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7日 星期一

當我們仍閱讀《教父》,我們在閱讀什麼?

圖片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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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華文世界第一次引介 Mario Puzo 的《教父》,臺灣早在 1980 年代就曾有過中譯,本世紀初則有許綬南的譯本,此次 2015 年版新雨出版社的新譯本則由著名譯者黃煜文重譯,並請設計師王志弘設計封面。能屢次吸引出版社的興趣,自然是由於名導 Francis Coppola 於 1972 年改編電影所賜,以黑手黨柯里昂家族起落故事為軸線,延伸成著名的教父三部曲,不僅成為影史的經典,更變成重要的文化符號,不斷地被各式媒介轉借挪用,相關討論甚多。

作者 Mario Puzo 當時也加入了電影《教父》的編劇工作,如果說《教父》一書是他文學生涯的轉捩點,那麼電影《教父》則是他創作生涯的轉折時刻。與 Coppola 共同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之後,電影編劇似乎漸漸成為他的主業,雖然仍有小說出版,但在質和量上都不如編劇來得搶眼。諸如《大地震》(Earthquake)、《超人》(Superman)第一集和第二集,以及再度與 Coppola 搭擋的《棉花俱樂部》(The Cotton Club)等等,受到的矚目可能不如《教父》,然而在票房和口碑上都有著不錯的佳績,甚至成為特定族群影迷稱頌的經典。相形之下,Puzo 後續的小說創作則顯得有些淡薄,或受困於《教父》的成功,陷入固定的格套中,以 Puzo 的敘事功力,依舊能引人入勝,卻無法再重覆類似的高度,反而有種重覆的黏膩。

當電影版本已是公認對這故事最好的詮釋,Puzo 自己後來亦選擇以電影作為延續柯里昂家族故事的主要形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有重新閱讀小說的必要?

然而,一旦翻開《教父》小說,就會發現這樣的懷疑是多慮了,相對於電影在篇幅和節奏下的濃縮或壓抑,將主題圍繞在「給他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一句,突顯了黑手黨的行事風格,也暗喻了片中所有的人物都在無法拒絕的情況下,自覺或不自覺的受到了命運的擺佈。小說則給予了更大的空間,舖陳出更多的細節,也讓人物性格獲得抒發的空間,特別是主角麥可‧柯里昂的關鍵轉折,文字的敘述給予更多過程中心境的理解。與其說是不知不覺中承繼家業,扛下了家族的重擔,更多的反而是在逃亡過程中,理解了自己西西里的「根」,並親身經歷了與父執輩相仿的處境與悲痛。

類似的差異,觸及了小說版最大的不同,透過無數支線與細節的補齊和開展,故事的主軸也呈現不同的方向,小說更偏向以黑幫家族史的形式,刻劃了義大利特別是西西里人的移民史詩,以及背後那最大的趨動力量──對「美國夢」的追尋,整部小說也就成為美國戰後義大利中小階層移民社群的生活演繹,用各自的方法去實現那繁華的美夢,以及在過程所面對的各種挑戰與幻滅。以此為主調,無數分叉出去的人物和細節,不會流於突兀與臃腫,譬如書中影射 Frank Sinatra 的角色強尼‧方亭(Johnny Fontane),佔去了全書大半的篇幅,份量和主劇情平起平坐,除了顯示黑社會與娛樂圈緊密的共生關係外,也反應了另一種美國夢的實踐,和柯里昂家族的波折起落互相呼應。

電影的核心是家族,小說的核心是移民社群的美國夢追尋,兩者各自訴說著同一故事的不同的面向。這或許回答本文一開始的疑問,小說版和電影版《教父》的差異不在細節,而在視角,兩者成功完成了各自的主題,提供了不同的感動,令人深深著迷。

如果電影版《教父》是精煉的寶石,那麼小說版就提供了豐富的礦藏,細細欣賞兩者的差異,或許是今日我們重新閱讀《教父》文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