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4日 星期四

外來者的異議:《震盪效應》借運動故事所說的話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電影《震盪效應》(Concussion),據真人真事改變,講述一位從奈及利亞移民美國的醫生Bennet Omalu博士(威爾•史密斯飾),在一次偶然執行法醫專業時,意外發現了美式足球運動對職業球員腦部所帶來的傷害,長期的衝撞使球員罹患慢性創傷腦病變(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CTE)的比例高於常人,在後遺症的作用下,導致他們的生活陷於混亂,直接間接帶來了死亡的命運。

他以嚴謹的態度進行研究,在和其他專家的合作下將成果發表,卻不為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所接受,不僅忽視甚至反擊。過程中所揭起波瀾和反響,對主角Omalu的職涯和人生都帶來了劇烈的變化和影響。

光看劇情介紹,大概會覺得這部電影是屬於描繪職業運動或者揭發社會黑暗面兩種常見的類型片套路,但本片核心其實和兩者沒有太大的關係。美式足球在電影只作為背景的呈現,僅觸及了球員退休後的生活、聯盟龐大的組織力量,以及對社會影響力等等側面,運動或比賽在片中只有浮光的剪影,無太多的著墨。

本片當然具有揭櫫社會真實的雛形和要素,但刻意以平實的基調去處理,而非運動、揭露案件常見的英雄渲染,本片缺乏那種激情式的演出。或許是因為在現實層面上,Omalu雖指出美式足球和CTE之間的連結,並獲得世人重視,但並未具有戲劇性的瞬間(常見如菸草案、環污案那種在法庭上攻防之後,獲得巨額賠償的勝利)。

此外,Omalu身為學者,信仰的是科學,這也是在電影中反覆強調的,他甘犯眾怒提出兩者的關連,是對自己專業的尊重,同時更重要的,是對所身處的美國社會價值的理解。後者正是本片能不受運動或這類揭發案件類型故事拘束的原因,也是導演藉由平實的敘述所表達的深層想法。

當焦點不在運動場上的熱力,亦不在捕捉英雄的光榮,而以Omalu和聯盟的苦鬥,去闡釋什麼是美國這移民社會的價值,意即什麼是所謂的「美國夢」,什麼真正讓人融入這個國家。Omalu的能力不用懷疑,他取得的學位包羅萬象,學有專精、多才多藝,但他明顯的口音,和不同於美國人的行事風格,以及那對待死者的尊重和一絲不苟的作風,仍讓他顯得與旁人格格不入。

然而,他十分享受著在美國的新生活,並渴望成為這社會的一員,他擁有高學歷、高收入,也有支持自己、被他當作楷模的上司,「美國夢」似乎正在實現。勇於追問,並且坦蕩揭露專業上的發現,將科學的結果呈現給世人,獲得應有的掌聲,應該是這美好理念的實踐。但結果完全相反,非旦沒有得到肯定,反而令他成為眾矢之的。在煎熬之中,他對美國美好生活的想像開始破碎,作為一位外來的移民者,他感受到了這社會對他的排擠,也看到了在表象之下那黑暗不堪的一面。

職業美式足球在影片和現實生活中是美國價值的象徵物,美式足球是多數人成長回憶的一部分,一週一次的職業賽事,尤其是感恩節大戰和超級盃對決,早已成為生活中的例行大事,美式足球那男性主義的英雄崇拜也根深蒂固地成為美式文化的一部分。從商業經營的角度,身為北美四大職業運動的一員,龐大的利益連結,使他擁有更具體而實際的影響,球場成為城市的重要核心,無數的人依賴著NFL的運作生活著。

某種意義上,Omalu其實並未發現什麼,只是多數人有意無意選擇閉上雙眼,因為一旦提出質問,挑戰的不是疾病亦非聯盟,而是打破自己安身立命的飯碗和日常生存的文化。這個提問只有Omalu才有辦法提出,如同另一部同期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中所言的,只有「外來者」(outsider)才有辦法在既有的體制和運作中,不畏社會壓力的提出質疑。

