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2日 星期一

療癒那些已經造成的創傷:抵抗《好萊塢的黑名單》的人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所期待的和平來到,但那「和平」似乎有些不同,美蘇「冷戰」緊接而來。冷戰雖未造成全球規模的烽火,或是人人恐懼的核子末日,但一如所有戰爭,對人類的社會與價值帶來了程度不一的扭曲或破壞。一向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在這場和蘇聯對抗的虛擬戰事中,也曾數次自覺或不自覺地跨過了堅持的底線,《好萊塢的黑名單》(Trumbo)所講述的,正是這一段沈重的過去。

如同其英文原名,本片以美國知名小說家、劇作家Dalton Trumbo(Bryan Cranston飾)為主角,講述了他對自由的堅持所付出的代價與面對的挑戰。Trumbo成名甚早,1939年他的《強尼上戰場》,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十分巧合的,這本書的中文版也於2015年於臺灣上市);但他最廣為人知的,還是在電影劇本方面的成就。他在1930年代晚期開始創作電影劇本,很快成為好萊塢炙手可熱的新秀,名利雙就,這看似一帆風順的人生,在二次戰後卻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轉折。

美蘇的絕裂、核子戰爭的威脅,外加一系列間諜案件,美國陷入了「反共」、「恐共」的情緒之中,開始視美國內部的共黨份子為叛徒,大加抨擊。這樣的恐慌心態日後逐漸擴大,影響了美國政府行政、立法部門,前者的代表為杜魯門總統於1947年所頒布,並由繼任艾森豪所承繼的「忠誠-安全檢查」(Loyalty-security reviews);後者則是由1950年起由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代表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都是要對共產主義或親共份子,控以判國、不忠、顛覆等罪名,從美國公私營部門中驅逐。

Trumbo可以說是這股恐懼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他在1946年就被指責為蘇聯共產黨的同路人,並在1947年接受「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調查,這個組織,最初為打擊納粹而設立的組織,戰後遂成為調查共產主義份子的白色恐怖大本營。事實上Trumbo從未否認他和共產黨的關係,他也組織過多起爭取好萊塢從業人員權利的遊行,但相信共產主義的理念、美國共產黨有所互動,不能也不該和陰謀叛國畫上等號。

他相信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與人民的保障以及所象徵的價值,他與影業同仁,被指控為親共的「好萊塢十人」(Hollywood Ten)。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內容十分簡單,即人們的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不應受到任何公權力的干涉。換句話說,若有實際從事顛覆國家、間諜等罪行自應逮捕審理,但不應個人的政治信仰或政黨屬性就允以預先判罪。

他們在國會議場上的攻防是本片前半段的高潮,Trumbo所訴求的,便在於他們既然未被指控任何罪狀,僅僅是證人的身份,為什麼要接受宛如審問般的調查,所以他們拒絕回答自己是否為共產黨員,因為國家沒有權力進行這樣的詢問;結果被以藐視國會判了11個月的監禁。

在冷戰時期,號稱「民主」陣營的美國沒有勞改營,卻以集體的力量壓迫異議者。Trumbo等人成為「好萊塢黑名單」的一員,在美國影劇界的反共人士,如劇中的Hedda Hopper(Helen Mirren飾)、John Wayne、Ronald Reagan等人的率領下,配合著民意與公權力的意向,這些專業的編劇被好萊塢所流放,沒有人願意再拍攝他們的作品。為了維持生計,Trumbo只好隱姓埋名,最初借用他人的名義書寫劇本,最有名的例子即是《羅馬假期》(Roman Holiday),這部奪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劇本的作品,Trumbo卻無緣分享榮耀。

當借用他人名義這招都行不通時,他只能用假名替小型、專門籌拍B級片的小製片公司寫作。Trumbo不以為恥,並發揮自己組織的能力,將那些被好萊塢所拒的黑名單成員們組織起來,集體纂寫劇本。一來他必需為全家和夥伴們的生活經費負責,小製片公司規模雖小,卻能無視於好萊塢的政治遊戲;另一方面,他知道只要持續書寫,哪怕舞台再小,最終還是有贏回自己名聲的機會,打敗那些不公的對待與限制。

