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虛假的日常--黃惠偵,《日常對話》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平淡的鋪陳下,《日常對話》有著濃的化不開的壓抑氣氛,片中一段段真實私密的對話和告白,潛伏著太多不忍直視的哀傷,這些隱密的情結,讓這部片產生了巨大的能量,讓觀眾重新思索身處的「日常」,進而導引救贖的希望。

由黃惠偵執導的紀錄片《日常對話》,半強迫地開啟了她和母親之間對話,在一場場靜默的交談中,不只在個人層次上呈現了舊時代女同性戀者的無奈,也揭露了故事底層難以動搖、如詛咒一般的社會結構。最關鍵的是,令母女兩人重新面對家庭難以面對、不斷逃避的過去,用極端「非日常」的方式,說出每個家庭的普遍「日常」。

《日常對話》由短版本的《我和我的T媽媽》拓展而來,相對於後者的精心設計,前者採取了更樸質的敘述方式,宛如「素顏」般呈現母女兩人的家族故事。導演的母親在北港農村成長,在民風保守的年代作為一位女同性戀者,註定了波折不斷的人生。她的家人不知有意或是無心,忽視了她不同性向的特質,傳統的社會規範也沒有提供可行的出路,只能順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遠嫁他方。

她的丈夫好賭、脾氣暴躁,時不時對她暴力相向,這場婚姻成了她生命的噩夢也是轉折。黃惠偵陪著母親返鄉,到了今日,從母親同輩親友的口中,仍是典型華人農村社會以男性為主導的家族觀念,如同墓碑上都只能刻著代表男性後人的「大房」,不管夫婿多麼糟糕,人人口中還是喊著「女大當嫁」。她無奈地說:「祖宗桌上沒有人會供奉未出嫁的女兒(孤婆)。」

母親帶著兩個女兒逃離了丈夫,這不表示從此走上美滿的道路,度過膽顫心驚的日子后,母親找到了「牽亡人」這份被世人看輕的工作。母女三人勉強溫飽,母親的情感世界也算多彩多姿,但照片中的描述看來,她對如何維持家庭、如何扮演母親一籌莫展、手足無措。所以她大半時間不在家,和女兒鮮少互動,母親固然不像父親(男人)那樣暴力,但她大致也延著同樣套路生活:好賭、敗家(其中一任女友形容她為「匪類」)、不願穩定、不願負責。
母親不曾和女兒討論性向,但隨著一任又一任的女友一同生活,在這個三人家庭裡不是秘密,成為一則沒說出口的謊言。片子裡有段情節分外諷刺,導演妹妹的女兒童言童語地追問:「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這是這家族裡最真誠也最諷刺的問題。有問題無答案,只待小女孩長大自己觀察。母親也許誠實面對自己的性向,卻無法面對過去和家庭,選擇了真正的謊言。

在女朋友面前,她捏造過去,淡化了婚姻中遭遇的折磨;尤有甚者,抹去兩個女兒親生的事實說:「兩個女兒是領養來的。」家暴的陰影能在,否認女兒、逃避家庭則讓她能和過去經歷切割,用全新的身分活著。導演的母親在片中滿口「自由」、「一個人比較好過」,但不時仍流露出心裡柔軟的部份,害怕孤獨,不知如何對女兒表達愧咎和愛。

在《日常對話》的開頭,導演用強硬的對話和追問,讓人覺得有些殘酷,有必要這樣逼問嗎?大多數人們的「家」都有形貌上的框架,家裡有太多秘密、情緒,太多隱藏的想法,只要能維繫家庭運作如常,人與人的相處很少是什麼大破大立,多半是勉強的貼貼補補。所謂的「日常」就是這樣刻意視而不見才得以運作。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日常對話》的每段對話,都偏離了「日常」。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會不斷地問:「真的有必要為了重建一個家,這樣層層剝離嗎?」

這個問題直到最後、最關鍵的一次對話才得到答案,最後的場景是任何人、任何評論者,都不能用虛浮的語言度量、分析、描繪的場面,也是凝聚全片的重要對峙。在片子尾聲攤牌,終於讓人理解了《日常對話》並非《我和我的T媽媽》對母親人生的描述;也不是對家族記憶拼貼和反思;而是以導演個人為起點,對母親、家庭、家族的治癒。答案聽起來很簡單,但誰也難達成:家應該建立在愛之上,愛不該建立在謊言或隱暪,人們朝夕相處的「日常」其實並不平常。

憑著這部電影,黃惠偵跨出了第一步,《日常對話》的每個片段都是獻給母親的情書,就算不明晃晃地宣告,觀眾們都能領受女兒對母親愛的告白的意味。從此之後,家庭表面看來如昔,但內裡不再一樣,片尾導演和母親的天真對話,值得所有人深思,也是人們該去看這部電影的理由。

《日常對話》並不只是一部私密的電影,更非紀錄某種特別的人生,它以非日常的方式突顯了日常的虛假,也詮譯了日常應有的樣貌。在導演和母親的互動中,體現著每個家庭的普世面貌,以及每個人在社會結構和習俗制約下的無奈。片中美個人都是被害者,就算是缺席的父親也不只是單純的施暴者,導演曾在過去的訪談中提到父親令人髮指的一面,但依舊是被命運擺弄的棋子,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反之亦然。

人間日常是這樣的,人們帶著傷活著,如果我們永遠選擇忽略、噤聲,那麼傷口就永遠鼓著鮮血。沒有人知道傷口要如何痊癒,世間也無標準答案,黃惠偵告訴我們停止假裝、試著對話;剝去虛矯、挖掘埋藏已久的「日常」。



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務實的絕望者——《大佛普拉斯》訪談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重新編輯、更名為〈務實甘苦人:專訪《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分為上、下刊登,該版本焦點明確,文詞通順,此處為未編輯版,純粹給自己留存。

附上一刀未剪的版本,竟然一刀未剪,就表示沒有校過錯字、順過句子,更沒有後來正式版的那麼重點明確,重要的內容後來保留了。

我對閱讀自己寫的字句有著很深的恐懼,通常寫完後就不會再看,所以對接手我文章的人都感到由衷的愧疚。會把這篇翻出來,是因為正式版一直被大家挑錯字(我錯了,請大家原諒我),不經意多讀了幾篇之後,忍不住把未剪版叫出來,除了由衷感恩曾傑讚嘆曾傑,把一篇有些囈語般的文章變成中性的報導,也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公器私用,從鍾導到阿翔再到阿堯導演,我根本是利用訪談的機會,再進行對自己的心靈諮商和治療。

因此,一刀未剪版與其說在採訪誰,倒不如說只是一面映照自己身影的鏡子,所以還是決定留在網路的世界當作憑弔。)

第一次聽到黃信堯導演,是在電影《一路順風》宣傳時和導演鍾孟宏導演的訪談,當時話題是在聊鍾導之前拍攝紀錄片的甘苦,然後鍾導就突然丟出了黃信堯的名字,除了稱讚黃導演在記錄片上的功力和成績,更主動提及他正在替黃導的第一部劇情片擔任攝影的工作。鍾導那時對黃信堯的形容是「厲害」,但比起稱讚的用語,更令我難忘的是鍾導稱讚時的神情,那是我不知道如何用文字去形容、意味深長的迷人神韻,只能說那是一位後輩能從前輩身上得到最高的讚譽。

近一年的時間經過,終於等到了《大佛普拉斯》,突然可以了解那神情的部分意思。這確實是近年最亮眼的臺灣電影,不論在故事的內容或敘述的方式上,黃信堯導演都充分展現了他的「厲害」,在保有初生之犢氣勢的同時,又能擁有成熟老練的精緻。一定程度上,《大佛普拉斯》是一則簡單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但在黃導那「我是始終如一的導演阿堯」這註冊商標口白開場下,讓觀影者不知不覺順隨著主人翁肚臍和菜埔,一同進入充滿悲嘆和無奈的徬徨人生,一點一滴在觀眾心底灌注著那看似荒謬卻再寫實不過的沈重,令人窒息的壓力,於片尾戛然而止的瞬間到達了最高潮,即便走出戲院,看似平緩實為激烈的後勁,仍緊緊將人包圍著,久久不能自己。一則簡單的故事,能渲染出如此多的情緒,說故事的人一定是關鍵。或許,現在斷言有些過早,但《大佛普拉斯》絕對會是二十一世紀初臺灣電影不容錯過的一頁,台北電影節五項大獎得獎、多倫多影展「亞洲影評人聯盟獎」,以及甫公佈的第54屆金馬獎入圍名單中,該片獲得十項提名,皆是最好的證明。

