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當時替「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所寫的紀錄，因為奇摩部落格行將關閉，不確定後續會如何發展，先於此處留個備份給自己。
半世紀以前的二二八事件，對像我這樣一九七○年代末期出生的人來說，一直是複雜難明、深陷在迷霧中的歷史謎團。困難的部分，倒不在於資訊的取得，雖然我們也曾趕上那「二二八」三字仍是禁忌的年代，只能從長輩們神秘的竊竊私語中，偷偷捕抓、拼湊相關的片段。但之後隨著政治上的開放，二二八事件逐漸被解禁，形形色色的二手研究開始出現在市面上；甚至，禁忌一夕間成了顯學，進入中小學生的教科書之中，成為官方所認可的歷史知識，
二月二十八日
更成為目前為數不多的國定假日。歷史的弔詭，真實地反映在我們成長的歲月之中。
然而，知識的積累、熱絡的報導與歷史詮釋，似乎並沒有讓我們更貼近過去的真實風貌。因為還有太多的細節被埋沒，就像進行一幅風景拼圖，完成了大部分的圖塊，知道呈現在面前的可能是陸地或海洋，但細部的欠缺，依舊阻隔了我們去掌握景色的全貌，更遑論進一步去感受風景的美好。另一方面，紛陳的論述帶來更多的分歧，有的出於研究上不同的論斷，有的則是來自現實私利、意識型態的需要。所謂的共識似乎僅存在於對該事件存在的承認，可是關於前後的因果銜接、事件的內容與性質……等等議題，都仍存在著南轅北轍的極端論述。更嚴重的，一旦將所有時間與精力都耗費在這些分歧上，便無法再有餘力從中粹取出普世的意義，成為有益於全人類的知識寶藏。或許，所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在今日沒有人敢再否認二二八的存在，但看似已成為「常識」的二二八事件，在表面的和諧下，還有太多暗潮洶湧的力量不斷角力，隨時都可能為填補進不同的內容，重塑事件的本質。
當然，在所謂後現代論者眼中，這幅拼圖本就無完成的一天，這些爭論爭鬥永遠不會停止；然而，即使依這種沒有標準的標準，我們所缺漏的部分還是太多，爭論所停留的層次還在很原初的階段。對多數人而言，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們僅是懵懵懂懂地「知道」，卻不曾真正地「了解」。
這裡所謂的「多數人」，所指的其實包括我自己。雖然在歷史系求學多年，但我不是以臺灣史為專業的研究生，對這歷史上的沈重事件，也只是一個一知半解的謙卑學徒，需要不斷地學習、補課。而這次拜訪鍾逸人和李喬兩位先生，無疑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一位是以自己的生命親身承載歷史重量的見證者，一位則是為了文學不斷深掘、鑽研過去的創作者，這樣的背景使他們對二二八事件有著較一般人更深入的了解和看法，能有進一步和他們面對面請教、聆聽的機會，對任何想知道臺灣過去的人，都是十分寶貴的機會。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們的見解和觀點完美無缺，作為一群長期在學界中努力、學習的準研究者，我們比誰都深知批判性思考的重要。和鍾、李兩先生，乃至任何人的訪談，從來也不是要去尋求另一個「唯一」的解答，打造另一套樣板化的說法。此行的目的，對外行如我輩者，一是希望增加知識上的一塊拼圖，增進自己對過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透過和這些前輩耆老的接觸，去感受他們對這塊土地的熱愛與奉獻，試圖透過他們的人格與風範，和這片土地過去的一些氛圍相連結。而在接下來的文章中，也將針對這部分，以速寫的方式，試圖去捕捉那一日行程中，兩位先生所給予我們的感動。