他們也許會受到的打擊,但因為他們的異議才能讓眾人驚覺與反省,進而逐漸產生改變。這也是美國強盛的理想之一,因為他容許外來者及其提出的異議,不斷地新陳代謝。那光鮮亮麗的表象只是其次,親身實踐這新陳代謝的邏輯,體會其中的甘苦,並換來其他成員的重視,完成了這一切的Omalu才真正成為了一位「美國人」。

本片由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出任主角Omalu博士,在奧斯卡的忽視下,Smith夫婦的不平之聲,掀起了本年度奧斯卡種族歧視的風暴一角。靜觀本片,他的不平實有道理,這確實是他從影代表性的演出,不管演技、口音或面對壓力的內心交戰,都遠超過當年拳王阿里的演出,理應獲得提名。

如果不從黑白問題的角度看,這部片絕對是今年奧斯卡的遺珠之一,特別是編導Peter Landesman,這位身兼作家、記者、編劇、導演多重身份的才子,更是值得影迷注意的名字,本片及前作《關鍵目擊》(Parkland),以及擔任劇本的《告密者》(Kill the Messenger)皆改編自真人真事;如何在把握現實感的同時,訴說一段故事,似乎成為他的獨特的標記。

在臺灣運動電影並非主流,也少有佳作,更何況本片若討論職業運動底層一面,得到的反響和關注有限。然而同為移民社會,本片以美國為例,描繪外來者的重要,並保留社會那自我新陳代謝的能量和活力,或許值得我們借鏡與反思。



2016年3月5日 星期六

歷史學家的記憶行旅:讀《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


(原文已刊登在故事)

好的作品總會引導人們至另一個好的作品,有時是直接的引用和參考,有時則用刺激讀者聯想的方式。

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便是這樣的一本書。

不少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很可能會聯想起《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該書作者原為知名雜誌《ELLE》的編輯,於一次中風之後,成了閉鎖症候群的患者,全身只剩下左眼能動彈,他藉由這唯一的溝通管道,在友人從旁協助下,以一次次的眨眼於臨終前完成這部回憶錄,反省著自己的一生,並重新體認生命的可貴與意義。

書名的「潛水鐘」與「蝴蝶」分別象徵著作者生命相背反衝突的兩種隱喻,一是被禁錮動彈不得的肉身,另一則象徵著那自由馳騁,渴望逃脫肉身桎棝的靈魂。

《山屋憶往》也有著類似的衝突與掙扎。

作者東尼‧賈德為知名戰後歐洲史研究者,同時亦以左翼的政治評論聞名,四大卷本歷史書寫的《戰後歐洲六十年,1945-2005》和對當下社會提出針砭建言的《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皆於這幾年陸續推出繁體漢語譯本,臺灣的讀者可以很容易親近他這兩方面的專業。

然而,除了作為史家和評論家的角色外,他另一悲劇的身份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即俗稱的「漸凍人」,他於2008年確診,並迅速惡化,於兩年後去世,享年62歲。

本書寫成於發病之時,如同序言中作者的解釋,這25篇的回憶性的自傳文字,並非為了發表而書寫,而是為了「自己的需要」,在內體漸次失控下,返歸於內心的世界,思索自己的一生,以及所生活的世界。不同於前引兩書的專業嚴肅,在本書裡雖然仍舊可以見得其戰後歐洲史的學養,以及對於時局的關心與批判,但卻流露出更多人性柔軟的一面。

亦如同逐漸受困潛水鐘之中的蝴蝶,當肉身自由被剝奪,與世界的接觸形將困難,賈德只能沈潛於心靈的深處,於記憶之中飛翔。用他自己的譬喻,他於心靈的世界裡建造了一間「記憶小屋」(memory chalet,即本書英文原名),於其中反覆回憶、排列著人生裡一則則的故事,有些完整、有些片段。作為一專業的歷史學者,不同於《潛水鐘與蝴蝶》那樣純然的自省,藉由對自己人生敘事的「自我審問」,他將「小我」和「大我」的齒輪慢慢地扣合在一起,於敘述個人生命史的同時,亦描繪了整個時代。

