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只求共富貴

新葡京


「同甘共苦」當然是人際交往之間最理想的狀態,但既然名之為「最理想」,就代表著大概是很難達成的傳說。事實上,我也不覺得「同甘共苦」必然是好友情的保證,因為一旦甘苦與共,表示著彼此必然經歷一系列漫長的奮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情感」,然而連結的深厚並不能等同於情感的好壞,又是太過複雜的糾葛反倒稀釋友誼的純粹,最親近的人有時反而最遙遠。

「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只是君子,或許好的友情本該如此,不曾於生命離開,卻又不用綁死於生活的嚴苛現實,才是人與人之間最合適的距離。當然,要維持這樣完美的距離是困難,又是另一個難題了。

反過來講,在友情的世界裡,如果在甘苦之間,即在「共患難」和「共富貴」之間只能二選一的話,何者比較好呢?

如果年輕時問我,我可能會毫不考慮的選下「共患難」,不能「共苦」算得上什麼朋友?怎麼能叫做兄弟?但多了一點人生閱歷之後,我的想法徹底改觀,能「共富貴」才是真正的友情,那種在低潮時的扶植,或許反而只是受情緒左右虛偽的假象。

「共患難」之所以可怕,一是自怨自艾的容易成癮,以及人對自己處境出於主觀的判斷。所以有時所「共」者非真正的「患難」,而是心底無止盡的扭曲和黑暗,那是永遠不會有盡頭的訴說,對方所企求你扮演的不是一同渡過某個困苦階段的夥伴,甚或不是給予建言和引導的心理醫生,而是容量無限的垃圾桶,能夠任他傾訴與其說煩惱倒不如說是無限膨脹的自我。所以你從來不會是和他對等的存在,對你的問候只是虛假的開場,從來不曾認真放在心上,哪怕你的處境比對方淒慘得多,最終還是只能成為容納苦水的工具,因為宇宙的中心永遠是他而不是你。

比起這種主觀心態上「共患難」,真實的「共患難」或許反而更糟,先者或許還可出於憐憫之心,暫時忍耐,但後者卻是血淋淋的迎頭痛擊,無處可逃。人生得意和失意最大的差別之一,在於人際關係的廣度,對於敗者而言,友人的選項便十分有限,如果再考慮願意給予溫暖的條件,與其說是「選擇」和你「共患難」,倒不如說在「不得不」的情況下只能與你共患難。當他有機會能成與人「共富貴」時,在選擇變多,特別是那些因「富貴」所獲得或付出的友誼變多的情況下,即便你還在對方心中保有一席之地,但濃度必然被稀釋,最好的情況,你可能是眾多「共富貴」的朋友之一;至於最糟的情形,我想就無需多言了。

這樣的論斷好像只把人的本性皆視為病態,或者把情感都當成算計,人生所遇者當然不只如此,但確實有這樣的現實存在。至少我還蠻常遇到類似的情形,作為一常被歸類在「共患難」特質的人,也不知是喜是憂。

無論如何,有缺憾才會有珍惜的存在,人生事事物物的重量,皆是在反覆獲得和失去之後才得到定位。我不怨恨那些在富貴之時逐漸遠去的朋友,我的個性不能說全無責任,更重要的,現實本來就考驗著每個人,把每個人的選擇都當作針對自己,無疑又是另一種自我膨脹的病態。

只想說,在「共患難」時,希望作兄弟的我曾多少帶給你些溫暖;當你要面對人生「共富貴」的此刻,做朋友的祝福你一切都好,但也就是朋友而已了。

至於那些在生命中禍福與共相依、不離不棄的人們,其實早就沒什麼「共富貴」與否的問題了,因為你們就是我這惡醜宭迫人生唯一的「富貴」。




2015年8月15日 星期六

關於課綱

我反覆重申過很多次,這次的課綱爭議,在我看來,是和史學無涉的法律問題。

事實上,如果要我說,我覺得建立在聯考制度下的歷史教科書,本身就是反史學的。但還是基於某種無聊和治療低血壓的心情,忍不住會看一下大家討論什麼,其中最讓自己難以忍受的便是對於「慰安婦是否被迫」的討論。

