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6日 星期三

看見與看不見的意義:邱貴芬,《「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

圖片來自台大出版中心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邱貴芬教授所著《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這本於2016年出版的新書,絕對是臺灣紀錄片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臺灣學界對於臺灣電影的論文很多,但專書甚少,盧非易出版於上世紀的《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至今幾乎仍是唯一的經典。以一本書的份量,從發展歷史的角度討論臺灣紀錄片無疑更少,除了少數論文和資料合輯外,直到近年才出現李晨的《光影時代:當代台灣紀錄片史論》(2014)、郭力昕《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2014)等專著,然而李晨的著作由中國大陸出版,用力甚深,但流通有限,亦無法填補繁體世界相關著作從缺的遺憾;郭力昕的著作則是專論和評論的集結,以明確的問題意識,追問臺灣紀錄片(甚至所有紀錄片)所面對最深沈的張力,論述精闢,然過於針對的書寫,對一般不甚了解臺灣紀錄片發展脈絡的讀者,在閱讀上不免有些吃力,專論評論交錯,也或多或少失之零亂。此外,長期致力臺灣紀錄片的李道明,2015年修訂再版的《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修訂二版)》,則又針對紀錄片的整體為對象,而非針對臺灣的專論。

凡此,皆說明了《「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的出版,填補了臺灣學界針對本地紀錄片研究各方面的不足,可視為該研究領域面向過去的集大成者,同時在面對21世紀臺灣紀錄片的新動態,本書又可當作面對向未來,在拍攝或研究上前進或反思的基點。本書共分五章,第一章為導論,但無結論,僅在最後一章〈台灣紀錄片的國際發聲〉的尾端,留下一開放的問題作為結束,這樣的寫法或許呼應著某種繼往開來的期待。

在第一章〈導論〉中,從和東亞各國紀錄片的比較觀點,突顯出臺灣「新」紀錄片的新意何在,藉以勾勒台灣紀錄片的1980以來的發展歷程。以底層人民出發的新視角、多元的新形式、民間主導的新生產模式,以及新的放映和流通管道,乃至於新的拍攝工具,是臺灣新紀錄片不同過去官方主導制式紀錄片的特色所在,也是在30年發展中逐漸形成的特色與性格,共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是1984至1990,由綠色小組紀錄片的攝製為始,有強烈挑戰體制的社會關懷。第二階段則從吳乙峰《月亮的小孩》至周美玲策劃的《流離島影》,全景學派主導臺灣紀錄片,以互動的方式重新思索和界定紀錄片的性質。第三階段則是21世紀後的百家爭鳴,出現個人化、藝術化與商業化等等各式各樣不同取向。至於在學術領域裡,對臺灣紀錄片的研究,無論在理論和研究方法都仍嫌薄弱,針對論述上常見的問題,必須先理解紀錄片為何:紀錄片和真實世界有一定連結,但不必然以呈現現實為目標,而是在「紀錄倫理」的考量下進行創意和實驗,意即在符合紀錄倫理的規範下,導演以現實為材料,重新加以篩選組織。本書各章,即在此前提下,去思索臺灣紀錄片。

第二章〈台灣歷史紀錄片的敘述和記憶〉則是針對以歷史為主題的紀錄片,挑選了五部為探討對象,分別是:《跳舞時代》、《消失的王國:拱樂社》、《霧社:川中島》、《青春祭》和《白色見證》五部,一方面說明在解嚴之後,為何歷史類紀錄片大放光采,另一方面則指出此類紀錄片對歷史學的貢獻,逝去的過去以影像具體呈現在觀眾面前,成為「過去式的現實」,帶來了強烈的歷史感。第三章〈台灣環境紀錄片的空間與論述〉,則關注臺灣另一重要門類環境紀錄片的生成與發展,如果歷史類關心的是「時間」,那麼環保類則關注於「空間」,作者依順時的次序對數部重要的片子進行觀察,或許導演保護環境的立場明確,但手法可以多樣,並呈現多層次的論述和美學手法,並將在地關懷連結至全球,同時也走入了商業的院線中。

第四章〈台灣紀錄片的倫理課題〉則專章討論這最核心的規範,紀錄片拍攝者肩負著對被拍攝者、觀眾和影片本身三重不同的責任,三者的內容和先後,交會構成紀錄倫理的核心與邊界。這倫理亦是在不斷演進中,逐漸成型,從將紀錄片與真實世界畫上等號,再到強調虛構和個人觀點、風格的必然存在,再重新建構出紀錄和真實的應用的連結和距離。即是在持索摸索中成型,就不會是死板的教條或規則。底層社會是臺灣紀錄片關心的重點所在,弱勢者的聲音的重要,絕對要大於藝術,在既然體制的壓力和束縛下,藉由每次與被攝「他者」的相遇,拍攝者都必須不斷反思那倫理的界線何在。第五章〈台灣紀錄片的國際發聲〉則是討論臺灣紀錄片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以討論臺灣紀錄片在國際影展中的表現為主軸,這些得獎片多半有私密化和個人化的傾向,甚至不似早期的政治化反而以去政治化的形象獲得影壇的肯定,在一定程度,這其實又挑戰著臺灣電影的「在地性」。透過作者的分析,臺灣紀錄片存在諸多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帶,各種張力聚集彼此拉扯,普世性和在地性、商業和藝術、社會批判和個人……無數的錯縱的糾葛,都指涉到最關鍵的核心,究竟臺灣文化的特色或主體為何?這或許才是與現實緊緊相連的紀錄片甚或臺灣電影都必須回答的問題,獲國際重視與否?是否賣座?意義都不大。

本書也就結束在作者「不被看見又如何?」,以及「如果被看見了,但是臺灣觀點的論述卻缺席、消音,我們認為如何?」兩個提問之中。問題看似簡單,但深刻逼問著每個人,不只是紀錄片或影壇,而是生活在臺灣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思索和面對的難題。無論過去自視為泱泱大國或近年強調作為一面對海洋的小國,我們總是不斷被教導,不走進國際社會,便難以生存,這當然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然而卻不曾思考,當我們連自己的面貌都不清楚,文化或產業優勢都未明瞭的情況下,盲目的踏出,只是被其他強權所吞噬,甚或說穿了,就只是逃離而已。向國際發聲,應該是手段,而非目的,紀錄片如是,電影如是,文化如是,甚至經濟發展亦如是。只有認清真正核心的關切為何,全力以赴,向外或向內的進路,則非重點。這樣說來,本書雖以紀錄片為主題,然而所勾勒的路程和困局,弦外之音,竟是臺灣整體的未來了。