在書中能夠讀到作者人生每個重要的片段,出生、成長、求學、短暫的前往以色列、職業選擇、移居美國、再婚;同時在這樣個人生平的書寫中,體現以英美為為主的西方世界,於二戰後變化的點點滴滴:戰後經濟的復甦、旅行等消費流行的興起、英國上層菁英的處境、法國成為思想界的核心、錫安主義於猶太社群的影響、1970年代的革命與叛逆氛圍、冷戰意識型態的漲消起落……等等,每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都在作者人生中,或直接或間接的作用著。

作者一方面透過對自己人生的細膩審視,鳥瞰了整個時代的展開;一方面又透過了對時代整體的求索,理解個人生命的每個轉折。個人與時代的意義,充分獲得了結合與彰顯,史學、史家與時代三者緊密的疊合相扣於作者的文字之中。

好的回憶錄理當如此,更何況出自一位成熟的史家手筆,諸如在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Interesting Times)裡,亦能見得類似的況味。

然而賈德的病情,讓本書呈現不同於一般的深度,「記憶」不單只是紀錄或傳達,而是他藉以逃脫病痛的救贖,面對身體的不適,他的解決方法:「是在腦裡不斷翻閱我的人生、思考、幻想、記憶、誤憶等等,直到我碰到一些足以讓我專注的事件、人物或敘事,以便讓我的心思脫離那囚禁我的身體。」(頁33)

如同許多囚犯,對人生經歷細緻與完整的敘述一般,因為當肉身被禁錮之時,人們才會了解記憶是多麼重要的存在與寶藏。唯有這些記憶的留存,才能證明了我們生命的存在;但生活於常態狀況下的人們,卻多半忽視了每段記憶的可貴,隨意遺忘、散落,如同我們對生命的揮霍。

這或許是《潛水鐘與蝴蝶》或《山屋憶往》,最動人也最重要之處,提醒著人們「記憶」的重要,去創造並珍惜每段記憶,一段一段的積累,結成美好而不悔的人生。

本書開始於瑞士的山間小屋,寫尾亦回到瑞士半山腰的小鎮,那是一與世隔絕的小鎮,只有火車的來返,遠離塵囂。作者在最後寫道:「我們不能選擇從哪裡開始我們的人生,但是我們可以在希望的地方結束。我知道我將會在什麼地方:就在那班小小的火車上,不特別要去哪裡,永遠,永遠。」(頁288)[1]

之所以能夠選擇,是因為在闔眼的最後一刻,一生記憶於眼前攤開,任憑回顧進入,在靈光燭滅之時,伴隨我們,直到永恆。

本書可以是一本回憶錄,可以是一本歷史書寫,更是一本對記憶及生命的謳歌。透過對本書的閱讀,讀者於在賈德的邀請下於山間小屋小憩,並陪著他坐了一小段的火車;進而思索著自己生命的記憶,以及最後的終站。

[1] 忍不住要甘冒掉書袋之嫌地多言幾句,賈德的永恆火車行旅的意象,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也結束在類似的情景之中,這兩位偉大的心靈對人類生命有著相似的隱喻與看法,此巧合或亦為好的作品讓人聯想起更多美好之一例。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無論喜歡與否:奧斯卡的種族爭議與我們不無關係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無論喜歡與否,不可諱言地,奧斯卡金像獎頒奬典禮都是當今影壇最有影響力的盛事。這除了突顯美國好萊塢影業無法撼動的霸權地位,也不得不承認,奧斯卡影展在藝術和商業之間取得了巧妙的平衡。每年的頒獎典禮,總是眾星雲集,星光閃閃,光是走紅毯就足供人們評頭論足許久;每年各大奬項的提名名單的頒佈和最後結果,或偶有失誤或異議,整體而言,雖不見得一定是當年最傑出的影片或演出,但大抵都能代表著不同時期流行文化的主流意向。

在光鮮亮麗頒獎舞台背後,今年有股強烈的衝突和緊張正在發酵著──非裔美人社群對奧斯卡金獎像及其主導者美國影藝學院「種族歧視」的控訴。男女主角與配角的提名名單,全部皆為白人,倘若連2015年的提名一併攤開,美國影藝學院等於宣告了這兩年之間,只有白人才是演員,其他人種都被否定。