一旦落入敵人的邏輯,即便立場不同也是敵人的勝利,當對手要加入「被迫的」形容詞,回應絕不該是強調其實沒有被迫或自願,這樣只是把水準降到和對手一樣低下。而是要強調使用中性的、沒有價值判斷的「慰安婦」一詞,可以承載更多的歷史細節和意義,並非對歷史中的人事物做出定性,讓學生強記,而是要讓學生設身處地去思考這些身處在過去的人們,於時代下的人生處境,以及這樣處境背後具有的普遍意義,作出自己的判斷。

換句話說,不用也不該去加任何的形容,因為最後有權加上形容的,不是課綱或教科書的編纂者,甚或教師或任何所謂的「大人」,而是作為讀者的「學生」。

雖然我覺得不可能,但如果真的要用這次事件去討論歷史或歷史教育,我覺得目前都太偏重微調的不好,而不去強調原本課綱設計的長處在哪裡,結果如前述,就算贏了還是敵人的勝利。

不過,還是老話一句,這次的課綱爭議,是和史學無涉的法律問題。與其討論這些,倒不如把重點放在,究竟在法的位階上,教育應該置於什麼樣的位子;十二年國教,我們到底準備好了什麼。以及最重要的,在憲政層級上,對於行政權的擴張和立法權的怠惰如何解套。

在這樣的局面下討論史學,不過就是找點談資而已。(就像上面這幾段一樣)。



2015年8月13日 星期四

退稿

isolate

如果說過去幾年和自己最常面對的處境大概就是「退稿」了吧,無論是輕描淡寫或長篇大論的退稿信,也無論文章內容是自己的興趣或者(希望能?)是專業領域,退稿幾乎是我每篇寫作多數的結局,總是三不五時的突地出現,毀掉一天乃至數日的好心情。

既然那麼常見,就應該要學著習慣,然而真的很困難。

其實我不會怪對方,自己寫作的缺點自己最清楚,有時人家只是簡短的幾句話退回,反而覺得鬆了一口氣。

但在學術類的文章則無法有這種解脫,審查程度專業學術期刊的基本要求,基於學術的規範和職責,審查必須洋洋灑灑的列出對論文的各種看法與批評;那種閱讀別人看穿自己手腳的經驗,把所有不敢面對的缺陷攤在陽光下,著實難受。當然,從中可以學到許多,但對自己來說,往往要很長的時間平復心底的情緒,甚或就再也不敢打開了。

和許多同在業界的朋友聊過,發現不是毎個人都和我一樣,就我所接觸到的,反而多半為另一個極端,對退稿的意見採取對立的態度,視對方為敵手,抱持不屑或著堅持反擊,認為對方不了解自己的用心、不了解自己研究的精要;甚或開始推演出各式各樣陰謀論。因為不能容許被批評、被退稿,所激起的自我防衛機制,自然也限制了對建議的理解和採用。

極端的自卑和極端的自大,結果殊途同歸,失去了對話的可能和意義。兩者都稱不上健康的心態。想想,或許後者好一點吧,還能帶著昂揚的戰意,繼續於下一個戰場作戰。我大概就是採取放棄的姿態,躲在無人聞問的角落,偏執喃喃。

想起一位師長輩人物和我說過,無論如果如何,對這些評論者都該感謝,畢竟在人人都很忙的現下,有人願意看完你的文章都是難得的。

我確實充滿感謝,但我所欠缺的只是勇氣,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失敗和無能。我想那些和自己反應相反的人們,在自我防禦的鎧甲之下,應該也是一樣的心情吧。



2015年8月10日 星期一

死亡及其復活--Faith No More,《Sol Invictus》



如同人與人之間的分合,樂團的聚散也有千百種原因,有時看似平順,但關卡猛地出現,只能道別,宣佈緣盡。復合的情形亦然,似乎不再有交集、自有天地的團員們,莫名地重聚,開始或長或短新的旅程。樂迷可以歸結出許多造成聚合的因素,說到底也就只是緣份而已。

