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尋找小津》:尋找小津還是尋找溫德斯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30年後的今日,重溫德國名導文.溫德斯(Wim Wenders)完成於1980年代的紀錄片《尋找小津》(Tokyo-Ga,1985),總是讓人驚訝於歲月運作的玄妙,處在裡頭不管時間怎麼流逝,都感覺不到四周的變化,一直要到某一天驀然回首,才驚覺世界已經徹底改變了。

這部原名為「東京畫」的紀錄片,是溫德斯出於對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景仰所拍攝,在小津去世20年後(1903-1963)他前往日本,試圖尋找小津鏡頭下中所描繪東京。片子以《東京物語》開場和結尾片段作為起始,銜接著他的旅程(儘管注定徒勞)。藉由這無法找到的東京,溫德斯想傳達的是那在小津之後,再也無法流傳的電影技藝,也因此這部紀錄片中,無論是內容還是技法都是為了向小津致敬,觀眾隨著鏡頭遊走於東京的不同場景。

事實上這是溫德斯在談小津、東京之外,年將40的溫德斯在迎來自己的創作高峰之前,對電影思索的表白。透過獨白囈語的方式,溫德斯用日記般的口吻,把小津和東京當做引子,追問電影藝術該有的樣貌;發展自己電影論的同時,也紀錄了剛從戰後陰影走出,進入經濟持續增長時期(史學界稱作「日本第一」時期),再度以大國之姿重回世界舞台的日本。

作為日本首都,東京已和小津的時代截然不同,溫德斯似乎刻意將兩個不同時代的東京進行比對,如果小津的東京是淡雅、溫暖,充滿韻味,那麼他所身處的東京,完全是另一座城市,擁擠混亂,滿佈著生硬的冰冷。不管是柏青哥店家、製作食物展示模形工廠、高爾夫球練習場,人們都處於行屍走肉的迷惘狀態,對比小津這些畫面就像是受詛咒的末日前兆。紀錄片中特別安排了與小津電影裡最知名的男演員-笠智眾對談,也反映了類似的哀愁。他依舊是在路上會被影迷攔下,索取簽名、合照的大明星,只是不再是小津電影裡的那個父親的身影,而是因為當紅的連續劇中的角色為人所知。

訪談中,笠智眾強調自己只是忠實的實踐小津的指示,讓自己變成一張白紙,任憑小津書寫,電影中的一切,包括他在內都是小津的延伸。這已經不只是導演論的極端形式,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專斷獨裁,其中包含著獨特的文化面向。在笠的陪同下,文德斯前往小津的墳墓,小津的墓碑上沒有名字,僅在表面刻上漢字「無」。以此為追求,小津絕非削除演員自我以貫徹個人意志的導演,而是試圖引領著片中成員,共同進入「無」的狀態。

戰後以來日本這種對「無」的專注,另到訪日本的外國人感到困惑和驚訝,例如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菊花與劍》中,對日本人消去自我,以便完成「無」的修煉,做出許多分析和解讀,溫德斯則提供了電影角度的觀察。在他看來,沒有比電影作為媒介,更能彰顯「無」(empty、nothingness)的存在,電影和現實既親近而又遙遠,既虛亦實,唯有小津能在虛幻的影像之中,誠實地帶入大量的「真實」,打破了有無、真假的區隔,捕捉不存在的存在。

德國電影研究者奧特爾(Nora M. Alter)引用了德國18世紀浪漫派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許珀里翁〉(Hyperion)中的詩句,來解釋溫德斯從小津「無」的樣態中所得到的體悟,以及對電影藝術的觀點,她引述道:

Wir sind nichts; was wir suchen ist alles.
(We are nothing; what we search for is everything.)

《尋找小津》可以被視為這層體悟的交錯演練,透過看似細碎、無意義的生活片段,拼湊出真實的模樣。

不同於在東京鐵塔上和溫德斯對談的另一位德國重要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的不屑,溫德斯對於無秩序的混亂並不排斥,反而在紛雜的碎片中看到了承載真實的可能。小津的東京,或許已經不在,但唯有徒勞地尋找,才能體現出小津影片下那座城市的現實意義,以及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的偉大之處。同樣地,文德斯所拼貼的現代化廢墟,對於今日觀影的我們,似乎變成一則鐵口直斷,替21世紀的現狀留下了見證。在現實世界中過著空洞生活的人類形同旅鼠,無意識地走向華美的深淵,片中呈現的扭曲,在1990年代緊接而來的泡沫經濟浪潮中行至極致,人們(不只是日本人)吃下一記狠狠重擊,負傷至今。

在這個意義上,片尾訪問小津長期合作的攝影師厚田雄春,成為匯聚多種隱喻的經典瞬間,一方面那是十分個人層次的感受,溫暖的情感表達無疑是非常小津式的情節,厚田眼角的淚水發生在真實世界而非電影,溫德斯終於找到屬於小心的「東京畫」。另一方面,厚田哽咽地說著,他們彼此挖掘出對方最好的一面,又超越個人層次,小津和東京的關係亦如此(或者楊德昌與台北城的關係也是如此),兩人最美好的瞬間已然消失,只剩下膠卷裡虛幻又真實的東京畫像。

在文.溫德斯的創作生涯中,《尋找小津》具有指標性的轉折意義,通過80年代跟小津的對話,完備了自己的電影觀,開啟了他的顛峰。溫德斯當然與小津不同,但是他勤於反思的知性姿態,讓他在新世紀到來之前繳出了許多傑作。溫德斯依舊專情於紀錄片拍攝,或者可以說新世紀以來,他在紀錄片上的表現超過劇情片也不一定,然而晚期的溫德斯仰賴真實的斷片訴說故事,不管是中期的作品《樂士浮生錄》(Buena Vista Social Club,1999)或是近期的《薩爾加多的凝視》(The Salt of the Earth,2014),有他一貫濃郁的溫情和愛,卻再也不復1980年代時那充滿才情,宛如哲學家或佈道者的模樣。

改變無關乎好壞,當我們一層又一層反覆分析《尋找小津》裡的各種線索,對21世紀的觀眾來說,這些畫面和獨白,我們早就不再是在尋找那位日本的傳奇導演小津安二郎,也非描繪泡沫破裂之前的東京。我們在尋找的是,曾經當年的文.溫德斯。



終點的風景:聯合公園曾揚起的新金屬風潮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出現在1990年代末的新金屬搖滾(Nu Metal),作為重金屬搖滾的一支,它象徵重金屬音樂在80年代的輝煌、90年代各路人馬夾擊下,日漸萎靡後的一種復興樂種,最大的特色在於「融合」。新金屬吸納敵人所長,加入龐克(Punk)、嘻哈(Hip Hop)、饒舌(Rap)、工業金屬、電子音樂……多種元素,以快速、高張力的節奏和旋律,在20世紀末西洋樂壇掀起了一波高潮。現在想想,搞不好只有在世紀末的條件下,新金屬才具備形成的要件。