採訪當日,阿堯導演的行程十分忙碌,排滿了七場媒體專訪,我到場時導演正在抓空檔補拍照片,訪談的後半則是邊吃午餐邊進行。《大佛普拉斯》宣傳開始於臺北電影節之後,在首映並獲獎後,這部片子開始逐漸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宣傳期的忙碌,對導演來講也是全新的體驗,他說拍攝紀錄片時沒有「宣傳」這回事,他所拍攝的紀錄片都沒有上院線,只在公共電視或影展播放,沒有需要跑宣傳,頂多就是出席影展的QA。問導演會很不適應嗎?阿堯導演以他一貫的直率回答,不只給了肯定的答案,而且還是「非常不適應」。不同於作品裡那口白的形象,平常的導演並不習慣出席公眾活動,或到處和別人交談,他說他的個性比較常「耍孤僻」,宣傳期的種種公關或訪談活動,對他來講,十分疲累。但他也知道這是必須的流程,雖然辛苦,但他也很甘願,並儘量滿足每位訪問者,哪怕許多基本的關鍵題必然會重覆、交疊,他也會很有服務精神的給出不同的答案。

除了後續的宣傳以外,當片子拍攝、剪輯等製作流程結束時,就片子本身,阿堯導演其實就已經把它放下,至於對票房的想像或壓力,更多的反而是一種對投資人的責任。他細數了包含製作公司甜蜜生活在內的出資人,希望票房和海外版權能多貼補他們一點,「既然人家出錢,就想辦法不要讓人家賠,至於輔導金,也是納稅人的錢,至少也得把電影拍好,不要亂拍,才對得起人家。這樣的壓力是一定會有的。」誠懇的言詞之間,強烈的現實氣息迎面而來。我想起阿堯導演之前在紀錄片《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於雄影的QA中提到,他不覺得拍紀錄片有多麼神聖,還是要「生活吃飯」,「有的時候為了生存而拍」。那種務實的態度,似乎也反應在對拍攝劇情片上。導演承認他一向務實的個性,作為家中唯一的收入,養家的責任無法推卸,堅持苦熬幾年完成什麼偉大的理想,對他來講是不可能的事,他必須以工作的角度去思考拍片這件事,不管是紀錄片、劇情片皆然,「假如我拍了一部曠世巨作,接下來就跑路了,沒有下一部,那樣也還蠻辛苦的,意義似乎也不大了。」所以他早已習慣從對現實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創作。

這樣思考方式的養成,或許和阿堯導演成長的背景有密切的關係,他很早就開始工作,國中畢業升高中時的暑假就去安平工業區的皮革工廠打工,「小孩子嘛,就被派去做最爛的工作」,領著很少的錢,在盛夏頂熱加蓋廠房裡,連電風扇都沒有,汗如雨下地搬著皮革,「真的是熱到只剩內褲沒脫了」。高中畢業則去選舉的場合工讀,白天貼選舉海報,兩個人一組騎著小速克達,腳踏的地方放著一大水桶的漿糊,坐後面的人抱著一大綑海報,到了定點停下來,前面的人負責用刷子塗漿糊,後座趕快把海報貼上;晚上的工作是到處發傳單,請人家拜託支持。

只要是阿堯導演的訪談裡,都會提到他高中就開始投入政治和社會運動,是否和這段助選經歷有關?阿堯導演說他其實高一就去聽民進黨的競選演講,1973年出生的他,從高中到大學正是臺灣政治風起雲湧的階段,民進黨雖然已經成立,政治也解嚴,但還是有太多的權利/力需要爭取和保障,使人們走上街頭,青年阿堯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吸引而投入。然而,這樣的行為不是和他務實的性格有些相違背嗎?「會去參與社會或政治運動,當然和務實無關,而是長期被社會否定有關。」阿堯導演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一個很會唸書的小孩,在升學導向的教育體制裡,一直處於邊緣。他都還記得小學時,學校為了推動民主訓練,舉辦校內國小市長選舉的活動,每班都有推出候選人,班上同學就慫恿阿堯導演和其他幾個人投廢票,小學生的他,對廢票是什麼完全沒有概念,只覺得好玩就跟著投了。結果班上的候選人差了幾票落選,導師勃然大怒,要處罰蓋廢票的同學。慫恿大家的是班上的副班長,成績很好,家長也「夠力」,「他就坐在下面裝做沒事,裝做他沒有投廢票,也不是他帶頭,然後就我們幾個笨蛋上台被罰站被罵。也不知為什麼老師特別針對我,說我以後會變成『賣國賊』、『漢奸』。」莫名其妙成為代罪羔羊,被老師徹底否定,小小年紀的阿堯導第一次演體會到了什麼叫做「社會不公平」。在求學過程中,這樣的經驗反覆發生,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被處罰,就是被冤枉成壞學生,久而久之,對社會會開始有所不滿,「你就會覺得,幹,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啊,只要你有錢有勢有背景,就可以過得比別人好,再怎麼認真也沒有用。」

所以當高中在街上拿到民進黨的傳單,聽到競選演講時,這股不滿找到了認同和出口,再加上當時就讀長榮中學的老師裡,也有那種會請假去臺北參加遊行的積極份子,有時也會和學生討論。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讓高中阿堯重新被啟蒙,理解出問題的或許是社會,開始去質疑社會,「一旦你開始質疑世界,你就是在質疑你自己,一直深入的去想、去閱讀,你對很多事的看法就會不一樣。」這樣一位憤怒青年,腦中只有離開的想法,天真的想去當遠洋跑船的船員,離開眼前的一切,他一有空就跑到海邊,看著離港駛去的貨輪,希望自己能在船上,「因為在這裡你就是被否定,否定到一文不值。」這種對現狀的厭惡,和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同樣企圖改變現狀的理念不謀而合,尤其是來到台北唸大學時,世界被拓展,認識更多人,接觸到更多資訊,開啟了思考的眼界,以及投入運動的熱情。

大學唸夜間部的阿堯導演,即便在白天工作、晚上上課的忙碌中,仍然主動參與各種社會運動,那時已經錯過了鹿港反杜邦、高雄反五輕的階段,主要都是以反核四等運動為主。這樣的熱情投入,結局卻是選擇離開社運圈,甚至在許多訪談中,刻意把這一段輕描淡寫的帶過。因為他在過程中看到了太多的墮落、沈淪,有些人開始當官、當立委,換了位置,也就換去了當年在街頭的面貌。環保、社會運動成為紙上談兵的議論,轉向「理論」、「論述」,對阿堯導演來講,這是十分空虛的事情,他不能接受為什麼環保運動是在台北的咖啡廳吹著冷氣進行的。於是,一直渴望離去的他,在大學快畢業時竟決定返鄉,回到成長的台南。「這樣比較貼近土地,我覺得環保運動還是要貼近土地,和在地的人們一起生活,不應該只是談,而是該直接下去做。」這樣的想法,讓他離開了台北,也離開社運圈,但也意外地開啟了日後的紀錄片之路。

當時全景映像工作室正在舉辦紀錄片的培訓,阿堯導演受到《南方電子報》的「作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標語,影響很大,心想或許拍紀錄片也是一種「作自己的媒體」的方式,便決定去學紀錄片,並回到台南以科技工業園區的鹽田為主題拍攝了自己第一部的作品。之後去報考台南藝術大學,一方面是拍紀錄片拍出了興趣,另一方面則是個人和家庭的因素,不想當兵的他,家裡的經濟又碰巧面臨極大的困境,連房子都得被法拍,去當兵家裡立刻少了一份收入。「那時候家裡的狀況真的蠻糟糕,那棟房子就是父母一輩子打拼留下的東西,房子被法拍,就等於一生努力都白費了。」陷在困境中,阿堯導演決定考考看研究所,繼續保有工作,也能陪伴家人。考了兩年,這個一直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會唸書的孩子,竟也就成了研究生,「成為研究生會有種莫名的虛榮感,」導演笑著說「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那麼虛榮過!」

考上研究所除了虛榮,更慶幸自己可以有理由辭去白天汽車業務員的工作,因為他真的很不善交際,常常一台車都賣不出去,被上司扣薪水,「幹,被扣到一個月只剩九千二,然後老闆還送我們一本書,什麼美國汽車銷售員的自傳之類,幹那什麼鬼東西,我他媽的到現在都記得。」辭了工作,用一點點的積蓄唸研究所,只撐了半年就撐不下去,所以的積蓄都已花光。導演說他紀錄片的拍攝素材一直都拍不多,原因是以前拍攝紀錄片的DV帶很貴,「DV帶一捲兩百,我買不起,所以我都只把機器帶著,非得不得已才開。」看到同學可以不計成本的拍攝都覺得好羨慕。這樣現實負擔逼出了他「儘量不要拍」的習慣,從那時一直維持到現在,《多格威斯麵》常常跟著柯賜海一天只開機拍二十分鐘,《帶水雲》毛帶才拍了二十幾個小時,《雲之國》拍八小時半,遠征海外的《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是最多的一部,也只拍了五十幾個小時。這樣的拍攝習慣不怕會錯過嗎?「不會,因為人生都會有遺憾!」導演斬釘截鐵地說「你就算出兩台,整天不停機的拍,難道就保證不會錯失嗎?既然錯失是必然的,一定會有遺憾,那還不如好好的專心的拍。」