Faith No More的復合,甚至於2015年推出全新專輯《Sol Invictus》,無疑是令歌迷意外的驚喜,當年的解散近乎自然老死,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衝突,樂團的能量在數度風格與人事的變化、雕磨後,漸漸消失,1997年最後一張錄音室專輯《Album of the Year》,絕對是水準之作,然而不管是團員或聽者都能感覺到終點已然到來。鬧劇般的分手,也許當時間拉開了當年的紛擾,或現實需要消磨了每個人的稜角,還比較有重圖的可能,但作為核心的能量消散的自然死亡,這似乎就真的無解。

死亡是永恆的,這大概是我從來不曾妄想他們會重組的主因。沒想到近二十年之後,FNM竟重新從墳墓中爬出,以十首歌完整的專輯風貌於世人面前復活。也或許樂團有意為之,如果《Album of the Year》佈滿了死亡的意象,那麼新專輯則帶有強烈重生的隱喻。

這次的重組是延續1997年時的陣容,被視為樂團巔峰時期的吉他手Jim Martin依舊還未歸隊,看來大家是徹底撕破臉了。Jim Martin在陣的時期,確實是樂隊聲勢最高漲的時期,《The Real Thing》、《Angel Dust》絕對在90年代的搖滾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倘若從樂團整體來看,以主唱Mike Patton、鍵盤手Roddy Bottum、貝斯手Billy Gould、鼓手Mike Bordin的創作核心一直緊密相繫,後三人從1981年創團一直持續至今,主唱Mike Patton則大概是全團創作力最豐沛的一員,解期期間個人的出版和組合最多,他獨特的美學更早已成為FNM獨特的標誌。

整張專輯的重生意象是在死亡與復活之間反覆拉扯和激盪的角力,生與死之間的矛盾對立被FNM慣有的音樂元素所包覆,可以聽見早期生猛陽剛的力道和晚期詭譎陰鬱的聲響,兩者有時似衝突有時又似融合,交織成某種雖生猶死、雖死猶生,難以言明的氛圍。每一首聽似粗礪的歌曲,往往在下一瞬間突然轉折為平穩;每一個暮沈的段落,在無防備之間突地轉入激烈的嘶喊,高反差的不停切換,構成奇異的美感。

從專輯第一首同名歌曲〈Sol Invictus〉就揭示這趟聆聽旅程的與眾不同,撲面而來的壓力,緊緊壓覆,如同某種獻祭的儀式,開啟了生與死模糊的邊界。〈Superhero〉則是專輯曝光的第二首單曲,是典型FNM的曲目,高能量的開場,後半以器樂的舖陳延續能量,像於隧道中啟動然後快速行駛的烈車,突然急停於〈Sunny Side Up〉這首非常具有Mike Patton的曲子,曲式的落差,是後期FNM的特色。〈Separation Anxiety〉是專輯中最乖張的歌曲,我覺得和〈Cone of Shame〉這種最具儀式氣氛的歌曲,可以視為一組,由爆烈再至冷卻的階段;〈Rise of the Fall〉和〈Black Friday〉則又是另一組,再度重覆同樣的反轉。這四首歌曲構成了專輯最不安段落。〈Motherfucker〉作為專輯最早發行的單曲,表示FNM不打算與世俗妥協的氣魄,試想這麼爭議的曲名,根本無法在任何主流媒體上被流傳,連itune也只能以M**********r顯示,根本無法搜尋。該首歌曲是整張專輯具體而微的濃縮,描繪了某種焦躁、憤怒的情緒,組合了各式腐爛的意象,以及無理由的暴力。六分多鐘的〈Matador〉是本張專輯的精華,是一幕短暫、純屬FNM的搖滾歌劇,死亡以及死後的重生是全歌的主旨,呼應著專輯的主軸,最後「Let the dead live/May the dead live/And the dead live/What more can we give」幾句,以怒吼的方式點題。最後一首〈From The Dead〉無論在曲式和歌詞都具有某種惡趣味,「Back from the dead/I can see the end」則為這從死亡之中重生,復歸於死亡的旅程畫下句點。