若把範圍拉得更廣,導演獎項要不是有墨西哥出身的大師級導演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連兩年精彩的表現,以及《逐夢大道》這樣以金恩博士和塞爾瑪遊行為主題的片子,奧斯卡在重大獎項上可說是「白」得徹徹底底。

即使避開使用「種族歧視」這樣具有情緒的字眼,對奧斯卡缺乏「多樣性」(diversity)的指控,由來以久,尤其涉及到美國黑白問題這最敏感的神經,屢屢成為論爭的焦點。在奧斯卡八十八屆的得獎者中,僅共只有五位黑人影帝、影后,從六0年代初期Sidney Poitier獲獎之後,即陷入漫長的空窗期,直到21世紀2001年才由Denzel Washington打破這非裔美人僅能獲得最佳配角的潛規則。

同年並有Halle Berry同榜封后,之後陸續出現Jamie Foxx、Forest Whitaker等男演員獲獎。2013年上映以黑奴為故事背景的《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則獲得該屆的最佳影片,當年的最佳導演獲獎者則為墨西哥導演Alfonso Cuarón,再加上前年獲獎的李安,似乎都在說明著進入新世紀之後,奧斯卡開始逐漸改變。

但接連兩屆相關爭議又起,尤其是今年演員的部分。以知名導演Spike Lee,以及Will Smith其妻子Jada Pinkett Smith為首,紛紛提出批評和質疑,再加上網路社群媒體以#Oscarssowhite的發酵,迅速於網路上漫延燃燒,也引起非裔美人平權社團的主意。

不可諱言,21世紀的奧斯卡在多樣性上已大有進步,除前述非裔美人外,拉丁籍和亞洲籍背景的獲獎者亦不在少數。因此,像資深英國演員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便對這種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最終的標準應該回歸藝術本身,依據「多樣性」的政治正確而做的調整,反而傷害了獎項本身的客觀價值。Charlotte Rampling更直言「多樣性」反而變相造成了另一種「種族歧視」。

那麼究竟今年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大的軒然大波?原因可能分為幾個方面,首先自然多多少少涉及了行動者個人的層面,譬如Will Smith和Spike Lee這兩位才華洋溢的電影工作者,卻一直無法在奧斯卡的舞台獲得相對等的評價,屢屢失之交臂。當年因演出拳王阿里獲得男主角提名的Will Smith,他在落選時當下的表情以及中途的退席,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要強調這種個人的沮喪感,絕不是單一個人的,而是非裔美人從業人員普遍的挫折,所以才會引起各方熱烈的響應。

此外,也或許是最直接的因素,今年以非裔美人為主角的或主題的佳片頗豐,這也是和去年最大的不同。以洛基訓練宿敵阿波羅之子的拳擊電影《金牌拳手》(Creed),男主角Michael B. Jordan在片中表現精彩,但這部由黑人導演Ryan Coogler編導並充滿非裔和拉丁裔演員的影片,最後只有Sylvester Stallone獲得提名。

以hip hop文化指標團體NWA故事改編的《衝出康普頓》(Straight Outta Compton),導演亦為黑人F. Gary Gray,幾個新進演員的表現也令人稱許,但全片僅或編劇的提名,而兩位編劇則為白人。如果說運動和hip hop文化一向不是奧斯卡的喜好,那麼Will Smith主演的《震盪效應》(Concussion)和Idris Elba主演的《無境之獸》(Beasts of No Nation)則完全是標準的奧斯卡品味,前者依真人真事改編,講述一位奈及利亞的移民醫師,隻手揭露美國足球聯盟NFL醫療安全,並在對抗的過程中理解並成為他理想的「美國人」。

後者則改編自小說,講述一身陷戰火的國家中,一位小男孩加入游擊隊的故事,討論戰爭對人性的影響和扭曲。兩位主角都在片中發揮了精湛的演技,並獲得媒體與其他影展的肯定,連前述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在聽聞Idris Elba竟連被提名都沒有時,都忍不住驚訝。今年成績如此豐碩,但美國影藝學院卻置若罔聞,也難怪會激起那麼大的反彈。