無論如何,如開頭所言,對臺灣紀錄片的研究來說,本書都將是重要的里程碑,如作者在〈本書內容結構和論文改寫說明〉所言「希望有助於國內讀者掌握紀錄片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核心概念,並瞭解台灣紀錄片的成就、傳說,以及其侷限」,我想本書充分完了這目標,並帶讀者想得更多更遠。



2016年10月9日 星期日

奧迪修斯的返鄉:旅美畫家呂游銘的惡夢、美夢、歸鄉夢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以一場公路旅行的起點,揭開了《童夢:旅美畫家呂游銘的逐夢旅程》一片的序幕,畫面上出現的是主人翁畫家呂游銘的身影,1950年出生於萬華的他,剛過花甲之年,仍精神抖擻的將一幅幅的畫作搬上車,排列整齊,準備沿著無止盡的美國公路──那著名美國夢的象徵──前往藝術市集(Art Festivel),設攤販售自己的畫作。

作為一位擁有相當知名度,並於不同國家舉辦過畫展的畫家,這樣辛苦的展售方式,他不僅不以為忤,甚至還樂在其中,從他和來攤位客人的親切互動,讓人忘了眼前這位老人,是位早已成名多年的創作者。讓他能不畏勞苦一次次出發的原因,不只是為了售畫,而是享受這獨自旅行的過程可能,在漫長的車程中,時停時走,看到美好的景色,他就會下車拿出相機,捕捉瞬間的美好,除了成為創作的素材,並透過一幅幅美麗景色的拍攝,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對話,不僅深化了對藝術的思索,也對生命有更多的體會。

他必須藉由旅程,甚或某種流浪的情景,才能去思考、去創作,這似乎也是他的人生寫照。如同片名「童夢」,本片試圖捕捉就呂游銘人生旅途中,從兒時即伴隨著「夢」,這夢是交錯著各種面向的複雜融合,隨著故事的開展,一層層攤開在觀者面前,不僅說的是呂游銘的人生,也說出了整個時代。

戰後出生的呂游銘,成長於封閉的50年代臺灣,學校教育充滿著政令的宣導,升學是唯一的目標。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下,一位愛畫畫、會畫畫的孩子,幸運地在龍山國小遇到了鄭明進老師,鼓勵他持續朝繪畫之路前進,並靠自己的畫筆替學校贏得許多比賽,即便如此,最終還是被視為脫離升學的常軌,遭受來自學校和家庭的壓迫,承受著莫大的壓力。這是他一生的陰影,即便成年、立業之後,仍反覆出現在他的夢境之中,成為了「童夢」-童年的惡夢。這也說明了呂游銘近年畫作中那繽紛的色塊、如同孩童般的筆觸,以及畫面裡無處不滿溢著的童心,或許隨著年紀增長,畫家終於能釋放心中那沈默多年的孩子,讓他躍然於畫紙上。

呂游銘最終沒有放棄繪畫,他選擇了復興美工,卓越的繪畫技巧和天份,在畢業後立刻在插畫、繪本等等商業取向的畫作上取得成績,進而投入同樣需要美感的室內設計(這故事與許多同輩畫家相同)。這階段,他留下許多作品,很多藏書家所珍藏喜愛的舊書封面或插畫,都出自他的手筆,室內設計在那經濟開始起飛的年代裡,也有著不錯的收益。這些經歷既是回應社會制式結構、是兒時校園、家庭限制的世俗變相,也是對社會價值的妥協。在某次和鄭明進老師的閒聊中,恩師再次鼓勵他衷於本心,走向畫家之路。他毅然決然前往美國,離鄉背景,開始自己的畫家之路,去完成童年的畫家之夢。

出國的生活是辛苦的,1980年代他到了美國,這時期大量的臺灣人懷抱著不同的美國夢前往美國,「去去去,去美國」要逃離的是,島內沒有未來和前景的苦悶。呂游銘在片中不說太多異鄉打拼的辛苦,僅有輕描淡寫的幾句,身在異鄉的新進畫家,必然經歷太多難言的艱苦。最大的艱苦應該是家庭關係,一張張和年幼子女合照的全家福,對應的現狀竟是「不再聯絡」;必須專注於工作、得到肯定的壓力,加上不同文化對移民家庭的衝擊,惡狠狠地痛擊了脆弱的家庭關係。

片中沒有畫家的說法,只有夫人和兒子紅著淚眶的無限遺憾(女兒甚至完全失聯)。在海外的成功、所得到的讚譽,背後所付出的,是另一場破碎的童年夢想,是移民者難言的悲哀。
走向高潮,主角為了一路鼓勵他的恩師,重操舊業,於2012年出版了繪本《想畫.就畫.就能畫》,為了這部半自傳的作品,主角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從畫面中所呈現那一筆一劃、一絲不苟的細節,精細的畫面承載著這段亦師亦友的情誼。這繪本裡所刻劃著的是記憶裡的故鄉,那是只有離鄉遊子,反覆將記憶於心底回味,才有的細膩體會;也是背負著故鄉流浪的人,才會有的重量。透由這本繪本,我們看見了另一個夢想,重返故里的歸鄉夢,在夢想中召喚著當年那位喜愛畫畫的少年。

經過這百轉千折,「童夢」的意義和重量,才能彰顯。

重操舊業與當年大不相同,不再為生計溫飽或證明技藝,而是單純地畫出心底所欲傳達的事物,這成為後續呂游銘在繪本創作的基調。在本片所結束的《想畫.就畫.就能畫》之後,他陸續創作了《鐵路腳的孩子們》和《糖果樂園大冒險》,都有相通的特點,保有純真、交織著理解和治癒的情緒。這正是一次次販畫的公路之旅,移動中認識廣大的世界,同時也加深對自我的理解。