單就音樂而論,1980年代起廣義的另類搖滾(Alternative rock)、嘻哈音樂以及電子音樂的崛起,演進過程中,打破音樂之間的藩籬和隔閡,本來就是90年代音樂的關鍵,不同樂風之間的的融合、拼貼和取樣,改變了整個搖滾音樂史的風貌。重搖滾/重金屬(HR/HM)當然沒有置身其外,80年代在主流金屬之外,產生了無數實驗的嘗試,諸如內閣(Ministry)、九吋釘(Nine Inch Nails)在工業聲響領域的實驗;音園(Soundgarden)、愛麗絲囚徒(Alice in Chain)的另類音色,這些80年代的實驗,經過蘊釀和等待,才在90年代大放異彩。

此外,80年代即成為重金屬主要派別的鞭擊金屬(Thrash Metal),或者像槍與玫瑰(Guns N' Roses)那可標示為90年代重金屬里程碑的雙專輯《Use Your Illusion I & II》無論在源頭或呈現上,也已反應這股新的擴充、包容的新趨勢。除了樂風的演變外,直接跨界的合作更是不計其數,最具代表性的,應數1985年當時仍屬新進的嘻哈團體Run–DMC邀請史密斯飛船(Aerosmith)主唱Steven Tyler和吉他手Joe Perry一同合作,重新演繹該團1976年的經典名曲〈Walk This Way〉,MV中,破牆的隱喻揭示了整個時代的風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些合作案例不勝枚舉,或許是電影原聲帶的創作空間比較大,就變成主要的合作場郁,譬如全民公敵(Public Enemy)和炭疽樂團(Anthrax)替電影《零下的激情》(Less Than Zero, 1987)合作的〈Bring the Noise〉;《惡夜追殺令》(Judgment Night, 1993)、《閃靈悍將》 (Spawn, 1997)這兩部票房不佳的片子,卻繳出了兩張集合重金屬搖滾和嘻哈饒舌兩界樂手共同合作,極為重要的原聲帶作品。倘若再考慮當時電子舞曲的Big Beat浪潮,新金屬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西洋樂壇水到渠成的結果。

去除掉音樂演進的歷史,新金屬在精神上,切合世紀末的末世情懷,以及進入新世紀之後的茫然,用極端快意的方式宣洩著意識底層的負面能量,那是一種對自己、對世界複雜深沈的毀滅情緒,好像非毀滅一切才能得到真正的歡愉。沒有身後身、沒有眼前路,只有交織傷痛、憤怒的此刻。由於與時代合拍,新金屬在世紀之交一度稱霸主流市場,不過大多數人沒辦法一直維持在那種精神狀態,風潮逐漸淡去,除了少數大團之外,整體而言再度回歸小眾喜好。

這波新金屬浪潮中,聯合公園(Linkin Park)是其中最重要的樂團之一,他們於2000年發行的首張專輯《Hybrid Theory》,是新金屬重要的標誌,象徵新舊世紀交匯的燦爛光芒。音樂內涵走得比聯合公園更深更溒的樂團大有人在(比如崆樂團 [Korn]);只談商業角度,他們也不是最通俗流行的團體(比如林普巴茲提特 [Limp Bizkit])。聯合公園的成功,在於取得兩者的平衡,如同年輕歲月(Green Day)之於龐克,博得不同聽眾的一致喜好。

《Hybrid Theory》給了我們〈One Step Closer〉、〈Crawling〉、〈Papercut〉、〈In the End〉四首單曲,每一首都引起空前迴響,特別是〈In the End〉成為他們最著名的歌曲,主唱切斯特.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在副歌唱的: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不僅唱出了新金屬的世紀末主題,同時也道盡了不同世代人們都將共同面臨的困境,註定將被一代代傳唱,絕望與哀傷的結晶,成為歌迷對聯合公園的認知。

他們的下一張專輯《Meteora》挾著前張的氣勢,趁勝追擊,攻下各大榜單,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幾首單曲〈Somewhere I Belong〉、〈Numb〉、〈Lying From You〉,可視為〈In the End〉的延續和變形。

《Hybrid Theory》、《Meteora》對聯合公園的生涯而言,不只是單曲的佳績,更是專輯在音樂概念的完整、一致,雖然還談不上是「概念專輯」,但脈絡清晰、流暢,有種渾然天成的俐落感,往後的專輯雖然有更大的野心,單曲也不差,但都沒辦法再達到這兩張專輯的高度。這兩張專輯,讓新金屬可以大聲宣告這個樂風不再是小眾的嗜好,而是有跳脫框架,跟多數人溝通的能力。新金屬的平衡發展,好像是告訴你重金屬有了在新世紀復興的可能。

「難得」意味著是剎那而非永恆。2007年聯合公園推出第三張專輯《Minutes to Midnight》,樂團逐漸轉型,想要展現更多的音樂面向,單曲〈Shadow Of The Day〉即為一例,整體來看事與願違。這張專輯雖然有像〈Given Up〉這種讓老樂迷為之一振的單曲,但整張專輯卻有更多不知道該怎麼理解的徬徨感。聯合公園在樂風上的轉變,一方面顯示了正常樂團的生命週期,無法再憑初生之犢的氣勢繼續稱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金屬浪潮慢慢退出主流市場,重新沈潛。

內外要素的作用下,聯合公園接下來的作品都是不同的試驗,以概念統整專輯,不幸的是,評論和市場都沒買帳,最終迎來2017年新專輯《One More Light》的潰敗。這已經不是市場能否接受的問題,新專輯內容鬆散、音樂面目模糊,先前幾張還能說是轉型碰上的陣痛期,或者說是曲高和寡,但新專輯只是單純的「慘不忍睹」而已。

接著,你我都知道了。切斯特去世。

聯合公園的成功,切斯特的歌聲居功厥偉,在重金屬各團的一眾主唱,他有最特別的聲音,既有尖銳高亢的爆發力,又有纖細脆弱的一面,使他們能跨出新金屬的界線。更關鍵的,或許是他的歌聲如此真誠,他唱出的不安、迷惘、無力、憤怒,都出自人生真誠的寫照,是一種將苦痛毫無保留的嘔吐,從陰暗深淵的嘶吼。切斯特的歌聲與其說是為了取悅歌迷,更接近是和自己的對話,想要找到解脫的出口……最後他找到了答案:2017年7月20日,他選擇在家中自縊,那天是他的好友克里斯.康奈爾(Chris Cornell)的生日,一個同樣有著撼動世界的歌聲的搖滾巨星,用了同樣的方式離世。長年都受到憂鬱所苦的兩人,年齡相差甚多卻是莫逆之交,切斯特是好友喪禮上唯一的獻唱者。

聯合公園的新專輯,切斯特創作了兩首歌曲〈Heavy〉、〈Halfway Right〉,單從詞曲就能感受到他內心狀態不佳,跟剛出道時,嘗試與絕望對峙的怒吼不同,這兩首曲子給人一種無法支撐下去的哀傷。他選擇用死亡讓問題消失,旁人沒有插話的權力,從此世間少了兩個破碎的靈魂,代價則是兩股美妙的聲音以及無數歌迷的心碎。

這會是聯合公園的句點嗎?答案可能沒什麼意義了,不管是不是,未來的聯合公園都不會是我們所熟悉的聲音,甚至我們已經失去「他們」已久。人們總是奢談未來,都忘了未來其實是不切實際的空畫,我們只擁有過去,不管過去冰冷還是溫暖,都只能藉此活在「現在」。如同新金屬和聯合公園曾經在我們的生命裡留下烙印,等我們都走到了終點,這可能是唯一要緊的事情了。