於是,他就這樣以堅定的意志一步步地從地獄爬回,在家人的犠牲和配合,還有其他不滿黑名單人們的支持下,終於用作品打破了黑名單,重新回到好萊塢的舞台。不只重新贏得世人的掌聲,更重要的,令世人了解有這麼不公不義的事於他們生活的世界中存在。提醒人們當我們陷入對敵手的恐懼,一心想消滅對方的同時,不知不覺中也成了自己所批評的對象。

本片導演Jay Roach以拍攝喜劇聞名,他使本片有著流暢易懂的敘事節奏,不時流露出嘲諷式的幽默,不欲以沈悶的歷史說教,更重要的,他不歌功頌德,在Bryan Cranston、Michael Stuhlbarg、Diane Lane、Helen Mirren、Elle Fanning、John Goodman等硬底子演員的演繹下,將重點放在平凡人性的掙扎。在片中我們看不到絕對的完人或惡人,更多的是在時代巨輪之下每個人的應對或選擇,這正是本片的核心。

Trumbo獲得美國編劇工會奬時所言:「他今日演說的目的,無意傷害任何人,而是試圖療癒那些已經造成的創傷。」他在演講中繼續表達,黑名單是邪惡時代的化身,任何從那時代存活下來的人們,無一不受影響,迫使每個人展現出自己的本性,並做出選擇。在那樣黑暗恐懼的時代,人們失去了許多,但回頭看待那個時代,去尋找英雄或壞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根本不存在那樣的分野,只有時代的受害者。

這段獨白是本片最動人的片段,不單只是演員的演技或文辭的美好,而是那超越時空的普世精神。對於身處在各種歷史創傷和禁忌之中的臺灣人民,本片雖然講的是其他國家的故事,但所傳達的價值和意義卻無一不可套用與我們的島;唯有當我們和劇中的主角所言,準備好正視並治療那傷口,我們才能真正走出「黑名單」所象徵的時代。



2016年2月15日 星期一

一個方盒子還是家?《居住正義》揭示的金錢遊戲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新銳導演Ramin Bahrani所執導的電影《99 Homes》,或許希望這樣題材略顯小眾的電影能吸引更多的矚目,臺灣發片商在網路徵名後,定名為《居住正義》──這十分熱門、呼應臺灣現下景況的名字。然而,本片內容雖與「居住」有關,卻未涉及太多「正義」。更多的是人在「不正義」下,如何順應著遊戲規則,扭曲人性,成為不公不義的一部分。又如何在唯利是從的扭曲之中,終於觸碰到內心不可妥協的部分,選擇回頭。

本片未明確交待年代,但從劇情中所提到的「房利美」(Fannie Mae)等相關字詞,故事應該發生在2008年次級房屋借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前後美國的奧蘭多市。由Andrew Garfield飾演單親主角和母親、幼子三人同居,以營建零工為生,在失去工作無法支付貸款的情況下,無論在法院如何力爭,最終還是面臨房子被強制回收的命運。

由Michael Shannon飾演的房地產業者,在公權力的加持下,將他們趕離居住多年的房子,一家三口流落到廉價旅館的房間,那裡擠滿著和他們一樣命運的人們。在他們失去了「家」之後,想方設法希望能取回房子的男主角,在某次爭執中意外地被將他趕離家園的Shannon所看上,器重他原本用來蓋房子的工程能力,執行房屋的拆離、驅離。為了錢、為了贖回家園,作為被害者的主角搖身一變成了施害者,在房屋買賣的世界裡,於體制和法律的漏洞遊走,獲取暴利。

