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奶昔大哥的野望:麥當勞叔叔玩不起的《速食遊戲》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速食」(fast food)絕對是美國給全球帶來最重要的影響,「快速」強勢地改變了各地的飲食文化,形塑出一種商業模式,即便有著無數的爭議和非難,甚至有「慢食」運動作為反抗,速食仍舊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我們已無法想像一個沒有速食的世界。全球最大的速食業者麥當勞(McDonald's)是始作俑者之一,是推動速食餐飲「功」不可沒的推手,麥當勞那金色的M字標記和小丑造型的吉祥物麥當勞叔叔,已是各大都會或城鎮的必備地景,也是文化上的重要象徵符號。

正因為麥當勞無所不在的影響力,由麥可.基頓(Michael Keaton)主演,描述麥當勞誕生的電影《速食遊戲》(The Founder),不免帶著油膩的香氣,讓人好奇不已。但同時這個題材也讓人擔憂,會不會是一部乏味的歷史教材?更糟糕的,一部膚淺而平淡的歌功頌德片?走進電影院前的你多慮了,在編寫過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作品《力挽狂瀾》(The Wrestler)的著名編劇羅伯.西格(Robert D. Siegel),與長於真人真事改編,拍過《心靈投手》(The Rookie)、《圍城13天:阿拉莫戰役》(The Alamo)、《攻其不備》(The Blind Side)、《大夢想家》(Saving Mr. Banks)的導演約翰.李.漢考克(John Lee Hancock),兩人的合作下,讓這部片子跳脫俗套,成為近年來難得的佳作。

本片可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基調,電影前半描述鬱鬱不得志的主人翁雷.克洛克(Ray Kroc)和麥當勞兄弟的相遇,Ray Kroc是位一心想要成功的推銷員,投資、經營過無數的產品,挨家挨戶的推銷,但沒有一件能獲得青睞,他相信堅持能有回報,也相信自己的眼光。在推銷奶昔機的偶然機會裡,他遇到了經營快餐店的麥當勞兄弟,在路上長期奔走,吃過無數傳統快餐店的主角,在兄弟倆詳細的導覽和介紹下,立刻被兄弟所研發出來的快速流程和適合家庭的環境深深吸引,認為這樣的模式未來的發展無可限量。

他憑著口才和誠意,以崇高的夢想和願景打動了兩兄弟,讓他以加盟者的身份合夥,開立自己的分店,千辛萬苦,終於完成了第一間店面,步上軌道。在這一階段,電影描繪的欣欣向榮的氛圍和今日新創公司(startup)不無不同,每個人都尋找著既有限制下的破口,努力研發、打拼製造,不論是主角或麥當勞兄弟,都勇於嘗試,無懼挑戰,在每次的失敗中汲取教訓,親力親為,打造通往夢想之路。

影片後半呈現出另一種氣氛,隨著主角成功地鼓吹加盟、大舉拓店,他和麥當勞兄弟間的關係日趨緊張,雙方摩擦日增,主導權的拔河反覆在電話線的兩端進行著,受限於合約的主角,一開始處於劣勢,人們對他的吹捧無法換成實質的獲益,剛起步的帝國只是華而不實的空殼,銀行貸款的壓力即將戳破美夢,雷打造的加盟系統似乎注定失敗,麥當勞兄弟帶著風涼的諄諄規勸,似乎才是正途。

我們這些身處在未來的觀眾們早就知道結局如何,他從新創的餐飲業加盟者,變成托拉斯式的大企業老闆,和麥當勞兄弟之間天秤一夕逆轉,流露出主角真實的本性。雷與其說是一位孜孜矻矻的研發者,其實更接近食物鏈中試圖霸佔頂端的掠食者。電影的主調變調,成為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那種充滿貪婪、血腥的企業競合,主角雷從不得志的失意男子,變成了高喊「貪婪是善」(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的高登.蓋柯(Gordon Gekko,麥克.道格拉斯飾演)。

不幸的是,現實裡沒有中途良心發現的查理.辛(Charlie Sheen),站在麥當勞兄弟這邊了。

能將兩端截然不同的故事調性完美結合,顯示編導的功力,兩端之間的過渡那麼的平滑柔順,沒有任何突兀,再加上麥可.基頓從容遊走於正邪之間的精湛演技,每個觀眾都像片中麥當勞兄弟一樣於不知不覺中發現已走了另一世界。

本片應該分成兩個層面理解,一是商業公司的發展,這則上世紀中葉的故事,無一不切合成當前新創公司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研發者苦心開發、思考出來的產品,在無法擴大市場的情況下,除非甘於小眾。一旦要擴大利基和規模,往往必須另聘(或另闢)專業的經理團隊,乃至投身大企業之間進行結盟併合。一腳由單純的開發踏入了商業的戰爭,從只需在意產品的好壞效能,進入了爾虞我詐、倚強凌弱的金錢遊戲中,無論輸贏,終將不復原本的面目。

另一角度則是歷史,本片對麥當勞早期歷史的詮釋,其實是美國商業史的另一種訴說,片子開始的時代背景為1950年代,戰後的美國,洋溢著勝利、樂觀的前景,那是福特主義(Fordism)和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當道的年代,工業化和標準化的大量生產,促進大量的消費,如片中麥當勞兄弟所言,他們所研發出來的快速供應,正是效法福特的車床的概念。同時戰後新秩序的重新洗版,依循舊式土地生產的舊富豪們,在觀念上已經無法在壟斷富有階級,人人都有一夕致富的機會。

這樣的「美國夢」隨著時間漸漸改變,新的財團和企業形成新的凝固體,麥當勞兄弟那種「自給自足」的思維,終將無法持續。本片巧妙地結束在主角雷對時任州長的雷根(Ronald Reagan)會面的準備上,暗示了即將來臨自由放任、唯利視圖的雷根經濟學時代。

無論何者,從小我或大我的角度,對我們所身處的時刻,似乎都是值得深思的寓言了。
最後,本片也揭露了「速食」的本質,在品味餐飲和商業傾銷之間,似乎更接近後者。新的便利和生活型態,也瓦解了餐飲業悠久的傳統和美德,強調速效、強調獲利的邏輯,結果就是我們只能吃到「快速」和「利潤」,再也吃不到食物。那網羅是如此的巨大,難以逃脫,最終我們每個人也或許亦如同片中麥當勞兄弟一樣,硬吞下那以慘敗所包裝的勝利假像,任人宰割。



2016年12月28日 星期三

人生不要強求:專訪乱彈阿翔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喂,你好!」電話那頭乱彈阿翔自己接起電話,自然而平常,反而是電話這頭負責採訪的我有些吃驚,總覺得會先由助理或工作人員先接電話,慌亂地自報了單位和姓名,忍不住多確認了一下:「請問你是阿翔本人嗎?」