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結構。美國影藝學院的會員九成都是白人,近七成以上為男性,並多數超過五十歲以上,這自然和它保守僵化的會員推舉制度有關。先天條件的侷限並造成了它的價值觀點,即便沒有歧視特定族群的主觀意願,卻很難不讓人非議。

事實上,美國影藝學院的構成雖然極端,卻多少是好萊塢主流,乃至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縮影,越來越多的優秀黑人演藝人員出現,連歐巴馬都能超越膚色入主白宮,但總讓人覺得上層階層或核心價值仍然是屬於白人,眾多的改變與開放都僅為有限度或表面的不同,內裡的歧視高牆始終高聳在那,隨時好像都會扭轉一切,難以打破。

Charlotte Rampling所說:「保障多元是另一種種族歧視」,不無道理,但絕非她所謂的歧視白人,而是保障多元的善意,往往選出一些政治正選的作品,結果仍是白人主流價值的展現。這種細微但影響深遠的界線,沒有身處其中是難以理解的,所以Michael Caine、Charlotte Rampling會有那樣的發言,而George Clooney立刻表明支持,並強烈批評這十年奧斯卡大走回頭路,就說明了這問題真正觸及的不單只是電影,而是美國社會種族爭端脈絡下的一條支線而已。

這樣的爭議還有待發酵,尚無解決或停止的一天,所謂的「平等」的觀念與實踐從來不是被寫定,而是要靠人們不斷的摸索與改進。對於非美國人的我們,這樣的爭執依舊有值得反思與借鏡之處,從廣的角度,好萊塢是今日電影世界主導力量,是構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身陷其中我們,可以去思考這股浪潮背後的核心價值究竟為何,而非一股腦的接受。

此外,也是更重要的,臺灣看似好像沒有「種族」問題,但其實漢人對原住民族的偏見和侵害從未停止,而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和歧視亦時有所聞,奧斯卡的爭議說明了要消除歧視是如此的困難,或許也值得我們省思我們眼下的處境。



2016年2月22日 星期一

療癒那些已經造成的創傷:抵抗《好萊塢的黑名單》的人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所期待的和平來到,但那「和平」似乎有些不同,美蘇「冷戰」緊接而來。冷戰雖未造成全球規模的烽火,或是人人恐懼的核子末日,但一如所有戰爭,對人類的社會與價值帶來了程度不一的扭曲或破壞。一向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在這場和蘇聯對抗的虛擬戰事中,也曾數次自覺或不自覺地跨過了堅持的底線,《好萊塢的黑名單》(Trumbo)所講述的,正是這一段沈重的過去。

如同其英文原名,本片以美國知名小說家、劇作家Dalton Trumbo(Bryan Cranston飾)為主角,講述了他對自由的堅持所付出的代價與面對的挑戰。Trumbo成名甚早,1939年他的《強尼上戰場》,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十分巧合的,這本書的中文版也於2015年於臺灣上市);但他最廣為人知的,還是在電影劇本方面的成就。他在1930年代晚期開始創作電影劇本,很快成為好萊塢炙手可熱的新秀,名利雙就,這看似一帆風順的人生,在二次戰後卻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轉折。

美蘇的絕裂、核子戰爭的威脅,外加一系列間諜案件,美國陷入了「反共」、「恐共」的情緒之中,開始視美國內部的共黨份子為叛徒,大加抨擊。這樣的恐慌心態日後逐漸擴大,影響了美國政府行政、立法部門,前者的代表為杜魯門總統於1947年所頒布,並由繼任艾森豪所承繼的「忠誠-安全檢查」(Loyalty-security reviews);後者則是由1950年起由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代表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都是要對共產主義或親共份子,控以判國、不忠、顛覆等罪名,從美國公私營部門中驅逐。