二
說來慚愧，對於此行的多數同學來說，在出發之前對鍾、李兩位先生的事蹟幾乎全然陌生，特別是前者，除了
一兩
位長期關注相關領域的同學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聽聞鍾逸人先生的大名。也因此，只能在行前把握有限的時間，趕緊惡補鍾先生的兩本回憶錄，以及李喬老師的作品，並相約一個時間交換彼此閱讀的心得，同學們笑稱這是所謂的「行前會」、「會前會」。在這次的討論過程中，大家共同的感受是，對鍾先生驚人的記憶力感到由衷的佩服，厚重的兩大冊回憶錄，鉅細靡遺紀錄了鍾先生前半生的每個環節，大至時局的變遷過程，小至個人的情感世界，皆有極為詳細與精密的描述。這樣的筆法，無疑填補了我們對過去認知的許多空白，甚至有感同親歷的效果。然而，在學院深受當代思潮洗禮的我們，卻也對那麼縝密詳實的紀錄，感到一絲的不安。根本上，我們對人的記憶能有多少的可信度即感到質疑，更何況是那麼超乎常人的記憶力。同學中較悲觀者，無法相信那麼完整的記述，沒有摻入任何後天人造的雜質；即便沒有身陷懷疑論中的同學，也對這麼精細的記憶的形成過程感到好奇。這不但成為那天聚會的主題，也成為大家心中最想探究的疑惑。
親見鍾逸人先生之後，更令我們感受到那股回憶的強大力量。無論任何的提問，鍾先生都可以從書中援引出相關段落，一字不漏地答覆。這使得鍾先生成為最好與最壞的受訪者，好的是不用擔心準備或紀錄不足，因為鍾先生早就以文字替大家整理好了一切；壞的則是過去的種種，似乎全被書的內容完全囊括，無法再旁敲側擊、擠壓出新的補充。然而，那出發前的懷疑卻獲得了紓解，因為只要親自面對鍾先生，聽他侃侃而談書裡的種種，那言談中所流露的熱誠和真摯，任何質疑都是無謂的擔心，不管是寫入書中的字句，或親自講述的言語，無論和過去有多少差距，都是鍾先生打從心底所相信的一切，是他人生所有經歷的沈澱。
那麼，問題便在於，這超乎常人的記憶力如何成形？當然，原因之一可能是，鍾先生原本就記憶力驚人，但似乎還有更深刻的可能在背後。我們終於忍不住向鍾先生詢問，怎麼可以記得那麼多曾發生的人事物？只見鍾先生露出羞赧的微笑，輕描淡寫地解釋著，他從來沒有什麼過人的記憶力，而是被關在牢裡時，在無事可做的情況下，只好不斷回想過去，所以很多事就被記了下來。
換句話說，記憶對生活在平常世界的我們，以及被剝奪自由的鍾先生，有著截然不同的重量。呼吸著自由空氣的我們，生活中總是不斷有各式各樣的積累，形成無數的記憶，但因數量過於龐大，往往只能在大腦中短暫地停留。我們用揮霍的態度，大塊大塊地捨棄那些生命的瞬間，選取少數我們覺得重要、值得留下的部分使之成為永久。世界太大，未來總不停地來臨，太多的事讓我們分心。相反地，對牢籠那頭的人們，關於過去的種種回憶卻是他們最珍貴的寶貝。身體能被囚禁，甚或意志與理念都可以被扭曲，但對於曾在自己生命中駐足停留的過去，卻是任何人都無法輕易奪去，只屬於自己的寶物。我們似乎可以想像那幅畫面，在那生硬冰冷的牢牆，以及無止無休的思想桎梏所構成的巨大黑暗中，鍾先生一次一次潛入內心意識的底層，將自己過去的經歷不停反覆播放。也許在最初帶有些許的悔恨或反省等負面情緒，最後卻逐漸變成一種解脫，一扇當權者所無法強迫關上的窗。在被逮捕入獄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被活活生截斷，當生存都無法確保，更遑論還有什麼未來或生活？所以，那些曾於生命中發生過的片段，便成為彌足珍貴的至寶，哪怕吉光片羽或斷簡殘篇，都被辛苦挖掘而保存著。
自然，我們也不應流於過度浪漫的想像，人對人所能施加的醜惡，往往超越我們所能理解。也許記憶不斷演練的習慣，很可能來自壓迫者反覆拷問之後的後遺症（這也是我們所能猜想最殘忍的可能）。但我們也相信人性的力量，外在的壓迫所能帶來的干擾終究有限，回顧過去對那些身處牢獄的人們，仍是任何外力所無法剝奪的。