誠如導演在訪問中曾提及,本片故事的佈局十分近似《震撼教育》(Training Day)和《華爾街》(Wall Street)的綜合。皆在描述象徵純真的主角如何在象徵黑暗的導師(mentor)引導下,一步步走上和原先理想背反的道路,在不自覺中將靈魂出賣給了惡魔,但最終仍無法逃離良心的苛責,與導師絕裂。

一正一反的拉鋸、良知的煎熬掙扎,構成了此類故事的劇戲張力。然而,對比前者中Denzel Washington一心尋找替罪羊的邪惡,或後者Michael Douglas象徵紙醉金迷的純然逐利,本片中「惡魔」的一方Michael Shannon似乎並非那麼絕對二分的善惡;雖然依舊兇狠,亦為金錢不擇手段,但時不時仍會流露出人性的一面。


或許在房產的世界裡,根本扭曲的是體制而非個人。當Andrew Garfield和他所招募的團隊,在Michael Shannon教導下鑽法律的漏洞,從體制中揩油時,沒有任何成員覺得罪惡,替之的反而是復仇的快感。因為當體制無法保障個人,甚至欺壓個人時,自私自利是人們必然的選擇。沒有公義的遊戲規則裡,只能吃人或被吃,基於求生本能,選擇前者似為必然,誠如片中所言,如果這國家是依據勝者的邏輯所建造,只要能到達贏家的一方,誰又在意過程與手段?

問題在於,一旦跨越了那道門檻,任憑自私自利的膨脹便沒有停下來的可能。主角一路從協助到獨當一面,從鑽法律漏洞到直接違背法律,過程或有所遲疑,但不曾真正停下。以贖回家園為藉口,合理化潛藏的貪婪,終於擁有自己房子的同時,卻失去了家人。變相應驗了在入行時的忠告,家不過是就是大小一的「盒子」,當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別人的家庭,那麼最終能得到也只有豪華的盒子,而非記憶裡美好的家園。

在自願或不情願的情況下,一關接著一關跨越著良知和道德的門檻,終於到了主角不能說服自己的底限,片尾的結局對照著本片的開始,其實正是兩種不同的選擇,有人會在最後的關頭止步,有人則會一如過往將那防線撕裂,無視傷害和代價。

本片的英文片名「99個家園」其實頗值得玩味,片中那筆關鍵交易的房屋數為100戶,其中一戶因為主角的良心發現免於破碎的命運,那剩下的99戶呢?總會有合理化貪心的人們,卻不見得會有太多覺醒的良知,本片多少帶有些童話式的美好,在現實中如果只是訴諸個人,徒以道德勸說,不能從體制上根本的改變,留下的大概也只有無數昂貴的「盒子」,不再有任何的「家」。



2016年2月7日 星期日

猴年除夕



今晚猴年除夕,大概又是很多人「惡夢」的開始吧,排山倒海的親戚詢間接踵而來,令人難以招架。

在過去,我也許也會加入厭惡、嘲笑的行列,但等到自己也徹底進入中年,卻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其實讓你感到懊惱與不爽的關鍵,並不是親戚所提出的種種問題,而是你沒有辦法提供這些問題答案!你無法達到社會常軌所要求的標準,而試圖跳脫常軌的付出與努力,又還沒有到達能說服別人的「成功」。多數時間你都可以視而不見自己處境的尷尬,日常的舒適圈裡,也沒有人會願意甘冒大不諱,去掀開那不能掀的瘡疤,自討沒趣。

是的,你只是在氣自己,就如同親戚們只是努力想克服生疏的阻隔表達關心而已。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人與人相處本來就有好有壞,親人的悲劇僅在於無法如朋友般有選擇分手的權利。然而,你又能和這些親人有多久的相處呢?他們還有多少機會能拿問題來煩你呢?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人生終有盡頭,有時甚至就像這次的地震,突然之間天人永別。

天地不仁,渺小的我們能做的只有緊緊抓住手上所擁有的少少時間和機會。

去世的人們不會記憶,但生者則必須反覆接受回憶和良心的折磨。在天人永隔之時(如果人生有什麼可確定,就是必然會有這樣的時刻),你將不斷地被自己所逼問:如果當時我給得是個微笑而非皺眉,如果當時我回得是幽默的笑語而非惡言的頂撞,如果我的答覆是誠摯的解釋和安慰而非不屑的輕蔑和頂撞……一切會不會不同?至少在他闔眼前的最後一刻所記得的我會不會是不同的模樣?