只不過這次的旅途是人生,如同英文片名:《An Odyssey of Dreams》中揭示,奧德賽(Odyssey)的神話,返鄉之路歷險重重,最終才能回到了那身心安頓的原點。
曾執導《愛情無全順》的導演賴俊羽,同樣出生自萬華,以流暢、不慍不火的節奏,說出了同鄉前輩藝術家的人生,不經意間傳達出重要的喻意。這看似個人的生命史的敘述,緊緊扣合著臺灣戰後的變動,是島上戰後嬰兒潮世代多少共同經歷的時代,小我和大我交融,也讓這層層轉疊、苦樂參半的惡夢、夢想、美國夢,不單只是畫家個人,甚至是整座島嶼及其生活於其上的人們,共同擁有並理當繼續追尋下去的純真與夢鄉。

在這意義上,《想畫.就畫.就能畫》的寓意,不再僅是畫家師徒間的砥礪,而是對未來島上人們的勉勵了。



2016年9月28日 星期三

偏見抓住你,你就倒下--《黎亞》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黎亞:從醫病衝突到跨文化誤解的傷害》一書出版於1997年,作者為美國知名記者和專欄作家Anne Fadiman,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甫出版即贏得矚目,贏得包括美國國家書評獎、紐約時報年度好書……等大小獎項。該書英文原名為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 A Hmong Child, Her American Doctors, and the Collision of Two Cultures,略顯冗長的書名,詳盡說明了該書的主旨。

這本融合報導文學、歷史書寫和民族誌等不同書寫筆法的著作,以苗族幼童李黎亞及其家族為主軸,除了帶出寮國苗族人民因美國在亞洲中南半島的戰爭需求,被迫於1970年捲入戰火,並在美國的敗戰撤退下,又再被迫移民美國的歷史過程。更重要的,當他們來到美國後,貼上難民的標籤,所遭遇到的歧視,和不同文化相遇的衝突。在本書裡,這衝突的發生,除了苗族整體命運的大我層次外,就李家和黎亞而言,則是具體發生在醫療──這和個人人身最貼近的場域。

黎亞是十分特別的孩子,三個月大時出現嚴重的癲癎症狀,那時李家才剛逃到美國不久,在語言不通,完全無法了解西方近代醫學體系運作的情況下,必須反覆進出醫院。他們要努力了解這套新秩序,還必須和苗族的醫學傳統取得調適,或者更直接地說,應對那些來自美國社會,對苗族傳統的困惑、蔑視,乃至敵意。

英文原書的書名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惡靈抓住你,你就倒下」,是苗族對癲癎症狀的解釋,透過作者理性與感性兼具的筆調,採訪著苗族社群、治療團隊的醫生們和李家家人,一步步抽絲剝繭,還原了圍繞著黎亞病情的各個面向;那兩種不同文明,強迫交集時所擦撞出來的悲痛和無奈。在這樣的文化的鴻溝下,不僅黎亞和他的家人,即使是那些為提供醫療的醫生或志工,也在心理上遭受了沈重的衝擊。在這無人倖免的悲痛裡,每個人似乎也對不同文化的另一端,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分享著人性所共有的情感。

誠如在書末〈十五周年版後記〉作者所言,這是一本寫於上世紀90年代,敘述80年苗族移民生活的故事,當中的書寫和紀錄大半已成為了歷史,而非今日在美苗人生活的實景。近二十年後中譯本的問世,對於在異國的我們,這些內容可能陌生,但內裡所揭櫫的種種意涵,卻絲毫未曾落伍。僅暫列下面兩點:

作為另一東方文明,不同醫療觀點的碰撞和爭執,在我們的生活中屢見不鮮。代表西方科學的醫學,和中醫系統、民間偏方、宗教信仰之間的選擇,時時困擾著陷在白色巨塔中的人們。本書中提出了許多對醫病關係的建言,二十年後的臺灣,很多已經被實踐,成為醫學教學的基本課程,但也有很多仍待努力。終究在病魔前,人類能做的依舊有限,不同的背景和訓練,都試圖尋得抵禦病痛、身心安頓的方法,也必須時常面對難逃的無奈。治癒的盼望和凡人的無力,匯集於醫療過程,生成良善力量的同時,有時不免也會出現憤怒、執著或傲慢等等負面的能量,廣義來講,在每則醫病關係裡,人人都是黎亞家族和醫生之間的翻版,只是程度的差異而已。是以,即便不是在美苗族,或黎亞家人,只有曾和病魔交手,讀此書都會心有戚戚焉。

此外,值得注意的,自然還是本書的主題文化衝突,也許苗族移居美國已成為歷史,但類似的情況仍不斷發生在人類的社會之中,尤其在全球化、後911的今日,移動和歧視的頻度、強度只會更巨大。諸如今日歐洲的難民潮,在相關的討論和發言裡,不難看到那二十年前美國輿論界和政治人物相似的說法。就算將範圍限縮臺灣,對新移民的偏見,對外勞的鄙夷,仍不時出現在新聞,不僅不去了解和尊重對方的文化,反而利用社經地位上的優勢,予以剝削、侵犯。即使是臺灣的原住民族,仍不斷會遭受片面刻板印象的曲解。凡此,都和書中描繪的移美苗族處境大同小異,在多民族、多文化已成共同體常態的此刻,閱讀本書,就像對著一面鏡子,藉者他人的過去映照出我們所該時時驚惕、反省的今日。

本書豐沛的內容,還留有許多啟迪思考的線索,留待讀者去發掘,也正因為將這特殊案例勾連到普世的問題,成就了本書歷久彌新的經典地位,本書中譯在時間向度上或許遲來,然而從臺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上,或許來的正是時候。



2016年9月26日 星期一

讓強者附身:《神仙代言人》荒誕無稽的世界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背景是山西南部的窮鄉僻壤,主角翠珍是一位平凡的中年婦人,以理髮為業,在看似普通的生活裡,她藏有著另一段特殊的人生。三十多年前的一場怪病,讓她獲得扶乩的能力,附身在她身上的,不是一般的傳統神明,竟是她口中尊稱的「毛主席」,《神仙代言人》記錄的正是這荒謬無稽的故事,身為凡人翠珍的同時,她以毛澤東靈媒的身份行走於人間。嫁到外鄉後,她以這兩種身份建立新生活,尤其是後者,她替毛澤東立了神像、設了祠堂,替人算命、治病,甚至收徒弟,成家立業。