本名陳泰翔,出身自宜蘭的乱彈阿翔出道甚早,1997年乱彈樂團推出了第一張專輯《希望》,是許多三、四十世代喜愛搖滾的微大叔們,青少年時期的共同回憶。在那個地下音樂真的還在「地下」,並努力奮戰著爬上地面的時代,2000年乱彈得到金曲獎最佳演唱團體時,阿翔在台上高呼的那句「樂團的時代來臨了!」像是在新世紀宣示著台灣音樂即將翻開新的篇章,那充滿希望和象徵意義的一刻,深深烙印在許多人心中。雖然,那許諾的未來遲遲沒有降臨。

20年的歲月(阿翔堅持宣稱只有十多年而已),經歷無數起伏,乱彈阿翔無甚改變,仍然在做著音樂,仍然搖滾,仍然散發著他那獨特的自在灑脫。

電話那頭先談起了即將在2017年初舉辦的「一個人的旅行」演唱會,這是「鐵漢柔情」系列演唱會第一位登台的台灣「鐵漢」,更是兩年來阿翔的第一場專場演唱會。即便是沙場老將,專場演出的準備繁重,就算身經百戰談不上壓力攏照,但仍然緊張,阿翔強調:不是恐懼,而是保持一種緊繃的凝聚,專注台上的每一個環節,從舞台設計到造型、樂曲挑選和編排,每個部分都花了許多心思,總之,希望能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

乱彈阿翔不管是宣傳照、私底下練團或是舞台上正式演出,都保持著瀟灑、自然的帥勁。儘管本次專訪是以電話進行訪問,但是電話那頭仍能感受到翔哥的率性、專業。

一般以為排練會是演唱會最重要的部份,對阿翔來說反而不是最花時間的,他說:「因為歌曲最核心的部分,在錄音室裡已經決定和掌握好了!」現場追求的是純粹而直接的狀態,讓觀眾能在當下遭受立即地衝擊和感動。在錄音室的阿翔就不同了,「我會花很多的時間去檢查。」對阿翔來說,寫歌或錄製一首歌並不難,最困難的是之後「磨」的部分,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聆聽,找出缺點,加入新的元素,他口中「檢查」的過程,耗費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他透漏,新專輯的進度約莫已有五成,剩下的五成有哪些工作?就是嚴格的「檢查」。所以,當新專輯錄好後,阿翔就不會再去聽自己的作品,他笑著說:「因為已經聽了太多遍了。」偶爾如果在廣播或其他場合不小心聽到,通常的反應仍是不夠完美,有太多不滿意的地方。「這並不是說在做的過程不努力,每次創作和錄製都盡全力想要做到最好,想要超越自己,成果都是當時所能做到最好的狀態。沒有一樣創作是完美的,之後再回頭看看,總能再找到可以改進的缺點,我想這對所有的創作者都是一樣的,」阿翔堅持的說道。

也許是對音樂創作百般苛求,阿翔錄製專輯,不希望有太明確的時間表,也不希望配合唱片公司需要的發片週期。這樣不會有商業上的壓力嗎?他豪朗又有點戲謔地說著:「公司的人他們會有,但我沒有耶,哈哈哈。」每次創作的方式和觸動都不盡相同,前一張專輯《破水而出》,是看到電光水母這種生物的紀錄片,開啟了一系列以生物為主體擬人化的創作,完成這張華語歌壇少有的概念專輯,對阿翔而言也是很特別的體驗。即便如此,這些靈感都只是觸發,最終仍然和他其他作品一樣,回歸對自我的挖掘。每一次的創作都是一次對自我的面對和探視,唯有挖得夠深,才能交出好的作品。

如同甫公開的新單曲〈一個人的旅行〉一樣,「一個人的狀態對我來講太重要了,」阿翔說道:「人多數的時間其實都是一個人,甚至可說是人的本質,有時就算在人群之中,人越多越感到孤獨,只有能面對或享受一個人的狀態,才能真正理解自己。」他刻意追求一個人的情境,他開玩笑地聲稱連吃飯的餐廳都去選人少的地方,結果都吃到難吃的東西。

正是這樣,阿翔直說自己不感到寂寞,人和人之間的情感或互動,都是剎那,不是說他不相信長久的關係,而是相對於人一生的時間,有他人相伴的時間總是短暫的。即便在不同的城市間,不管是宜蘭、台北或北京,他並不感到自己在流浪,「因為只要心能定下來,那裡就是家。」在不同空間的遊走,只會讓心更加開闊。

相較於對音樂的嚴格態度,私底下的阿翔十分豁達,自由自在。很多事他都看得很看開,偶爾遇到生命中難免的消沉,他也都能一笑置之。譬如2012年《把我換成你》之後,有好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專輯;2004年自資發行的專輯《最近的我》,市場流通和迴響都十分有限。「說心情不會被影響是騙人,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想辦法去接受。」他相信人天生都有接受和自我修復的能力,不管生理或心理,只是外界有太多的雜音或物質把這項能力給壓抑了。「人生不需要太強求!」他以自己獲得金曲獎為例,每次都是意外,覺得有可能得獎的時候,反而都落空了。

乱彈阿翔的生活也不像任何「搖滾明星」,他笑稱他還比較想當「菜市場王子」,只要把頭髮綁起來,就不太有人認得出,平常時間都在家裡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修補的地方,發揮他木工的手藝,裝修的差不多了,最近就開始試著種菜,「如果未來存了點錢,買一塊地來種菜,朋友來了就現摘現吃,不覺得那樣的生活很棒嗎?」阿翔說起未來,口氣充滿了率性和天真,一切隨緣,順著生命的風,調整自己的心,享受各種意外,或許是他人生的調性,就連家中的寵物兩貓一狗,也都是意外來到他生命裡,成為家人。

話題稍微插開,一回到音樂,他立刻恢復專業,問他在製作自己音樂和幫別人製作音樂的差別,他解釋,寫配樂時,會花很多時間去理解故事的內容和節奏,去進入角色的性格和台詞,利用重要的句子或口頭禪去發想。製作別人的專輯時,第一要務是要讓演唱者能感到舒適,他常常用「騙」的手法,假裝沒在錄音,藉此捕捉演唱者最自然的一面。

比起錄製自己音樂時會花上更多時間在「磨」,「因為從旁觀者的角度,能看得比較透,看自己則很難看透,有太多盲點,所以要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檢查。」他也認為,別人把案子交給你,就是信任你,你也必須去滿足對方的需求,從對方的角度去思考,這才是敬業的表現。「雖然最後還是會有部分,反射出我自己就是了,」阿翔笑著說。

「我想要看清自己,大概是所有人的難題吧。」那種探索是困難的,阿翔說那不像做配樂可以「入戲」,自己的故事有限,他也無意單純地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動的搬進歌裡,難的是去挖掘消化過後的人生經驗所形成底層結晶。就算是情歌,他也不會把自己的感情世界當作創作的對象,而是從中汲取抽象的感觸,因此,在阿翔的歌曲中,少見市場流行的情歌。就像替別人製作時一樣,阿翔說他也會「騙自己」,但騙自己真難,「有時最簡單的方法,就先暫時離開,讓自己放空一下,給自己一點空間。」然後就是不斷修正,一步步看清自己的面目。