Trumbo可以說是這股恐懼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他在1946年就被指責為蘇聯共產黨的同路人,並在1947年接受「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調查,這個組織,最初為打擊納粹而設立的組織,戰後遂成為調查共產主義份子的白色恐怖大本營。事實上Trumbo從未否認他和共產黨的關係,他也組織過多起爭取好萊塢從業人員權利的遊行,但相信共產主義的理念、美國共產黨有所互動,不能也不該和陰謀叛國畫上等號。

他相信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與人民的保障以及所象徵的價值,他與影業同仁,被指控為親共的「好萊塢十人」(Hollywood Ten)。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內容十分簡單,即人們的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不應受到任何公權力的干涉。換句話說,若有實際從事顛覆國家、間諜等罪行自應逮捕審理,但不應個人的政治信仰或政黨屬性就允以預先判罪。

他們在國會議場上的攻防是本片前半段的高潮,Trumbo所訴求的,便在於他們既然未被指控任何罪狀,僅僅是證人的身份,為什麼要接受宛如審問般的調查,所以他們拒絕回答自己是否為共產黨員,因為國家沒有權力進行這樣的詢問;結果被以藐視國會判了11個月的監禁。

在冷戰時期,號稱「民主」陣營的美國沒有勞改營,卻以集體的力量壓迫異議者。Trumbo等人成為「好萊塢黑名單」的一員,在美國影劇界的反共人士,如劇中的Hedda Hopper(Helen Mirren飾)、John Wayne、Ronald Reagan等人的率領下,配合著民意與公權力的意向,這些專業的編劇被好萊塢所流放,沒有人願意再拍攝他們的作品。為了維持生計,Trumbo只好隱姓埋名,最初借用他人的名義書寫劇本,最有名的例子即是《羅馬假期》(Roman Holiday),這部奪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劇本的作品,Trumbo卻無緣分享榮耀。

當借用他人名義這招都行不通時,他只能用假名替小型、專門籌拍B級片的小製片公司寫作。Trumbo不以為恥,並發揮自己組織的能力,將那些被好萊塢所拒的黑名單成員們組織起來,集體纂寫劇本。一來他必需為全家和夥伴們的生活經費負責,小製片公司規模雖小,卻能無視於好萊塢的政治遊戲;另一方面,他知道只要持續書寫,哪怕舞台再小,最終還是有贏回自己名聲的機會,打敗那些不公的對待與限制。

於是,他就這樣以堅定的意志一步步地從地獄爬回,在家人的犠牲和配合,還有其他不滿黑名單人們的支持下,終於用作品打破了黑名單,重新回到好萊塢的舞台。不只重新贏得世人的掌聲,更重要的,令世人了解有這麼不公不義的事於他們生活的世界中存在。提醒人們當我們陷入對敵手的恐懼,一心想消滅對方的同時,不知不覺中也成了自己所批評的對象。

本片導演Jay Roach以拍攝喜劇聞名,他使本片有著流暢易懂的敘事節奏,不時流露出嘲諷式的幽默,不欲以沈悶的歷史說教,更重要的,他不歌功頌德,在Bryan Cranston、Michael Stuhlbarg、Diane Lane、Helen Mirren、Elle Fanning、John Goodman等硬底子演員的演繹下,將重點放在平凡人性的掙扎。在片中我們看不到絕對的完人或惡人,更多的是在時代巨輪之下每個人的應對或選擇,這正是本片的核心。

Trumbo獲得美國編劇工會奬時所言:「他今日演說的目的,無意傷害任何人,而是試圖療癒那些已經造成的創傷。」他在演講中繼續表達,黑名單是邪惡時代的化身,任何從那時代存活下來的人們,無一不受影響,迫使每個人展現出自己的本性,並做出選擇。在那樣黑暗恐懼的時代,人們失去了許多,但回頭看待那個時代,去尋找英雄或壞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根本不存在那樣的分野,只有時代的受害者。

這段獨白是本片最動人的片段,不單只是演員的演技或文辭的美好,而是那超越時空的普世精神。對於身處在各種歷史創傷和禁忌之中的臺灣人民,本片雖然講的是其他國家的故事,但所傳達的價值和意義卻無一不可套用與我們的島;唯有當我們和劇中的主角所言,準備好正視並治療那傷口,我們才能真正走出「黑名單」所象徵的時代。