現實就這樣不斷追趕著阿堯導演,阿堯導演也不斷和現實見招拆招。第一個學期沒結束,他就和一年級的導師也是紀錄片前輩的林信誼告假,說他真的沒錢,只能去台北工作,林老師也表示理解的對他說:「紀錄片很重要,但生活更重要。」叫他放心先去台北工作,不會當他。在台北做的仍是助選的工作,「選舉是最賺錢的工作,因為不會放假,總部永遠有便當。很多人不喜歡吃便當,可是我很愛吃,因為不用錢,所以我三餐都在總部吃,儘管餐餐都一樣,但我吃得很開心。」很快他就又存了一筆錢,選舉一結束馬上回到南部拍片,交出一年級的作品。在南藝三年,阿堯導演和不同的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這些多半已是「大師」的師長學習,多少會有「壓力」,「你要看這壓力是正面還是負面,你跟一個不喜歡的老師,那壓力是負面的,但如果跟了一個喜歡的老師,那壓力就是正面的,成為鞭策自己的力量。」研究生阿堯每年都會給自己設定功課,要從不同老師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和林信誼學習時,學到的是對紀錄片基本功的鍛鍊;從畢業作品的指導教授也是知名攝影大師張照堂身上學到的,則是觀念和風範。《大佛普拉斯》台北電影節的首映時,張照堂有出席,對成果很喜歡,還和阿堯導演開玩笑地說「或許可以拍一部大佛minus」,並唸了一下學生「片中的髒話有點多。」轉述這段時,阿堯導演露出天真的笑容,「做學生的總希望,沒有讓當老師的丟臉。」張老師的肯定,或許是片子上映至今最好的回響。

阿堯導演曾說每一部紀錄片,都是反省和學習的過程。譬如《多格威斯麵》拍攝之後,導演重新省思了紀錄片的真實與虛構,質疑像紀錄片常用的訪談手法,難道就能說出受訪真實的心聲?「難道魏應充在訪談時會和你說油是假的嗎?」就算不是刻意的欺騙,人的記憶又常常是浮動、剪貼、跳躍的。「真實與虛構之間往往沒有明確的界限,紀錄片其實就是一部主觀的影片,無論導演再怎麼努力,最後出來的仍是你導演的主觀。」所以後來導演片中的口白,很多也是在挑戰著紀錄片的客觀格套,「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過程,是把我的絕對主觀呈現給觀眾,觀眾不管怎麼反應,我都接受,但我必需把我的想法告訴你。」同樣是創作,紀錄片和劇情片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務實的他第一個指出的還是規模的問題,紀錄片的規模較小,比較能自由率性的去拍,但劇情片的規模無法如此,要籌拍劇情片,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還是錢,而且是一筆很大的錢,這就會讓阿堯導演去想很多,「你不能亂花,也不能不花,這都關係到最後的效果。」那樣的衡量,對一位新進導演非常困難。阿堯導演很感謝這次能幸運的獲得甜蜜生活的後盾,幫他權衡了許多類似的煩惱,否則像最後法會的戲份,那是好幾百萬的開銷,那麼龐大的預算,阿堯導演都已經偷偷在改劇本,準備更動結局,反而是監製葉如芬和鍾孟宏堅持,才能讓原本的結尾得到保留。錢當然是最直接的考量,錢之外的每個環節,譬如劇本、演員和觀眾能不能接受,都必需去思考的,沒有一個環節是能輕易的解決。即便拍短片《大佛》時也是,就算規模有限,但作為第一次拍劇情片的嘗試,又沒拿到輔導金,完全沒經驗的情況,雖然處理的事不會像後來長片那麼複雜,但因為還是必須先處理「自己的問題」,說服自己說要拍,要怎麼做,劇本要怎麼改,難度還是在那裡。

對沒有拍攝過劇情長片,對電影圈幾乎完全陌生的阿堯導演來說,籌拍《大佛普拉斯》的壓力很大,「但人如果沒有壓力就不會成長,要把這些壓力當作正向的壓力,逼自己成長,只要能挺過去就過了,畢竟我也不是二十幾歲的人,面對這樣的機會,不能猶豫。」幸好有了鍾孟宏導演這樣的推手,「沒有他就不可能有這部電影」,最初短片版吸引了鍾導的注意,找了阿堯導演來合作籌拍長片,放任他自行發揮寫劇本,沒學過寫劇本的阿堯,就照套生硬的格式,交出一個彆腳的版本,被鍾導指出太沒有「感情」,要他不用管任何的陳套,像寫小說、說故事那樣,「就照你的意思」去寫,不用擔心。在這樣一來一往的討論過程中,鍾導會用聊天的方式,一步步給予阿堯導演在拍攝時很多協助和引導。阿堯導演直言這更是一學習的過程,從鍾導甚至演員身上都學到很多,他們提供的建議和回饋讓他能做出最後正確的決斷。「片子會不會有很多鍾導的影響?讓鍾導負責攝影風格會不會很『鍾孟宏』?」阿堯導演很常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答案當然是一定會啊,一位成名的攝影師,一定有他的風格,鍾導就屬於有強烈個人影像風格類型,但我並不會排斥,事實上這部片也很需要這樣的風格。」鍾導的種種提點和建議,讓他能快速的成長,駕御許多煩雜的難題,專心於故事的敘述。片中的演員也是,像陳以文、戴立忍、林美秀……這些硬底子有經驗的演員,他們不需要太多的指導,「好的演員會直接先演給你看,讓你去調整,只要一兩句話,他們就做出回應。」這樣好的演員,「將他們一生所學所長通通都交付給你時」,阿堯導演認為對新導演是很大的助力。

每次談到電影的拍攝細節,阿堯導演似乎都很習慣以謙虛回應,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他其實是很「自卑」的人,像電影的音樂安排也是,從記錄片時,合作的對象就提及,阿堯導演對影片裡的聲音十分重視,短片版本的音樂,也替劇情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大佛普拉斯》和林生祥的合作,更是近來臺灣影壇少見的影、音完美融命的傑作,上部或許就是同為林生祥配樂的《一路順風》,這絕非巧合,顯示了林生祥在這方面的功力。問導演他在音樂上的安排,他仍是一貫笑說他自己雖然重視聲音,但音樂素養很差,要找配樂時,會想到林生祥,一來生祥是本來雖不熟但認識的朋友,另一方面也是鍾導合作之後的推薦,阿堯導演當時心想:「反正這部電影已經沒有什麼設限,找個客家歌手來做台語電影,誰說不可以?就像很多臺灣電影還不是找什麼波士頓、澳洲之類交響樂團來做配樂,我覺得這樣來弄一定很有趣。」詢問之後林生祥也覺得很有興趣,以一天一首的速度交出成果,最後進錄音室邊看著影片邊錄置,同時進行調整,以三天的時間,激盪出最後的火花。

換句話說,相較於紀錄片的單打獨鬥,劇情片的團體協作,讓阿堯必須學習著調整和改變,學習如何在合作的過程,激發出最大的潛能,完成自己的作品。譬如像《大佛普拉斯》中的口白,這阿堯導演的註冊商標,在短片版本中並沒有,是後來鍾導建議下加入,但這看似輕鬆、隨興的旁白,在劇本階段都已安排好,只因應少數的變動做了修改和擴充。又或者是片中以黑白色調的現實,對比行車紀錄器裡彩色的影像,也是一開始都設定好的。即使一直說自己對音樂沒有素養的他,在和林生祥合作時,仍先給了生祥一些參考,塑造出每個段落想要的感覺。雖然謙虛(或「自卑」)的阿堯導演,在訪談中不斷提及他人的幫助,但這些聰明的設定,和對片子的掌握,都顯示了他在《大佛普拉斯》展現的巧思和才華。

看完電影後,我一直覺得《大佛普拉斯》的「普拉斯」(Plus)是十分聰明的命名,它可以是指原來短片版的延長,也可以是指在「大佛」上「附加」了什麼的意思。雖然知道許多創作者,不喜歡也不願意直接去談片中的象徵和意義,但還是忍不住問導演這方面的問題。在短片的訪談裡,導演曾提及每個角色背後的設定和暗示,是對台灣社會的隱喻,老闆啟文象徵著政府或所謂的上流社會,啟文的小三則是中國人,肚財跟菜脯是台灣人民。導演說對他來講,「這不是隱喻而是一種轉換」,將片中的人事物轉換到台灣的現狀,因為在短片已經轉換過一次,長片就無需再重頭進行轉換的工作,可以在原來的基礎上,用更深入而複雜的方式去回答本來想討論的核心:在這樣的現狀下,「我們到底在拜什麼?」究竟為何而拜?片中新增的中正廟,或者美國的橋段,都可以視為在原本短片基礎上的延伸。