這樣的20年,阿翔能給年輕的自己或是現在的年輕音樂人什麼意見嗎?
「人生的路都是要自己去選,自己去走過,才會知道的。」對他來講,他一路走來也面對過很多的顛簸,一開始的樂團,從認識開始,道創作、技術或現實各方面都卡住之後,最終解散,個人單飛也不是都一帆風順,放棄音樂的念頭也不是沒有,「但放掉了之後,它還是再跑回來。」就只是他很喜歡做音樂。

「或許,」他總結道:「玩音樂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像心理治療吧,很有效的那種。」

他的新作品〈一個人的旅行〉最後這樣唱著:「只想平凡、清清楚楚的未來」,近20年的音樂路走下來,阿翔最初和許多人一樣,對音樂都有些高調的使命感;20年過後,做音樂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不用去假裝,最舒服的狀態」。直到有了個人錄音室,對音樂有了完全的主導權,賣得好或不好也就不太放在心上,他甚至笑著說:「我的唱片賣不好是正常的,大賣才奇怪。」就算有天沒有唱片公司的支持,他還是能在錄音室,舒適的做著音樂,舒適做自己。

「年輕時那麼苦,都撐過來了,現在也沒有什麼好怕的。」這種接受的能力,是現在大家都缺乏的,但現實一旦來臨,你不接受它,和它硬碰硬,自己受傷滿頭是血,現實也不會改變。只有接受,並且消化了,這段際遇就會成為你內在的養份。

「所以有天天崩地裂了,也沒關係嗎?」

「天不會崩的啦,就算真的崩下來,也只能接受,然後想法辦法在那樣的世界活下去啊,」他以有點沙啞的嗓音回答道。

也許,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場「一個人」的旅行,只是行程中,有人看透,將一路的美醜都當作風景;有人則選擇閉上雙眼,摀上耳朵,抗拒著一切,但無論如何,終點總是在那等著。掛上電話,心情莫名舒朗了起來,大概被阿翔所感染了吧。然後,開始期待演唱會的來臨,想聽這接納一切的男子,用音樂分享著他的旅程,看著他順著人生風勢的起落飛行,以及那顆永遠能找到自在與安定的心。




好的問題,永遠來自「人」的角度--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

圖片來自網路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要先聲明,因為工作的關係,曾和作者通過幾次公務信件,但只能勉強說知道這人,要稱認識都很困難。因此,對這書的評論,是出於閱讀後的感受,和私誼無關。和所有論文一樣,這書一定有它的缺點和需要再打磨的地方,但那問問題的角度,還是令自己驚艷不已。)

決定一篇研究論文的優秀與否有諸多要素,提出一個好的問題--或用更學術的說法,該研究問題意識是否明確而有價值,往往是其中關鍵。一個深刻而具有洞見的問題意識,必須能回應既然的研究取徑及其所獲得的成果,同時又能另闢蹊徑,在已有的學術典範(paradigm)之中,發揮己身的創見和想像,開展出新的論述,再填補既有研究所忽視的孔隙和盲點,推進人們對該領域理解的前沿;有時甚或推翻陳說,開啟全新的視野,造成孔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也因此有些研究者會戲稱一篇論文的好壞在一開始提問時便被決定,也因此「如何問出一個好的問題」,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堅實的問題意識,時常困擾著每個研究者,尤其對於初入學術之門的碩博士研究生,「問題意識」四字是讓他們寢食難安的最大苦惱。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一書,雖為作者的碩士論文改寫,但絕對是近年關於臺灣原住民研究重要的成果,不單是書中扎實的史料積累、探入而細微的分析、洗練具洞察力的文字論述等諸多優點,最關鍵的,還在於這研究卓越的問題意義,問了一個既能回應既有研究,但前人又未詳加發揮的重要問題。警察是日治時期官方對原住民管理或控制第一線,已為人所熟知,但作者卻不僅就此打住,僅將警察視為公權力冷血無情的代言角色,而重新從「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他們成為跨界的旅行者,不只從日本來到臺灣,並身處在平地民和原住民之間,他們有各自的感受,各自對原住民的觀察,並將這些感觸和看法化諸文字,其中有些字句反映著他們自我的處境和眼界,有些段落則受到時代侷限和擺佈,如同你我。

全書包括緒論和結論在內,共分五章,緒論點出了研究旨趣所在,如前述,說明本研究企圖帶入旅行的視角,去看待作為殖民政府蕃地統治最前線、最底層,並身兼征服者、統治者、教育者等不同身份的警察,在空間、文化等不同的越界「移動」中,所產生的種種文字,去看待他們所留下的觀察紀錄,以及在不同身份間的調適,並引用John Berger所言:「我們注視的永遠是事物與我們之間關係。」,去理解這些警察的「觀看」和「再現」。第二、三、四章則順著時序安排,反映著不同時期的蕃地治理。第二章以佐倉孫三、猪口安喜兩人為對象,代表著領台初期階段那種「探險」的氣息,兩人在臺時間有別,留下與原住民有關的寫作卻成反比,兩人為好友,不同的經驗使他們對理蕃的態度和想法迥然不同,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對原住民治理看法的差異。第三章以藤崎濟之助、瀨野尾寧為對象,進入了新的階段,撤廢了蕃務本署回歸並確立了警察體系,兩人的書寫不約而同開啟了回顧式的歷史書寫,顯示了「理蕃者」身份的寫作視角。第四章則從霧社事件到二戰時期,以橫尾廣輔、中村文治為對象,霧社事件的衝擊讓橫尾對前期的自信做出了反省,並重新省視對原住民的治理或看待方式,之後隨著戰爭的展開,原住民的治理再度變化,並被推上了前線,中村以個人的身份留下了紀錄。結論則回顧了全文的分析,並為這些個案的分析提出普遍意義的解釋,指出未來還能開展的空間。

作為一本嚴肅的學術論著,本書在閱讀上自然不會如同坊間常見的歷史普及書寫那麼容易,但卻又著更為深刻而動人的重量。深刻的部分在於跳脫單邊式的觀察,巧妙地利用警察所身處的邊界位置,對殖民者、被殖民者做出雙向的觀察,並勾勒殖民過程和不同族群接觸時的複雜。動人之處,則在於從「人」的角度,還原這些第一線殖民者身為人的一面,而不再只是象徵統治階級的一枚無名符號,這看似簡單,卻往往是講究通則式的研究取徑所忽略的,同時也是歷史學那不時被埋沒或遺忘的誕生起點。作者以個案進行分析,突顯了關懷所在,尤其和大論述間保持平衡,在學術文字之中所隱藏的,不僅是史家的技藝,同時也是史家該有的關懷。



2016年12月7日 星期三

從〈Make You Feel My Love〉談起,那永遠是音樂人的Dylan



(本文已刊登在立場新聞)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a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When th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

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I know you haven't made your mind up yet,

But I will never do you wrong.