2017年8月26日 星期六

從妖魔化到溫柔天真,從仇恨敵對轉身攜手合作:評《美國的藝伎盟友》

(已刊登於Openbook閱讀誌。人生機緣難論,好事仍會發生,來自陌生的幫助有時或許勝過相識。這是這篇對我個人的意義。)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是一本討論形象建構的書,更確切地說,是描述二次大戰勝方的美國,如何因應己身的需要,賦予戰敗國日本不同的形象與面目。形塑的過程中,摻雜著種族、性別在內的雙重歧視,交相作用。

作者澀沢尚子出生於日本,成長於美國,在美國完成她所有的學術訓練,專長20世紀美國史,特別是戰後美日關係及冷戰文化史。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嘗試回答戰後國際外交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何戰後美日雙方能快速從敵對的占領關係,轉換成冷戰時攜手合作的盟友?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解釋頗多,作者從中另闢蹊徑,跳脫既有政治外交的視野,改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觀察,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指出,當美蘇對峙開始,在冷戰的架構下,建立美日間的友好同盟是近乎必然的選擇。但這項理性上的合理判斷,要如何取得美國民眾在情感上的支持和認同?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隨著戰事演進而益發強烈的仇日情緒,成為官方最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導美國政治的上層菁英,進行了一場刻版印象的置換,將原有的白種人/黃種人之種族差異,代之以當時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另一類偏見話語,即「男性高於女性」、「成年人優於兒童」,應用「女性」和「兒童」的意象,創造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新面目。

▉溫順服從、有待教導

比擬成「女性」,揭示著日本人為溫順服從的弱者;比擬成「兒童」,暗示著日本在政治的落後和被改造的潛力。無論何者,都營造出日本必需由美國予以開化、教導的形象。這個由戰後美國各路自由主義派人士所描繪的日本新面目,經由主流媒體無孔不入的宣導之後,匯聚出新的民意,構成了美日結盟底層的情感基礎。

要捕捉這個細緻幽微的文化面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切入方式,試圖證明這項無形而抽象的轉換工程。經由戰後美國人赴日本的回憶,這些經過戰火洗禮、對日本仍同仇敵愾的人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往往來自和日本婦女和兒童的接觸。戰時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日本軍人妖魔化的印象,逐漸被婦女的溫柔和孩童的天真所軟化。駐日美國人逐漸與在地日本人建立了新的關係,包括對孤兒院的慈善救助,或更個人層次的、與日本女性(即所謂的「寶貝桑」)發生情感或肉體的關係。

這些一開始為官方所反對或禁止的行為,漸漸匯聚出一種新的認識,並為大眾媒體所採用。日本兒童或婦女的照片占據著期刊,形成對日本的新印象,也逐漸為官方所追認。戰後代表美方主導日本政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區分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責任時,即是以「兒童」的譬喻看待日本:不同於德國的「成熟」,日本仍是一幼稚落後的民族,需要美國移植、引導他們走向前進的民主之路。

這樣的論調,成為後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這種以美國為最先進的線性文化發展理論,也獲得了來自學界的支持。麥克阿瑟口中政治上的「幼稚」,以學術話語來說,即為「封建」。

▉來自學界的支持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如《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舊譯《菊花與劍》)、《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等書,雖然反對種族主義,但肯定了「種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先天存在,因而使日本被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

潘乃德戰前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因為與美國官方的想法接近,她的研究大受好評,以人類發展和文化缺陷說明政治衝突的起因,更廣為人所接受。而持相反觀點,認為美日其實並無本質差異而是互為參照的另一學者海倫‧米爾斯(Helen Mears),著作則鮮為人知。

這不是潘乃德或麥克阿瑟個人的問題,經歷二次大戰,種族主義或歧視雖已成為眾所批判的錯誤,但卻不曾消失,而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方式重新上架。從戰前的佛洛伊德、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到戰後的湯恩比、阿德勒等學者,都充滿這種西方文明至上的論述,尤其當美國成為冷戰中西方民主陣營領袖後,更為激化。

這種論述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男性色彩,及歧視女性的特質。日人成為「囚於琥珀中的蝴蝶」,柔弱、被動,如同《蝴蝶夫人》中的藝伎,等待美方拯救。

▉被軍國主義挾持的天皇

作者引用了數則例子,說明日本女性化、兒童化的形象建構,裕仁天皇是其中之一。戰後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對日皇的審判,連日本內部都有廢除聲浪,但經過媒體重塑後,天皇成為被軍國主義者挾持的「親善日本人」,這正符合杜魯門或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政治判斷,官方也樂於鼓吹「善良」天皇相對於「邪惡」軍國主義者的論述。

天皇的易於操縱,除了符合戰前歐美視日本人如玩偶般的形象,同時也符合陰柔軟弱的女性特質,無論裕仁或皇太子明仁,都需要美方的教導。另一方面,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則被刻畫成具有性變態或不正常男性特質的形象,媒體報導對他極盡羞辱之能事。性別偏見的詞彙或意象,在過程中反覆被提及,形成信任和不信任的共同理由。

另一組例子,則是日裔美人川北友彌,和以羅伯特‧西山幸正為代表的赴美留學生。川北在戰時返回日本,後遭控在戰俘營中參與虐待美方戰俘,被判叛國罪。整個審判過程,顯示了冷戰敵我分明的論述。一連串的法院攻防,除了一貫將川北給予性別的醜化,也顯示「愛國」界線的成形。

戰後美國的日本留學生群體,則成為另一種樣板。西山曾經是神風特攻隊,連他這樣的人都被美國文明所教化,完成了美國人引領日本甚或世界文明的自我滿足,也開脫了內部種族主義的歧視。前者打擊了陰柔狡詐、暗懷鬼胎的日本,後者則塑造了陽剛上進、積極服從的日本,顯示美國在面對這個亞洲盟友時的複雜心情。

▉從末停歇的形象塑造

戰後面對日本時,美方還有另一重要的情感,即對原子彈轟炸的罪惡感。然而就算是要彌補這份罪惡感,性別論述仍在其間發揮作用。作者分析兩個在官方禁止對原子彈受難者給予救助的前提下,由民間主動進行救助的重要救援計畫:一是認養當地孤兒院院童,定期匯款支援的「精神的養子」計畫;另一則是將被原子彈爆炸毀容的婦女,送至美國進行整容的「廣島少女計畫」。

兩者都可以看到視日本為兒童、女性的象徵性作用。好萊塢影片更是充滿類似意象,作者以馬龍‧白蘭度1957年的電影《再見》(Sayonara)為引,一路討論到《男藝伎》(The Geisha Boy,1958),指出好萊塢如何為日本創作出神祕而女性化的「東方」形象。跨種族的愛情是常見的主題,日人多半為女方,男主角則為西方白種男性,影片裡暗藏著對同盟的推銷,以東方主義和性別主義的觀點,鼓吹美日的親善。

