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留影——《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與認同》一書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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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與認同》一書，出版於2012年，由國立體育大學體研所所長黃東治，帶領一群研究生進行廣泛的口述訪談和資料搜集，最後由黃東治和邱韋誠負責撰文。書名開宗明義點出了本書和其他討論臺灣棒球運動者在視角上的不同，一般人往往習慣將臺灣棒運和原住民之間畫上等號，卻忽視了「原住民」一詞，其實僅是概括、不夠精緻的集合概念，反應著原／漢對比的二元視野，各族之間的族群差異遭到抹滅，對臺灣棒運的理解也會失之泛論。根據本書的統計，臺灣原住民對棒球的參與，絕非原住民族群的普遍現象，主要集中在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泰雅族和卑南族，其中阿美族更是主力，特別隨著棒球賽事位階的升高，阿美族所佔的比例更高。因此，從阿美族的視角去看待臺灣棒運的發展，以及過程中國家和該族之間的互動和角力，是了解臺灣棒球和族群治理的重要進路。

全書各分六章，第一章〈導言〉和第二章〈身體文化與族群認同〉，旨在確立本書的論旨，強調阿美族在臺灣棒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旁徵博引各家學說說明什麼是身體文化；以及阿美族各時期傳統身體文化的發展和變遷，進行歷史的考察。這兩章中引用了大量的理論敘述，對非學術背景的讀者可能帶來很大的壓力，這兩章的目的在提供讀者對阿美族歷史背景的了解，特別是阿美族文化中對身體的想像，譬如豐年祭中的運動元素，形成了對體能、體態重視的重視，隱藏著日後族人投身體育賽事的源頭。讀者或許視其為理解阿美族棒球史的「楔子」，不用因為生澀的專業術語，而對本書之後的內容裹足不前，本書最動人之處，是接下來按時間順序，分日治（1895-1945）、戰後（1945-1990）、職棒成立（1990-2010）三時期，對阿美族棒運的敘述。

這三章分別賦與了不同的子題，突顯阿美族棒運的三階段歷程，第三章日治時期是「現代化與運動化」，即將棒球等體育的推廣視為現代化工程的一環，由上而下於原住民部落進行推廣，意外創造出能高團和嘉農等光榮的傳奇；現代化意義下的身體觀和運動觀，也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成為阿美族人認同的一部分。第四章為「國家化和主流化」，戰後國民黨政權的移入帶來政治治理上的遽變，以及60年代之後經濟起飛造成都市強大的拉力，讓原住民生活面臨巨大的變化，棒球運動成為阿美族人苦悶生活的重要出路，特別在棒運和國家榮譽相結合之後，重新成為國家積極推動的主流賽事，在「國球」的大旗下大量的阿美族人投身其中；也使得棒球成為阿美族部落在面對來自都市的一波波文化衝擊時，重要的凝聚支柱。進入職棒時代則呈現「職業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棒球成為族民職業的重要選項，提供打破現實桎梏，出人頭地的機會，並帶來新的身體和部落文化。

作為一部集眾人之力完成的學術著作，本書成功捕捉住阿美族和棒球運動之間長期的互動關係，若有很嚴苛學術的標準，本書亦有許多可再補足之處，比如本書的關鍵：為何阿美族相較於其他原住民族群，涉入棒運那麼深？本書由歷史社會學的取徑，企圖以身體文化的傳承和演變，雖已有重大的發現，卻似乎尚未完全解答兩者間的關係。這無疑是苛責，正因本書提供了重要的起點，才能令人想去追問更多。此外，本書是由正面、線性發展的角度去看待臺灣棒球，這可能出自作者群對棒球的熱愛，如同〈後記〉所言，本書在面對「臺灣的棒球運動近年來為何一蹶不振？」的質疑，在社會上瀰漫眾多檢討聲浪時，決定另闢徯徑，以重新找回棒球基本精神與榮譽的角度，去構思本書。這樣的選擇令人敬重，但既然已如此深入臺灣棒球的內裡，未深入探索「國球」的黑暗層面，僅於字裡行間粗略帶過，總有些許缺憾。

無論如何，對一般讀者而言，本書最珍貴的，或許是大量田野及口述訪談，這些第一手的觀察紀錄，不只是難得的研究資料，更是一個個動人的棒球乃至人生故事，是所以熱愛臺灣棒球運動的人所不能錯過的。

當讀到嘉農球員楊吉川感嘆：「日本人離去，中國人進來時……若老老實實地學習中國話就好了。嘉義的同期同學的臺灣人，馬上就學習中國話／北京話，大家都高升了。但是，我卻說什麼：『我曾是日本人』，在很奇怪的地方鬧彆扭呢！……結果也不會用中文寫文章，也不會提出意見，所以現在還是跑腿的。」又或者篤埋棒球隊的古春輝回憶80年代原住民在外謀生的困難：「在北部蓋房子都是一大堆，在鄉下，一個月又能蓋多少房子？很少，自耕農的話，又沒有錢可以賺，現在做農的人很少，而且沒辦法過活。」於是想要推展棒球練，讓年輕的族人可以有另一條選擇。又或者陳明德教練放棄營建業的穩定收入，接任一月僅一萬出頭的國小棒球教練。類似的故事和對話，在書中出現太多，那不只是臺灣棒球運動光鮮背後的辛酸，同時也是以阿美族為代表的原住民，甚至是整個臺灣人的悲哀經歷與不服輸的堅持。

「小蜻蜓飛上天，也會有影子」，這是句阿美族耆老用來勉勵族人的俗諺，或許也是臺灣棒球，和島上不同族群的每個人，在面對過去和未來時，都應拿來時時激勵自己的座右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