I've known it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No doubt in my mind where you belong.

I'd go hungry; I'd go black and blue,

I'd go crawling down the avenue.

No,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he storms are raging on the rolling sea

And on the highway of regret.

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wild and free,

You ain't seen nothing like me yet.

I could make you happy,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for you,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2008年初出啼聲的Adele,發表了那以年齡為名稱的首張專輯《19》,外表看似平凡的她,以渾厚豐富的歌聲,迅速勾起了世人的注意,無論在口碑或銷售,都取得不錯的成績。專輯共發行四首單曲,雖不像日後第二張《21》那般耀眼奪目,幾乎首首強攻排行榜,但散發著質樸和煦的溫度,不慍不火,結實的擊中聽者的內心。

歌詞是專輯的最後一首單曲〈Make You Feel My Love〉,雖然最後發行,卻是後勁最強的一首,08年問世時成績並不突出,可是被許多場合和節目所使用,反覆盤據排行榜,在2010-2011一度衝上排行榜前四名,兩年後的佳績,說明這看似平淡的歌曲,潛藏的韻味和魅力。事實上,這首翻唱曲還是因為經紀人的熱愛,介紹給Adele,才獲得錄製,會有後來那麼好的成績,大概也出乎Adele本人和製作團隊的意外吧。

從歌詞來看,這就是一首單純的情歌,曲調憂傷,沒有太多艱澀的想像,用詞亦不難,約莫中學生的英文能力就可以理解。年輕甚或還帶有些素人味道的Adele,賦與了這首歌初嚐戀愛滋味的苦澀,如同MV的場景,在陰鬱灰暗的城市裡,她困坐在房間的落地窗前,哀傷滿佈臉龐,眼角還有淚的殘骸;床旁鐘上凌晨四點的數字,標示著這將是無眠的夜晚。她反覆看著手機那不知是否該發送的簡訊或該撥打的電話,無所適從地起身遊走於房間,向窗上高樓的倒影,低唱著這不會得到回應的付出,無法傳達的愛。

然而,Adele歌聲裡那成熟細膩的質感,成功捕捉了這歌表面之下更深層的惆悵,不單只是青春的強說愁語,而是暮年回首時那莫可奈何的愁緒和感嘆。透過Adele的詮釋,豐富了歌曲的層次,她的歌聲在原有的詞曲裡,構築不同時間層裡的交錯,層層交疊出人生各階段的憂愁百態。也因此,Adele版本的〈Make You Feel My Love〉,能有那麼強的後勢,成為她的代表作之一,也幾乎成為這首歌曲的定版,或許就不那麼意外了。

〈Make You Feel My Love〉有許多翻唱的版本,1997年甫出版沒多久,資深音樂人"Piano Man" Billy Joel就立刻翻唱,他加入了原曲所未有的鼓擊和鍵盤聲響,搭配著他歌聲,給予了正向、激昂的情緒。鄉村音樂界的天王Garth Brooks,則於隔年貢獻了另一版本,他大致依據了原有的編曲,從中發掘出那在鄉村音樂常見的主題和情緒。除了兩個於排行榜獲得不錯成績的版本,包括Bryan Ferry、Neil Diamond、Ronan Keating、Kelly Clarkson……等十數位老中青跨世代的音樂人,有些依據著原唱的基調,有些則依循著Adele的路向,加入自己人生和音樂的性格和歷練,唱出各自不同的樂音。

會有那麼多的版本,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原曲和原唱版本實在太吸引人,即便這首歌在當時並未發行單曲,默默待在專輯裡不搶眼的位置,卻還是遮掩不出那獨特的魅力。

歌曲來自專輯《Time Out of Mind》,詞曲和演唱都是近日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激起沸沸揚揚議論的Bob Dylan。

對許多新一代的年輕聽者來說〈Make You Feel My Love〉,大概是他們最接近Dylan音樂世界的一次,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次那麼深入大眾流行文化之中,即便得奬的是村上春樹也都無法如此。

對於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否合適,相關的論辯甚多,但大體有一共識,那就是他同詩一般,有著奇詭繁複意象和象徵、獨特韻腳、面對當下社會進行針砭的歌詞,已經是過去的事,屬於青年Dylan,而非21世紀前後的Dylan,更不是那1980年代生活於Reagan主政時期的中年Dylan。

立基於近代學科建制的諾貝爾獎,有著不頒給死者的規則,2011年醫學獎得主Ralph Steinman是唯一例外,但也肇因於意外。很不幸也很殘忍,這次的文學獎,所頒給的,是那已然逝去的Dylan。

Bob Dylan創作的文學價值無庸置疑,甚至不用引經據典,援引希羅史詩或中國詩詞的誦唱傳統,同樣引用流行文化的創作即可,1995年好萊塢電影《Dangerous Minds》,劇中飾演臨時教師的Michelle Pfeiffer,面對一群來自底層、被體制所放棄的中學生時,便利用Bob Dylan的名曲〈Mr. Tambourine Man〉引領學生走進文學的殿堂,從Dylan到Dylan Thomas,體會詞、體會詩,再到進一步以創作詩去回應著現實。一部電影當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權威,但也表達了青年Dylan創作的文學特質,是被大眾普遍接受的想法。

然而,歌詞和詩的創作,還是有條若隱若現的區隔在那,歌詞最終是從音樂整體出發的考量,一首平庸的詞,或許不能滿足詩的美感或意象境界,依舊仍完成一首動人的歌。1980年代以後,Dylan的創作裡沒有任何一首文字有達到他顛峰時水準,難以稱之為詩,但無礙他創作好音樂的能力。尤其在1997《Time Out of Mind》開始,即將步入六十的Dylan,重新回歸那草根民謠的原點,帶著洞悉人生起落的滄桑眼神,在世人早已不期不待時,於新世紀交出一張張的專輯,有的翻唱、有的創作,皆是美好。

再回到〈Make You Feel My Love〉的例子,沒有人會覺得這詞近詩,當時也引起了批論家的責難,然而一旦和旋律結合立刻,即具有直擊人心的力量。Dylan文字創作,不是以字句自身存在為目的,而是以音樂的完滿為核心旨趣。無需死忠樂迷,只要任何稍稍認真聆聽過他作品的人(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用〈Make You Feel My Love〉實驗看看),再回頭看他的歌詞,我相信多數人都無法用純粹朗讀的方式,去唸誦歌詞,總是會在過程中,忍不住吟唱了起來,因為他的文字和音樂咬合度那麼的緊密。他就是那麼完美的音樂人!