這類日本形象的塑造,在作者看來從未完全停歇。在美國人眼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現了日本接受美國人教導的成果,但在報導時仍不脫視日本為異國的、東方的、他者的、女性的歧見。在這層夥伴關係裡,美方對日本還是保有不安的敵意,保有某種種族主義式的恐懼感,當日本經濟崛起後美方的反應可見一斑。

雖然美方極力宣導美日的親善,但還是未能說服所有人。日本既是盟友亦是敵人的兩種思路,形成美日關係的奇異張力。然而,不管採取哪一立場,種族式和性別化的歧視,都隱隱發揮作用。自由主義者期望建構的美好烏托邦,在他們未曾意識到的偏見作用下,似乎註定走向失敗。也因此,本書看似僅在討論美日關係,卻也暗示著更為現實的問題意識。

▉從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外交史

本書原書出版於2006年,繁體中文版是採用201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然而簡轉繁後,某些名詞校訂和編輯格式上,或許還可再多下功夫。所幸瑕不掩瑜,距離原書十餘年後,仍可給予台灣讀者不少思辨上的刺激。

本書試圖處理的是非常細微的文化面向,必須遊走於美日不同的文化之間,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或許只有類似作者這樣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掌握。本書最搶眼的,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屬於政治外交史的議題,書中較少見到外交史常見的大量檔案,而是諸如《時代週刊》、《生活週刊》、電影或回憶錄等較具有「人味」的日常史料,使得全書充滿了同類型論述少有的活潑和趣味。這一方面呼應著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冷戰文化史研究,也體現歷史學門中不同次領域及研究取徑「跨界融合」的發展趨勢。

不過,本書最終仍是一本以美國史為起點的著作,是從美國政治、文化主流菁英的角度,去看待對日本兒童和女性化的建構,這當然和作者本身的專業和關注有關。本書潛伏著另一個主題,即是對美國戰後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指出他們僅是由一個偏見跳到另一個偏見,甚或只是將舊有的偏見重新包裝上路。

這樣的論述,和本書的視角有其一貫性,卻也忽略日方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如何看待這樣的形象?過程中是被動或主動參與(抑或反抗)?中間的複雜可能,被這樣的單向視角給抹除了。以電影為例,雖然作者只取樣好萊塢,但1950年代也正是黑澤明等日本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初鳴啼聲的年代,這又對日本形象帶來什麼影響?

在被重塑的過程中,日本並非全然無聲、被動的角色,甚至可能呈現了某種「弱者的武器」式的抵抗。一旦忽略了這些,就看不清歷史的全貌。書中所討論美國看待日本的雙面性,若能加入這層因素的考量,將會更形完整。

▉偏見無法消除,唯有不斷反省

戰爭是本書關鍵的潛流,二戰前後日本形象於美國人心中的變化,可以視為廣義的戰爭宣傳和動員,不管是由熱戰進入冷戰,由互相廝殺變成共同防禦,國家都希望藉由直接間接的宣傳方式,來引導民意。如本書所揭示,這樣塑造民意的過程是十分多元的,有時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宣導,有時則是由下而上,由官方剪輯追認。權力對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除了提醒研究者以外,即使是一般讀者,在面對各式文化現象時,亦應當加以警醒。

本書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對「偏見」的韌度和強度的描繪。當我們刻意排除某種偏見,很可能不自覺落入另一種偏見的泥淖中,也可能只留心到偏見的表層,卻擺脫不了更底層的歧視。

完全無偏見,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談。尤有甚者,一旦某人宣示無偏見,往往正是陷在偏見中而不自知的徵兆。如同書中論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立意良善,但仍擺脫不了種族或性別的歧視。

偏見或許是無法消除的存在,只能透過不斷反省,一次又一次地審問自我,而非指責他人,才能把偏見的影響降至最低。人終究是主觀的動物,難以擺脫偏見的牢籠,但經由反覆自省,至少能看到那牢籠的形構,努力做出不被干擾的決定。澀沢尚子在本書提供了歷史學的示範,指出存在於美日之間過去的偏見。或許我們也該試著反思,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由偏見所化成的各種形象。



2017年8月24日 星期四

在憤怒之中洞悉生命:淺談Brahman的音樂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2011年9月某日,凌晨兩點的大阪難波,道頓堀河漆黑一片,路上滿是垃圾,白日殘留的餘溫,讓兩者散發著淡淡的腐敗氣味,呼應著河面上那城市的霓虹倒影。明明是平日的深夜,戎橋四週卻擠滿著人潮,打扮誇張華麗的男男女女在橋上遊走,或高舉著牌子、或散發著傳單,誘惑著人們走向夜的深處,純粹欲望的所在。

獨行其中,不願回旅館睡去,也說不出原因,只知道人生被卡在沒有辦法轉圜的窘境,動彈不得,在不同意義上被他人和自我流放,然後突然就被丟到這陌生城市,匆匆來去,好像某種人生的寫照,與其說漫步在這五光十色的街頭,更類似漂浮在欲望折射的泡沫中漂浮。
沒有目標、沒有意義、浮遊生物般的存在。

不知不覺走進了TSUTAYA(蔦屋),作為外來者,那似乎是深夜少數不會被異樣看待的棲身之地。彼時難波店尚未裝修成千遍一律的精品風格,還保有著舊時CD、DVD出租店的氣味,CD的陳列很像臺灣玫瑰或宇宙城的風格,舊舊的展示架上,亂中有序的排列著不同的音樂,交雜著店員手寫的推薦和介紹,原始卻吸引人,那份直接想與人分享的熱情,在今日的賣場已成為近乎上古遺跡。

就在這樣的指引下,我戴上了試聽機的耳機,對全然陌生的樂團按下了播放,然後......誇張地說,整個夜晚、人生就這樣改變了。

耳中響起的是Brahman甫發行的EP《霹靂》,3首歌分別是〈賽の河原〉、〈最終章〉、〈霹靂〉,合計11分鐘11秒,概念完整,像是巧妙設計的生命體。〈賽の河原〉以沒有喘息的尖銳吉他貫穿,引領著像內掏索,立處於生死邊緣的徬徨怒吼;〈最終章〉則有著高低起伏的漂亮轉折,用另一種方式處理徬徨和迷惘,賦與了憤怒和吶喊不同的色彩;最後的〈霹靂〉,5分多鐘的歌曲近若永恆,歌曲以淡淡的吟唱開始,從對漆黑虛無的感受,突然爆炸生出豐沛的能量。主唱TOSHI-LOW(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誰)反覆怒吼著存有的意義,在難波的夜裡放出光芒。

Brahman充滿類宗教意味的歌詞,搭配著單純直接又精巧繁複的音樂,構築成出一首龐克梵唱,一渺小同時又巨大的宇宙。在那短短的數分鐘間,我得到了救贖,音樂之外的現實世界依舊衰敗老朽、慾望腐流,未來可能更糟可能更好,或者注定自己將會再陷入更深的絕望或動搖中,但Brahman音樂所提供的剎那頓悟,終能成為安身之所。