和鍾先生面對面接觸時，看著他淘淘不絕、充滿自信和豪氣講述著那些已化成書中文字的記載，甚至驕傲地宣傳著新一冊的回憶錄即將於年底問世，突然間，我又有了另一種體會，也許留下這些記憶，將它們精心鍛鍊成文字，不只是在獄中被動養成的習慣、一種對囚禁的逃離，或許還有更積極的因素在。在面對巨大的統治者，渺小而一無所有的個人，腦海的記憶是他們擁有的唯一武器。有一天當這些紀錄公諸於世，當權者加諸他們身上的種種指控、種種迫害都將攤在陽光下，成為統治者最不願面對的真相。所以，他們反覆地打磨，細心挖掘保存過去所留下的每個微小環節，鑄成一把鋒利的刀，並衷心祈禱著有揮舞的那天。在某種意義上，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最後真正所能統率的，不是什麼士兵或槍炮，這二大本厚厚的回憶錄才是他最慓悍的武力，是他用生命打造的成功與驕傲。
三
然而，這樣的說法無疑是一後見之明，牢獄確實會磨去一個人的銳氣與雄心，鍾逸人先生自承，當他出獄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只想低調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將前半生的種種與現時的自己切割。幸虧李喬老師棄而不捨一路追索，終於在北斗找到了鍾先生，獲得他的信任，使鍾先生有機會重新握起那把原先已經打算埋藏的寶劍，兩人並從此結為莫逆。
鍾
先生提起李喬老師，總會表現出老一輩那種不善表達卻又濃密深厚的情感，在那有些唸叨的口吻背後，想表達的其實是對對方生活的關愛。李老師雖然很愛在言詞間調侃一下
鍾
先生，開開他玩笑，甚至問一些十分尖銳的問題，但也唯有在李喬先生這些笑罵、打趣下，鍾先生才能放下面對我們這群陌生人的尷尬，流露最燦爛的笑容，甚至有點返老還童般，和李老師打鬧。也只有在那幾個瞬間，鍾先生不再只是一個過去的載體，而是和你我相同的平凡人，享受當下的快樂與歡愉，不用再默默背負沈重的記憶。
在出發前的聚會上，大家另一個共同的好奇，便是鍾逸人先生和李喬老師在歲數相差甚多的情形下，如何能成為忘年好友。如同我們其他疑問的解答一樣，只要親眼見到兩人的互動，所有的答案似乎便盡在不言中。在兩人的談話中，曾提到一個故事，事後一直盤旋在我的心中。當鍾先生開始獲得世人重視後，時常要上臺北接受訪談，他選擇以騎車的方式，孤身一人從北斗騎到臺北，途中他總會先繞到苗栗李老師的家中，天南地北地談談天、說說話，然後再出發。這段不算短的路程，似乎成了某種帶有儀式性的見證，展現了兩人深厚的交情與緊密的羈絆。發掘鍾先生這塊藏於民間的史料瑰寶，可能是李老師對臺灣史研究的重要貢獻；但從鍾先生的角度，李喬老師更重要的影響，可能是以朋友的身分，讓鍾先生那受當權者監禁的內心得到解放，重新信賴他人、相信自己，重啟了那扇真正的窗口。
那麼，李老師為什麼可以取得鍾先生的信賴？最關鍵的，應該是他隨時所散發的那股熱情和堅持吧。相對於鍾先生面對同學的略顯不自在，長年執教鞭的李老師，則顯得神色自若、侃侃而談，自在地詢問同學們各自所進行的研究，有時還會就自己所知，提供一些建議。但這樣一位隨和親切的長者，在談到他的創作時，立刻流露出一絲不苟的嚴肅神色。從李老師對作品寫作過程的講述中，我們明顯感受到，雖然僅是小說的寫作者，李老師卻以史家收集史料的專注和細緻，作為自我期許；他認為唯有貼近最真實的實然，才能撰寫出最精彩的虛構。從他身上，印證了歷史小說的書寫絕非僅以史家的手的手執小說家的筆，或以小說家的身分模仿史家的口吻創作那麼簡單。一個好的歷史小說家，必定兼擅小說家與史家之長，然後再加以超越，達到另一層次的統合。因此，即便面對那麼多「所謂的」歷史研究者，李喬老師仍能散發一種從容的驕傲，因為他的所知所學不會比任何研究者少，但他所擁有的操作空間、透過文字所能傳達的可能性，卻比學院裡的研究者更為自由、寬廣。所謂的才情，從不是從天而降，不費吹灰之力所能獲得的，而是無盡積累與實踐的過程。李老師的認真，使他得到鍾先生的信任；李先生的努力，使他完成一本又一本的巨著。這雖然是位小說家的例子，但應該也是所有研究者的榜樣。