2016年2月15日 星期一

一個方盒子還是家?《居住正義》揭示的金錢遊戲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新銳導演Ramin Bahrani所執導的電影《99 Homes》,或許希望這樣題材略顯小眾的電影能吸引更多的矚目,臺灣發片商在網路徵名後,定名為《居住正義》──這十分熱門、呼應臺灣現下景況的名字。然而,本片內容雖與「居住」有關,卻未涉及太多「正義」。更多的是人在「不正義」下,如何順應著遊戲規則,扭曲人性,成為不公不義的一部分。又如何在唯利是從的扭曲之中,終於觸碰到內心不可妥協的部分,選擇回頭。

本片未明確交待年代,但從劇情中所提到的「房利美」(Fannie Mae)等相關字詞,故事應該發生在2008年次級房屋借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前後美國的奧蘭多市。由Andrew Garfield飾演單親主角和母親、幼子三人同居,以營建零工為生,在失去工作無法支付貸款的情況下,無論在法院如何力爭,最終還是面臨房子被強制回收的命運。

由Michael Shannon飾演的房地產業者,在公權力的加持下,將他們趕離居住多年的房子,一家三口流落到廉價旅館的房間,那裡擠滿著和他們一樣命運的人們。在他們失去了「家」之後,想方設法希望能取回房子的男主角,在某次爭執中意外地被將他趕離家園的Shannon所看上,器重他原本用來蓋房子的工程能力,執行房屋的拆離、驅離。為了錢、為了贖回家園,作為被害者的主角搖身一變成了施害者,在房屋買賣的世界裡,於體制和法律的漏洞遊走,獲取暴利。

誠如導演在訪問中曾提及,本片故事的佈局十分近似《震撼教育》(Training Day)和《華爾街》(Wall Street)的綜合。皆在描述象徵純真的主角如何在象徵黑暗的導師(mentor)引導下,一步步走上和原先理想背反的道路,在不自覺中將靈魂出賣給了惡魔,但最終仍無法逃離良心的苛責,與導師絕裂。

一正一反的拉鋸、良知的煎熬掙扎,構成了此類故事的劇戲張力。然而,對比前者中Denzel Washington一心尋找替罪羊的邪惡,或後者Michael Douglas象徵紙醉金迷的純然逐利,本片中「惡魔」的一方Michael Shannon似乎並非那麼絕對二分的善惡;雖然依舊兇狠,亦為金錢不擇手段,但時不時仍會流露出人性的一面。


或許在房產的世界裡,根本扭曲的是體制而非個人。當Andrew Garfield和他所招募的團隊,在Michael Shannon教導下鑽法律的漏洞,從體制中揩油時,沒有任何成員覺得罪惡,替之的反而是復仇的快感。因為當體制無法保障個人,甚至欺壓個人時,自私自利是人們必然的選擇。沒有公義的遊戲規則裡,只能吃人或被吃,基於求生本能,選擇前者似為必然,誠如片中所言,如果這國家是依據勝者的邏輯所建造,只要能到達贏家的一方,誰又在意過程與手段?

問題在於,一旦跨越了那道門檻,任憑自私自利的膨脹便沒有停下來的可能。主角一路從協助到獨當一面,從鑽法律漏洞到直接違背法律,過程或有所遲疑,但不曾真正停下。以贖回家園為藉口,合理化潛藏的貪婪,終於擁有自己房子的同時,卻失去了家人。變相應驗了在入行時的忠告,家不過是就是大小一的「盒子」,當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別人的家庭,那麼最終能得到也只有豪華的盒子,而非記憶裡美好的家園。

在自願或不情願的情況下,一關接著一關跨越著良知和道德的門檻,終於到了主角不能說服自己的底限,片尾的結局對照著本片的開始,其實正是兩種不同的選擇,有人會在最後的關頭止步,有人則會一如過往將那防線撕裂,無視傷害和代價。