從那個夜晚的宗教性的感受之後,我才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Brahman。

Brahman於1995年正式成軍,標準的四件式樂團配置,經歷創團初期的不穩定後,確立主唱TOSHI-LOW、吉他手KOHKI、貝斯手MAKOTO和鼓手RONZI的四人組合。如同90年代成軍的多數龐克樂團,在音樂風格上他們屬於旋律硬核(Melodic Hardcore)一路,但更偏重於旋律線的經營。如同團名「婆羅門」所揭示的,Brahman並非鑽研曲式流暢、易聽與否的分野問題,經由高低反覆、動靜跌宕,帶有宗教、歌謠曲意味的編排,配合探索生命本質、意味深長的歌詞。

這樣的創作風格,讓Brahman與同類型創作相比,產生出龐克樂種少見的沉穩。假設大部分龐克音樂在「動」上施展身手,那麼Brahman的音樂更偏重在「靜」的一面。不管是憤怒、哀傷、激動或是冷靜,他們不斷寫出帶有轉折的中長篇樂章,給人一種洞徹、思索的感受;而在短篇幅作品中則是進行著擴充的實驗,讓原本以短小、剽悍見長的樂種,呈現新的風貌。
從早期的〈Arrival time〉、〈逆光〉,到中期的《霹靂》或〈露命〉,再到近年的〈終夜〉,都能見到這樣的特色,除了顯示了日本在旋律硬核和西方不同的特性外,也顯示了Brahman樂團自身的風格多元、具包容性的音樂性格。在他們的另一個音樂計畫「OVERGROUND ACOUSTIC UNDERGROUND」,便能看出他們勇於嘗試自我的一面,宣示就算「完全去除」音樂詞曲的狂暴面向,他們依舊有能力作出美好的歌曲;或著反過來說,他們同時能作出承載人心溫暖面的音樂。

這也間接說明了為何Brahman音樂可以有那麼充沛的層次和轉折。他們跳脫了無謂的標籤或符號,在既有的基底上融合各種聲響,開創自己的音樂之道。秉持自己的獨特元素,不斷地延伸、實驗,不隨波逐流,終於能夠超過音樂類型、商業寶座的標準(事實上他們的專輯曾經在日本公信榜排名第二位),成團20年後,Brahman繳出了令人激賞的傲人成績。

千萬別誤會,他們的音樂仍然保留著最純粹、激烈的部分,這還是他們音樂的主體,2017年發行的新作〈不倶戴天〉即為一例,從頭至尾,經過層層萃取之後精鍊而成的純粹憤怒,讓歌迷無法有絲毫鬆懈;或是單曲中收錄的〈怒涛の彼方〉對眼前感到不安卻勇於挑戰,對一個已經成軍20年的樂團來說,能夠繼續交出誠實而不廉價的宣言,說明了他們的音樂沒有因為年紀、功成名就而有改變。

Brahman的強烈能量和沈靜思索,構成了他們音樂的內裡陰陽,同時也讓他們的現場表演變成魅力十足的「聖地」。2015年舉辦的20週年演唱會「尽未来際」,這種硬派、剛烈的樂團,竟然能夠吸引4萬多人到場,再再顯示樂團經營的成功,同時也表明了Brahman的音樂仍然能夠直擊人心。別說讓人期待他們下一個20年的表現,光是這回他們要來到港都高雄(火球祭)開唱,就讓歌迷如我興奮不已。

從理性的認知上,我期待著他們的音樂,他們歌聲中的每次吶喊,都呼應著你我人生無法直面的部分,再一次一次召喚之後,才能真正澄名洞徹生存的實際樣貌。那是不經造假,兼具睿智和情感的真誠音樂。而他們的感性、宗教性的體悟,則構成了我對Brahman的熱愛。在大阪難波的那一個晚上聆聽〈霹靂〉的感動,是我一生難忘的經歷。能在對的時間、對的境況;或是任何時間、任何際遇下聽見Brahman,對吾輩敗者而言,皆再幸運不過。



2017年7月30日 星期日

面對歷史,撰寫想像--朱和之,《樂土》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歷史小說作為文類,或許是所有小說寫作中最艱難的一項。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歷史」和「小說」之間本質上的衝突。歷史無論是學院內的專業研究,或學院外的普及書寫,都必須和「真實」緊緊綑綁,字字句句都要有所依憑,藉著史料的收集和徵引,完成自身的建構,並再以精準不偏差的敘述,將過去所發生的事實傳遞給讀者,此為史家的技藝所在。人們對歷史的預設就是存真,一部作品一旦以歷史作為標榜,那麼在真假的問題上就必須面對最嚴格的檢視。小說則是完全不同的講求,「虛構」是小說家最核心的技藝,以想像和創作為手段,將現實層層交疊堆砌出來的凝固狀態,一一打破,再將這無數的碎片攪拌消化,重新拼貼出故事的面目,以「假」為篩,濾掉現實令人分心的雜質,揭示潛藏於底層的真面目。

換句話說,歷史的真實與小說的虛構兩者之間,構成巨大的張力,成為歷史小說在寫作上最大的挑戰。好的歷史小說必需讓虛構不會破壞考證,真實不會侷限想像,倘若再把讀者的閱讀樂趣加以考量,問題就更為複雜,情節的安排要在符合過去實然的前提下,還能引人入勝,而非生硬的史書分析,同時還需使用當下的文字說服人們,這些字句是已逝人們的言說,須以真實的重量構築出虛構的故事,才能成就一部歷史小說的完美。即便是如此困難,卻還是吸引古往今來無數創作者的投入,原因無他,過去對人們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真假間張弛綻放的光彩,使作者和讀者都無法放棄,願意甘冒劣作的風險,去書寫或閱讀。

朱和之便是長期挑戰此難題的創作者,從長篇小說《逐鹿之海》、《鄭森》開始,一直以臺灣歷史為創作的對象,新作《樂土》以二十世紀初日人所謂「太魯閣蕃討伐」為對象,勾勒出臺灣山林的虛實光景,並獲2016年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首獎的榮耀,是該獎項創辦六屆來第一位首獎得主,足見其功力和該書的精彩。

總督府和原住民在太魯閣的對峙和激戰,發生在1914年中,日方為了強化對太魯閣的控制,由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率領兩萬名日軍入山親征,遭遇來自太魯閣族人奮勇的抵抗,最終雖然日軍依憑強大的軍事力量獲得勝利,但也付出慘痛的代價。這場戰爭象徵著日本理蕃政策層層的轉變,從繼承前任總督的兒玉源太郎所擬定的撫蕃政策,再到軟硬兼施的威脅利誘,乃至最後武力相向,顯示了日方早期理蕃政策反覆的不確定和機遇性;至戰爭結束,開始新的文明治理模式,直到霧社事件為止,再次進入新頁。一定程度上,太魯閣戰役可視為原住民和平地政權之間,互動和治理關係的起點和縮影。對這場事件學術研究者多,但以歷史普及的角度傳頌者少。

由主題的選擇即可見得本書的獨特,避開臺灣史上更多充滿戲劇性、「張牙舞爪」的瞬間,選擇較少人注意的那發生於1914年的太魯閣攻防,另闢蹊徑,一方面拉開了足夠的空間,在真實的孔隙中填入虛構的內容,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喚起人們注意,這理應被關注和理解的歷史角落。在真實的骨架上,作者一字一字添加了虛構的肌理,拭去了掩蓋在事件之上的塵埃,不但完成了一則故事,並傳達了許多歷史書寫所無法表達的事件本貌和意義。