對理解晚年Dylan來說,諾貝爾獎或許太沈重,更重要的,可能一點意義也沒有,大部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已不被世人記憶,Dylan和他的音樂卻會不斷被傳唱。Bob Dylan終究生存在音樂世界的人,不用去開展文學的多元,更無需去定義文學的樣貌。他是徹頭徹底的音樂人,雖時有起落,如所有凡人般,但仍堅持在那歌唱。已過從心之年的他,甚至不用在音樂創作中去完成、求索什麼,只要一如往常,去唱出他覺得好的歌曲。

對追隨他的你我而言,這也是我們唯一的盼望和期待,遠勝過諾貝爾錦上添花的桂冠,至於出不出席頒奬,就更是無關緊要了。



神性、人性以及超越:Swans《The Glowing Man》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按:在本文刊登之後,一直在想這篇稿子到底拖了多久,發現自己已經喪失時間感了。從得知到寫完再到登出,應該是以月為單位,幾十天其實不算長,卻已恍如隔世,最初的構想和最後的成果,已截然不同。大概一切都是注定吧,這也是堅持要寫完的原因,當死亡陰影來臨,遮蔽了世界,我才能真正理解這張專輯,同時這張專輯也在不知不覺中被自己投射成某種救贖或解答。在反反覆覆的聆聽後,覺得好像更認清楚些了什麼,但那解脫的超越似乎仍漫長遙遠,這也或許才是Swans想說的,超越俗世之上的,終究只是難解的虛無。)

2010年Swans重組,絕對是近年搖滾樂最獨特的現象之一。從1997年休團後,靈魂人物Michael Gira仍持續各式創作的嘗試,但終究有些缺憾,經歷了十數年的沈默,一重組竟快速恢復驚人的創作能量,走得比90年代初期更深更遠,用更為自由的手法演繹不同的音樂元素。

重組後除了張張獲得評論界一致的膜拜,成為年度推薦的成功,更驚人的是商業上的成功,尤其《The Seer》(2012)、《To Be Kind》(2014),不單好評如潮,也取得Swans少見的排行榜佳績。對於這個樂風充滿實驗,對音樂市場邏輯不屑一顧的團體,以及Gira這樣無視搖滾明星身段,一心執著於聲響探索的創作者來說,這種名譽雙收,就算用21世紀網路時代的新的行銷思維解釋,仍是令人意外。

他們的音樂本質仍屬小眾,能得到大眾廣泛的回響,間接說明了他們音樂的核心樣貌,那些艱澀難懂的歌曲,與其說是音符和樂句的組合,倒不如說以音樂為手段對人心進行解剖,因為切得夠狠、挖得夠深,把人們對自身的了解逼迫到前所未見的前緣,產生了巨大的共鳴,吸引了每個聽者。

從《The Seer》、《To Be Kind》再到2016年新專輯《The Glowing Man》,當Gira宣佈Swans現有陣容即將重組之際,這三張錄音室專輯或可以用三部曲的方式一同合觀,《My Father Will Guide Me Up A Rope To The Sky》則可視為這三部曲的揭幕序曲。這三張專輯雖然有著各自殊異的面貌,表達的情緒亦有不同,但有著一脈相連的性格,如同探險過程中的片段風景,合而視之,終成完整的全景地貌。

同樣是對人性意識的探索,《The Seer》、《To Be Kind》像是用一根探針狠狠硬插入皮相之下,釋放出強度不一的音樂電流,觀察每次刺激下的反應,殘暴而細膩;《The Glowing Man》則是另一種樣態的實驗方式,彷彿從人心最幽暗的底層,挖取了一塊組織採樣,置放在培養皿中,反覆注入不同的聲響試劑和染料,看著這闇暗的細胞律動和膨脹成龐大的怪物,在失控中走向那最終毀滅,迎向死亡的虛無。

《The Glowing Man》是設計精巧的展演,展演的主題不再僅是愛恨狂嗔,個人在這些情緒左右下走向死亡的歷程,必然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盡頭。也因此整張專輯在曲式上充滿著厚重的宗教感,運用人聲和器樂交疊出近似原始部落的薩滿儀式,反覆延伸,無休無止。

Swans從來不迴避長篇的作品,前作從都有2、30分鐘的曲目,《The Glowing Man》則更進一步,可說是由三個長篇區塊所構成的專輯,以4分半鐘的〈People Like Us〉、5分鐘半的〈When Will I Return?〉和結尾6分鐘的〈Finally, Peace.〉串聯在一起。除這三首外,其他曲子都超過10分鐘甚或20分鐘以上。這些巨幅的作品並非搖滾樂常見的史詩樂章,或是後搖滾的恣意漫延,更貼近某種祝禱式的眾聲傳唱,透過層層音樂的聚合,將聽者帶領至另一世界,超越了世俗和存有。

專輯第一部分由〈Cloud of Unknowing〉(25:12)為中心,再加上開場曲〈Cloud of Forgetting〉(12:43)和〈The World Looks Red / The World Looks Black〉(14:27)三首所組合,〈Cloud of Unknowing〉取材至基督教13至14世紀間的同名靈修經典,內容是關於如何認清自己身心靈的位置,順序漸進的靈修以進入神的神聖之中,「Cloud of Forgetting」則是書中重要的概念。

三首歌是對神聖意識的正反思辨,〈Cloud of Forgetting〉的抑鬱低沈的祈求;漸次轉強到〈Cloud of Forgetting〉,陰鬱跌宕的氛圍構成了試煉的舞台,於醞釀壓抑後爆發成無法止息的狂亂,繼而氣力放盡在平靜和空寂的交融中;〈The World Looks Red / The World Looks Black〉則像是Swans對這段歷程的詮釋,前半引用著Sonic Youth的〈The World Looks Red〉,去除了原曲的不安躁動,改以部落唸誦般的方式,讓人想起了中晚期的The Doors的風格,持續到了中段,替之以類似Pink Floyd式的轉折,俐落的節奏於高低落差之間給予了能量的昇華。
〈People Like Us〉則又由神聖復歸到人性,綑綁在矛盾交錯成的網羅,無法逃離。〈Frankie M.〉(20:58)這首以身陷毒品無法自拔的友人為描繪對象的歌曲中,成為了第二部分的核心,那是人軟弱和原罪的寫照,救贖只是無力的空談,歌曲始於人聲,宛如迷失者的哀嘆,配合著樂器的忽隱忽現,而後漸漸轉強成一波波的巨大的音浪,像是欲望的漩渦,也像是對失落靈魂聲聲的招喚。整首歌有著自暴自棄的絕望,無止境的悲哀又有著一絲莫名難言的陶醉和愉悅,喃喃抛出著無數無解的質問,直到最後如大火般巨大的聲響,焚毀無法擺脫欲念的肉身。

接著是〈When Will I Return?〉,這首歌由Gira的妻子Jennifer Gira演唱,全曲滿是詭譎冷冽的民謠曲風,讓人想到Gira另一個實驗團體Angels of Light。〈When Will I Return?〉像是一篇悼文,刻畫著荒野中漂蕩的靈魂,曲子後半「Oh I'm alive.」的呼喊,呼應著前曲。

