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仍閱讀《教父》，我們在閱讀什麼？

圖片來自豆瓣

（原文已刊登於Readmoo 閱讀最前線）

這並不是華文世界第一次引介 Mario Puzo 的《教父》，臺灣早在 1980 年代就曾有過中譯，本世紀初則有許綬南的譯本，此次 2015 年版新雨出版社的新譯本則由著名譯者黃煜文重譯，並請設計師王志弘設計封面。能屢次吸引出版社的興趣，自然是由於名導 Francis Coppola 於 1972 年改編電影所賜，以黑手黨柯里昂家族起落故事為軸線，延伸成著名的教父三部曲，不僅成為影史的經典，更變成重要的文化符號，不斷地被各式媒介轉借挪用，相關討論甚多。

作者 Mario Puzo 當時也加入了電影《教父》的編劇工作，如果說《教父》一書是他文學生涯的轉捩點，那麼電影《教父》則是他創作生涯的轉折時刻。與 Coppola 共同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之後，電影編劇似乎漸漸成為他的主業，雖然仍有小說出版，但在質和量上都不如編劇來得搶眼。諸如《大地震》（Earthquake）、《超人》（Superman）第一集和第二集，以及再度與 Coppola 搭擋的《棉花俱樂部》（The Cotton Club）等等，受到的矚目可能不如《教父》，然而在票房和口碑上都有著不錯的佳績，甚至成為特定族群影迷稱頌的經典。相形之下，Puzo 後續的小說創作則顯得有些淡薄，或受困於《教父》的成功，陷入固定的格套中，以 Puzo 的敘事功力，依舊能引人入勝，卻無法再重覆類似的高度，反而有種重覆的黏膩。

當電影版本已是公認對這故事最好的詮釋，Puzo 自己後來亦選擇以電影作為延續柯里昂家族故事的主要形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有重新閱讀小說的必要？

然而，一旦翻開《教父》小說，就會發現這樣的懷疑是多慮了，相對於電影在篇幅和節奏下的濃縮或壓抑，將主題圍繞在「給他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一句，突顯了黑手黨的行事風格，也暗喻了片中所有的人物都在無法拒絕的情況下，自覺或不自覺的受到了命運的擺佈。小說則給予了更大的空間，舖陳出更多的細節，也讓人物性格獲得抒發的空間，特別是主角麥可‧柯里昂的關鍵轉折，文字的敘述給予更多過程中心境的理解。與其說是不知不覺中承繼家業，扛下了家族的重擔，更多的反而是在逃亡過程中，理解了自己西西里的「根」，並親身經歷了與父執輩相仿的處境與悲痛。

類似的差異，觸及了小說版最大的不同，透過無數支線與細節的補齊和開展，故事的主軸也呈現不同的方向，小說更偏向以黑幫家族史的形式，刻劃了義大利特別是西西里人的移民史詩，以及背後那最大的趨動力量──對「美國夢」的追尋，整部小說也就成為美國戰後義大利中小階層移民社群的生活演繹，用各自的方法去實現那繁華的美夢，以及在過程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與幻滅。以此為主調，無數分叉出去的人物和細節，不會流於突兀與臃腫，譬如書中影射 Frank Sinatra 的角色強尼‧方亭（Johnny Fontane），佔去了全書大半的篇幅，份量和主劇情平起平坐，除了顯示黑社會與娛樂圈緊密的共生關係外，也反應了另一種美國夢的實踐，和柯里昂家族的波折起落互相呼應。

電影的核心是家族，小說的核心是移民社群的美國夢追尋，兩者各自訴說著同一故事的不同的面向。這或許回答本文一開始的疑問，小說版和電影版《教父》的差異不在細節，而在視角，兩者成功完成了各自的主題，提供了不同的感動，令人深深著迷。

如果電影版《教父》是精煉的寶石，那麼小說版就提供了豐富的礦藏，細細欣賞兩者的差異，或許是今日我們重新閱讀《教父》文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