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0日 星期四

旅行的意義,史家的技藝——關於數位與人文結合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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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文中所提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區入口處)

(此篇為2013年5月4日,受邀於「《史原》跨學群討論會–史料資源與研究工具」演講的內容整理,不知為何就很想寫下來,除權充工作業績外,也就當作研替生涯小小的總結吧!)


我不是一個樂觀的人,悲觀是我個性中最顯著的要素,對任何事物或提議,往往都持負面的看法。這樣的個性,隨著自己博士論文的遙遙無期,遲遲無法畢業,更為加重。這十幾年在歷史所浮沈的生涯,很早便發現那些一直未能取得學位的學長姊們,往往都有著憂鬱的眼神,一旦那樣的眼神輪到自己身上,箇中的甘苦,實難以與外人詳述。它將會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並相當程度扭曲了你的性格。原本悲觀的個性再加上現實處境的不順遂,雙重的扭曲,只會讓自己以更負面的態度去理解事物,畢竟「負負得正」只存在於數理的思維世界,不適用於人心。這幾年,我確實感受到自己的個性有著越來越鬱鬱寡歡、自怨自艾的傾向,不管如何努力挽救,身上仍不時散發著拗彆的酸氣,對事物常持著憤世忌俗的否定,更遑論對新事物的接受,特別是和所謂「學術」相關的一切。

寫了那麼多似乎無關主題的贅語,並不是為突顯自己或無病呻吟,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我覺得有必要在進行主題前,讓讀者理解自己的立場,當然作者的宣稱是否等同為真,仍須由讀者去判斷,但適度的說明,會讓讀者在接受某些宣傳有更多判別的依據,此處特別使用了「宣傳」一詞,在於現階段歷史研究和數位技術的結合,多半僅是鼓吹,鼓吹者的觀點和立場,往往比實際的成績更容易主導宣傳的內容,因此先明白發言者的背景和動機,是十分重要而關鍵的。其二,正因為還在草創期,研究者接受新器物的悲觀或樂觀,將會造成了對該器物截然不同的看法,將數位技術加入人文研究中,正如同那前往非洲土著社會賣鞋的有名故事,見著了沒有穿鞋習慣的人們,樂觀者會沈迷於市場的廣大,悲觀者則懼怕於使用者的習慣;數位與人文研究的結合亦然。是以,我覺得有義務告知讀者,自己悲觀的立場,以下的發言都是由此視角而發的意見,在贊同或反對前都必須以此為前提。

今日任何學科都不敢自稱和資訊技術無涉,人文學科亦然,以歷史學為例,在上個世紀便有前輩史家宣稱未來所有的史家都得是軟體工程師。所幸那樣的一天並沒有到來,尤其隨著計量史學的沒落、敘事史的復興,史家都必須精通電腦的預言,無疑更接近一個「高貴的(惡)夢」。即便如此,當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主宰了時代,在研究的內容上,歷史研究者可以與資訊技術無涉,但卻很難不使用數位工具協助研究的進行。我最常舉的例子是臺灣大學圖書館地下一樓的「博碩士論文區」,那裡收藏著歷年的博碩士論文,歷史學研究所的部分置於該房間的角落,佔了數面書架,其中許多寫於民國五、六十年代的論文,它們或是手寫、或是油印,字紙皆已泛黃,和一同陳列的、寫於近十幾年的論文有明顯的差別;今日每一篇論文都是用Word或類似軟體打成,清一色的新細明體。不僅如此,如果細究內容,已有許多研究者開始應用ExcelAccessEndnoteZoteroArcGISXmind……等等軟體對論文資料進行處理,我們早已無法回去那個單靠紙筆完成論文的「手工業時代」了。儘管那時代其實並不遙遠,1970年代出身的研究者,多少都還曾經歷過那應用稿紙「爬格子」來繳交報告、進行論述的時期,如今都成為了難以想像的天方夜譚。不單只是輔助寫作的工具,各式資料庫的建立,也大幅縮短了查找、收集史料的時間,不管是中國史或臺灣史,每個不同的時期斷限,都有相對應的資料庫;又或者是像《中國基本古籍庫》、《漢籍全文資料庫》、《華藝線上圖書館》等等,這種跨時代、跨領域的一手史料或二手研究資料庫也早已成為主流,為研究者所深深依賴。