為了感恩毛主席的保佑,每年都舉辦慶祝法會,替毛澤東慶生,這生日派對成為當地不小的盛事。2011年12月26日,逢毛澤東118週年生日,翠珍想要趁此擴大誕辰活動的規模,招集四方各路的靈媒,在她家一起為主席慶生。這些靈媒有些是她徒弟,有些是其他鄉里和她一樣被神明附身的乩身,所共同者,附顯在他們身上的神明,都是和毛澤東有關的中共早期人物,如毛岸英、朱德、周恩來、楊開慧等等。這擴大舉辦的想法,面臨了各方阻礙,橫阻在翠珍慶典夢前的,是人間的實際,有限的財力、物力,眾靈媒乩身之間的恩恩怨怨。

全片便圍繞著她努力奔走的過程,以翠珍為中心,帶出山西農村的信仰和現實世界。

我們可以選擇嘲笑,片中有著太多光怪陸離的場景和對話。譬如翠珍徒弟許春靈先前為了是否授權行醫等糾紛,結下了心結,對這次大壽百般阻擾,明明是私人恩怨的爭吵,卻不斷繞著毛的權威,既然都能請主席上身,替主席祝壽豈能在翠珍私宅舉行,讓翠珍一人獨攬權威;又或者,看到別位毛澤東靈媒,在王母娘娘等其他靈媒協調下,開出附在她身上的主席神明要「打著洋鼓洋號,扛著五星紅旗」的參加條件。

「洋鼓洋號」在村子裡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才有,等於反將了翠珍一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
「萬教合一」信仰,更是讓人不知該如何評論,看到別村靈媒在高掛「東方紅舞台」的毛澤東廟宇裡,大談著毛在人間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陰間就成立了「西方極樂中國」,「道教、佛教、儒教、天主、耶穌」都被毛主席統一,都要高呼「阿彌陀佛」,因為毛就是阿彌陀佛、就是「如來」。

最荒謬的,無疑是翠亭的毛澤東,和毛之子毛岸英靈媒相見時,兩人流淚相擁;以及慶典當天各式各樣、難以想像的慶祝儀式,和最後高潮的眾靈媒大集會。

我們也可以選擇分析,慶生會籌備過程中有太多的線索可以深描論述,政治與宗教的符號交互融合,被挪用和賦與了新的意義,政治人物的神化,成為實質信仰的樣態。中國的扶鸞傳統展現出強勁的生命力量和融合性質,即便經歷1949年中共一系列反迷信運動的打擊,還是能不斷延續,並且將中共所建立的新秩序、新偶像,原封不動納入其中,並使用民間信仰中常見宗教融合(如晚明林兆恩的三一教或一貫道的五教合一)說法,以「萬教合一」解釋中共的反宗教,以及文革時期的過激作為,都是為了要將各宗派各思想打破,合理化了過去,也合理化了自身。

光是捕捉底層的眾生相,本片就留有大量的素材,可供徵引。從劇中的禱詞可知,毛的信仰是從1990年代之後開始,這呼應著同時期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影像中貧窮的鄉村,面對快速的貧富差距,這些不斷被邊緣化的底層人民,他們生活或內心的苦悶,都藉由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扶乩信仰中,見得或多或少的端倪。

無論政治學、人類學、宗教學、社會、歷史學等等,都能在本片揭櫫的現象中,找到大展身手的論述空間。然而,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去嘲笑,又如何忍心去理性分析呢?

將毛澤東神靈化,將中共,黨的體系轉化成信仰的體系,請靈上身、虔誠祝禱,甚至有信眾去祈求生子、悲訴婚姻破裂。這些情節看似不可思議,但相同的情境哪一個不在我們週遭的日常中反覆上演著?信奉中共高層的靈媒和信眾,心底所渴求以及得到的回饋,很大程度上,和傳統宗教的運作和功能殊無二致,更遑論那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宗教,有些教義和系統的可笑程度猶有過之,卻吸引著許多「文明人」供奉。

人心的脆弱和需求,並不會因時空阻隔或「進步」程度而差異太多,現實中所無法承擔的重量,若要尋找超越人間的力量,所能引用的思想資源和邏輯,或所期盼填補的空洞,永遠不會改變;真有什麼差異,大概就只是包裝的不同。一旦我們選擇嘲笑,最終嘲笑的只是自己。

這也是不忍理性分析的原因,影片中除了翠亭和眾靈媒之間「通靈」的部分,另外一條平行的伏筆,是他們於生活之中所面對的無奈和苦痛,學術的眼光或許可以從他人的苦難中淬鍊出知識,但很可能喪失人性中同感的悲憫。翠亭和其他靈媒,皆是社會最底層的一群,出生於貧窮,成長於貧窮,在中國經濟起飛之後,被擠到了更邊緣的角落。他們在獲得通靈前的人生,是一則則悲慘的故事,獲得神明上身之後,他們才找到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是眾人在慶壽典禮一事爭執不休的根本原因,翠亭執意一人攬下主辦權,他人的反對,爭的其實就是那一點點因主席上身所得來的尊重和光芒。

扶乩一類的宗教行為,往往和弱者同在,是身處強者所構成的秩序下唯一的出路。臺灣前輩作家王湘琦的短篇小說〈黃石公廟〉中,通靈信仰是暗地裡和當權者對抗的方式;也是面對心底悲痛的方式。當翠亭去亡父的墳上祭拜,那哀痛的淚水,和對文革破害的控訴,說明她對時代和歷史並非全然無知無感,她仍如此虔信毛主席的神明,將那些僵硬死板的教條當作教義,一方面說明了弱勢者,腦海中所能調度的資源有限,毛和黨徹底佔據了他們的人生;另一方面,當那「現代」舖天蓋地而來,新的遊戲規則和秩序把他們狠狠甩下,對比於片中那如怪獸般高聳的高鐵工程,空洞生硬的教條所曾許諾的世界,反而較為親切。

