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克爾克無英雄、無仇敵：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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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諾蘭（Christopher Nolan）是當今好萊塢電影世界裡最受矚目的導演，從他早期大放異彩的《記憶拼圖》（Memento, 2000），一直到波瀾壯闊的《星際效應》（Interstellar, 2014），無論是科幻或寫實、視角寬闊或細微，他遊走在不同框架的從容，挖掘人性深層面貌的卓越方法，甚至是驚異的拍攝技術，交出了一部又一部傑作。這些片中或許因每個人好惡有別，不見得部部完美，但整體而言，不論是敘事或是技術，他仍是21世紀迄今最重要的電影創作者之一。

這樣一位備受肯定的導演，宣佈要以二次大戰的敦克爾克戰役為主題籌拍新片，還是令人忍不住感到不安和困惑。教人擔心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還是敦克爾克戰役太過獨特。這場戰事一般稱作敦克爾克大撤退（Dunkirk evacuation），既代表著盟軍的失敗同時也標記著勝利前兆，是二次大戰歐洲戰場中十分奇異的象徵事件。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英法對納粹德國的姑息政策確定失敗，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整軍經武多時的德軍，挾著裝甲部隊的優勢，快速包抄駐守在馬奇諾防線後英法聯軍，勢如破竹，一路橫掃，迫使英法聯軍撤退至敦克爾克，後方是英吉利海峽的汪洋，前方是強大的德軍戰力，歐陸戰事已分出高下，只差如何畫下句點。

後世所稱敦克爾克的「勝利」，並非是在這背水一戰中，英法盟軍如何破釜沉舟大破德軍，一舉殺滅納粹，沒有，完全沒有。英國官方原本只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以撤退三萬人為目標，推動以保存軍力的目標的「發電機行動」，最後在民間的配合下，九天之內奇蹟地撤出了近40萬軍力，為英國保存了顏面及元氣，也替日後諾曼地反攻留下基礎。

失敗和勝利同時交集在敦克爾克的海灘，從日後戰事的發展來看，敦克爾克成功的撤退確實發揮了正面的效果，凝聚了英國的民心，也對爭取美國的支持有一定的幫助，但敗戰仍是敗戰，沒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蹟，也沒有什麼激烈的戰鬥英雄，這怎麼想都不算是戰爭電影的首選（特別是好萊塢）。對比史蒂芬・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開場那經典的諾曼地戰鬥場景，或是1958年萊斯里．諾曼（Leslie Norman）版《Dunkirk》的平順舖陳，不禁讓人好奇為何諾蘭在這個時刻把目光放在敦克爾克上，這樣的戰役在今天這種重口味的時代還能得到觀眾的喜愛嗎？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則是諾蘭的風格問題，他過去經手的電影題材多變，但仍偏向泛科幻類型，他或許正適合充滿想像力的空間，才能揮灑他獨特的敘事才華，靠著多線、多軌的敘事手法，創造一個皆一個怪誕、神祕又美妙的虛構世界。誇張一點地說，諾蘭的電影離真實事件越遠，往往越吸引人（例如《全面啟動》）；現實意味越濃厚，則越顯得綁手綁腳，難以全力施展（例如《針鋒相對》）。

《敦克爾克》是他首次挑戰真人真事的歷史事件，特別是戰爭電影勢必會有他作品中少見的大場面調度，他是否還能（如何）保有自我的風格？在這樣充滿「大我」色彩的故事中，喪失了他一貫對「小我」細膩的關注？《敦克爾克大行動》在上映前，充滿著使人不安的因子。

好吧！這些不安，在看完電影之後，一掃而空。諾蘭終究是諾蘭，他打造的敦克爾克戰役，必然將成為戰爭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經典電影有太多地方可以討論，對我來說，《敦克爾克大行動》最搶眼之處，在於它是少數以「形式」推動「主題」的電影，他在電影中設計了多線敘事，刻意讓不同支線處在不同的時間軸上，主動地使敘事「破碎化」。恰恰在這個混亂的敘事形式中，成功傳達了敦克爾克戰役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及戲劇張力。

「歷史」的成立，是史家在「過去」所殘留的各種片段中，進行打撈、篩選、剪裁，終成一因果連貫、過程明確的紀錄。以敦克爾克戰役為例，相關的專著或紀錄片，都使用大量親歷者的講述和回憶，排比引用，勾勒出敦克爾克戰役的面貌。諾蘭並非研究者，這部片也非紀錄片，他反其道而行，不順著既定框架講述，反而將故事線打亂，靠著一則則前後不連貫的訊息，解構了整個框架；觀影者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歷史，而得親身扮演著歷史學家的中介角色，一磚一瓦自己重建事件結構，並理解事件所具有的意義，完成解構與重構的工作。