我不知道這樣的主題選擇看如何看待,FNM或Mike Patton一貫的關切?年近人生尾段的團員們對生命的感嘆?對一近乎死亡的樂團復活歷程的抽象描繪?或許答案是以上皆是,能確定的,這一定是團員在深思之後完整的企劃,因為連巡迴都打造出宛似葬禮的場景的場景。無論如何,Faith No More能在近二十年之後,交出這樣一張概念完整,內容精緻而豐富的專輯,對樂迷而言已是不容些許抱怨的幸福。這也可能是另一次死亡的開始,如同專輯所暗示,但唯有死亡的存在,生命的美好才有意義。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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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種訴求變成了社會運動,那就不再只是單純的爭對錯的場域,而是「政治」了。

主事者或鼓吹者就必須得在理念之外,有更多現實的考量、目標的設定,甚或妥協。因為你不再只是對你的堅持有責任,而是對整個運動的發展、世人的觀感,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因你而投入的支持者必須有所承擔。

當然,把一切都推給萬惡敵手是最容易的,或許還可以為運動增加一些能量,但說真的,那不過只是假裝忘了自己手上的血腥而已。

發起運動是困難的,領導運動則是難上加難。何時該攻,何時該退,更重要的,如何保護那些為了你所堅持而付出的人們,考驗著每個實質或精神上的領導者。

自稟良知,一意孤行,就只是任性和傲慢而已。

就這意義上來說,去年的三一八值得稱讚和效法的,不只是內容或訴求,更多的也許是形式上的完整與成功。

(初稿完成於2015年7月31日晨)




2015年7月30日 星期四

人獸之間--Monte Reel,《測量野性的人》



由Monte Reel所著《測量野性的人》一書,內容梗要恰如英文書名Between Man and Beast: An Unlikely Explorer, the Evolution Debates, and the African Adventure that Took the Victorian World by Storm那略顯過長的副標,以前往非洲尋找、確認大猩猩蹤跡而聲名大噪,兼具探險家、博物學家、動物學家、人類學家的多重身份的保羅‧梮謝呂(Paul Du Chaillu)一生為主軸,結合了對進化論正反雙方的激辯論,講述了在十九世紀末生物學界乃至整個世界天翻地覆的變化。

作者試圖從個人和時代互動的角度,去重新看待梮謝呂的故事,他人生的起落不只是單一個人的生命歷程,而是整個晚期維多利亞時代的縮影。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美國南北戰爭前後的種族問題、非洲的內陸的探險發現、進化論所引起科學和宗教的爭議……無數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問題,都在書中主人翁對黑猩猩的追尋過程中,被緊緊連結在一起,交織成一幅龐大、超越個人起落的圖像。

保羅‧梮謝呂出生於法屬加彭,對於他的家世背景始終未明,只知道他的父親是法國商人,青少年時被當地的傳教士夫婦收養,給予教育。這樣的身份,即便後來到了機會之地美國,也難有功成名就的機會。於是他決心去,以探險家的身份重返非洲,去尋找兒時所聽聞那傳說中的黑猩猩。當時世界有太多人跡未至之地,在視野有限的情況下,所謂的科學特別是生物學,許多論證的基礎是建立在探險者們冒著生命危險,與大自然的各種險惡搏鬥所帶回的標本或描繪。在非洲成長的梮謝呂,想利用自己對非洲的認識,深入叢林,將大猩猩從傳說變成展示的實物,覓得一條自己的成功之路。

在非洲叢林裡花費了數年的時間,成功克服各種困難,梮謝呂從西非帶回了大量黑猩猩相關的標本、採集。最初於美國展示,吸引不了人們的注意,反而在前往倫敦之後,帶來巨大的回響,而且是來自學界的矚目,正好趕上了學界對進化論的論辯。突然而來的名聲,換來的是更多惡意的質疑,認為他杜撰非洲深險和大猩猩的描述,聲稱他只是在非洲沿岸和土著交易的商人,配不上探險家,乃至其他的稱號。在一波波質疑聲浪聲中,梮謝呂毅然決然地決定重回非洲,這次他有經驗也有資源,更重要的,是在英國科學界脣槍舌戰所習得的科學知識和訓練。雖然最後未完成他深入的內地的計劃,但帶回了更多大猩猩和其他生物的標本,以及更確切的地理描繪,終於沒有人能再忽視、懷疑他的貢獻,梮謝呂終於被認可為科學界的一員。

