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文中所提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區入口處)
（此篇為2013年5月4日，受邀於「《史原》跨學群討論會–史料資源與研究工具」演講的內容整理，不知為何就很想寫下來，除權充工作業績外，也就當作研替生涯小小的總結吧！）
我不是一個樂觀的人，悲觀是我個性中最顯著的要素，對任何事物或提議，往往都持負面的看法。這樣的個性，隨著自己博士論文的遙遙無期，遲遲無法畢業，更為加重。這十幾年在歷史所浮沈的生涯，很早便發現那些一直未能取得學位的學長姊們，往往都有著憂鬱的眼神，一旦那樣的眼神輪到自己身上，箇中的甘苦，實難以與外人詳述。它將會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並相當程度扭曲了你的性格。原本悲觀的個性再加上現實處境的不順遂，雙重的扭曲，只會讓自己以更負面的態度去理解事物，畢竟「負負得正」只存在於數理的思維世界，不適用於人心。這幾年，我確實感受到自己的個性有著越來越鬱鬱寡歡、自怨自艾的傾向，不管如何努力挽救，身上仍不時散發著拗彆的酸氣，對事物常持著憤世忌俗的否定，更遑論對新事物的接受，特別是和所謂「學術」相關的一切。
寫了那麼多似乎無關主題的贅語，並不是為突顯自己或無病呻吟，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我覺得有必要在進行主題前，讓讀者理解自己的立場，當然作者的宣稱是否等同為真，仍須由讀者去判斷，但適度的說明，會讓讀者在接受某些宣傳有更多判別的依據，此處特別使用了「宣傳」一詞，在於現階段歷史研究和數位技術的結合，多半僅是鼓吹，鼓吹者的觀點和立場，往往比實際的成績更容易主導宣傳的內容，因此先明白發言者的背景和動機，是十分重要而關鍵的。其二，正因為還在草創期，研究者接受新器物的悲觀或樂觀，將會造成了對該器物截然不同的看法，將數位技術加入人文研究中，正如同那前往非洲土著社會賣鞋的有名故事，見著了沒有穿鞋習慣的人們，樂觀者會沈迷於市場的廣大，悲觀者則懼怕於使用者的習慣；數位與人文研究的結合亦然。是以，我覺得有義務告知讀者，自己悲觀的立場，以下的發言都是由此視角而發的意見，在贊同或反對前都必須以此為前提。
今日任何學科都不敢自稱和資訊技術無涉，人文學科亦然，以歷史學為例，在上個世紀便有前輩史家宣稱未來所有的史家都得是軟體工程師。所幸那樣的一天並沒有到來，尤其隨著計量史學的沒落、敘事史的復興，史家都必須精通電腦的預言，無疑更接近一個「高貴的（惡）夢」。即便如此，當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主宰了時代，在研究的內容上，歷史研究者可以與資訊技術無涉，但卻很難不使用數位工具協助研究的進行。我最常舉的例子是臺灣大學圖書館地下一樓的「博碩士論文區」，那裡收藏著歷年的博碩士論文，歷史學研究所的部分置於該房間的角落，佔了數面書架，其中許多寫於民國五、六十年代的論文，它們或是手寫、或是油印，字紙皆已泛黃，和一同陳列的、寫於近十幾年的論文有明顯的差別；今日每一篇論文都是用Word或類似軟體打成，清一色的新細明體。不僅如此，如果細究內容，已有許多研究者開始應用Excel、Access、Endnote、Zotero、ArcGIS、Xmind……等等軟體對論文資料進行處理，我們早已無法回去那個單靠紙筆完成論文的「手工業時代」了。儘管那時代其實並不遙遠，1970年代出身的研究者，多少都還曾經歷過那應用稿紙「爬格子」來繳交報告、進行論述的時期，如今都成為了難以想像的天方夜譚。不單只是輔助寫作的工具，各式資料庫的建立，也大幅縮短了查找、收集史料的時間，不管是中國史或臺灣史，每個不同的時期斷限，都有相對應的資料庫；又或者是像《中國基本古籍庫》、《漢籍全文資料庫》、《華藝線上圖書館》等等，這種跨時代、跨領域的一手史料或二手研究資料庫也早已成為主流，為研究者所深深依賴。
數位科技的發展，在不知不覺中，已然改變了史學研究者的書寫習慣。這自然只是形式上的變化，和資訊學界所主張的「數位人文」，即藉由科技發掘人力所難見的線索，仍有十分巨大的出入。可是那麼多海量資料庫（big data）的出現，那麼多數位工具的使用，都表明了在這短短的數十年間，資訊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人文學者與其刻意視而不見，自摒於浪潮之外，倒不如選擇欣然接受，於潮流之中去蕪存菁，為人文研究帶來更多的助益。或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人文研究對數位方法的接受與否，有識者所該深思的課題反而是什麼才是歷史學最核心、最關鍵的變與不變，於不變處鉤深索隱，精益求精；於可變處廣納百川，與時俱進。