全書以雙軸線的對應方式開展,一條軸線是日人的角度,包括了擬定決策的總督府官方和深入山來的技術官僚,對他們細膩的描寫,以及彼此在意見上的歧異和緊張,除了反應早年來台日人的各種樣態,也隱隱勾勒那充滿矛盾和反覆的理蕃政策。另一條線則是原住民的視野,作者花了許多篇幅去描繪部落的生活,刻劃出原住民生活和信仰的態度,顯示了他們不同於日人的價值觀。這兩條注定衝突的軸線,最後交集於血腥的殺戮,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以平實的文字,遊走於不同的場景,將事件的拼圖一片片補上,也道出了整本小說最後的主角,那永遠不變的土地和山林,那充滿韻味的留白結尾,似乎暗示了人事的來去乃至殺戮,在山林面前終究只是一瞬,物換星移,人事遷變,出林自然的邏輯依舊,不曾變化,要對抗或依順這邏輯皆可,但終將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面對不同滋味的後果。

對於臺灣這片土地的過去,無論真實研究或虛構創作,都留有太多的空白和缺憾,結合兩者的更是少之又少,類似本書的嘗試,容或可以有讀者個人主觀的好惡,但不能否認,確實為歷史小說畫下了一定的水準,絕對是臺灣該文類中擲地有聲之作,也衷心期盼在這樣的基礎上,未來能在臺灣歷史小說的文類上,開拓出更多的成果,喚醒人們對島上過去的關注和熱愛。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在敦克爾克無英雄、無仇敵: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諾蘭(Christopher Nolan)是當今好萊塢電影世界裡最受矚目的導演,從他早期大放異彩的《記憶拼圖》(Memento, 2000),一直到波瀾壯闊的《星際效應》(Interstellar, 2014),無論是科幻或寫實、視角寬闊或細微,他遊走在不同框架的從容,挖掘人性深層面貌的卓越方法,甚至是驚異的拍攝技術,交出了一部又一部傑作。這些片中或許因每個人好惡有別,不見得部部完美,但整體而言,不論是敘事或是技術,他仍是21世紀迄今最重要的電影創作者之一。

這樣一位備受肯定的導演,宣佈要以二次大戰的敦克爾克戰役為主題籌拍新片,還是令人忍不住感到不安和困惑。教人擔心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還是敦克爾克戰役太過獨特。這場戰事一般稱作敦克爾克大撤退(Dunkirk evacuation),既代表著盟軍的失敗同時也標記著勝利前兆,是二次大戰歐洲戰場中十分奇異的象徵事件。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英法對納粹德國的姑息政策確定失敗,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整軍經武多時的德軍,挾著裝甲部隊的優勢,快速包抄駐守在馬奇諾防線後英法聯軍,勢如破竹,一路橫掃,迫使英法聯軍撤退至敦克爾克,後方是英吉利海峽的汪洋,前方是強大的德軍戰力,歐陸戰事已分出高下,只差如何畫下句點。

後世所稱敦克爾克的「勝利」,並非是在這背水一戰中,英法盟軍如何破釜沉舟大破德軍,一舉殺滅納粹,沒有,完全沒有。英國官方原本只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以撤退三萬人為目標,推動以保存軍力的目標的「發電機行動」,最後在民間的配合下,九天之內奇蹟地撤出了近40萬軍力,為英國保存了顏面及元氣,也替日後諾曼地反攻留下基礎。

失敗和勝利同時交集在敦克爾克的海灘,從日後戰事的發展來看,敦克爾克成功的撤退確實發揮了正面的效果,凝聚了英國的民心,也對爭取美國的支持有一定的幫助,但敗戰仍是敗戰,沒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蹟,也沒有什麼激烈的戰鬥英雄,這怎麼想都不算是戰爭電影的首選(特別是好萊塢)。對比史蒂芬・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開場那經典的諾曼地戰鬥場景,或是1958年萊斯里.諾曼(Leslie Norman)版《Dunkirk》的平順舖陳,不禁讓人好奇為何諾蘭在這個時刻把目光放在敦克爾克上,這樣的戰役在今天這種重口味的時代還能得到觀眾的喜愛嗎?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則是諾蘭的風格問題,他過去經手的電影題材多變,但仍偏向泛科幻類型,他或許正適合充滿想像力的空間,才能揮灑他獨特的敘事才華,靠著多線、多軌的敘事手法,創造一個皆一個怪誕、神祕又美妙的虛構世界。誇張一點地說,諾蘭的電影離真實事件越遠,往往越吸引人(例如《全面啟動》);現實意味越濃厚,則越顯得綁手綁腳,難以全力施展(例如《針鋒相對》)。

《敦克爾克》是他首次挑戰真人真事的歷史事件,特別是戰爭電影勢必會有他作品中少見的大場面調度,他是否還能(如何)保有自我的風格?在這樣充滿「大我」色彩的故事中,喪失了他一貫對「小我」細膩的關注?《敦克爾克大行動》在上映前,充滿著使人不安的因子。

好吧!這些不安,在看完電影之後,一掃而空。諾蘭終究是諾蘭,他打造的敦克爾克戰役,必然將成為戰爭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經典電影有太多地方可以討論,對我來說,《敦克爾克大行動》最搶眼之處,在於它是少數以「形式」推動「主題」的電影,他在電影中設計了多線敘事,刻意讓不同支線處在不同的時間軸上,主動地使敘事「破碎化」。恰恰在這個混亂的敘事形式中,成功傳達了敦克爾克戰役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及戲劇張力。

「歷史」的成立,是史家在「過去」所殘留的各種片段中,進行打撈、篩選、剪裁,終成一因果連貫、過程明確的紀錄。以敦克爾克戰役為例,相關的專著或紀錄片,都使用大量親歷者的講述和回憶,排比引用,勾勒出敦克爾克戰役的面貌。諾蘭並非研究者,這部片也非紀錄片,他反其道而行,不順著既定框架講述,反而將故事線打亂,靠著一則則前後不連貫的訊息,解構了整個框架;觀影者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歷史,而得親身扮演著歷史學家的中介角色,一磚一瓦自己重建事件結構,並理解事件所具有的意義,完成解構與重構的工作。

這樣打破與重建的過程,更貼近人們「記憶」的構成和轉述機制,在事件發生時,沒有人能像電影那樣用全知的觀點理解事件,說故事時也是在時間前後不一的印象裡,慢慢釐清親歷的情節和觀點。破碎的敘事手法,除了反應諾蘭對人類記憶和心靈運作的熱切興趣,也讓這個故事跳脫既有的國族大我敘事的制約,回歸到個人的層次去看待整起撤退行動。片中的多數角色在這個舞台上,或多或少都有生存的自私考量,幾乎沒有大無畏的英雄,突顯這些「凡人」成就了《敦克爾克大行動》在戰爭類型片中幾乎沒有的「無英雄」、「無主角」的敘事結構。