他們看得很重、爭得很兇的一切,世間卻看得很輕,銀幕前的我們不也如同觀看馬戲團的小丑,這樣卑微的渴求,已稱不上弱者的抵抗,只是弱者乞求的一絲曙光;也或許世間所看輕的,不是他們的追求,而是直接看輕他們。

電影中的有兩個難忘的鏡頭,一是當翠亭舉辦慶壽時,鏡頭一閃而過帶到她那沈默的丈夫,看著忙裡忙完的眾靈媒和信眾時,神情之間滿是複雜,有著不滿、落寞和無奈。片中這被翠亭直言無用的男人,究竟怎麼看待著能讓毛主席上身的老婆,無從得知。一樣在社會底層的他,仰賴著這筆收入,似乎也沒有立場多說什麼,只能格格不入的站在那。片尾,兩年後的翠亭,離開了她山西的小天地,去韶山(毛澤東故居)參加毛澤東兩百年生辰紀念,那是由政府傾力推動,各地人民湧入參加,狂熱祭拜的會場裡,神情複雜、格格不入的反而變成了翠亭。

當官方親自扮演起偉大毛主席的乩身時,翠亭和其他靈媒們從招喚毛神靈所得到的那一絲絲榮光,終究是微不足道的邊緣,只是對政府拙劣的模仿。

導演許慧晶在上部紀錄片《媽媽的村莊》,以一位身兼推動節育和送子娘娘靈媒雙重身份的女性,帶著觀眾走進湖南的村落,這次他帶領著人們走的更深更遠,不僅揭露中國華麗外表下內裡深層的瘡疤,也藉由撥開瘡疤流下的膿血,倒影著人性共通的深沉無奈。

不是《神仙代言人》揭露了荒謬無稽的世界,而是這世界本來就荒謬無稽。



2016年9月16日 星期五

校園性侵案件的難題:《消音獵場》揭露不可思議的邪惡和善良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以美國大學校園性侵事件為主題的《消音獵場》(The Hunting Ground),是兩個「不思議」交疊而成的影像紀錄。

第一個「不可思議」是美國大學裡,性侵案件數量與頻率驚人。本片中,提及多是能錄取就是人生勝利組的一流學府。隨著片中一波波公布的統計數字、專家學者的分析,以及被害人句句血淚的自我陳述,夢幻泡影破滅,醜陋不堪一樣一波波衝擊觀眾,惡狠狠地揭露那完美表象之下,人性最卑劣不堪的模樣。根據本片調查,16%-20%的大學生曾遭性侵害(其中亦包括男性,在性別刻版印象中,他們的處境更為艱辛),加害者多半是學生,往往是被害者認識或熟稔的友人。

受害者中有些人選擇隱忍,因為一旦公開受害者的身份,往往引起更多的孤立和歧視;挺身指控,則多半需面對二次傷害(殘暴不下性侵),難堪的是,二次傷害的加害者通常都是「校方」。

大學為了名譽,遭逢案件多半傾向大事化小,甚至質疑受害人的可信度:是否有釋出錯誤的訊息、是否惡意謊報等等,藉此迴避法定的通報。依此邏輯,校方給予加害者的處分微乎其微,做做樣子的態度明顯;或者根本什麼也不做,哪怕是性侵累犯,也不用擔心嚴厲懲處(例如退學)。學校為了維持皇城內的和氣,除了消極的不通報或不作為外,對於出面聲援受害學生的教職員反而積極處份,強硬地要他們噤聲,維持虛假的風平浪靜,校園遂變成掠食天堂。

美國大學校園的性侵案件頻傳,從上世紀70年代迄今依然無解,這涉及了複雜的結構性問題,隨著影片的推演,揭示了一道道利益關卡。這些名校無視學生安全和權利,一旦這些性侵案曝光,校譽受損,立即影響了招生收益,對外的募款也將遭受重創,換言之,面對校園性侵案,「名」及「利」左右了校方的每個判斷和選擇。惡名昭彰的「兄弟會」或者涉嫌性侵的大學明星運動員,一旦和被害人同時放在名利的天平上,這些與金錢獲利盤根錯結的組織或個人,轉瞬便壓垮了被害人所渴求的公義。讓理應盡保護、教育責任的大學,自願成為幫兇。

本片的第二個「不可思議」是前述泥淖裡的光芒。

《消音獵場》兩位主要敘事者Annie E. Clark和Andrea Pino,兩人皆是校園性侵案的受害者、同樣面對來自校方的漠視和二次傷害。兩人不屈服於不義,走上了抗爭的道路。她們引用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這條1970年代所立,用以支持性別平權的法律,強調如果學校不對施暴學生加以懲處,讓學校變成不安全的環境,形成對女性受教權的變相歧視;一旦此論點成立,那麼聯邦政府就有權收回對該校的補助。

於此同時,兩人也開始串聯被害人,讓更多的被害人現身說法,使暴行能浮出水面,依循著被害人的回報,他們幾乎走遍了全美國,顯示了問題的普遍和嚴重。這也是趟治療之旅,她們以自身的經驗,鼓勵遭受性侵的學生,並且自我治療和救贖。滴水可以穿石,這自發的組織逐漸壯大,除了受害者以外,也喚起了其他學生的聲援,引起了世人的關心,迫使官方表態介入。

透過本片,這群年輕的受害者們,背負著內心的傷痛和沈重與體制對抗,不屈不饒、據理力爭;那自立的姿態,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大學教育的理想,諷刺的是,竟得透過大批的受害事件才能達成。

這一正一反的不可思議,為本片帶來驚人的能量,導演Kirby Dick是紀錄片的老手,長期耕耘該領域,2006年的《影片未分級》(This Film Is Not Yet Rated)、2009年的《被損害的憤怒》(Outrage),2012年獲獎無數的《看不見的戰爭》(The Invisible War),他處理爭議議題熟練又強硬。本片於CNN首播後,引來了各方的批評,質疑本片的可信度,甚至一度對簿公堂。