舉例來說，這就如同旅行，今日要在臺灣南北移動，高鐵已是人們所熟悉的選擇，只要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從臺北到高雄。在不久之前，人們只能透過火車、高速公路或飛機進行這樣的移動，付出更多時間或金錢的成本。我們還可以更往前推，在私人轎車未普及前，鐵路是人們唯一的依賴；又或者在更古老的年代，人力、獸力是僅有的選項，長程旅行只能依賴海上的運輸。科技的進步帶來了交通工具的變化，而與交通工具密切相關的旅行活動是否也跟著變化？科技的進步是否帶給旅行不同的意義？我想答案是肯定也是否定。移動的時間減少，過去的舟車勞頓，甚至危及生命危險的經歷，被更安全而舒適的交通方式所替代，徹底改變了旅客對行程的安排，很多先前無法或不適宜前往的地點，都成為了旅遊的活動範圍，創造出新的景點與遊玩可能。但旅行的本質會被改變嗎？人們面對不同風土人情時的感動，內心世界和路途風景之間的交融，以及那種打破既有環境桎枯、讓心靈海闊天空的全新刺激……無論選擇用何種方法前往，效果皆是一致的。這也是為什麼古人頌景的詩詞，今日的我們仍舊會有所共鳴。旅行的意義，不受時空阻隔，更不用說只是工具的相異。又如遊子歸鄉的旅程，科技的進步讓故鄉和異地之間不再遙遠，離鄉背井不再等同生離死別；但不管回家有多麼便利，出外對家鄉的思念，乃至近鄉情怯的矛盾，依然是相同的。因為人心永遠都是人心，人性的共通層面，不會因為器物的便利，觀察技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旅行如是，人文學如是，研究於過去人們的歷史學更是如此。
那麼史學不變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這無疑是任何人所難回答的大哉問。前輩學人常提及的史學「真善美」或當代學界所重視的「問題意識」，乃至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都試圖去定位史學的特殊價值，但卻不免皆流於抽象、空泛。即便最具體如「問題意識」，詢問不同歷史研究者，所得的答案必不相同，莫衷一是。這並不表示眾人對「問題意識」沒有共識，就如同「真善美」雖略顯八股，每個人心中卻大致能體會此一模糊的標準。這種似有若無的狀態，正是歷史乃是人文學科的原初常態，「道可道，非常道」，一說死便失去生機，或許比較接近於Michael Polanyi所謂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法國年鑑學派的大家Marc Bloch所著的《史家的技藝》，使用「技藝」去理解史學研究，是深刻而具有洞見的，歷史學就如同工匠的技藝，靠著師匠和學徒之間潛移默化的傳承而得到延續。又或者，如同武術的修為，師父可以教弟子基本的招術，但箇中神髓，唯有靠著個人不斷的修練，與不斷的比試才能達到化境。換句話說，「歷史研究的本質為何」這樣的問題，不但無法回答，也不該用來被回答，而是要靠歷史研究者藉由不斷的實作與寫作，去體驗、去追尋，以期盼在學術生命的最後，能獲得支字片語，供同儕後進參考。
旅行的意義，只有真實踏上陌生土地的旅人才會明瞭；史家的技藝，也唯有反覆於過去中挖掘的研究者才能體悟。
Charles Tilly在論及歷史社會學時，曾說過：「我反對從技術和方法上，而不是從理論連貫的主旨中產生的分支學科。」不管我們將數位科技視為一種新穎的工具，或是一個充滿潛力的新範疇，是負面或正面的看待，它和人文學的合作與發展，最終仍將以人文學的價值為依歸。就如同那並陳於同一書架，年代跨越五六十年的博碩士論文一樣，它們或許形式上有明顯的不同，但對過往人文世界的關懷卻是一致的。「蛇化為龍，不改其鱗」，歷史研究者唯有確立自身研究的核心，不斷的探索與堅持，以此為前提去看待數位技術，才能體現人文學與資訊技術相結合的開放和創新。這變與不變的掌握，才是投身於未來的歷史學徒們，所當全力以赴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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