也因為片中的角色和情結是對台灣現實的轉換,所以雖然是劇情片,但導演似乎也依舊發揮了他紀錄片導演的本能,將許多對現狀的觀察,不加修飾、血淋淋的置入。譬如片中的女性角色,都處於十分被動甚至物化的處境,問導演這樣安排的用意,導演笑著回答「會這樣問,就表示你社會歷練不夠,不是我去安排,而是現實是怎麼樣的情況?很多大官、立委喬事情就是在酒店喬,不是在會議室,旁邊一定要有小姐,這些小姐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就是很物化、就是很符號。所以片子並沒有去物化女性,而是現實就是如此物化,我只是把他呈現出來。」這種「如實呈現」也成為《大佛普拉斯》最吸引人的部分,如果阿堯導演的紀錄片是一種創作,那麼他的劇情片竟反而是另一種對現實的紀錄。片中呈現了很多社會下層的故事,譬如肚臍在荒廢的屋子裡遇到了一位無名的失意男,又或者菜埔去找脫線飾演的親人,這些看似和主軸無關的支線,賦與了《大佛普拉斯》真實的血肉和重量。這些故事有些是導演的親身經歷,有些是從朋友拿聽來的:「例如有一次我去海邊的攤販吃黑輪,然後就有兩個工人坐在旁邊,A工人訓斥著B工人,說你這樣被老闆一直拗是不對的,不能老闆叫你幹嘛就幹嘛,不要唯命是從,然後A工人就說了一句名言『老闆吃肉,我們好歹也喝一下湯咩』。我就會很好奇,他們那連湯都沒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對我來講,他們就是肚臍和菜埔。」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在許多收工的傍晚或午候,在小吃攤、路旁雜貨店、家門口,很多工人就這樣招來朋友,邊喝酒邊講些「五四三」的,他們也是肚臍和菜埔,肚臍和菜埔無所不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對我來講,我只是把生命中的這些真實的影像,濃縮幻化成他們兩個在警衛室裡面。」

「但,那似乎是很悲哀的影像?」我追問著。

「說實話是啊,像那天我在台中,在一間小小的雜貨店門口,兩個工人就買著幾罐啤酒,配料是一包科學麵,對他們來講這是很開心的事,但如果你去和連勝文二十萬一瓶的紅酒,或者很多立委開一桌的錢,這樣的開心當然很渺小,雖然他們也很自在。」這種悲哀感一方面是相對的,導演回答著,「生命不可能事事順利」,我們會覺得他們比較辛苦,也是因為我們好像過得比他們輕鬆,但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那樣的瞬間或生活可能是自在的。「真正的絕望,是無法翻轉,社會底層的人無法有翻轉的機會,好好唸書嗎?之後呢?還不是在幫人家數錢。階級根本沒什麼流動。」阿堯導演曾經在技術學院教過書,排名越後面的技術學院,學生的家境往往也越差,學生為了打工往往連作業都沒法交,甚至還有學生交不出學費,只能想辦法讓他們至少能休學,保留學籍。假設這是一群無法翻轉的絕望人們,那麼片中的「大佛」是什麼呢?「你想想看喔,片尾最後是什麼?在黑暗裡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對不對?如果你是在電影院裡,坐在漆黑的座位上看,你不覺得你其實也在大佛裡面嗎?」敲的人是誰?每個人都卡在裡面無法跳脫,「每個人都是肚臍,都是菜埔」。那困住我們的又是什麼?是欲望?是徬徨?是現實無奈?「你就是沒有出口啊,你的人生沒有翻轉的可能,你這輩子能做的,就只能去廟裡拜拜,祈求下一輩子會更好。」當你最後的希望是寄託在一個虛無飄渺來世、來生,甚至連膜拜的對象裡面都藏污納垢時,「真的有辦法支持你活下去嗎?如果不行,那支持你活下去的動力是什麼?」

導演繼續說著:「想像你拿著一本書,書名叫做《活下去的理由》,但你一翻開,裡面全部都是空白,那你還要活下去嗎?」

所以只能放棄嗎?「要不要放棄就看大家啊!」但導演自己則是很悲觀的,「我其實覺得地球是沒救的,像《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很多人問我全球暖化的問題,我就會問說,如果今天放映廳沒有冷氣,你們會來看這部片子嗎?所以這世界只會越來越邁向滅亡。」

「沒有救贖,沒有希望,我覺得人類或者人世就是這樣。」這句竟成為整段訪問最後的句點。

導演心態或許如此,但他終究是一個務實行動者,抓著收拾東西的空檔,硬再問導演自己對《大佛普拉斯》的評價,「你問我,我當然會說滿意啊,否則觀眾怎麼會去看?」導演開玩笑地回答「但是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你只能說『不滿足』,一旦滿足你就沒有辦法再往下一步,我知道我哪裡不好,我之後才能做得更好,一直進步下去。」導演手上已經有兩部紀錄片在拍攝,至於劇情片,也有兩個計畫,「反正就是繼續走下去,能做什麼就做什麼,等到有機會就可以拍,就像《大佛普拉斯》很多也是二十幾年前就想到放在那的故事。」負面的心與正向的行動,與其說錯亂,倒不如說阿堯導演的務實,或許就是在這兩股特質交疊作用之下,所形成的個性,散發著能量。

訪問結束,總覺得談《大佛普拉斯》的部分可以再多一點,但又覺得似乎每一個話題都未曾離開過《大佛普拉斯》。離去之前,和阿堯導演說了聲再見,因為下場訪問即將開始,只能匆匆再閒聊幾句,快速的合照,感嘆一下近況不順的自己,觀看電影後共鳴,那剛剛仍在訴說絕望的導演,竟爽朗的拍著我的肩頭:「一切都會過去的。」然後轉身,那背對我的,是肚臍和菜埔的身影,正要趕快走進會議室,準備開始下一場的訪問。



2017年10月1日 星期日

《查維拉:女人別為我哭泣》:當我們聆聽孤獨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我猜想,臺灣觀眾和墨西哥歌手查維拉(Chavela Vargas)歌聲的相遇,很可能都是間接來自電影,至少我是如此。在她和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一系列的合作裡,她哀傷的嗓音;或者是在《揮灑烈愛》(Frida,2002)裡,她短暫出現,以強烈濃郁的詠嘆,穿透了美個觀眾的心房,替整部電影畫龍點睛,堪稱該部片最令人動容的瞬間。查維拉的聲音孤獨又哀傷,這也成為了她簽名般的特色,只要聽過一遍就難以忘懷。

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對這樣一位傳奇的女聲,我們多少能接獲片段訊息,但可能要在《查維拉:女人別為我哭泣》(Chavela,2017),對那位身處遙遠國度,幾乎渡過整個廿世紀的人生,有了更完全而深入的認識,才能真正理解她歌聲裡化不開的哀戚與憂傷。

《查維拉:女人別為我哭泣》這部由凱薩琳・貢德(Catherine Gund)和達蕾夏・基伊(Daresha Kyi)共同執導的紀錄片,以詩意和靈魂的敘事,向世人介紹了查維拉.瓦爾加斯的一生。電影起始於1919年的哥斯大黎加,本名為伊莎貝爾・瓦爾加斯・莉扎諾(Isabel Vargas Lizano)的查維拉在那裡出生,度過了不幸福的童年。她從小就展了不同的性別特質,是一個男孩子氣的小女孩,在傳統的拉丁美洲家庭裡,這樣的特質換來的只是歧視和冷眼的對待。

父母的離異使得問題更為複雜,她在叔叔家裡長大,寄人籬下,加上格格不入的性別認同(一直到晚年她才公開了女同志的身分),還是小女孩的她,就感受到孤獨的滋味,「孤獨」似乎成了他一生的宿命。熱愛唱歌的查維拉,14歲逃離了家庭,前往墨西哥,開始歌唱的事業,尋找新的認同。

從出道開始,為了虛應社會氛圍,他的歌手生涯前期還留著長髮、塗上淡妝,但已與當時墨西哥女歌手一貫的濃妝豔抹,舞動著誇張的裙擺迥異;他選擇披上大大的斗篷、穿起長褲,這在今日看來或許沒什麼,但在當年的墨西哥,這造型挑戰了人們對一位「女」歌手的刻板印象。音樂風格上亦然,她擅長「Ranchera」這種墨西哥鄉土音樂,演出時多數用最簡約的木吉他配置,刻意將樂曲放慢,營造出更多的空間,以她低沈和濃厚的歌聲,演繹著一首又一首哀傷的情歌,直接而純粹,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內心的脆弱剖開於聽者面前。

查維拉是天生的歌手,很快便嶄露頭角,引起當時墨西哥Ranchera音樂大師荷西(José Alfredo Jiménez)的注意,兩人建立起亦師亦友的合作關係,查維拉也因此錄製了專輯,取得商業上的成功,然而也和這些樂手一樣,染上了酗酒狂歡的惡習。荷西因酒精而死,查維拉也沉浸在迷茫的世界無法離開。

