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劇之後的悲喜劇－－《天真的人類學家之重返多瓦悠蘭》讀後

（圖片來自讀冊生活）

《天真的人類學家之重返多瓦悠蘭》（以下簡稱《重返》）為《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以下簡稱《小泥屋》）一書的續作，原書出版於1986年，距前作有三年的時間。內容紀錄了作者重返非洲喀麥隆的多瓦悠人（Dowayo）部落的經歷。這次重返非洲部落，主要是得知當地要舉行割禮的消息，在作者對多瓦悠文化的研究中，割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各種儀式都是以割禮作為模仿的對象，是構成該族文化的重要核心。在上次的田野調查中，作者雖然收集了許多族人關於割禮的描述，但從來不曾親眼目睹，再加上多瓦悠族的割禮並非定期舉行的活動，錯過此次，不知下次是何時，促成了作者重返非洲。 

本書維持著作者一貫風趣幽默的筆調，以及自我嘲諷的風格，不同於學術書寫的冷硬，流暢易懂的文字，讓本書具有高度的可讀性；於非洲異地所經歷的種種，其精彩更是不下小說，維持著和前作一樣的水平。但如果僅是舊地重遊，保持敘事風格，那麼本書至多就只是成功續作，倘若仔細閱讀本書，將明顯發現《重返》的寫作目的，絕不僅只是為了延續前作那麼簡單，而是有更深刻的意圖。我們可以將《小泥屋》概略歸結為一齣滑稽突梯的荒謬劇，一本是笑中帶淚、隱伏感傷的深刻悲喜劇。

重返多瓦悠部落的作者，早已不再天真，先前的經驗和訓練，使他深知如何有效進行田野調查的門道，不同於入境喀麥隆的跌跌撞撞，他這次已深諳和官方的應對之道，用欺騙的手段換取入境的時間。進入喀麥隆也不再像上次浪費了許多冤枉和時間，很快的做好進入部落的準備。抵達部落更是熟門熟路，利用過去所建立官方或非官方的人脈，開始田野的調查。換句話說，過去那位「天真的人類學家」已不再天真，變成了世故的老手，雖然還是有許多難以致信、不可思議的可笑難關，但已不再如同前次帶來的那樣巨大的衝擊，此次最大的衝擊反而是來自多瓦悠蘭本身的轉變，一個逐步受現代化所改變的過程。

全書的開場便是一個暗喻，一群西方人在喀麥隆享用精緻美食，西方文明的進步與罪惡已完全向非洲的城市染色。透過和平部隊、經濟援助等外部力量，以及喀麥隆官方力量的推動，地處僻遠的多瓦悠部落也開始出現了「現代化」的轉變。透過作者的描繪，多瓦悠族人或言喀麥隆內部，正發生著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的過程，過往西方殖民者離去所留下的空位，被非洲住民自組的政府所取代，他們以西方殖民者的形象塑造自己，以西方殖民者的態度治理國家。代表官方的副縣長，會質疑歧視多瓦悠蘭人為何如此懶散，並引入各式可以象徵開化的硬體設施，造橋鋪路之外，引入電力，撥放電影，並從多瓦悠蘭人視為禁地的水源地進行引水工程，部落的傳統正在不知不覺中被轉變。本書原名為《一場毛毛蟲的瘟疫》（A Plague of Caterpillars: A Return to the African Bush.），除了呼應了此次田野調查的關鍵轉折外，充滿著許多弦外之音的解釋想像，它可以象徵著西方文明如毛毛蟲般的侵入，又或者意指原始部落文化的脆弱與不堪一擊，無論如何，就像多瓦悠蘭文化常講的，一個強烈的預兆。

本書仍有著對人類學研究一貫的反省，如中間所插敘的尼加人部落探訪，就點出了研究者過於主觀的預設，和客觀現實完全相左的可能。但更多的反省，則是針對田野調查者在面對強勢文明漸次宰制弱勢文明時的無力。全書末，作者直言民族誌學者絕非是全知博學、充滿效率的研究機器，許多研究計畫只是虛構的小說，最終的貢獻或許只是讓人藉由和異文化接觸的過程，提供反省自身文化，乃至審視自己的機會，「人類學到頭來終究是個自私的學科」。

然而，或許換個角度看，這也正是人類學研究真正貢獻與意義所在吧。至少，這是本書值得閱讀的理由，他也許不如前作般風趣，卻有著更深沉的思索，供讀者重新檢視自己所習慣的現實。

（本文已刊登於〈天真的人類學家之重返多瓦悠蘭〉，《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特刊　2013》（臺北，2013），頁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