以上聽起來好像老生常談的囉嗦,我並不否認。但對於此時此刻已無故鄉可返的自己來說,聽聞不熟親戚的尷尬詢問,已成難得的幸福;我甚至願意犠牲一切去換取有些人的「嘮叨」。記得阿公阿嬤總是問我什麼時候畢業,研究所對他們本來就是難解的概念,更何況如此漫長;當時的我總是用盡各種辦法「脫困」、逃開,而當我終於熬到畢業,卻再也無法和他們訴說,只剩下那張無用的文憑,與無盡的空虛悵惆。

人生短暫,每次交集都是永恆。

以前每次想到返鄉,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就是交工的〈風神125〉,而每次聽到這首歌,眼淚都會忍不住流下,總覺得太悲太深太重。但現在想想,這歌所描寫的也不失為另一種幸福,能有羞愧逃回的所在,有人在那裡等待,在某個歲數之後,都是難得奢侈。

故鄉本來就該悲該深該重,就如同親人本來就該不輕意刺痛、干擾你內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因為這樣你才不會忘記,你的心也才不會麻木,如同日常那般行屍走肉的樣貌。

新年快樂。



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

Steve Vai,〈Windows to the Soul〉



記得九二一那年,舖地蓋地的新聞盡是壞消息,隨時隨地聽聞的都是沈重。某次騎車時,耳邊偶然傳出Vai的這首歌,眼淚就忍不住流下來,莫名所以的痛哭,而當音樂停止的瞬間,卻也莫名所以的感受到被洗滌與拯救。永遠會記得,那是沿中正橋從永和回家的路上,橋上的風、耳邊的吉他、臉上的淚,與最後的感動,構成了我對九二一最深的記憶。

一切都會好轉的,因為沒有事物能奪走我們的靈魂。

In your eyes I found comfort and peace.
The treasure of an endless ocean of love lies in your soul;
Behind the windows that are your eyes.



2016年1月31日 星期日

喊停的勇氣——《築夢大道》走過的血淚之路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電影《逐夢大道》(Selma)以由金恩博士所領導的「薩爾瑪遊行」為描述對象,該運動針對當時阿拉巴馬州對非裔美人投票登記的刁難而起,希望能打破種種形式上或檯面下的打壓與迫害,確保憲法所規定的投票權利能徹底被行使,不受膚色限制。這場由薩爾瑪到州首府蒙哥馬利的遊行,是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的重要事件,特別是1965年3月7日,發生在艾德蒙皮塔斯橋(Edmund Pettus Bridge)的「血腥星期天」事件,更是60年民權運動的重要一幕。

2014年電影的拍攝也受到高度矚目,大小獎項無數,尤其John Legend和Common兩人於奧斯卡的舞臺上,搭造艾德蒙皮塔斯橋為背景,演唱主題曲〈Glory〉,那賺人熱淚的一幕,將會成為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經典表演。

鑑於傳統教科書對美國1960年代一系列民權運動的介紹過於粗略,造成多數人對於美國近現代史的演進一知半解,往往把黑白種族歧視的消解想得過於簡單。任何歧視的化解,從來就不是一刀兩斷「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童話,歧視從未因一場戰爭、一篇演講或一號法令即一次解決,歧視總會不斷以不同樣貌還魂,只能靠著各個擊破的勝利累積,逐漸改變。

南北戰爭之後,在憲政的層級解放了黑奴,但接下來則是在一連串黑人法令(Black Codes)的頒佈,這些法令使歧視變向留存,成為1950年代中葉起非裔美人民權運動抗爭的焦點。1964年民權法案和金恩博士獲諾貝爾和平獎,看似好像取得勝利,但仍存在各式的行政阻擾和三K黨的血腥威脅,觸發著或大或小、種族騷亂與平權運動,薩爾瑪遊行即為其一。