同名曲〈The Glowing Man〉(28:50)是整張專輯的高潮和總結,是生/死、存在/虛無的對話,讓人想到莎翁筆下和頭骨對話的哈姆雷特,曲名則又讓人聯想《Watchmen》裡的Dr. Manhattan,「死亡」是超越和救贖的終章。樂曲結構似乎有些紊亂,但脫序中形成了新的平衡,建構出Swans版本的交響曲,第一樂章是貫穿於全專輯的如法螺吹奏似的宗教吟唱;第二部與其說是音符和樂曲,倒不如說將這些元素壓縮成巨大的石塊,狠狠擲出,將聽者活埋;第三部分則是快意、明亮的搖滾曲式,是追趕亦是逃離;最終樂章復歸開頭的宗教氣氛,法螺嗚嗚聲再起,也為儀式做出小結。

〈Finally, Peace.〉裡Gira低沈的嗓音和孩童般合聲,組合成一送葬的行列,為這聖靈和凡人間的三幕劇,畫上了句號。

或許對重組後的來Swans來說《The Glowing Man》不會是最耀眼的一刻,晦澀的主題和曲式,多少有些隔閡,但卻是三部曲中在概念執行上最為緊密的一張,呈現了Gira藉由音樂對神性、人性和死亡的深入思索和反省。也因為有了這張專輯的詮釋,從《The Seer》一路到《To Be Kind》,Swans所欲傳達的意念和探索才告完整。正是首尾相貫,Swans的解散重組也不那麼讓人意外了。

當所欲傳達的書寫已經完成,該以新的面貌和能量開啟下一章的時刻,正是《The Glowing Man》所欲傳達的,死亡也是解脫和開始。



2016年11月26日 星期六

遠逝的美好?--張照堂,《影像的追尋:台灣攝影家寫實風貌》




張照堂的《影像的追尋:台灣攝影家寫實風貌》,原出版於1988年的書籍,在時隔近三十年後的重新出版,絕對是臺灣攝影界甚或出版界的大事。該書內容介紹上世紀臺灣40年代到60年代的攝影家,藉著在當時新聞局轄下的《光華》雜誌的專欄連載,以三年的時間,紀錄了三十多位臺灣攝影家的身影,為了描繪這些前輩攝影人的身影,作者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搜集資料、進行口述訪談,每篇攝影家文字所花下的心血,即便在資訊發達、本土資料被大量挖掘的現代,仍是難以超越的成就,張昭堂的論述和引介,成為了臺灣攝影的相關研究上重要的起點。這本書在二手市場上價格居高不下,成為愛好者或研究者珍藏的對象,實不難理解。

從歷史書寫的角度,這本書發揮了雙重的作用,不只紀錄了過去,也紀錄了成書的當下。本書所收錄的攝影家,皆生成於二次世界大戰前,成長於日本治下的臺灣,經歷了政權的易轍。他們多半和你我一樣,背景平凡,然後在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攝影,從此即為這項藝術所深深吸引,或以專業或以業餘的身份,將一生投入這令他們傾心的創作中。張照堂將這戰前出生的三十三位的攝影者,分為前後兩個世代,這兩代創作者於1960年代的交匯,風格或許各自迥異,在創作的精神上又有著某種傳承和延續,接連而成臺灣攝影界的早期風貌。如在原版序言中作者所言,在早期攝影者的作品中「人」都是最核心的要素,首先衝擊觀賞者的,一定都是「人」,其次才是事件和氛圍,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作者試圖捕捉「照片中的『人』與掌握快門取捨的『人』」,或許是以「人」為出發的寫作,不僅在各章節安排上,以個人傳記為主(僅最後一章為三人合編),每一文字段落無論是在講述照片內容或在介紹攝影者,都呈現出濃厚「人」的氣息,在字裡行間,宛如可以無距離般的感受到人心的溫度和脈動。張照堂確是當代臺灣最重要的人文紀錄者,不管是影像或文字,都能有著最鞭辟入裡的刻畫描繪(收錄於《造音翻土》中的〈陳達歲月〉即為另一則好例子),也因此,本書雖非歷史書籍,作者亦非史學專業,卻比任何一本專業書寫更貼近「歷史」誕生的原初精神和使命。

不只反應著過去的臺灣攝影歷史,《影像的追尋》也間接紀錄了作者寫作時的時代氣氛,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結束了38年的戒嚴時期,能達成這項歷史任務,引領臺灣走下民主的下一階段,是島內長期能量和期盼的累積,1980年代中期臺灣社會內部各種對體制的衝撞和反思,一次又一次最終鬆動威權的體制。政治變革的過程中,新的價值觀也逐漸成形,對本土文化的重視是其中最重要一項,從1970年代起就積極參與臺灣紀錄片和電影新浪潮的張照堂,本書對早期攝影家的一系列追索,是他對臺灣本土文化長期探索的一個面向,並能在官方出資的刊物上連載,顯示了這份對本土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於此時已成為民間和官方皆能認可的願景和方向。「本土」一詞在這剛剛解除政治枷鎖的時刻裡,成為一種純粹而充滿能量的共同理想,本書紀錄了這份純真使命,當今日「本土」一詞因為世紀末的政治動員,已雜入太多色彩,並在文創大旗一揮下,流於片面和形式,前輩文化人的熱誠,似已成為只能憑弔的典範?

作為一本經典,自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除了與現實緊密相契合的歷史角度外,美學的觀點是另解本書的另一重要視角,同為攝影大師的張照堂,解析每一幅前輩攝影者的作品的過程裡,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賞析,近乎於對攝影美學或哲學的剖析,是不同世代攝影者之間對「什麼是一幅好照片」的對話,讀者在閱讀這一則則的影像簡介時,在理解這些照片之餘,也能進一步加深自己對攝影的理解,無論是實務技術層面,如構圖的方法,又或者是抽象哲學層面,如每一次按下快門的意義是什麼。這無疑是底片時代才會交集成的火花,甚至體現了更早期到那底片沖洗還未機器化的傳統,每一幅照片都經由反覆思索,於設計和偶然之間捕捉的一瞬,然後再於暗房之中再三斟酌,終於完成的傑作。如果說作者在書寫各攝影前輩的傳記時,呈現了他們人生的曲折,在解析這些照片時,則挖掘出了影像背後與攝影者的人生,甚或體現了與普世人性相共鳴共通之處。是以,這本書不單介紹台灣本土攝影歷史的殊相,同時也在訴說著攝影藝術的共相;不僅教導讀者如何去觀看這些照片,更試著引領讀者去觀看世界。