《消音獵場》或許立場過於鮮明、單一,然而處理權力失衡的課題,矯枉過正,說不定是不得不然的手段。唯有面對問題,公開這些性侵案件,在不斷辯論中做出系統性的根本變革,才能有效解決問題,自欺欺人的掩飾,只會造成更劇烈的傷害。包括本片在內,Annie E. Clark和Andrea Pino所組織的End Rape on Campus(EROC)、美國各校園內的抬床墊抗議,以及《We Believe You: Survivors of Campus Sexual Assault Speak Out》、《Missoula: Rape and the Justice System in a College Town》等書籍,都可做如是觀。

然而,觀眾必須意識到單方面的陳述或宣傳,很可能將問題簡單化。給予所有的人事物貼上善惡分明的標籤,是最簡單的理解方式,卻也最容易造成誤判,作為一部紀錄片,本片幾乎沒有片中「反方」立場的說明。學校的校級或系所單位一昧唯利是圖,兄弟會組織像奸擄燒殺的幫派,體保運動員則是學校保護傘下的土皇帝,本片反覆營造這些形象,最後就以刻板印象結案,只是以一個模板取代了原本的刻板,無助於突顯和理解問題的複雜本質。
《紐約時報》一篇介紹《Missoula》的專欄中,引用了書中所提及2002年美國高中美式足球選手Brian Banks被控性侵的案例,他原本一帆風順的人生從此毀於一旦,坐牢五年,再也無緣賽事,而到了2011年原本的指控者收回證詞。誠如本片提及,這些性侵指控確實會有誤控的可能,比例僅有一成不到,相比於龐大的受害者,終歸少數,然而並不能因為比例不高,忽視了其中的風險。

舉此案例,只是想強調,這些一流名校的教授或學生,不見得那麼簡單的被利益遮蔽了雙眼,約會強暴或性騷擾本來就是十分難斷的難題,息事寧人絕對不可取,但過於武斷,簡化問題,也不是最終的解答。在爭是非對錯的實質正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能有助判斷是否對錯的形式正義,唯有確立後者,才能保障涉入事件中的每一個人。要確立後者,就必須還原各種不同的聲音,「矯枉過正」是引人注意的手段,要解決問題,還要冷靜的將各方意見併陳,建立制度。最終,能對抗「不可思議的邪惡」的仍是完善的體制,不能只是樂天的單憑「不可思議的良善」。

反觀台灣,因為大學構成的不同,在缺乏先天條件的情況下,性侵害和性騷擾不若美國嚴重(容我們樂天而盲目地這樣相信),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有比較進步,在性別平等的路上,無論處理或態度,其實並沒有高明多少,類似片中那種「大事化小」、「息事寧人」的思維,甚至自覺或不自覺懷疑被害者的二次暴力,亦時有所聞;各機關雖然設有性別平等委員會,但實際執行上仍有太多不足。沒有完備的制度和可供依憑的遊戲規則,再加上各種主觀偏見和客觀利益的糾葛,只會讓事件變成難以析辨、各說各話的羅生門,傷害了所有的參與者,無法彰顯正義(如近期輔大相關事件即為一例)。

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的認知和處置,是整個社會觀念的縮影,也許Annie E. Clark和Andrea Pino帶領的運動,難以帶來徹底的改變,但至少再次提醒人們正視問題,相較於仍採取眼不見為淨的臺灣社會,我們還有更長遠的路要走。



2016年9月8日 星期四

等待宇宙大爆炸:《戀愛沙塵暴》台劇新生命的開端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由導演王小棣領軍,宣稱臺灣前所未有的戲劇計畫《植劇場》在首部《戀愛沙塵暴》的推出下,已經於今年8月正式上線。依計畫,由初期的演員培訓開始,便招集了蔡明亮、陳玉勳、瞿友寧、王明台、許傑輝、徐輔軍、安哲毅等導演加入,從根基打造;並在編導陣容上,則找來徐譽庭、陳世杰、溫郁芳、侯季然、北村晴豐⋯⋯等等資歷甚豐的創作者,以及楊丞琳、吳慷仁、藍正龍一線演員,預計以一年的時間,依愛情成長、驚悚推理、靈異改編、原著改編四大類型,共推出八部作品,共計52集。如此野心勃勃的作品,除獲臺灣官方5,500萬的補助,於台視、八大綜合台播出外,也獲得中國市佔率第一,如今進軍台灣的影音平台「愛奇藝」青睞,購得網路獨播權。

首部《戀愛沙塵暴》推出三集的情況下,要對整體計畫做出評價,實言之過早,然而單從這三集看來,呈現的質感已讓人期待。無論畫面的營造、演員的表現、故事的構成、以及導演的敘事等面向,都繳出了一張不亞於日韓戲劇的成績。

《戀愛沙塵暴》的編劇為溫郁芳與張可欣,兩人曾以《含苞欲墜的每一天》和《刺蝟男孩》獲得金鐘獎最佳編劇的、日籍導演北村晴豐亦活躍於臺灣影劇界多年,遊走於電視和電影之間;這實力堅強的編導團隊,為這常見的「愛情成長」片型,注入難得的生活氣味,讓「愛情」不再只是某種青春偶像、夢幻泡影的老調,而是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會苦惱、煎熬,卻又從中獲得甜密美好的複雜存在。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演員吳慷仁的表現,出道迄今的歷練,已讓他成為能替全劇定調的關鍵演員,前途無可限量。

《戀愛沙塵暴》替《植劇場》立下了不錯的起點,後續不同類型的劇種加入和延展,精彩可期。

能有這樣成功的表現,要歸功於王小棣導演的長期耕耘,是無數積累之後的整合。從早期的《全家福》、《母雞帶小鴨》、《納桑麻谷我的家》;之後的《大醫院小醫生》、《波麗士大人》,再到這幾年和公視的合作,以導演、編劇、製作人等不同身份,創作了無數叫好叫座的影集,也凝聚、訓練出了一組強大的影劇團隊,《植劇場》是這堅強團隊的擴充串連和大型操演。一年時間,八部戲劇,於無線、有線和網路平台上共同播出,無論在創作方式和商業模式上都在既有基礎上帶出新的可能。

如果加上今年年初改編白先勇《台北人》的《一把青》、以音樂為主題的單元劇集合《滾石愛情故事》、正在播映改編自謝里法的作品《紫色大稻埕》,2016年可說是臺灣戲劇的豐收之年,然而是否能成為扭轉乾坤的轉捩點,走上坦途,則令人不敢樂觀。

關鍵的問題或許是:我們對於電視劇的想像為何?