在梮謝呂兩次來回非洲的同一時間,時代也正在加速的變化著,達爾文進化論的提出,衝擊了人們對科學和宗教的認知,梮謝呂對大猩猩的採集和描述,成為了正反雙方論證中的重要憑據。種族的問題也進入了劇烈的篇章,對膚色的歧視,在當時深植人心,很可能是歐非混血兒的梮謝呂只能隱藏身份,否則絕不可能打入英國貴族式的科學社群;但鬆動的聲音已然開啟,林肯的當選和南北戰爭,即將敲下種族歧視那堅固的一角,開啟新頁,對大猩猩的討論,也牽連並影響了人類對自身族群的認知。甚至,那與自然對抗的「探險家」事業也行將結束,隨著人類對地球的了解,以及研究技術的轉變,人們不再從自然之中「奪取」知識,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也在這樣的變動,重新被詮釋和理解。

雖然不能說沒有梮謝呂,這一切的變化都不會發生,總會有人去挑戰那知識的「無人之境」,但如同作者所言,最後由一位出身寒微努力想要改變自己命運的人,承擔了這責任,成為一系列連鎖反應中關鍵的一員。他一生所面對的阻礙與攻擊,則似乎呼應著英文原名「人獸之間」:這人與獸,可以是主角梮謝呂和黑猩猩,也可以是那些對他無情攻擊或有心利用的人們。在這樣的意義上,梮謝呂發現黑猩猩的過程,可以是科學史,也可以是冒險史,更重要的,是一則對人性和獸性之間那細微界線的描述。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2015年7月16日 星期四

親愛的facebook,請繼續保護吾輩魯蛇



最近發現facebook把「我不想看到這個」的功能名稱換成「隱藏貼文」,或許效果一樣,但用起來整個不是滋味。因為我並沒有要把這些動態隱藏起來,眼不見為淨;而是「我是認真討厭這些鬼東西」的意思。

當然,這僅是重名不重實的抱怨,自己其實非常依賴這個功能,無論它被叫什麼名字,心裡還是會犯著嘀咕,用會得隧道腕的頻率瘋狂按下去。

適巧看到一遍文章,希望人們不要照facebook演算法所左右,要想辦法接受和自己不同立場的意見。作者的前提是人們把社群網路當作新聞訊息的來源,不斷強化單一立場的聲音,只會讓人陷入被偏見所矇蔽的死角裡,惡性循環地加速社會意見的極化。

文章主旨當然沒錯,在這網路處處亂象的時代,像這樣義正辭嚴的呼籲,實在很難有什麼反對的地方。然而,本質上這還是「孰為因果」的問題,我一直認為,網路從來不曾是新的世界,而是現實世界的某種略具劣化的投射。人類群聚之處,無論時間或規模大小,兩極的意見發展是必然趨勢,更何況會特意出聲、妄想成為「意見領袖」者,本來就是偏向立場極端的人們,沒什麼特別意見的多數人,還是會選擇沈默。作為客觀、中立的意見,就算真的存在,讀多了也只是徒增厭煩。

我也無法接受文章的前提,至少我個人使用facebook只是尋求如軟性毒品般暫時的開心,當然是和同一邊的取暖,而不是沒事找事讓自己生氣。我不會假裝上facebook有什麼正面的意義,就只是純粹浪費時間而已,不多不少。正面意義的東西絕不會平白無故就在facebook上等你收割,如同現實一樣,人生比較深刻的東西,沒有任何一項不勞而獲的,能快速獲得的,注定淺薄。

最最最重要的,我依賴facebook演算法的才不是什麼政治觀點的平衡中立,對純粹只是讓虛擬世界吸食生命的自己,把那些直接間接變向炫耀我很棒棒的王八蛋給擋掉,才是最至關要緊的要求。我是魯蛇,不用別人提醒,好不好?

萬能的facebook,拜託您只要給我低級有趣的訊息,感恩喲,啾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