前面已經說過，在這近一天的相處中，兩位長者言行展現的氣質與風範，是最吸引我的部分。特別是那些不經意流露的真實面，尤其像鍾先生這樣的老一輩的世代，不像今日的年輕人，輕易地將極重的情感掛在嘴邊，他們習慣用內斂的行動去表達內心最深刻的情緒，因而更為真摯、雋永。比如鍾先生和鍾夫人之間的互動，
那擔心
夫人因為受訪而緊張的呵護、在拍照時主動摟著夫人的親密，都在不經意之間述說兩人幾十年來，不離不棄，彼此守護的愛情。每當我們好奇詢問兩人之間的種種往事時，似乎總能在鍾先生粗矌的臉龐上，捕捉到一絲絲的靦腆。在鍾先生囚禁於牢裡的那些歲月，尚未和鍾先生完婚的鍾夫人，在外面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對待，幸好夫人的娘家在北斗一帶還有著相當程度的地方影響力，能讓夫人保有教職，正常生活。即便如此，那些日子必仍舊十分艱難；面對極可能沒有盡頭的等待，內心的煎熬是外人無法想像的。鍾先生曾鄭重地
和
夫人說，如果有更好的機會，隨時可以停止這漫長的等待，卻被夫人嚴詞拒絕。幸蒙上天垂憐，終使兩人有重聚的一天，享受只屬於兩人的苦盡甘來。李老師便笑稱，他覺得在苦牢外等待的鍾夫人比鍾先生來得更偉大。換個角度想，李師母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李老師家談話的過程中，李師母都在另一端面露微笑，靜靜望著老師。她是老師最專注也最細心的聽眾，尤其李老師剛剛大病初癒，師母總是隨時觀察著，給
李
老師無微不至的照料。令人情不自禁地聯想，在李老師創作的過程中，師母也是如是相伴，也因此李老師才能寫出那麼多的作品吧。相較於鍾先生和李老師，鍾夫人和李師母在這次訪談中，是完全靜默地將舞臺讓給了另一半。但是，這股沈靜似乎散發著更強力的力量，支撐著兩位先生勇往直前，給予兩位先生最好的後援。她們所付出的犧牲，她們所帶來的貢獻，形成一股無聲的力量，是我們在看待過去時不能遺忘的。
四
訪談進行到中午的時候，鍾先生特地請我們去吃有名的北斗肉圓，不好意思的我們不斷
向鍾
先生表達受招待的感謝，只見鍾先生豪爽地笑著說：「這樣就叫請客喔，在以前要殺雞才能叫請客的！」不知為何，我總覺得這段話好像捕捉住鍾先生某種神韻，在數十年之前，這位二七部隊的部隊長，或許正以一樣的笑容和眾人大聲交談，將無數年輕人凝聚在一起。時間可能會帶走許多事物，但有些東西卻能跨越時空留下，或許是鍾先生的記憶，或許是李老師的創作，也或許就只是這份爽朗的笑容。尤其是後者，我想是任何文字乃至影像無法完全描繪和紀錄的。也許所謂的口述訪談，除了提供訪問者知識上的充實，更重要的其實是這些超越知性的人性面向。
鍾逸人先生最新的回憶錄即將在年底問世，李喬老師也正要寫新一部描寫時代的小說，一位是親身背負歷史重量的回憶者，一位是認真而充滿才華的創作者，與他們相比，作為一個身在學院的歷史研究者，我們又能做些什麼？這或許是這次訪問之後，我們該不斷自我審思的一件事。也許這樣的思索不會有最後的解答，但唯有不放棄的持續思考，並將思考化為實際的行動，我們才能有更趨近答案的一天。這似乎也是鍾先生和李老師用自己的生命為榜樣，所教導我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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