酒精是她唯一的出口,在強調男性氣慨和宗教信仰的墨西哥社會裡,女同志終究是見不得光的,如片中查維拉自己說的那樣:「那是一極端虛偽的社會,他們能默許你的私生活,只要不公開就好。」就這樣,雖然她造型作風十足陽剛,但社會不許她承認自己,她一方面功成名就,同時也再度陷入孤立之中。有了名氣的查維拉,周旋在長長短短的戀情中,她的情史為人稱道,包括了墨西哥當代最知名的藝術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
紀錄片裡,查維拉親口說,她不相信永恆的愛情,只活在當下,瀟灑之餘又有深深的哀傷。不管被動或自願,孤獨似乎注定是她生命唯一樣態,酒精才是她一生的伴侶,一首首悲傷歌曲則是他的愛意。

1970年代查維拉從歌壇消失,許多人以為他已經去世,事實上是在酒精侵蝕下被迫中斷歌唱生涯,所以說他「去世」也不算偏差太多。讓他從酗酒問題走出來的,是一段女性情誼,這是這部紀錄片中最私密而柔軟的部份,你會看到電影裡滿嘴男子氣概、胡扯些神話故事,她千方百計迴避的故事。她在這段情誼裡找到了歸屬,找到了某種意義上的「家」,讓她能抗拒酒精的麻痺,清醒面對人間。但他心底的陰影還是毀掉了一切,這不是人人能夠想像的事情,但在因暗處浮沈糾結的人們肯定能夠體會。

離開酒精後,查維拉於1991年復出,如她所坦承的,在那台上高歌的瞬間,以及和台下聽者的互動,才是她唯一的歸屬。不同的是,這次她遇上了知音,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他為查維拉的歌聲折服,想方設法讓她的聲音跨出墨西哥。查維拉終於覓得他所渴望的朋友、一位家人。

在舞台上重新找到歸屬的Chavela,獲得了台下聽眾的掌聲和愛戴,讓她獲得了正視自己的勇氣,她坦然於記者會表明自己女同志的身份,隨著時代推進,墨西哥社會風氣已大為不同,他的舉動仍舊勇敢無畏,激勵了墨西哥無數相同遭遇的人,他一生的孤獨無法逃避,也讓他在舞台上得到了無拘無束的自由,最終才能在片尾留下頌揚身為女性的美好,為女人而唱的灑脫身影。

《查維拉:女人別為我哭泣》不是太複雜的故事,沒有誰能虛構一個比查維拉自己更充滿張力、傷痕的故事,如同他的音樂一樣,簡單樸素但通透有力。本片的構思始於1990年代,導演之一的凱薩琳湊巧在墨西哥予查維拉進行短暫訪談錄影;20年過去,查維拉於2012年逝世,他覺得這個故事該有個句點,找來達蕾夏合作,把交織在查維拉身上的故事一一理清。兩人的工作成果雖仍留下許多空白無法齊全,但已為查維拉生涯無數的秘密提供了一條可供理解的道路。

這對我們這輩觀眾來說,終於到了現在我們能夠理解她震懾人心的力量從何而來,她不被家庭、社會,甚至不被自己接納的靈魂,在孤獨的墨西哥荒野發出的聲響。這當然是一則同性戀者的故事,也是屬於邊緣者的故事,查維拉由孤獨建構了人生和歌聲,訴說的同時也是你和我的故事。最終她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和世界、和自己和解的方式,我們也該走上她的道路。



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尋找小津》:尋找小津還是尋找溫德斯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30年後的今日,重溫德國名導文.溫德斯(Wim Wenders)完成於1980年代的紀錄片《尋找小津》(Tokyo-Ga,1985),總是讓人驚訝於歲月運作的玄妙,處在裡頭不管時間怎麼流逝,都感覺不到四周的變化,一直要到某一天驀然回首,才驚覺世界已經徹底改變了。

這部原名為「東京畫」的紀錄片,是溫德斯出於對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景仰所拍攝,在小津去世20年後(1903-1963)他前往日本,試圖尋找小津鏡頭下中所描繪東京。片子以《東京物語》開場和結尾片段作為起始,銜接著他的旅程(儘管注定徒勞)。藉由這無法找到的東京,溫德斯想傳達的是那在小津之後,再也無法流傳的電影技藝,也因此這部紀錄片中,無論是內容還是技法都是為了向小津致敬,觀眾隨著鏡頭遊走於東京的不同場景。

事實上這是溫德斯在談小津、東京之外,年將40的溫德斯在迎來自己的創作高峰之前,對電影思索的表白。透過獨白囈語的方式,溫德斯用日記般的口吻,把小津和東京當做引子,追問電影藝術該有的樣貌;發展自己電影論的同時,也紀錄了剛從戰後陰影走出,進入經濟持續增長時期(史學界稱作「日本第一」時期),再度以大國之姿重回世界舞台的日本。

作為日本首都,東京已和小津的時代截然不同,溫德斯似乎刻意將兩個不同時代的東京進行比對,如果小津的東京是淡雅、溫暖,充滿韻味,那麼他所身處的東京,完全是另一座城市,擁擠混亂,滿佈著生硬的冰冷。不管是柏青哥店家、製作食物展示模形工廠、高爾夫球練習場,人們都處於行屍走肉的迷惘狀態,對比小津這些畫面就像是受詛咒的末日前兆。紀錄片中特別安排了與小津電影裡最知名的男演員-笠智眾對談,也反映了類似的哀愁。他依舊是在路上會被影迷攔下,索取簽名、合照的大明星,只是不再是小津電影裡的那個父親的身影,而是因為當紅的連續劇中的角色為人所知。

訪談中,笠智眾強調自己只是忠實的實踐小津的指示,讓自己變成一張白紙,任憑小津書寫,電影中的一切,包括他在內都是小津的延伸。這已經不只是導演論的極端形式,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專斷獨裁,其中包含著獨特的文化面向。在笠的陪同下,文德斯前往小津的墳墓,小津的墓碑上沒有名字,僅在表面刻上漢字「無」。以此為追求,小津絕非削除演員自我以貫徹個人意志的導演,而是試圖引領著片中成員,共同進入「無」的狀態。

戰後以來日本這種對「無」的專注,另到訪日本的外國人感到困惑和驚訝,例如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菊花與劍》中,對日本人消去自我,以便完成「無」的修煉,做出許多分析和解讀,溫德斯則提供了電影角度的觀察。在他看來,沒有比電影作為媒介,更能彰顯「無」(empty、nothingness)的存在,電影和現實既親近而又遙遠,既虛亦實,唯有小津能在虛幻的影像之中,誠實地帶入大量的「真實」,打破了有無、真假的區隔,捕捉不存在的存在。

德國電影研究者奧特爾(Nora M. Alter)引用了德國18世紀浪漫派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許珀里翁〉(Hyperion)中的詩句,來解釋溫德斯從小津「無」的樣態中所得到的體悟,以及對電影藝術的觀點,她引述道:

Wir sind nichts; was wir suchen ist alles.
(We are nothing; what we search for is everything.)

《尋找小津》可以被視為這層體悟的交錯演練,透過看似細碎、無意義的生活片段,拼湊出真實的模樣。

不同於在東京鐵塔上和溫德斯對談的另一位德國重要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的不屑,溫德斯對於無秩序的混亂並不排斥,反而在紛雜的碎片中看到了承載真實的可能。小津的東京,或許已經不在,但唯有徒勞地尋找,才能體現出小津影片下那座城市的現實意義,以及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的偉大之處。同樣地,文德斯所拼貼的現代化廢墟,對於今日觀影的我們,似乎變成一則鐵口直斷,替21世紀的現狀留下了見證。在現實世界中過著空洞生活的人類形同旅鼠,無意識地走向華美的深淵,片中呈現的扭曲,在1990年代緊接而來的泡沫經濟浪潮中行至極致,人們(不只是日本人)吃下一記狠狠重擊,負傷至今。

在這個意義上,片尾訪問小津長期合作的攝影師厚田雄春,成為匯聚多種隱喻的經典瞬間,一方面那是十分個人層次的感受,溫暖的情感表達無疑是非常小津式的情節,厚田眼角的淚水發生在真實世界而非電影,溫德斯終於找到屬於小心的「東京畫」。另一方面,厚田哽咽地說著,他們彼此挖掘出對方最好的一面,又超越個人層次,小津和東京的關係亦如此(或者楊德昌與台北城的關係也是如此),兩人最美好的瞬間已然消失,只剩下膠卷裡虛幻又真實的東京畫像。

在文.溫德斯的創作生涯中,《尋找小津》具有指標性的轉折意義,通過80年代跟小津的對話,完備了自己的電影觀,開啟了他的顛峰。溫德斯當然與小津不同,但是他勤於反思的知性姿態,讓他在新世紀到來之前繳出了許多傑作。溫德斯依舊專情於紀錄片拍攝,或者可以說新世紀以來,他在紀錄片上的表現超過劇情片也不一定,然而晚期的溫德斯仰賴真實的斷片訴說故事,不管是中期的作品《樂士浮生錄》(Buena Vista Social Club,1999)或是近期的《薩爾加多的凝視》(The Salt of the Earth,2014),有他一貫濃郁的溫情和愛,卻再也不復1980年代時那充滿才情,宛如哲學家或佈道者的模樣。