在這樣波濤洶湧、正反力量相斥相激的情勢下,能匯集群眾的力量,取得各方面的平衡,與公權力在背後撐腰的歧視對抗,進而扭轉整個體制和時代,考驗著領導運動的人們。

類似的電影敘事,往往流於個人英雄史詩的書寫,將一切光榮化約在少數個人的洞見和卓識;這樣的方式或許合乎人性所需,但多半偏離現實。本片則不然,金恩博士雖為主角,卻不採取歌頌的視角,而是寫實呈現於各方壓力作用下,金恩博士及其團隊對運動的策略和籌畫;並不刻意營造誇張浪漫的戲劇張力,反而以冷靜對待事件中的所有人事物,更偏向紀錄片的敘事。

金恩博士不見得每個決策和步驟都是正確,有時事情能按計畫進行,有時則換來出乎意料的大敗,每個轉折對金恩博士的團隊來說都是一次人神交戰,重新作出前進或後退的選擇。一方面必須要有衝突才能吸引關注,又不能令手段過於激烈,造成參與者的受傷和世人負面觀感。另一方面還必須考量和官方的距離,既是要打倒對象,必須透過不同的管道和溝通、談判,找出雙方皆能接受的提議。為了尋求運動的推進,領導者們得在堅持與退讓之間,做出各種選擇,慢慢在層層黑霧中摸索。

「薩爾瑪遊行」便是在一次次摸索中逐步到達蒙哥馬利的路途,各進行了三次遊行,第一次造成傷亡,乃至後續一連串血腥事件的「血腥星期天」,第三次方成功抵達。一次充滿張力、一次充滿感動,但本片最動容的則是第二次,金恩博士帶領人們走上橋上,因為第一次的衝突讓雙方劍拔弩張,山雨欲來,沒想到他在禱告之後,卻選擇喊停,看似有些令人錯愕,甚或有些缺乏張力,但正是全片最動人的一刻,因為他身上所背負的不只是對理念的責任,而是對整個運動的發展、世人的觀感,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因你而投入的支持者必須有所承擔。

激動地喊衝向前是容易的,驟然喊停,承受質疑,並謀求週全而完備的折衝與解決,以期圓滿的結局,才是真正的勇氣與智慧。好的運動領導者,是在泥濘之中,匍匐前進,而非高高在上,自負為理想的化身,一意孤行。因此,那喊停的瞬間讓全片跳脫了淺層的英雄頌揚,還原一場成功運動的深層邏輯,說明了「薩爾瑪遊行」為何成為一場光榮運動,而非當時代諸多紛亂的其中之一而已。

這部電影還原了「凡人」的金恩博士,也正因為有種種掙扎,正顯出他聆聽團隊紛雜的意見,作出最後種種決斷的偉大,本片選擇以諾貝爾和平獎作為開頭,隱喻著他最關鍵的性格,那對信念的堅持和對和平的熱愛,間接說明了「薩爾瑪遊行」的走向,人們除了記得這種遊行之後的收穫,更應該記得這收穫是如何獲得,以及背後的精神,這才是「薩爾瑪遊行」和金恩博士留給後人最大的遺產,也是三年後的槍響所奪不走的勝利。



2016年1月21日 星期四

凝視世上的鹽--《薩爾加多的凝視》(The Salt of the Earth)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這是一場英雄惜英雄的對話。

1945年出生導演的文‧溫德斯(Wim Wenders)是當代電影的最重要的巨匠之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由早期的公路電影到後來各式主題的嘗試,交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經典,關於他的電影有太多可說,無數的專書也難以講盡他作品所給予人性的憾動,其對影像經營的用心,讓每幅畫面都如同詩一般的充滿深厚的低韻,是他的特色。在他的電影裡,畫面不是敘事的附庸,畫面本身即為故事,觸動了每個觀影者的內心。也因此,他不僅是電影導演,同時亦是攝影家,出版過攝影集《一次》。