數位科技的發展,在不知不覺中,已然改變了史學研究者的書寫習慣。這自然只是形式上的變化,和資訊學界所主張的「數位人文」,即藉由科技發掘人力所難見的線索,仍有十分巨大的出入。可是那麼多海量資料庫(big data)的出現,那麼多數位工具的使用,都表明了在這短短的數十年間,資訊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人文學者與其刻意視而不見,自摒於浪潮之外,倒不如選擇欣然接受,於潮流之中去蕪存菁,為人文研究帶來更多的助益。或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人文研究對數位方法的接受與否,有識者所該深思的課題反而是什麼才是歷史學最核心、最關鍵的變與不變,於不變處鉤深索隱,精益求精;於可變處廣納百川,與時俱進。

舉例來說,這就如同旅行,今日要在臺灣南北移動,高鐵已是人們所熟悉的選擇,只要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從臺北到高雄。在不久之前,人們只能透過火車、高速公路或飛機進行這樣的移動,付出更多時間或金錢的成本。我們還可以更往前推,在私人轎車未普及前,鐵路是人們唯一的依賴;又或者在更古老的年代,人力、獸力是僅有的選項,長程旅行只能依賴海上的運輸。科技的進步帶來了交通工具的變化,而與交通工具密切相關的旅行活動是否也跟著變化?科技的進步是否帶給旅行不同的意義?我想答案是肯定也是否定。移動的時間減少,過去的舟車勞頓,甚至危及生命危險的經歷,被更安全而舒適的交通方式所替代,徹底改變了旅客對行程的安排,很多先前無法或不適宜前往的地點,都成為了旅遊的活動範圍,創造出新的景點與遊玩可能。但旅行的本質會被改變嗎?人們面對不同風土人情時的感動,內心世界和路途風景之間的交融,以及那種打破既有環境桎枯、讓心靈海闊天空的全新刺激……無論選擇用何種方法前往,效果皆是一致的。這也是為什麼古人頌景的詩詞,今日的我們仍舊會有所共鳴。旅行的意義,不受時空阻隔,更不用說只是工具的相異。又如遊子歸鄉的旅程,科技的進步讓故鄉和異地之間不再遙遠,離鄉背井不再等同生離死別;但不管回家有多麼便利,出外對家鄉的思念,乃至近鄉情怯的矛盾,依然是相同的。因為人心永遠都是人心,人性的共通層面,不會因為器物的便利,觀察技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旅行如是,人文學如是,研究於過去人們的歷史學更是如此。

那麼史學不變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這無疑是任何人所難回答的大哉問。前輩學人常提及的史學「真善美」或當代學界所重視的「問題意識」,乃至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都試圖去定位史學的特殊價值,但卻不免皆流於抽象、空泛。即便最具體如「問題意識」,詢問不同歷史研究者,所得的答案必不相同,莫衷一是。這並不表示眾人對「問題意識」沒有共識,就如同「真善美」雖略顯八股,每個人心中卻大致能體會此一模糊的標準。這種似有若無的狀態,正是歷史乃是人文學科的原初常態,「道可道,非常道」,一說死便失去生機,或許比較接近於Michael Polanyi所謂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法國年鑑學派的大家Marc Bloch所著的《史家的技藝》,使用「技藝」去理解史學研究,是深刻而具有洞見的,歷史學就如同工匠的技藝,靠著師匠和學徒之間潛移默化的傳承而得到延續。又或者,如同武術的修為,師父可以教弟子基本的招術,但箇中神髓,唯有靠著個人不斷的修練,與不斷的比試才能達到化境。換句話說,「歷史研究的本質為何」這樣的問題,不但無法回答,也不該用來被回答,而是要靠歷史研究者藉由不斷的實作與寫作,去體驗、去追尋,以期盼在學術生命的最後,能獲得支字片語,供同儕後進參考。

旅行的意義,只有真實踏上陌生土地的旅人才會明瞭;史家的技藝,也唯有反覆於過去中挖掘的研究者才能體悟。

Charles Tilly在論及歷史社會學時,曾說過:「我反對從技術和方法上,而不是從理論連貫的主旨中產生的分支學科。」不管我們將數位科技視為一種新穎的工具,或是一個充滿潛力的新範疇,是負面或正面的看待,它和人文學的合作與發展,最終仍將以人文學的價值為依歸。就如同那並陳於同一書架,年代跨越五六十年的博碩士論文一樣,它們或許形式上有明顯的不同,但對過往人文世界的關懷卻是一致的。「蛇化為龍,不改其鱗」,歷史研究者唯有確立自身研究的核心,不斷的探索與堅持,以此為前提去看待數位技術,才能體現人文學與資訊技術相結合的開放和創新。這變與不變的掌握,才是投身於未來的歷史學徒們,所當全力以赴的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