改變無關乎好壞,當我們一層又一層反覆分析《尋找小津》裡的各種線索,對21世紀的觀眾來說,這些畫面和獨白,我們早就不再是在尋找那位日本的傳奇導演小津安二郎,也非描繪泡沫破裂之前的東京。我們在尋找的是,曾經當年的文.溫德斯。



終點的風景:聯合公園曾揚起的新金屬風潮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出現在1990年代末的新金屬搖滾(Nu Metal),作為重金屬搖滾的一支,它象徵重金屬音樂在80年代的輝煌、90年代各路人馬夾擊下,日漸萎靡後的一種復興樂種,最大的特色在於「融合」。新金屬吸納敵人所長,加入龐克(Punk)、嘻哈(Hip Hop)、饒舌(Rap)、工業金屬、電子音樂……多種元素,以快速、高張力的節奏和旋律,在20世紀末西洋樂壇掀起了一波高潮。現在想想,搞不好只有在世紀末的條件下,新金屬才具備形成的要件。

單就音樂而論,1980年代起廣義的另類搖滾(Alternative rock)、嘻哈音樂以及電子音樂的崛起,演進過程中,打破音樂之間的藩籬和隔閡,本來就是90年代音樂的關鍵,不同樂風之間的的融合、拼貼和取樣,改變了整個搖滾音樂史的風貌。重搖滾/重金屬(HR/HM)當然沒有置身其外,80年代在主流金屬之外,產生了無數實驗的嘗試,諸如內閣(Ministry)、九吋釘(Nine Inch Nails)在工業聲響領域的實驗;音園(Soundgarden)、愛麗絲囚徒(Alice in Chain)的另類音色,這些80年代的實驗,經過蘊釀和等待,才在90年代大放異彩。

此外,80年代即成為重金屬主要派別的鞭擊金屬(Thrash Metal),或者像槍與玫瑰(Guns N' Roses)那可標示為90年代重金屬里程碑的雙專輯《Use Your Illusion I & II》無論在源頭或呈現上,也已反應這股新的擴充、包容的新趨勢。除了樂風的演變外,直接跨界的合作更是不計其數,最具代表性的,應數1985年當時仍屬新進的嘻哈團體Run–DMC邀請史密斯飛船(Aerosmith)主唱Steven Tyler和吉他手Joe Perry一同合作,重新演繹該團1976年的經典名曲〈Walk This Way〉,MV中,破牆的隱喻揭示了整個時代的風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些合作案例不勝枚舉,或許是電影原聲帶的創作空間比較大,就變成主要的合作場郁,譬如全民公敵(Public Enemy)和炭疽樂團(Anthrax)替電影《零下的激情》(Less Than Zero, 1987)合作的〈Bring the Noise〉;《惡夜追殺令》(Judgment Night, 1993)、《閃靈悍將》 (Spawn, 1997)這兩部票房不佳的片子,卻繳出了兩張集合重金屬搖滾和嘻哈饒舌兩界樂手共同合作,極為重要的原聲帶作品。倘若再考慮當時電子舞曲的Big Beat浪潮,新金屬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西洋樂壇水到渠成的結果。

去除掉音樂演進的歷史,新金屬在精神上,切合世紀末的末世情懷,以及進入新世紀之後的茫然,用極端快意的方式宣洩著意識底層的負面能量,那是一種對自己、對世界複雜深沈的毀滅情緒,好像非毀滅一切才能得到真正的歡愉。沒有身後身、沒有眼前路,只有交織傷痛、憤怒的此刻。由於與時代合拍,新金屬在世紀之交一度稱霸主流市場,不過大多數人沒辦法一直維持在那種精神狀態,風潮逐漸淡去,除了少數大團之外,整體而言再度回歸小眾喜好。

這波新金屬浪潮中,聯合公園(Linkin Park)是其中最重要的樂團之一,他們於2000年發行的首張專輯《Hybrid Theory》,是新金屬重要的標誌,象徵新舊世紀交匯的燦爛光芒。音樂內涵走得比聯合公園更深更溒的樂團大有人在(比如崆樂團 [Korn]);只談商業角度,他們也不是最通俗流行的團體(比如林普巴茲提特 [Limp Bizkit])。聯合公園的成功,在於取得兩者的平衡,如同年輕歲月(Green Day)之於龐克,博得不同聽眾的一致喜好。

《Hybrid Theory》給了我們〈One Step Closer〉、〈Crawling〉、〈Papercut〉、〈In the End〉四首單曲,每一首都引起空前迴響,特別是〈In the End〉成為他們最著名的歌曲,主唱切斯特.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在副歌唱的: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不僅唱出了新金屬的世紀末主題,同時也道盡了不同世代人們都將共同面臨的困境,註定將被一代代傳唱,絕望與哀傷的結晶,成為歌迷對聯合公園的認知。

他們的下一張專輯《Meteora》挾著前張的氣勢,趁勝追擊,攻下各大榜單,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幾首單曲〈Somewhere I Belong〉、〈Numb〉、〈Lying From You〉,可視為〈In the End〉的延續和變形。

《Hybrid Theory》、《Meteora》對聯合公園的生涯而言,不只是單曲的佳績,更是專輯在音樂概念的完整、一致,雖然還談不上是「概念專輯」,但脈絡清晰、流暢,有種渾然天成的俐落感,往後的專輯雖然有更大的野心,單曲也不差,但都沒辦法再達到這兩張專輯的高度。這兩張專輯,讓新金屬可以大聲宣告這個樂風不再是小眾的嗜好,而是有跳脫框架,跟多數人溝通的能力。新金屬的平衡發展,好像是告訴你重金屬有了在新世紀復興的可能。

「難得」意味著是剎那而非永恆。2007年聯合公園推出第三張專輯《Minutes to Midnight》,樂團逐漸轉型,想要展現更多的音樂面向,單曲〈Shadow Of The Day〉即為一例,整體來看事與願違。這張專輯雖然有像〈Given Up〉這種讓老樂迷為之一振的單曲,但整張專輯卻有更多不知道該怎麼理解的徬徨感。聯合公園在樂風上的轉變,一方面顯示了正常樂團的生命週期,無法再憑初生之犢的氣勢繼續稱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金屬浪潮慢慢退出主流市場,重新沈潛。

內外要素的作用下,聯合公園接下來的作品都是不同的試驗,以概念統整專輯,不幸的是,評論和市場都沒買帳,最終迎來2017年新專輯《One More Light》的潰敗。這已經不是市場能否接受的問題,新專輯內容鬆散、音樂面目模糊,先前幾張還能說是轉型碰上的陣痛期,或者說是曲高和寡,但新專輯只是單純的「慘不忍睹」而已。

接著,你我都知道了。切斯特去世。

聯合公園的成功,切斯特的歌聲居功厥偉,在重金屬各團的一眾主唱,他有最特別的聲音,既有尖銳高亢的爆發力,又有纖細脆弱的一面,使他們能跨出新金屬的界線。更關鍵的,或許是他的歌聲如此真誠,他唱出的不安、迷惘、無力、憤怒,都出自人生真誠的寫照,是一種將苦痛毫無保留的嘔吐,從陰暗深淵的嘶吼。切斯特的歌聲與其說是為了取悅歌迷,更接近是和自己的對話,想要找到解脫的出口……最後他找到了答案:2017年7月20日,他選擇在家中自縊,那天是他的好友克里斯.康奈爾(Chris Cornell)的生日,一個同樣有著撼動世界的歌聲的搖滾巨星,用了同樣的方式離世。長年都受到憂鬱所苦的兩人,年齡相差甚多卻是莫逆之交,切斯特是好友喪禮上唯一的獻唱者。

聯合公園的新專輯,切斯特創作了兩首歌曲〈Heavy〉、〈Halfway Right〉,單從詞曲就能感受到他內心狀態不佳,跟剛出道時,嘗試與絕望對峙的怒吼不同,這兩首曲子給人一種無法支撐下去的哀傷。他選擇用死亡讓問題消失,旁人沒有插話的權力,從此世間少了兩個破碎的靈魂,代價則是兩股美妙的聲音以及無數歌迷的心碎。

這會是聯合公園的句點嗎?答案可能沒什麼意義了,不管是不是,未來的聯合公園都不會是我們所熟悉的聲音,甚至我們已經失去「他們」已久。人們總是奢談未來,都忘了未來其實是不切實際的空畫,我們只擁有過去,不管過去冰冷還是溫暖,都只能藉此活在「現在」。如同新金屬和聯合公園曾經在我們的生命裡留下烙印,等我們都走到了終點,這可能是唯一要緊的事情了。