我們大概都已經習慣歷史書寫裡頭,偉人英雄的可泣史歌,但在戰火延燒裡頭掙扎的、真實感受戰爭的,其實是在史書裡頭沒有姓名,跟你我一樣的平凡人物,唯有理解凡人在戰火中所受的影響和選擇,才能正確理解戰爭及其所衍生的各種暴力、人性挑戰。無主角的戰爭才是戰爭的真實面貌,儘管這或許對電影票房(無論如何電影是娛樂商品)無甚幫助,但諾蘭仍逼迫我們面對殘酷戰爭。

在戰爭電影的發展過程中,舊有的「戰爭框架」的敘事習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一種合理化戰爭的宣傳,透過英雄的塑造,招喚著人們對國族、大我的奉獻(獲稱作愛國心)。隨著美國對越戰的反省(例如《金甲部隊》、《越戰獵鹿人》),在好萊塢的世界裡,傳統的戰爭片逐漸被批判的觀點所取代,但並不表示合理化戰爭及其暴力,不再透過視覺的方式影響人們,更多的是從戰爭片打散到了動作片的各種變形之中。

就算在批判式的反戰戰爭片之中,大我仍是潛伏的主角,批判的聲音換來的常是無奈或空洞的回響。前面談及的《搶救雷恩大兵》即為一例,史匹柏在片中用上了最極端的設定,突顯了每個人不知為何而戰的茫然,最後只能以守住一軍事要地、挽救一人性命作為說服自己的理由,一邊批判,一邊給「奉獻」的大我精神找到另一條開脫之道(一個新的大我)在這樣的故事裡,個人看來好像是主角,但在「生命」的大義名分下仍然無足輕重,這種另闢新道的邏輯幾乎是近年反戰戰爭片的主流。

但在諾蘭的多線破碎敘事中,大我被徹底地忽視、消除,在這場撤退行動裡頭只有一位、一位獨立的「個人」,他們在面對生與死之間各自選擇,連現實世界談及敦克爾克戰役時必定提到的的邱吉爾演說,在片中也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重點仍是怎麼還原無數個人的選擇,交錯堆疊出《敦克爾克大行動》,諾蘭以無視的態度批判了大我,跳脫了戰爭片的通病,更重要的,回應了最根本的問題:在二次大戰這麼多重大的事件中,敦克爾克戰役的意義是什麼?

不同於二戰中其他戰事,敦克爾克撤退成功與否,與勝敗無涉,那是人們如何求生存的行動,一艘艘駛向敦克爾克的民船,以及來自英國海空軍的救援,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去征服、不是為了炸翻希特勒的碉堡;左右他們行動的,也絕不是什麼保留軍事實力留待日後反擊的官方考量。參與一場戰役,可不可以只是想要接回命在旦夕的同胞、只是想要活著、只是想要回家這些平凡的念頭。凝結人們力量的「大我」精神,理應是由無數小我的渴望所構成,這也是作為一場救援行動的敦克爾克戰役,在歷史上該被記住的理由,也才是對發動戰爭的軍頭們最深切的批判與期望。

從《記憶拼圖》開始,諾蘭就是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敘事者,他的電影有時過於繁複龐雜,難免給人炫技之嫌,但在《敦克爾克大行動》中,他擅長的技術緊密扣合了主題,也看到了他長期關注的個人心靈世界具有普世人道價值。最關鍵的,他重新挖掘、還原了一場被人們所遺忘的歷史事件,讓該事件的意義得以重新於世人面前閃亮。

就這個意義而言,《敦克爾克大行動》讓我們看到的,不單只是那擅於說故事的諾蘭,而是一位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了。



2017年7月10日 星期一

在解嚴的紀念碑下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為《解嚴三十》專題之一。)

1987年7月14日,時任總統的蔣經國以頒布總統令的形式,宣布台灣自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從1949年開始施行長達38年的戒嚴令,終於告一段落。1987年7月15日這一天也因此成為台灣歷史上關鍵的一刻,象徵著民主的進程與時代的轉變。

一個事件或一個日子,一旦被賦與了「紀念碑式」的意義,即能在漫長的歷史紀錄中留下特別的一筆,於史冊之內發揮它的象徵意義,為後人所記憶,並層層堆疊上各式新的解釋。然而,如此意義的銘刻,卻也可能帶來另一種簡化,抺去了過去發展的各種曲折,成為片面的頌揚或批判,需要不同時代和立場的人們給予挖掘,還原不同層面的理解可能。或許,唯有在這反覆增刪的一來一往之間,才能真正體現歷史事件的價值和意義。

1987年台灣的解嚴或許亦可這樣去理解,作為威權統治轉折的關鍵象徵,在背後還有太多複雜的層面,值得今日的我們細細追索,而非只是歷史長流中空洞的符號。

1949年5月19日,由時任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了〈台灣省戒嚴令〉,宣告於隔日零時起,台灣全境實施戒嚴,成為日後台灣長期進入威權統治的基石,如學者若林正丈所言:「長期束縛著台灣民眾的政治自由,支撐著遷占者國家的存續」。這並不是台灣在國民政府治理下第一次戒嚴,上次官方宣佈戒嚴是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透過局部地區的戒嚴施行,發生了一場又一場血腥的殺戮,上次戒嚴陰影成為這次戒嚴的前導,民間的力量已在屠殺中耗盡,恐懼的陰影烙印在每個人的心中,最終讓這戒嚴的枷鎖從暫時成為了永久。

1949年由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簽署頒佈之戒嚴令,在各大報章上刊登通知。讀者可注意戒嚴下的相關規定,包含港區宵禁、出入需帶身分證備查否則得以拘捕;此外,包含罷工、霸市、集會、學潮等得以處以「死刑」。

一紙戒嚴令只是威權於台灣形成的確認,是歷史巨木深深的刻記,標示這此前的生長和此後的衍生。戒嚴令發佈沒多久,相關的配套法令紛紛出籠,經由這些法令試著將憲法所賦與人們的基本人權被逐一剝奪,打造一密不透風的禁錮牢房,也就注定戒嚴的施行,從一開始的思維,目標即在建立長久的體制,規避著憲政的運作。

這些日後對台灣影響深遠的決定,在最初不見得都是針對台灣的治理而發,更多的是其實反應彼岸國共內戰下的政局紛擾,中日戰爭雖然結束,但戰火從未在中華民國治下止息,中華民國政府一時都處於「戰時」政府的不正常狀態,試著透過各種法令,對國家進行全面的控制,確保行政權的擴張,以利對中共的作戰和動員。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這些限制人權的法律條文也轉移到了台灣,持續的自我完備和擴張。

誠如學者指出這些法律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於中國本土和後來在台灣的施行,兩者並不見得有必然的邏輯連貫,但在心態上卻是相同,皆出自國民政府政權對自身滅亡的恐懼,將這股巨大的恐懼能量透過制度,層層轉移到人民身上。威權體制的本質,即是由上而下,所有人的恐懼的總和,扭曲了正常狀態應有的運作和保障,透過違反人權的嚴刑峻法和特務系統,讓國家陷入了一種恐怖的氛圍,1950年代白色恐怖帶來了另一波的血洗和打壓,造成每個人心底都有一個小警總的局面。