在再版序言中,張照堂指出解嚴之後,人們偏重於政治、經濟的變革,忽視了文化層面,是促成他撰寫本書的原因之一。然而同樣的評語,在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一樣成立,甚至更加嚴重,更多的斷裂橫生在藝術和文化的傳承之間,成為沒有歷史感的淺碟,所有的璀燦之下都是沒有根源的一瞬,如乍現曇花,雖或閃亮,終歸虛無。「或許,今天的影像充滿了活力與生氣,也傳達著煩燥或不安,是進化的過程、現代的徵象,但為什麼我們無能記取、守留住前人經驗中較美好的質素而加以發揮呢?一種謙抑的心胸、安靜的態度,似乎離我們這個時代愈來愈遠了。」這段寫於1988年的文字,是對近三十年後臺灣文化界的警鐘,也似乎是臺灣整體社會所該細細咀嚼的反省了。




201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故事的核心:專訪《一路順風》導演鍾孟宏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

「人總是不斷回到記憶之中去思考,透過這樣的思考過程去理解自己,去探索未知的事情。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們,會有不同的記憶。當前臺灣甚至世界最大的問題,是想將自己的記憶強加在別人身上,成為唯一的一種記憶,造成像戰爭那樣巨大的衝突,結果就是集體毀滅。」在得知我是唸歷史的,鍾孟宏導演邊抽著菸,邊和我隨意地聊著,看似輕鬆的寒喧,話題卻逐漸嚴肅了起來。最後導演和我都發現,因為這看似不經意的閒聊,完全切合著《一路順風》的主題,忍不住相視而笑。

作為鍾孟宏的第四部劇情長片,前作《失魂》匯聚著高度美學和象徵手法的代表作之後,電影《一路順風》回復平實的舖陳,選擇了不同於《失魂》的敘事方式。這樣的敘事選擇,呼應著在故事層層轉喻後,對現實的濃厚關懷。

《一路順風》以運送毒品主軸,串起了片中兩條不同的故事支線,其一是納豆和許冠文所飾演,一位負責運毒的小弟和從香港來台行車多年的計程車司機,他們兩人各屬不同意義上的邊緣,納豆自小被家人遺棄,靠著偷竊維生,在機緣湊巧下,以運毒為業;許冠文所飾演的司機,來台逐夢20年,換來的只有一台破舊的計程車,和輕視自己的家人。
為了避人耳目,納豆選擇坐計程車運毒,在後火車站遇上死纏爛打的許冠文,開啟一趟由台北後火車站到雲林口湖鄉的旅程;另一條支線,則是以戴立忍飾演的毒梟,也是幕後指使納豆的老闆,他活在刀光血影的黑道世界,生命隨時被威脅,黑社會的陰影緊緊跟隨著他,他繃緊著每一條神經,想知道叛徒和敵人究竟在何處。

兩條支線呈現了兩樣的世界和情感,素昩平生的納豆和許冠文,從彼此懷疑的陌生,逐漸發展出感情和信任;戴立忍所面對的,每個都是熟人和夥伴,卻在看似穩固的關係下,滋生著各種猜忌。在信任和不信任作用下,交織出全片。

生活

看似複雜的故事,題材的來源卻是生活一點一滴的累積。建構起《一路順風》的是一則新聞──一個計程車司機載著一位乘客,環台25個小時,結果乘客沒付錢就跑掉了,勾起了導演的好奇心,究竟這樣長的時間裡,相處在密閉空間的兩人,發生了什麼事?此外,鍾孟宏說了一個故事:他曾搭上計程車,司機的口音一聽就知道是香港來的。車程的聊天中,司機說了自己帶家人去吃鼎泰豐的故事(這則故事也完整地在電影中呈現),這讓他十分感動,遂想由這個故事呈現一位移民者,如何面對並融入這個社會。

對鍾孟宏而言,電影是一種探究未知事物的方式,藉由拍攝的過程去摸索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中間或許有無法解答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再多了解一點」。有了題材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藉由這個題材,你想說什麼?」這個「說什麼」,不是針對觀眾,觀眾有自己的想像空間,不該由創作者說教般地告知;「說什麼」是對創作者自己,唯有確定了這一點,才能「安心地」投入創作。「你必須告訴自己拍攝這部電影的目的。」他說。

通過將日常想像的延伸,《一路順風》的故事架構成型於生活中不經意的小事,描述運毒的過程,突顯人生的荒謬和無奈。片名的「一路順風」,是我們不經意的脫口而出,但人生少有那樣的順境,多得是一道又一道的關卡在前面等著,逆境才是生命的常態,「就像飛機起飛吧,一定要逆著風,順著風反而太危險了。」導演語重心長地說著。

《一路順風》集合著各種不同的類型電影的特質,有黑色喜劇的氛圍、公路電影的結構,並帶著黑幫片或極道片的氣質,這是否是對類型片的嘗試或顛覆?他解釋道:「類型」是工業體制下的說法,世界上能生產類型電影的國家很有限,標示該國有完整的電影工業及電影文化。台灣並不具備那樣的條件,更無所謂顛覆了。《一路順風》僅是借用類似結構包裝故事,在這結構下,去捕捉「在這土地上,不同背景或族群的人的生活,而且是我所不理解的生活,透過對這些不理解的描繪,傳達自己的想法。」他說道。

演員

為了圍繞「不同背景、族群的人」目的,鍾孟宏的電影除了固定的演員陣容外,不斷地嘗試不同的演員,挑選演員永遠只有一個目標:找到「適合」這部電影的人。《一路順風》中,第一位決定的演員是納豆,鍾孟宏看中納豆藝人身分之外的特質,能夠代表某種社會階層的人;香港司機的角色很快就決定是許冠文,不作第二人想。

選擇藝人納豆出演要角,曾經受到質疑,鍾孟宏直言並不在意他演技的好壞,重要的是他能否傳達劇中隱喻的特定族群。他說:「納豆在我電影中,一直代表著社會上那種生活不是過得很好、沒有自信、不斷被欺負的那群人。」只要演出那群人的樣子,這就是最合適的演員。

老班底和新成員之間的調度和溝通,是他電影中最辛苦之處,「電影最後終究是我的電影,是沒有辦法客氣的。」鍾孟宏舉了例子,許冠文有時會問他為何要重來一次,但他覺得不行就是不行,無法妥協。磨合是彼此理念的溝通,優秀的前輩演員許冠文,很快就抓住這部電影想要的「真實」,不再採用香港電影常見的套路,開始以「真實」的方式演出,「我們後來在很多方面都有共識,」他邊稱讚著許冠文的經驗,邊說著:「以真實的方式去面對喜劇,呈現現實衝突產生的矛盾,進而成為喜感。」這成為兩人共同的喜劇理念。

暴力

暴力是《一路順風》的故事要素,也是鍾孟宏從處女作《停車》起的重要元素,「你覺得台灣存在著暴力嗎?」導演反問了一句後,接著解釋:「不只台灣,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充滿著無形的暴力,暴力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籠罩在每個人身上,迫使每個人有意、無意行使著暴力。我們又往往無法察覺暴力的來源,它躲在人察覺不到的角落,這是讓我非常恐懼的。所以不是刻意去加入暴力元素,而是暴力本來就存在於這世界上。」觀眾很輕易地可以從視覺上感受到暴力的存在,通過直接的暴力表現,鍾孟宏將之作為隱喻,挖掘出無形的暴力,他說道:「面對暴力時,應該認真地觀看,看那背後的來源為何。」