2017年8月26日 星期六

從妖魔化到溫柔天真,從仇恨敵對轉身攜手合作:評《美國的藝伎盟友》

(已刊登於Openbook閱讀誌。人生機緣難論,好事仍會發生,來自陌生的幫助有時或許勝過相識。這是這篇對我個人的意義。)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是一本討論形象建構的書,更確切地說,是描述二次大戰勝方的美國,如何因應己身的需要,賦予戰敗國日本不同的形象與面目。形塑的過程中,摻雜著種族、性別在內的雙重歧視,交相作用。

作者澀沢尚子出生於日本,成長於美國,在美國完成她所有的學術訓練,專長20世紀美國史,特別是戰後美日關係及冷戰文化史。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嘗試回答戰後國際外交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何戰後美日雙方能快速從敵對的占領關係,轉換成冷戰時攜手合作的盟友?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解釋頗多,作者從中另闢蹊徑,跳脫既有政治外交的視野,改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觀察,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指出,當美蘇對峙開始,在冷戰的架構下,建立美日間的友好同盟是近乎必然的選擇。但這項理性上的合理判斷,要如何取得美國民眾在情感上的支持和認同?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隨著戰事演進而益發強烈的仇日情緒,成為官方最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導美國政治的上層菁英,進行了一場刻版印象的置換,將原有的白種人/黃種人之種族差異,代之以當時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另一類偏見話語,即「男性高於女性」、「成年人優於兒童」,應用「女性」和「兒童」的意象,創造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新面目。

▉溫順服從、有待教導

比擬成「女性」,揭示著日本人為溫順服從的弱者;比擬成「兒童」,暗示著日本在政治的落後和被改造的潛力。無論何者,都營造出日本必需由美國予以開化、教導的形象。這個由戰後美國各路自由主義派人士所描繪的日本新面目,經由主流媒體無孔不入的宣導之後,匯聚出新的民意,構成了美日結盟底層的情感基礎。

要捕捉這個細緻幽微的文化面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切入方式,試圖證明這項無形而抽象的轉換工程。經由戰後美國人赴日本的回憶,這些經過戰火洗禮、對日本仍同仇敵愾的人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往往來自和日本婦女和兒童的接觸。戰時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日本軍人妖魔化的印象,逐漸被婦女的溫柔和孩童的天真所軟化。駐日美國人逐漸與在地日本人建立了新的關係,包括對孤兒院的慈善救助,或更個人層次的、與日本女性(即所謂的「寶貝桑」)發生情感或肉體的關係。

這些一開始為官方所反對或禁止的行為,漸漸匯聚出一種新的認識,並為大眾媒體所採用。日本兒童或婦女的照片占據著期刊,形成對日本的新印象,也逐漸為官方所追認。戰後代表美方主導日本政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區分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責任時,即是以「兒童」的譬喻看待日本:不同於德國的「成熟」,日本仍是一幼稚落後的民族,需要美國移植、引導他們走向前進的民主之路。

這樣的論調,成為後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這種以美國為最先進的線性文化發展理論,也獲得了來自學界的支持。麥克阿瑟口中政治上的「幼稚」,以學術話語來說,即為「封建」。

▉來自學界的支持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如《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舊譯《菊花與劍》)、《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等書,雖然反對種族主義,但肯定了「種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先天存在,因而使日本被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

潘乃德戰前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因為與美國官方的想法接近,她的研究大受好評,以人類發展和文化缺陷說明政治衝突的起因,更廣為人所接受。而持相反觀點,認為美日其實並無本質差異而是互為參照的另一學者海倫‧米爾斯(Helen Mears),著作則鮮為人知。

這不是潘乃德或麥克阿瑟個人的問題,經歷二次大戰,種族主義或歧視雖已成為眾所批判的錯誤,但卻不曾消失,而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方式重新上架。從戰前的佛洛伊德、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到戰後的湯恩比、阿德勒等學者,都充滿這種西方文明至上的論述,尤其當美國成為冷戰中西方民主陣營領袖後,更為激化。

這種論述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男性色彩,及歧視女性的特質。日人成為「囚於琥珀中的蝴蝶」,柔弱、被動,如同《蝴蝶夫人》中的藝伎,等待美方拯救。

▉被軍國主義挾持的天皇

作者引用了數則例子,說明日本女性化、兒童化的形象建構,裕仁天皇是其中之一。戰後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對日皇的審判,連日本內部都有廢除聲浪,但經過媒體重塑後,天皇成為被軍國主義者挾持的「親善日本人」,這正符合杜魯門或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政治判斷,官方也樂於鼓吹「善良」天皇相對於「邪惡」軍國主義者的論述。

天皇的易於操縱,除了符合戰前歐美視日本人如玩偶般的形象,同時也符合陰柔軟弱的女性特質,無論裕仁或皇太子明仁,都需要美方的教導。另一方面,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則被刻畫成具有性變態或不正常男性特質的形象,媒體報導對他極盡羞辱之能事。性別偏見的詞彙或意象,在過程中反覆被提及,形成信任和不信任的共同理由。

另一組例子,則是日裔美人川北友彌,和以羅伯特‧西山幸正為代表的赴美留學生。川北在戰時返回日本,後遭控在戰俘營中參與虐待美方戰俘,被判叛國罪。整個審判過程,顯示了冷戰敵我分明的論述。一連串的法院攻防,除了一貫將川北給予性別的醜化,也顯示「愛國」界線的成形。

戰後美國的日本留學生群體,則成為另一種樣板。西山曾經是神風特攻隊,連他這樣的人都被美國文明所教化,完成了美國人引領日本甚或世界文明的自我滿足,也開脫了內部種族主義的歧視。前者打擊了陰柔狡詐、暗懷鬼胎的日本,後者則塑造了陽剛上進、積極服從的日本,顯示美國在面對這個亞洲盟友時的複雜心情。

▉從末停歇的形象塑造

戰後面對日本時,美方還有另一重要的情感,即對原子彈轟炸的罪惡感。然而就算是要彌補這份罪惡感,性別論述仍在其間發揮作用。作者分析兩個在官方禁止對原子彈受難者給予救助的前提下,由民間主動進行救助的重要救援計畫:一是認養當地孤兒院院童,定期匯款支援的「精神的養子」計畫;另一則是將被原子彈爆炸毀容的婦女,送至美國進行整容的「廣島少女計畫」。

兩者都可以看到視日本為兒童、女性的象徵性作用。好萊塢影片更是充滿類似意象,作者以馬龍‧白蘭度1957年的電影《再見》(Sayonara)為引,一路討論到《男藝伎》(The Geisha Boy,1958),指出好萊塢如何為日本創作出神祕而女性化的「東方」形象。跨種族的愛情是常見的主題,日人多半為女方,男主角則為西方白種男性,影片裡暗藏著對同盟的推銷,以東方主義和性別主義的觀點,鼓吹美日的親善。

這類日本形象的塑造,在作者看來從未完全停歇。在美國人眼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現了日本接受美國人教導的成果,但在報導時仍不脫視日本為異國的、東方的、他者的、女性的歧見。在這層夥伴關係裡,美方對日本還是保有不安的敵意,保有某種種族主義式的恐懼感,當日本經濟崛起後美方的反應可見一斑。

雖然美方極力宣導美日的親善,但還是未能說服所有人。日本既是盟友亦是敵人的兩種思路,形成美日關係的奇異張力。然而,不管採取哪一立場,種族式和性別化的歧視,都隱隱發揮作用。自由主義者期望建構的美好烏托邦,在他們未曾意識到的偏見作用下,似乎註定走向失敗。也因此,本書看似僅在討論美日關係,卻也暗示著更為現實的問題意識。

▉從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外交史

本書原書出版於2006年,繁體中文版是採用201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然而簡轉繁後,某些名詞校訂和編輯格式上,或許還可再多下功夫。所幸瑕不掩瑜,距離原書十餘年後,仍可給予台灣讀者不少思辨上的刺激。

本書試圖處理的是非常細微的文化面向,必須遊走於美日不同的文化之間,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或許只有類似作者這樣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掌握。本書最搶眼的,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屬於政治外交史的議題,書中較少見到外交史常見的大量檔案,而是諸如《時代週刊》、《生活週刊》、電影或回憶錄等較具有「人味」的日常史料,使得全書充滿了同類型論述少有的活潑和趣味。這一方面呼應著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冷戰文化史研究,也體現歷史學門中不同次領域及研究取徑「跨界融合」的發展趨勢。

不過,本書最終仍是一本以美國史為起點的著作,是從美國政治、文化主流菁英的角度,去看待對日本兒童和女性化的建構,這當然和作者本身的專業和關注有關。本書潛伏著另一個主題,即是對美國戰後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指出他們僅是由一個偏見跳到另一個偏見,甚或只是將舊有的偏見重新包裝上路。

這樣的論述,和本書的視角有其一貫性,卻也忽略日方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如何看待這樣的形象?過程中是被動或主動參與(抑或反抗)?中間的複雜可能,被這樣的單向視角給抹除了。以電影為例,雖然作者只取樣好萊塢,但1950年代也正是黑澤明等日本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初鳴啼聲的年代,這又對日本形象帶來什麼影響?