《薩爾加多的凝視》(The Salt of the Earth)是他以攝影家塞巴斯蒂奧.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生平與作品為對象所拍攝的紀錄片,令人意外的,這位年齡僅和和文‧溫德斯相差一歲,但風格截然不同的攝影者,是他所欣賞的對象,如影片一開頭的自述,從很早開始溫德斯即被薩爾加多的作品所震憾。不同於溫德斯影像作品所充滿的日常和生活的樣態,薩爾加多的作品則以壯美作為基調,無論是何種主題,從個人苦難的描繪到對大自然生態的致敬,每幅照片都呈現出氣偉恢偉的壯麗,美麗到不似真實的存在。

文‧溫德斯同時以仰慕者和同業者的身份,在與薩爾加多兒子一同的導演協助下,完成了這部紀錄片,讓薩爾加多講述他作品背後渴望的捕捉、他每次的攝影計畫背後訴諸的理想,以及他個人生命的歷史和他創作之間的關聯。溫德斯並親身和他一同拍攝,紀錄了薩爾加多在拍攝時的態度和堅持。同時,作為同世代的同行,可以感覺溫德斯隱隱的對抗意識,在本片畫面的營造上,時不時出現對薩爾加多風格的挪用,並加入自己的風格,形成溫德斯一貫的敘述。

既相惜相知,又隱隱相競相抗,兩股力量所構成的張力,激出了不是火花,而是莫名的溫暖,在那種溫暖的撫慰下,讓觀影者去體驗兩人一明一暗的藝術表現,進而感受作品背後所要傳達對人類全體與生態環境的關懷。

當然,對本片或對薩爾加多作品的批評,則可見《攝影之聲》主編李威儀〈溫德斯的凝視怎麼了? —關於《薩爾加多的凝視》〉一文,該文繼承了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以來對他的批判,認為他過於陷溺在壯碩華麗的美學風格,使被攝者所面臨的苦難被表面化,或許能激起同情心的共鳴,卻無助於對現實的理解或改變。溫德斯則無視於這樣的質問,讓片子流於溫情,喪失了質問的機會。

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也提供了我們理解本片與薩爾加多作品的重要視角。溫德斯在紀錄片的拍攝上確實常有流於溫情的情形,以為人所熟知的《樂士浮生錄》 (Buena Vista Social Club)一片為例,在歌詠這些音樂人的同時,卻忽略了對古巴社會環境的關注。然而,很難相信長期置身於影像世界,並且愛好薩爾加多作品的溫德斯,會不曾知曉桑塔格那麼經典而著名的責難,筆者認為溫德斯的沈默本身或許即表明了他個人的立場,選擇忽略甚至選擇以薩爾加多作為紀錄的對象,即說明他對這些批評的反對;與其說他不質問,或者本片所潛藏的拍攝目的即在反駁這些質問,從同為藝術工作者與愛好者的角度給予或深或淺的反擊。

或者,作為紀錄片導演的溫德斯,其實比較接近分享者的身份,試圖用影片將他覺得美好而迷人的事物與世人共享。

評論家有他的使命,藝術家有他的堅持,觀眾則應該有自己的判斷與選擇,無論塞巴斯蒂奧.薩爾加多的作品是否過於耽溺於個人的美學,又或者在本片中文‧溫德斯是否過於溫情,都必須在親自看過之後才能確認。也不管個人最後的判斷為何,可以確定的,《薩爾加多的凝視》對了解或感受兩人藝術的創作和視角,絕對是最令人感動與溫暖的切入。



2016年1月20日 星期三

道別

當那些年輕的美好都變成了於寧靜中的安息,我們才猛然發現鏡中的自己早已滿佈蒼老。

只能一再的告別,有時流淚有時微笑,用那其實也所剩無幾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