誠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揭示的,專制政府製造恐怖,造成人和人之間的孤立,進而切斷人的行動力,使得人們不再去參與現實,選擇了明哲保身的退卻。這也是陳翠蓮教授所指出的: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和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所帶來最大的傷害,其實是精神和心靈層面的扭曲,戒嚴時代使「不要涉足政治」成為家家戶戶長者對年輕人的諄諄告誡。

另一方面,社會所內聚的能量,可以被壓抑,卻不會消失,隨時可能爆發,尋找伸展的可能;逼使統治者找出疏導或收編的方式,藉以維持政權的延續。於是,在這以恐懼打造的舞台上、在國家和社會角力拉拔的光譜下,上演著一幕又一幕(從今日角度回顧)光怪陸離的事件,正是戒嚴體制下事務正反交織的複雜狀態,仍需後人抽絲剝繭地還原和審視。

談及1987年7月15日解嚴令,無可避免得從時任總統的蔣經國的宣布談起。獲得民主以及威權鬆動從來不是一種給予,而是不斷爭取的結果。早在宣布解嚴之前,各種衝撞戒嚴體制的示威遊行不斷出現在台灣街頭,可以一路追溯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此外如70年代起一路延續的環保運動;又或者是80年中期出現的原住民族的民族運動,都顯示著社會洋溢著難以壓抑的不滿情緒。

1986年到1987年之間,是台灣社會民主運動的高峰,人們已看透了體制的鬆動和侷限,各式各樣的群眾運動佔據著街頭,康寧祥在回憶錄中曾轉引時任內政部長吳伯雄的統計,從1987年1月至11月底,總計發生的群眾活動高達1,655次,平均每天多達5次。參與者包括了各行各業各階層的平凡老百姓,所爭取的議題,除了政治性的反戒嚴、爭民主外,也開始出現更多與日常生活切身相關的課題,如李筱峰教授所整理,包括勞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老兵要求返鄉運動……在台灣的街頭上,民主的百花爭相綻放著。

被恐怖統治所孤立的人們,重新取得了聯絡,關心起他們所身處的現實。

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的成立,由「黨外」變成政黨,直接揭示了威權核心的動搖,原本預期可能被鎮壓的組黨活動,得到是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的默許,他說道:「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價,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在內外壓力推擁下,體制的閘門已無法再有效阻擋民心,恐怖鑄造的千斤巨鍊無法再束縛台灣,人民一波波的嘗試,勇敢的和恐懼說不,打破了這不斷自我膨脹的恐懼總和。

威權體制不是一天造成的,威權體制的瓦解也從來不是抽刀斷水,在某個時間點便完全消失。當我們重新審視解嚴的意義時,不該過度誇大其重要。誠如康寧祥所觀察,解嚴的宣佈是「國民黨試圖建立解嚴後制約政治遊戲的新規則」,國民政府所提出的「民主化」想法,「也就只是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準備稍稍放權,讓近乎窒息的台灣社會有點自由的空氣,基本上頂多就是凸顯專制者的開明」,離真正的民主還很遙遠。蔣經國確實做出決斷,但不可忽視台灣民間在過程中的動能,此外蔣氏家族在民主化的過程也留下了保留的但書。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總統在和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會面時,即提出所謂的「蔣經國三條件」(若林正丈語):
1.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2.支持反共國策。
3.與「台灣獨立」派劃清界線。
透過修法和立法,將這三條件落實在《國家安全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及《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一系列法令中,替開放和民主留下了限制的伏筆。

正因戒嚴是某種意義上的解纏足式的民主,當時的輿論也流露出對這樣不進不退的「保守派民主化路線」(若林正丈語)的尷尬和為難,沒有太多的謳歌和頌揚,甚至也沒有太多歡欣鼓舞的氣氛,兩面皆不討好。親政府的媒體保持保留的態度,反覆暗示著戒嚴之後所該建立的穩定和秩序;和官方較有距離的媒體,則多少意識到眼前的路還遙遠,單廢除一道禁令意義不大,尤其此前6月12日剛剛發生「六一二事件」,反對國安法的民進黨連續於立法院前示威抗議,引起當時「反共愛國陣線」人士到場支持國安法進行反制,雙方爆發流血衝突,兩陣營都有人遭逮捕起訴,國安法仍通過,解嚴反而更像是抗戰開始的起點。

這些距今未遠,但對許多人來講業已陳封的歷史,是為了表明威權統治並不是遊戲裡的一道關卡,並非物理存在「頭過身就過」,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是一種有機組合,和台灣的政治緊緊交織。它的誕生有著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它的結束必然也需要長時間一刀一刀的細細分離。能推動這分離過程,不是什麼少數的王侯將相或政壇明星,不可諱言,在某些關鍵的時刻,特定個人的態度和判斷,將加速歷史的前進,但持久而一貫的動能,還是來自人民聚合的想像。

正因為推動解嚴的力量來自於民間,官方希望利用法令維持既有統治格局的想法,在這三十年來多半已被推倒。1990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促使1991年第一屆國民大會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時代的巨輪在民意的推動下大步向前,已無回頭的可能。接下來的故事,包括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等,「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皆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我們也不能太過樂觀,三十年經過,威權鬼魅仍殘留在我們的生活裡,具體如1988年1月11日立院通過的《集會遊行法》,這項法令看似將人民集會、遊行權的行使予以保障,實際上卻給予行政機關裁量權,乃至侵犯基本人權的法律(這項法令至今仍留存)。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獨佔權力和控制的本質,並未隨著主政者的變化而不同。對執政者有利的依據,是不會輕易解除的。

更重要的,則是幽微的抽象層次,即人們在心理上仍未脫去的枷鎖,即轉型正義所欲追求的價值的建立,對於這短暫而難得的民主制度,我們還有太多需要去理解和反思的部分。

三十年來諸多政治大戲,尤其是數年一次瘋選舉的熱潮,吸引人民的目光和投入,期待或仰望著不同的政壇領袖,對於公眾事務的關注和參與似乎也就僅止於此。回顧解嚴前那風起雲湧,和平民切身相關的諸多運動(例如環保運動),其中很多訴求在政治的喧鬧下,打了折扣或是逐漸被淡忘。寫作本文的此刻,亞泥那醜陋的坑洞仍在太魯閣擴大,原住民族仍在凱道上抗爭,我們當然走得很遠,但面對那龐大威權的殘骸,以及台灣的未來願景,我們永遠都走得不夠。

如果過去切割人們和現實間的恐懼已經消散,那麼橫阻在我們與現實中隔閡是什麼?是舊恐懼的借屍還魂?是新恐懼的誕生?或某種若隱若現的新的價值扭曲?

這或許是「解嚴」最重要的價值,藉由這樣的紀念碑,定期的提醒我們該進行歷史式反省,2007年《思想》雜誌在解嚴二十週年推出專題評論「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由李丁讚、馮建三、張鐵志、廖元豪,針對社運、媒體、政治、法治進行回顧,四篇文中所提及的諸多需要克服、改善的要項,十年後的今日仍擲地有聲,境況甚至更加惡化。對於十年後的人們,此刻的我們又能提供他們什麼樣的反省,實際提供他們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解嚴三十年經過,只希望當未來人們在重審這歷史的里程碑,行經吾輩之時,對我們的時代不會只有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