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1日 星期日

喊停的勇氣——《築夢大道》走過的血淚之路


(原文已刊登在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電影《逐夢大道》(Selma)以由金恩博士所領導的「薩爾瑪遊行」為描述對象,該運動針對當時阿拉巴馬州對非裔美人投票登記的刁難而起,希望能打破種種形式上或檯面下的打壓與迫害,確保憲法所規定的投票權利能徹底被行使,不受膚色限制。這場由薩爾瑪到州首府蒙哥馬利的遊行,是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的重要事件,特別是1965年3月7日,發生在艾德蒙皮塔斯橋(Edmund Pettus Bridge)的「血腥星期天」事件,更是60年民權運動的重要一幕。

2014年電影的拍攝也受到高度矚目,大小獎項無數,尤其John Legend和Common兩人於奧斯卡的舞臺上,搭造艾德蒙皮塔斯橋為背景,演唱主題曲〈Glory〉,那賺人熱淚的一幕,將會成為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經典表演。

鑑於傳統教科書對美國1960年代一系列民權運動的介紹過於粗略,造成多數人對於美國近現代史的演進一知半解,往往把黑白種族歧視的消解想得過於簡單。任何歧視的化解,從來就不是一刀兩斷「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童話,歧視從未因一場戰爭、一篇演講或一號法令即一次解決,歧視總會不斷以不同樣貌還魂,只能靠著各個擊破的勝利累積,逐漸改變。

南北戰爭之後,在憲政的層級解放了黑奴,但接下來則是在一連串黑人法令(Black Codes)的頒佈,這些法令使歧視變向留存,成為1950年代中葉起非裔美人民權運動抗爭的焦點。1964年民權法案和金恩博士獲諾貝爾和平獎,看似好像取得勝利,但仍存在各式的行政阻擾和三K黨的血腥威脅,觸發著或大或小、種族騷亂與平權運動,薩爾瑪遊行即為其一。

在這樣波濤洶湧、正反力量相斥相激的情勢下,能匯集群眾的力量,取得各方面的平衡,與公權力在背後撐腰的歧視對抗,進而扭轉整個體制和時代,考驗著領導運動的人們。

類似的電影敘事,往往流於個人英雄史詩的書寫,將一切光榮化約在少數個人的洞見和卓識;這樣的方式或許合乎人性所需,但多半偏離現實。本片則不然,金恩博士雖為主角,卻不採取歌頌的視角,而是寫實呈現於各方壓力作用下,金恩博士及其團隊對運動的策略和籌畫;並不刻意營造誇張浪漫的戲劇張力,反而以冷靜對待事件中的所有人事物,更偏向紀錄片的敘事。

金恩博士不見得每個決策和步驟都是正確,有時事情能按計畫進行,有時則換來出乎意料的大敗,每個轉折對金恩博士的團隊來說都是一次人神交戰,重新作出前進或後退的選擇。一方面必須要有衝突才能吸引關注,又不能令手段過於激烈,造成參與者的受傷和世人負面觀感。另一方面還必須考量和官方的距離,既是要打倒對象,必須透過不同的管道和溝通、談判,找出雙方皆能接受的提議。為了尋求運動的推進,領導者們得在堅持與退讓之間,做出各種選擇,慢慢在層層黑霧中摸索。

「薩爾瑪遊行」便是在一次次摸索中逐步到達蒙哥馬利的路途,各進行了三次遊行,第一次造成傷亡,乃至後續一連串血腥事件的「血腥星期天」,第三次方成功抵達。一次充滿張力、一次充滿感動,但本片最動容的則是第二次,金恩博士帶領人們走上橋上,因為第一次的衝突讓雙方劍拔弩張,山雨欲來,沒想到他在禱告之後,卻選擇喊停,看似有些令人錯愕,甚或有些缺乏張力,但正是全片最動人的一刻,因為他身上所背負的不只是對理念的責任,而是對整個運動的發展、世人的觀感,以及最重要的,那些因你而投入的支持者必須有所承擔。

激動地喊衝向前是容易的,驟然喊停,承受質疑,並謀求週全而完備的折衝與解決,以期圓滿的結局,才是真正的勇氣與智慧。好的運動領導者,是在泥濘之中,匍匐前進,而非高高在上,自負為理想的化身,一意孤行。因此,那喊停的瞬間讓全片跳脫了淺層的英雄頌揚,還原一場成功運動的深層邏輯,說明了「薩爾瑪遊行」為何成為一場光榮運動,而非當時代諸多紛亂的其中之一而已。

這部電影還原了「凡人」的金恩博士,也正因為有種種掙扎,正顯出他聆聽團隊紛雜的意見,作出最後種種決斷的偉大,本片選擇以諾貝爾和平獎作為開頭,隱喻著他最關鍵的性格,那對信念的堅持和對和平的熱愛,間接說明了「薩爾瑪遊行」的走向,人們除了記得這種遊行之後的收穫,更應該記得這收穫是如何獲得,以及背後的精神,這才是「薩爾瑪遊行」和金恩博士留給後人最大的遺產,也是三年後的槍響所奪不走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