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尋找小津》:尋找小津還是尋找溫德斯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30年後的今日,重溫德國名導文.溫德斯(Wim Wenders)完成於1980年代的紀錄片《尋找小津》(Tokyo-Ga,1985),總是讓人驚訝於歲月運作的玄妙,處在裡頭不管時間怎麼流逝,都感覺不到四周的變化,一直要到某一天驀然回首,才驚覺世界已經徹底改變了。

這部原名為「東京畫」的紀錄片,是溫德斯出於對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景仰所拍攝,在小津去世20年後(1903-1963)他前往日本,試圖尋找小津鏡頭下中所描繪東京。片子以《東京物語》開場和結尾片段作為起始,銜接著他的旅程(儘管注定徒勞)。藉由這無法找到的東京,溫德斯想傳達的是那在小津之後,再也無法流傳的電影技藝,也因此這部紀錄片中,無論是內容還是技法都是為了向小津致敬,觀眾隨著鏡頭遊走於東京的不同場景。

事實上這是溫德斯在談小津、東京之外,年將40的溫德斯在迎來自己的創作高峰之前,對電影思索的表白。透過獨白囈語的方式,溫德斯用日記般的口吻,把小津和東京當做引子,追問電影藝術該有的樣貌;發展自己電影論的同時,也紀錄了剛從戰後陰影走出,進入經濟持續增長時期(史學界稱作「日本第一」時期),再度以大國之姿重回世界舞台的日本。

作為日本首都,東京已和小津的時代截然不同,溫德斯似乎刻意將兩個不同時代的東京進行比對,如果小津的東京是淡雅、溫暖,充滿韻味,那麼他所身處的東京,完全是另一座城市,擁擠混亂,滿佈著生硬的冰冷。不管是柏青哥店家、製作食物展示模形工廠、高爾夫球練習場,人們都處於行屍走肉的迷惘狀態,對比小津這些畫面就像是受詛咒的末日前兆。紀錄片中特別安排了與小津電影裡最知名的男演員-笠智眾對談,也反映了類似的哀愁。他依舊是在路上會被影迷攔下,索取簽名、合照的大明星,只是不再是小津電影裡的那個父親的身影,而是因為當紅的連續劇中的角色為人所知。

訪談中,笠智眾強調自己只是忠實的實踐小津的指示,讓自己變成一張白紙,任憑小津書寫,電影中的一切,包括他在內都是小津的延伸。這已經不只是導演論的極端形式,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專斷獨裁,其中包含著獨特的文化面向。在笠的陪同下,文德斯前往小津的墳墓,小津的墓碑上沒有名字,僅在表面刻上漢字「無」。以此為追求,小津絕非削除演員自我以貫徹個人意志的導演,而是試圖引領著片中成員,共同進入「無」的狀態。

戰後以來日本這種對「無」的專注,另到訪日本的外國人感到困惑和驚訝,例如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菊花與劍》中,對日本人消去自我,以便完成「無」的修煉,做出許多分析和解讀,溫德斯則提供了電影角度的觀察。在他看來,沒有比電影作為媒介,更能彰顯「無」(empty、nothingness)的存在,電影和現實既親近而又遙遠,既虛亦實,唯有小津能在虛幻的影像之中,誠實地帶入大量的「真實」,打破了有無、真假的區隔,捕捉不存在的存在。

德國電影研究者奧特爾(Nora M. Alter)引用了德國18世紀浪漫派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許珀里翁〉(Hyperion)中的詩句,來解釋溫德斯從小津「無」的樣態中所得到的體悟,以及對電影藝術的觀點,她引述道:

Wir sind nichts; was wir suchen ist alles.
(We are nothing; what we search for is everything.)

《尋找小津》可以被視為這層體悟的交錯演練,透過看似細碎、無意義的生活片段,拼湊出真實的模樣。

不同於在東京鐵塔上和溫德斯對談的另一位德國重要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的不屑,溫德斯對於無秩序的混亂並不排斥,反而在紛雜的碎片中看到了承載真實的可能。小津的東京,或許已經不在,但唯有徒勞地尋找,才能體現出小津影片下那座城市的現實意義,以及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的偉大之處。同樣地,文德斯所拼貼的現代化廢墟,對於今日觀影的我們,似乎變成一則鐵口直斷,替21世紀的現狀留下了見證。在現實世界中過著空洞生活的人類形同旅鼠,無意識地走向華美的深淵,片中呈現的扭曲,在1990年代緊接而來的泡沫經濟浪潮中行至極致,人們(不只是日本人)吃下一記狠狠重擊,負傷至今。

在這個意義上,片尾訪問小津長期合作的攝影師厚田雄春,成為匯聚多種隱喻的經典瞬間,一方面那是十分個人層次的感受,溫暖的情感表達無疑是非常小津式的情節,厚田眼角的淚水發生在真實世界而非電影,溫德斯終於找到屬於小心的「東京畫」。另一方面,厚田哽咽地說著,他們彼此挖掘出對方最好的一面,又超越個人層次,小津和東京的關係亦如此(或者楊德昌與台北城的關係也是如此),兩人最美好的瞬間已然消失,只剩下膠卷裡虛幻又真實的東京畫像。

在文.溫德斯的創作生涯中,《尋找小津》具有指標性的轉折意義,通過80年代跟小津的對話,完備了自己的電影觀,開啟了他的顛峰。溫德斯當然與小津不同,但是他勤於反思的知性姿態,讓他在新世紀到來之前繳出了許多傑作。溫德斯依舊專情於紀錄片拍攝,或者可以說新世紀以來,他在紀錄片上的表現超過劇情片也不一定,然而晚期的溫德斯仰賴真實的斷片訴說故事,不管是中期的作品《樂士浮生錄》(Buena Vista Social Club,1999)或是近期的《薩爾加多的凝視》(The Salt of the Earth,2014),有他一貫濃郁的溫情和愛,卻再也不復1980年代時那充滿才情,宛如哲學家或佈道者的模樣。

改變無關乎好壞,當我們一層又一層反覆分析《尋找小津》裡的各種線索,對21世紀的觀眾來說,這些畫面和獨白,我們早就不再是在尋找那位日本的傳奇導演小津安二郎,也非描繪泡沫破裂之前的東京。我們在尋找的是,曾經當年的文.溫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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