以《植劇場》為例,從目前釋出的三集觀察,有著濃厚日韓偶像劇的氣質,在各方面都營造出乾淨、簡單、明亮的溫暖調性,以都會型態的日常生活為舞台,演員或多或少帶有些「俊男美女」式的明星氣質。這並非缺陷,日韓劇的實際運作,已證明是成功的商業模式。但要撐起偶像劇的型態,背後必須有完整而龐大的產業結構為支撐,這一直是臺灣所缺乏的,沒有源源不絕的偶像生產供應鍊,也沒有「月九」那樣固定而常態的口碑時段,屢次單點的嘗試和突破,結果大多投石入海,只能激起或大或小的反響和漣漪,未帶來根本的改變。個人或劇集的個別成功,皆難以克服系統性的問題。

若無法建立堅實的根基,則難以效法日韓劇,在偶像劇體系中進行各種嘗試和實驗,以日劇論,即便像木村拓哉這樣的一線偶像,也曾試著挑戰《從天而降億萬顆星星》那樣深沈、黑暗的作品,並在熱門時段播映。《虎與龍》是另一個例子,這部由宮藤官九郎編劇,集合長瀬智也、岡田准一等傑尼斯偶像,並由硬底子演員西田敏行坐鎮的影集,以日本傳統的落語為發想,將其融入一般日劇的格式中,以幽默而現代的方式重現落語的魅力,勾起觀眾對落語的興趣,展現了日劇的可能性。相形之下,目前臺灣戲劇仍過於單一,僅延續過往的思維和套路,形式打磨後,確實更為精緻,尚無革命性的變革。

尤其在今日,不論是有線台HBO上架多年、Netflix大舉入台,美劇已成為臺灣許多觀眾的愛好時,依循日韓偶像劇想像,欲開創臺灣電視未來的出路,不免保守。美劇和偶像劇的不同之處,在於兩者「明星」的差異,偶像劇顧名思義,是要以偶像去撐起整部劇的主軸,不管劇戲型態如何變化,明星是優先的存在,「主角」永遠有著亮麗的外表。美劇的邏輯則正好相反,「明星」由劇戲所決定或塑造,主角不見得要外貌皎好,而是在好的劇戲構成上,找到合適的位子,發光發熱。

這當然是很粗略、不嚴謹的畫分,日劇系統中依舊有著像堺雅人、香川照之等等以演技為人所重的「明星」,但多半都要經歷很長的浮沉醞釀,並和日本厚實的戲劇傳統有關;美劇當然也會有著像Blake Lively、Nina Dobrev⋯⋯無數外貌耀眼的演員,這些青春美貌更是YA劇(Young Adult)類型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多元、龐大的創作市場,讓外貌不是唯一的要素,這些年輕偶像若無合適的影集加以烘托、打磨,最終也難以激出長久的能量。

反過來說,在美劇的世界裡,有太多太多「戲捧人」的例子,如喜劇而論,從老牌的《六人行》(Friends)到《宅男行不行》(The Big Bang Theory),又或者《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我們實在很難說其中有多少演員符合刻板印象中的「偶像」或「明星」。嚴肅者更是不勝枚舉,如《火線重案组》(The Wire)的Dominic West、《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James Gandolfini、《海濱帝國》(Boardwalk Empire)的Steve Buscemi、《絕命毒師》(Breaking Bad)的Bryan Cranston、《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的Jeff Daniels⋯⋯名單列舉無窮無盡,這些演員大抵都難符合偶像的標準;也很難相信類似特質的演員,有辦法在偶像劇的系統中生存,獨挑大樑。

在美劇的世界裡,不是沒有貌美的明星,即便有,也都劇情運走下刻意淡去,那是個以戲劇(演員)優先、偶像(明星)次之的世界;偶像或明星是重要的,但是要在找到合適戲劇,並進而成功詮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美劇甚或好萊塢世界之所以能容納各式各樣風格迥異的演員,主因在於創作的多樣化風貌,可以有《權力遊戲》奇幻世界七大王國的熱戰,也可以有《陰屍路》人們在僵屍佔領世界下的勾心鬥角;可以有《反恐24小時》一位幹員反覆在一天之內拯救美國,也可以有《反恐危機》被恐怖份子俘虜策反的軍人返美後試圖滲透和破壞。以政治中心(白宮)為背景,就有認真處理國務的治國團隊,千萬百計用盡手段要獲得大位多數黨黨鞭,臨時接任身處陰謀之中的《國務卿女士》,以及每每出醜尷尬的女副總統等等不同的發想。即使像是超級英雄的影集,也會《高譚》以其貌不揚的企鵝為敘事的主軸之一。

整個好萊塢體系就像是無數多元宇宙平行共存的世界,多層複雜的虛構「真實」匯聚在一起組合,不僅給予了不同風格、外貌的演員發揮舒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提供了不同背景和喜好的閱聽人,更多的選擇。相形之下,以偶像劇為想像的臺灣戲劇,不管是何種類型,似乎都共處在單一宇宙裡,建構著似曾相識的故事,養成著同類型的演員,吸引著喜好相近的觀眾。

這也正是《植劇場》計畫最值得期盼之處,為期一年的大型計畫,四大類的片型,八部不同的影集,這麼多人力精力的投入,即便多少帶有著過往臺灣影劇的遺傳因子,但已有足夠的空間,踏出前往多元宇宙的第一步。改變無法一蹴可幾,需要不斷積累、爆發再積累,如是反覆,才能摸索新的道路。類似《植劇場》這樣的大型計畫,已足以扮演承先啟後的階段總結,希望它能在取得口碑和商業成績,活絡臺灣影劇市場外,帶給人們更多想像的可能和勇氣,打破既有的框架,帶領著創作者、表演者和閱聽者,進入五味紛陳的時空。