在被重塑的過程中,日本並非全然無聲、被動的角色,甚至可能呈現了某種「弱者的武器」式的抵抗。一旦忽略了這些,就看不清歷史的全貌。書中所討論美國看待日本的雙面性,若能加入這層因素的考量,將會更形完整。

▉偏見無法消除,唯有不斷反省

戰爭是本書關鍵的潛流,二戰前後日本形象於美國人心中的變化,可以視為廣義的戰爭宣傳和動員,不管是由熱戰進入冷戰,由互相廝殺變成共同防禦,國家都希望藉由直接間接的宣傳方式,來引導民意。如本書所揭示,這樣塑造民意的過程是十分多元的,有時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宣導,有時則是由下而上,由官方剪輯追認。權力對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除了提醒研究者以外,即使是一般讀者,在面對各式文化現象時,亦應當加以警醒。

本書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對「偏見」的韌度和強度的描繪。當我們刻意排除某種偏見,很可能不自覺落入另一種偏見的泥淖中,也可能只留心到偏見的表層,卻擺脫不了更底層的歧視。

完全無偏見,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談。尤有甚者,一旦某人宣示無偏見,往往正是陷在偏見中而不自知的徵兆。如同書中論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立意良善,但仍擺脫不了種族或性別的歧視。

偏見或許是無法消除的存在,只能透過不斷反省,一次又一次地審問自我,而非指責他人,才能把偏見的影響降至最低。人終究是主觀的動物,難以擺脫偏見的牢籠,但經由反覆自省,至少能看到那牢籠的形構,努力做出不被干擾的決定。澀沢尚子在本書提供了歷史學的示範,指出存在於美日之間過去的偏見。或許我們也該試著反思,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由偏見所化成的各種形象。



2017年8月24日 星期四

在憤怒之中洞悉生命:淺談Brahman的音樂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2011年9月某日,凌晨兩點的大阪難波,道頓堀河漆黑一片,路上滿是垃圾,白日殘留的餘溫,讓兩者散發著淡淡的腐敗氣味,呼應著河面上那城市的霓虹倒影。明明是平日的深夜,戎橋四週卻擠滿著人潮,打扮誇張華麗的男男女女在橋上遊走,或高舉著牌子、或散發著傳單,誘惑著人們走向夜的深處,純粹欲望的所在。

獨行其中,不願回旅館睡去,也說不出原因,只知道人生被卡在沒有辦法轉圜的窘境,動彈不得,在不同意義上被他人和自我流放,然後突然就被丟到這陌生城市,匆匆來去,好像某種人生的寫照,與其說漫步在這五光十色的街頭,更類似漂浮在欲望折射的泡沫中漂浮。
沒有目標、沒有意義、浮遊生物般的存在。

不知不覺走進了TSUTAYA(蔦屋),作為外來者,那似乎是深夜少數不會被異樣看待的棲身之地。彼時難波店尚未裝修成千遍一律的精品風格,還保有著舊時CD、DVD出租店的氣味,CD的陳列很像臺灣玫瑰或宇宙城的風格,舊舊的展示架上,亂中有序的排列著不同的音樂,交雜著店員手寫的推薦和介紹,原始卻吸引人,那份直接想與人分享的熱情,在今日的賣場已成為近乎上古遺跡。

就在這樣的指引下,我戴上了試聽機的耳機,對全然陌生的樂團按下了播放,然後......誇張地說,整個夜晚、人生就這樣改變了。

耳中響起的是Brahman甫發行的EP《霹靂》,3首歌分別是〈賽の河原〉、〈最終章〉、〈霹靂〉,合計11分鐘11秒,概念完整,像是巧妙設計的生命體。〈賽の河原〉以沒有喘息的尖銳吉他貫穿,引領著像內掏索,立處於生死邊緣的徬徨怒吼;〈最終章〉則有著高低起伏的漂亮轉折,用另一種方式處理徬徨和迷惘,賦與了憤怒和吶喊不同的色彩;最後的〈霹靂〉,5分多鐘的歌曲近若永恆,歌曲以淡淡的吟唱開始,從對漆黑虛無的感受,突然爆炸生出豐沛的能量。主唱TOSHI-LOW(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誰)反覆怒吼著存有的意義,在難波的夜裡放出光芒。

Brahman充滿類宗教意味的歌詞,搭配著單純直接又精巧繁複的音樂,構築成出一首龐克梵唱,一渺小同時又巨大的宇宙。在那短短的數分鐘間,我得到了救贖,音樂之外的現實世界依舊衰敗老朽、慾望腐流,未來可能更糟可能更好,或者注定自己將會再陷入更深的絕望或動搖中,但Brahman音樂所提供的剎那頓悟,終能成為安身之所。

從那個夜晚的宗教性的感受之後,我才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Brahman。

Brahman於1995年正式成軍,標準的四件式樂團配置,經歷創團初期的不穩定後,確立主唱TOSHI-LOW、吉他手KOHKI、貝斯手MAKOTO和鼓手RONZI的四人組合。如同90年代成軍的多數龐克樂團,在音樂風格上他們屬於旋律硬核(Melodic Hardcore)一路,但更偏重於旋律線的經營。如同團名「婆羅門」所揭示的,Brahman並非鑽研曲式流暢、易聽與否的分野問題,經由高低反覆、動靜跌宕,帶有宗教、歌謠曲意味的編排,配合探索生命本質、意味深長的歌詞。

這樣的創作風格,讓Brahman與同類型創作相比,產生出龐克樂種少見的沉穩。假設大部分龐克音樂在「動」上施展身手,那麼Brahman的音樂更偏重在「靜」的一面。不管是憤怒、哀傷、激動或是冷靜,他們不斷寫出帶有轉折的中長篇樂章,給人一種洞徹、思索的感受;而在短篇幅作品中則是進行著擴充的實驗,讓原本以短小、剽悍見長的樂種,呈現新的風貌。
從早期的〈Arrival time〉、〈逆光〉,到中期的《霹靂》或〈露命〉,再到近年的〈終夜〉,都能見到這樣的特色,除了顯示了日本在旋律硬核和西方不同的特性外,也顯示了Brahman樂團自身的風格多元、具包容性的音樂性格。在他們的另一個音樂計畫「OVERGROUND ACOUSTIC UNDERGROUND」,便能看出他們勇於嘗試自我的一面,宣示就算「完全去除」音樂詞曲的狂暴面向,他們依舊有能力作出美好的歌曲;或著反過來說,他們同時能作出承載人心溫暖面的音樂。

這也間接說明了為何Brahman音樂可以有那麼充沛的層次和轉折。他們跳脫了無謂的標籤或符號,在既有的基底上融合各種聲響,開創自己的音樂之道。秉持自己的獨特元素,不斷地延伸、實驗,不隨波逐流,終於能夠超過音樂類型、商業寶座的標準(事實上他們的專輯曾經在日本公信榜排名第二位),成團20年後,Brahman繳出了令人激賞的傲人成績。

千萬別誤會,他們的音樂仍然保留著最純粹、激烈的部分,這還是他們音樂的主體,2017年發行的新作〈不倶戴天〉即為一例,從頭至尾,經過層層萃取之後精鍊而成的純粹憤怒,讓歌迷無法有絲毫鬆懈;或是單曲中收錄的〈怒涛の彼方〉對眼前感到不安卻勇於挑戰,對一個已經成軍20年的樂團來說,能夠繼續交出誠實而不廉價的宣言,說明了他們的音樂沒有因為年紀、功成名就而有改變。

Brahman的強烈能量和沈靜思索,構成了他們音樂的內裡陰陽,同時也讓他們的現場表演變成魅力十足的「聖地」。2015年舉辦的20週年演唱會「尽未来際」,這種硬派、剛烈的樂團,竟然能夠吸引4萬多人到場,再再顯示樂團經營的成功,同時也表明了Brahman的音樂仍然能夠直擊人心。別說讓人期待他們下一個20年的表現,光是這回他們要來到港都高雄(火球祭)開唱,就讓歌迷如我興奮不已。

從理性的認知上,我期待著他們的音樂,他們歌聲中的每次吶喊,都呼應著你我人生無法直面的部分,再一次一次召喚之後,才能真正澄名洞徹生存的實際樣貌。那是不經造假,兼具睿智和情感的真誠音樂。而他們的感性、宗教性的體悟,則構成了我對Brahman的熱愛。在大阪難波的那一個晚上聆聽〈霹靂〉的感動,是我一生難忘的經歷。能在對的時間、對的境況;或是任何時間、任何際遇下聽見Brahman,對吾輩敗者而言,皆再幸運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