本片的英文片名「99個家園」其實頗值得玩味,片中那筆關鍵交易的房屋數為100戶,其中一戶因為主角的良心發現免於破碎的命運,那剩下的99戶呢?總會有合理化貪心的人們,卻不見得會有太多覺醒的良知,本片多少帶有些童話式的美好,在現實中如果只是訴諸個人,徒以道德勸說,不能從體制上根本的改變,留下的大概也只有無數昂貴的「盒子」,不再有任何的「家」。



2016年2月7日 星期日

猴年除夕



今晚猴年除夕,大概又是很多人「惡夢」的開始吧,排山倒海的親戚詢間接踵而來,令人難以招架。

在過去,我也許也會加入厭惡、嘲笑的行列,但等到自己也徹底進入中年,卻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其實讓你感到懊惱與不爽的關鍵,並不是親戚所提出的種種問題,而是你沒有辦法提供這些問題答案!你無法達到社會常軌所要求的標準,而試圖跳脫常軌的付出與努力,又還沒有到達能說服別人的「成功」。多數時間你都可以視而不見自己處境的尷尬,日常的舒適圈裡,也沒有人會願意甘冒大不諱,去掀開那不能掀的瘡疤,自討沒趣。

是的,你只是在氣自己,就如同親戚們只是努力想克服生疏的阻隔表達關心而已。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人與人相處本來就有好有壞,親人的悲劇僅在於無法如朋友般有選擇分手的權利。然而,你又能和這些親人有多久的相處呢?他們還有多少機會能拿問題來煩你呢?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人生終有盡頭,有時甚至就像這次的地震,突然之間天人永別。

天地不仁,渺小的我們能做的只有緊緊抓住手上所擁有的少少時間和機會。

去世的人們不會記憶,但生者則必須反覆接受回憶和良心的折磨。在天人永隔之時(如果人生有什麼可確定,就是必然會有這樣的時刻),你將不斷地被自己所逼問:如果當時我給得是個微笑而非皺眉,如果當時我回得是幽默的笑語而非惡言的頂撞,如果我的答覆是誠摯的解釋和安慰而非不屑的輕蔑和頂撞……一切會不會不同?至少在他闔眼前的最後一刻所記得的我會不會是不同的模樣?

以上聽起來好像老生常談的囉嗦,我並不否認。但對於此時此刻已無故鄉可返的自己來說,聽聞不熟親戚的尷尬詢問,已成難得的幸福;我甚至願意犠牲一切去換取有些人的「嘮叨」。記得阿公阿嬤總是問我什麼時候畢業,研究所對他們本來就是難解的概念,更何況如此漫長;當時的我總是用盡各種辦法「脫困」、逃開,而當我終於熬到畢業,卻再也無法和他們訴說,只剩下那張無用的文憑,與無盡的空虛悵惆。

人生短暫,每次交集都是永恆。

以前每次想到返鄉,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就是交工的〈風神125〉,而每次聽到這首歌,眼淚都會忍不住流下,總覺得太悲太深太重。但現在想想,這歌所描寫的也不失為另一種幸福,能有羞愧逃回的所在,有人在那裡等待,在某個歲數之後,都是難得奢侈。

故鄉本來就該悲該深該重,就如同親人本來就該不輕意刺痛、干擾你內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因為這樣你才不會忘記,你的心也才不會麻木,如同日常那般行屍走肉的樣貌。

新年快樂。



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

Steve Vai,〈Windows to the Soul〉



記得九二一那年,舖地蓋地的新聞盡是壞消息,隨時隨地聽聞的都是沈重。某次騎車時,耳邊偶然傳出Vai的這首歌,眼淚就忍不住流下來,莫名所以的痛哭,而當音樂停止的瞬間,卻也莫名所以的感受到被洗滌與拯救。永遠會記得,那是沿中正橋從永和回家的路上,橋上的風、耳邊的吉他、臉上的淚,與最後的感動,構成了我對九二一最深的記憶。

一切都會好轉的,因為沒有事物能奪走我們的靈魂。

In your eyes I found comfort and peace.
The treasure of an endless ocean of love lies in your soul;
Behind the windows that are your e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