《一路順風》裡,陳以文所飾演的角色是暴力最具象的隱喻。陳以文本身也是導演,過去曾出演已故導演楊德昌的作品。鍾孟宏一見到他,就決定這角色非他莫屬,鍾孟宏甚至說:「我真的覺得他救了這部電影!」如果說許冠文、納豆、戴立忍三人撐起了這部電影的主結構,那陳以文就是點睛之人。鍾孟宏以片中關鍵的「鋸頭戲」作為例子,他說:「如果那場戲陳以文沒法演到那種地步,這部電影大概就毀了,那場戲太重要了,將近10分鐘時間,又在全片的中間,是整部片的轉折;那10分鐘之後,電影便換了另一種面目,呈現另一種情緒。」

這場戲是一鏡到底、一次完成,陳以文的演出不僅帶出了劇情張力,更重要的是反應了「人」的一面。在那幾分鐘裡,呈現在觀眾面前的陳以文,沒有任何善惡的標籤,就是一單純而平凡的普通人,經由這最平凡的人性,才能引領的觀眾進入更深的層次。

空間和聲響

鍾孟宏的電影強調細緻的安排,並且貼近「人性」,這個概念也用在營造畫面和音樂。片中展示的空間,從台北後火車站到後半段的雲林口湖村,一場場戲中出現的廢棄戲院、保齡球館,不同的場景有一致貫通的情緒,搭配著片中無數連結的遠景,營造出一種擺蕩於歲月的無力感。這是鍾孟宏導演一貫的鏡頭美學,也呼應著劇中人的無奈和處境。鍾孟宏除了擔綱導演之外,在他的作品中,他同時身兼攝影要職,我開玩笑問:「導演的『鍾孟宏』和作為攝影的『中島長雄』兩者之間會不會有衝突?」他笑著回答:「合作無間。」
「中島」是「鍾導」的諧音,每部片,都有人建議他找攝影師合作,但他總是習慣自己來,這不僅只是美學上堅持,更重要的是視角的差異。說到底,他是個希望融入表演中的導演,「我無法忍受坐在導演椅上旁觀故事進行。」近距離感受故事的流動,以及觀察演員的細微表現,這種實際參與其中的方式,是鍾孟宏作品唯一的拍攝方式。

另一方面,音樂在鍾孟宏的電影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他過去的電影《停車》使用John Cage和Smog的音樂、《第四張畫》和徐千秀的合作、《失魂》選用了文夏的歌曲。《一路順風》也是一部音樂滿溢的電影,推動著劇情的進展,音樂與他長期合作的曾思銘,還選用了林生祥和大竹研的曲子,片尾那首谷村新司的〈昴〉,更是全片的靈魂。

鍾孟宏從自己的音樂嗜好作為起點,拍片前會先設定音樂。他強調愛好音樂是一回事,一旦要放進電影裡,就不能只依個人好惡,仍要以電影為主軸去剪裁,調整音樂和影像間的互動。《一路順風》的音樂裡,谷村新司和林生祥的歌曲,都是導演認為適合劇情才放進電影中。

片中還有許多巧思,如納豆和許冠文於後車廂時的音樂,選用了Pink Floyd〈Wish You Were Here〉開場的吉他前奏,他要求演奏者以短短30秒的前奏為藍本,演繹出全新的曲式。鍾孟宏說道:「這是廣告和電影不同的地方,廣告你或許可以原封不動,只要達到訴求就好,但電影哪怕是音樂都要有創新。」

最「折磨」配樂團隊的是,鍾孟宏要求在〈昴〉之前,先要有一段Balalaika的演奏,這項俄國傳統樂器光是取得就很困難,好不容易在黑龍江買到,還得訓練其中一名樂手彈奏,終能達成要求。這些細節的講究,說明了導演對片子一絲不苟的要求。

父與子

眼尖的觀眾一定也能察覺,「父子」常見的主題,再次出現在《一路順風》裡。片中許冠文所飾演不被家族重視的父親、納豆飾演沒有父親的兒子,兩人的情感互動是父子關係的隱喻。導演在訪談中大笑說:「我要和全國觀眾道歉。」他解釋,並不是刻意想討論父子的題目,但電影拍著拍著才發覺「怎麼又處理起這個議題了。」

鍾孟宏成長在一個平凡的家庭,父母務農,和所有的家長一樣希望孩子能有穩定、符合社會安排的生涯。走上電影這條路,家人多少有些擔憂。不管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處理起親子議題,他說:「親子是人與人之間最強的感情連帶。」從交纏著繼承、宰制、抵抗和依賴的複雜心情,當處理「人」的議題時,「會被人情感底層這最強烈的部分給吸引過去,」鍾孟宏補充道。

父子情感是台灣電影履見不顯的題材(事實上全世界皆是如此),這種不同世代間的複雜連結,不由得想起台灣電影自新浪潮以來的連結關係。《一路順風》片尾的車禍戲,映對著侯孝賢《南國再見,南國》的結局,儘管鍾孟宏說明這是一向巧合,並非刻意為之。台灣新電影影響著中生代、新生代的導演,鍾孟宏開玩笑地說:「新浪潮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一回來就失業。」

他曾在國外的座談中說過:「他尊重(Respect)新浪潮,但不用跟隨(Fallow)。」這話在當時引來全場的掌聲。台灣新電影像是一條臍帶,供輸著台灣導演創作的養分,然而孩子要長大最終要脫離那臍帶,他說:「我們應該更努力,抛開過去的一切,不要去奢望做什麼新的浪潮,而是要建立當代的思維,用新的東西去看待台灣未來的電影,不要再覆誦過去,限制自己。」儘管要達成這理想,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鍾孟宏的創作生涯遊走於廣告、紀錄片和電影之間,他說,廣告是他的衣食父母,只有「尊敬」,沒有任何輕視。但廣告終究不同電影,那是種群策群力的工作方式,和電影個人式的創作思維不同,「中間有太多的東西要去轉換,這切換的過程其實蠻危險的,你要大量抛棄你原先對許多事物的看法。」拍攝紀錄片《醫生》則是他創作生涯重要的中介點,但他苦笑著說:「拍紀錄片真的太辛苦了,那種折磨是你難以想像的。」

《一路順風》即將於11月上映,對鍾孟宏而言,作品完成便結束,「上映對我來講,就像告別式一樣。」一旦作品擺出來,就只能由觀眾自行體會、解讀,創作者只能面向未來,去想像下一部作品,無需欣喜、無需灰心,「對我來說,拍電影是這世界最幸福的行業!」鍾孟宏這麼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