只是內容或訴求,更多的也許是形式上的完整與成功。

(初稿完成於2015年7月31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