2016年9月3日 星期六

夢與詩爭局,詩成夢亦殘:《日曜日式散步者》捕捉詩的完成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日曜日式散步者》是以1930年代臺灣風車詩社為對象的紀錄片,該詩社在楊熾昌(筆名水蔭萍)主導下,主要臺籍成員有李張瑞(筆名利野倉)、林永修(筆名林修二)、張良典(筆名丘英二)等。本片即以這超現實主義的文學社團的成員為引,一方面討論西方現代主義經日本移入臺灣,為臺灣文學圈所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描繪了在二戰前後時代巨輪迅速轉動下,這群文學人所面臨的命運。

這種對電影的概述,實難呈現出本片真正的意涵和企圖,連「紀錄片」這樣的標籤,是否適宜套用在本片,都值得重新思考。

「紀錄片」這種以捕捉即將或已然逝去的影像型態,可視為與歷史書寫的影像呈現。在後現代史學的衝擊之後,歷史學徒們都深深明白,要以後人的「歷史」去掌握消逝的「過去」,是不可能達成的「高貴夢想」(That Noble Dream)。只能依憑每個不同研究者、書寫者各自的立場和關懷,用自己的方式,試圖找回並說出過去殘留的片段,通過片段的累積,能有跳脫時空阻隔的機會,稍稍貼近那不可能再重現的「真實」。無論何種樣貌的歷史闡釋,最終能達成的,是由講述者的主觀出發,勉力接近客觀,因此對於過去的紀錄或書寫只是兩者分配的比重差別,保有藝術的創作成份,而非純然的科學。

即便有這樣的警覺,多數人在實踐上仍無法放下「客觀如實」的包袱,雖能理解「客觀敘述過去」是難以達成的幻想,但擁有「真實」是人性基本的需求與本能。這成為歷史書寫內在最大的張力,從內容到形式,無一不造成限制和影響。就形式而論,為體現真實,經常使形式趨向單一、同質,僅剩下單一的敘述過去,學院書寫也許還能以人文科學的格式為理由加以塘塞,但歷史普及書寫或影像紀錄亦如此,則不免可惜。

《日曜日式散步者》最成功也最新穎之處,在於它在敘事形式上的突破,導演黃亞歷挑戰了人們對紀錄片體例的慣常想像,不再有結構完整的直敘,亦無畫外音的講解,這些具有全知性質的觀點完全被揚棄,改以充滿破碎甚至雜入虛構的描繪手法,在大量通信、對話、創作的史料基礎上,輔以影音圖像,將四位臺籍成員「演出」於舞台之上;這演出保有破碎的性質,過程看不到演員的面孔,甚至不另標記對話雙方的身份,將捕捉到的過去碎片,直接拼貼於膠卷,拒絕統整、削刪成單一的敘述,毫無畏懼地將虛構、充滿象徵指涉的構圖或場景加入影像之中;這些形式迫使觀眾考慮:究竟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何者是主觀的臆斷、何者是客觀的處境。

真/假、科學/藝術,甚或時代和個人之間的種種界線,都在觀影過程中逐漸消去。這樣的表現手法,必將引來很大的非議。

全片不像一般歷史書寫或紀錄片那樣提供大量的史實,想要完整了解風車詩社以及四名詩人的生命歷程,單靠本片顯然不足。此外,電影中虛構的場景,有太多的細部未加以考證,絕不可能是當時發生的實際。換句話說,這些質疑的共同點皆在於「失真」。如果用觀眾習慣的說故事模式來責難《日曜日式散步者》,這些論點當然都能成立,卻和拍攝目的、構想無法有交集。

這些「失真」的缺憾實際上是刻意追求,導演黃亞歷接受訪問時說道:「對於歷史,我們永難覓得全貌。局部取鏡或許提醒了我們,在歷史的斷裂與片段中,我們只能透過碎片的撿拾,篩取出自我看見的意義。面對已逝的過往,猶如面對一種徒勞,一種不可能還原的執意,而『重現』之不可能,也質問了紀錄片對真實的探問。」極端地說,本片是在對行之多年、已然僵化的歷史表現形式,乃至歷史書寫和紀錄片的本質,做出根本性的反動和挑戰;同時,形式也是內容。比起全知、第三人稱的視角,《日曜日式散步者》更貼近過去的全貌,透過圖像、影片、朗讀、文字、虛構場景……以不同元素拼貼、融合而成的意象為工具,導演捕捉的是風車詩社和詩人在時代浪潮中存在最重要的關鍵-詩。

這真是一個大哉問:如何捕捉一首詩的完成?

描繪創作者的種種煎熬和苦惱,這樣破碎符號、意象的拼湊剪貼可能是最合適的手法也不一定。與其以第三人稱提供全知的評論,倒不如利用這樣大量收集時代殘痕的聚合,將觀眾放進時代氛圍和個人糾葛之中,以主觀的感受取代客觀的陳述。無需特別敏感的觀眾,都能察覺電影中四位主角所經歷的時代轉折,從繽紛活力交雜著青春苦澀的30年代,一路到了無生氣、呆板恐懼的戰後,那截然不同的處境和掙扎。如此一來,看似「失真」的安排,反而更接近真實該有的面目。

退後一步再想,本片也傳達了:無論「真實」是否可以觸及,都不應該是被他人告知,而是自己提問、思索而得。片中的諸多空白,勾起更多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都等待著喚起好奇的觀眾求索挖掘。這份好奇才是人們能貼近已逝過去的唯一可能,倘若直接給予答案,不過就是另一則僵硬的教科書,無論怎麼默寫、背誦,都和體現過去無關。

唯有以詩意的影像,才能描繪出徬徨於時代漩渦中的詩人心靈;只有大幅的留白,才能體現出埋沒於紛陳錯雜之中的過去風貌。《日曜日式散步者》確實更像創作而非紀實,種種虛構反而能道出真實,傳承了1929年Joris Ivens的記錄片《Rain》以來,就隱沒不彰的詩意傳統。

《日曜日式散步者》的片名改編自用楊熾昌的詩句:「帶著星期天一般的心情到處遊蕩散步」,觀看本片的最佳態度,或許也正是帶著星期天的心情,遊走於那一片片的逝去碎片,去感受、去思索、去緬懷,為之哭或笑,為之讚美或哀嘆,然後將這些複雜的情緒凝之在心底,迎向星期一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