這樣打破與重建的過程，更貼近人們「記憶」的構成和轉述機制，在事件發生時，沒有人能像電影那樣用全知的觀點理解事件，說故事時也是在時間前後不一的印象裡，慢慢釐清親歷的情節和觀點。破碎的敘事手法，除了反應諾蘭對人類記憶和心靈運作的熱切興趣，也讓這個故事跳脫既有的國族大我敘事的制約，回歸到個人的層次去看待整起撤退行動。片中的多數角色在這個舞台上，或多或少都有生存的自私考量，幾乎沒有大無畏的英雄，突顯這些「凡人」成就了《敦克爾克大行動》在戰爭類型片中幾乎沒有的「無英雄」、「無主角」的敘事結構。

我們大概都已經習慣歷史書寫裡頭，偉人英雄的可泣史歌，但在戰火延燒裡頭掙扎的、真實感受戰爭的，其實是在史書裡頭沒有姓名，跟你我一樣的平凡人物，唯有理解凡人在戰火中所受的影響和選擇，才能正確理解戰爭及其所衍生的各種暴力、人性挑戰。無主角的戰爭才是戰爭的真實面貌，儘管這或許對電影票房（無論如何電影是娛樂商品）無甚幫助，但諾蘭仍逼迫我們面對殘酷戰爭。

在戰爭電影的發展過程中，舊有的「戰爭框架」的敘事習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一種合理化戰爭的宣傳，透過英雄的塑造，招喚著人們對國族、大我的奉獻（獲稱作愛國心）。隨著美國對越戰的反省（例如《金甲部隊》、《越戰獵鹿人》），在好萊塢的世界裡，傳統的戰爭片逐漸被批判的觀點所取代，但並不表示合理化戰爭及其暴力，不再透過視覺的方式影響人們，更多的是從戰爭片打散到了動作片的各種變形之中。

就算在批判式的反戰戰爭片之中，大我仍是潛伏的主角，批判的聲音換來的常是無奈或空洞的回響。前面談及的《搶救雷恩大兵》即為一例，史匹柏在片中用上了最極端的設定，突顯了每個人不知為何而戰的茫然，最後只能以守住一軍事要地、挽救一人性命作為說服自己的理由，一邊批判，一邊給「奉獻」的大我精神找到另一條開脫之道（一個新的大我）在這樣的故事裡，個人看來好像是主角，但在「生命」的大義名分下仍然無足輕重，這種另闢新道的邏輯幾乎是近年反戰戰爭片的主流。

但在諾蘭的多線破碎敘事中，大我被徹底地忽視、消除，在這場撤退行動裡頭只有一位、一位獨立的「個人」，他們在面對生與死之間各自選擇，連現實世界談及敦克爾克戰役時必定提到的的邱吉爾演說，在片中也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重點仍是怎麼還原無數個人的選擇，交錯堆疊出《敦克爾克大行動》，諾蘭以無視的態度批判了大我，跳脫了戰爭片的通病，更重要的，回應了最根本的問題：在二次大戰這麼多重大的事件中，敦克爾克戰役的意義是什麼？

不同於二戰中其他戰事，敦克爾克撤退成功與否，與勝敗無涉，那是人們如何求生存的行動，一艘艘駛向敦克爾克的民船，以及來自英國海空軍的救援，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去征服、不是為了炸翻希特勒的碉堡；左右他們行動的，也絕不是什麼保留軍事實力留待日後反擊的官方考量。參與一場戰役，可不可以只是想要接回命在旦夕的同胞、只是想要活著、只是想要回家這些平凡的念頭。凝結人們力量的「大我」精神，理應是由無數小我的渴望所構成，這也是作為一場救援行動的敦克爾克戰役，在歷史上該被記住的理由，也才是對發動戰爭的軍頭們最深切的批判與期望。

從《記憶拼圖》開始，諾蘭就是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敘事者，他的電影有時過於繁複龐雜，難免給人炫技之嫌，但在《敦克爾克大行動》中，他擅長的技術緊密扣合了主題，也看到了他長期關注的個人心靈世界具有普世人道價值。最關鍵的，他重新挖掘、還原了一場被人們所遺忘的歷史事件，讓該事件的意義得以重新於世人面前閃亮。

就這個意義而言，《敦克爾克大行動》讓我們看到的，不單只是那擅於說故事的諾蘭，而是一位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