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0日 星期一

網路社會的破碎童話:悼《Sense8》腰斬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一旦秘密超過兩個人以上知道,那大概就不算秘密,所以可以公開講了。

我追這部影集的起步其實很晚,約莫在官方宣佈砍片的前數週才開始,但很密集的一路到底。那是最後一段獨居的時光,如果你知道我獨居的理由是什麼,你大概可以想像最後這段日子真的是不知該如何形容的百感交集。即便到今天亦然,我無法明確的理解自己所處的狀況,更不知道要如何應對未來。

開始看《超感8人組》沒多久,不會超過兩三集吧,我幾乎每一集都會看到痛哭失聲,嚎啕大哭的程度。即便淚水早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隨時隨地都能啟動,但那麼情緒化的反應,還是令我感到訝異。我也說不出原因,和朋友聊起,也只能用自己狀態太差匆匆帶過。

事後認真想想,應該不只是這樣,而是這劇讓人進入心底更本質的層次,逼使人們去面對自己壓抑或逃避的種種,然後告訴你,一切都沒問題的,你既是孤獨卻又不是獨自一人的存在這世間,生活只會丟給你各式各樣的意外,有些關卡能過有些不能,但除了面對別無他法,因為這就是「活著」,這些意外或苦難本身就是生命的意義,是全世界數億的人口所必須共同面對的宿命。你並不特別,也並不平庸,你就是活著,和世上所有的生命一起面對活著的起落。

無論你身處在什麼樣的境地,你只能想辦法繼續努力地撐過一個又一個日出和日落。喜悲都是生命的證明,無論在你臉上的是笑或淚,試著哼哼歌吧,因為也許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有人正和你一起唱著: hey hey hey hey,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你們對生命一樣困惑,對前途一樣茫然,你們一起從虛無而來,你們必將同歸虛無。

你即是我,我即是你。於是我寫下了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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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大家非要變成這麼孤獨不可呢,我這麼想。為什麼有必要變成這麼孤獨呢?有這麼多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個別都在向別人追求什麼,然而我們為什麼非要如此孤絕不可呢?為什麼?難道這個星球是以人們的寂寥為營養繼續旋轉著的嗎?」--村上春樹,《人造衛星情人》

村上春樹的《人造衛星情人》是一部反覆探索個體孤獨,及在那巨大孤獨下所潛藏由欲望、暴力匯集成的小說,這也是村上一直以來作品的核心宗旨之一,透過漂浮於現實之上的主人翁,利用現實所生成的各種明、潛的鏡像世界,反覆觀看生命本質的孤獨樣態。這種本質性的孤獨,是藝術創作恆久的主題,人孤單來到這世上,最終又必將孤身回歸虛無,過程中即便有再多的情感連結,仍只是孤獨之上添些妝點,更何況在進入數位時代之後,連這些人際關係都逐漸被疏離所替代。《人造衛星情人》主述者「我」(K)這段追問,或許是新舊世紀之交人們共同的追問。

人們並不是生來即感知到那巨大的孤獨,在一般正常的童年生活裡,在萬事萬物都充滿新奇的時光裡,人們強烈地感到和事物融為一體,相信冰冷的物質具有溫熱的生命,相信其他物種能和我們溝通對話,甚至我們還能擁有虛構的朋友,在實存的世界裡,提供不存在的關心和溫暖。隨著無情的「成長」蛻變,不知不覺中,我們都為了適應現實邏輯,而改變了自己,即使拒絕,社會也用各種重擊,一拳一拳地逼你就範。直到有天突然驚覺,你已孑然一身,孤獨的面對人間愁苦。

這也是為什麼Netflix所發行的《超感八人組》(Sense8)是近年最值得關注的美國影集,並受廣大的觀眾所支持的原因,它以普遍主義大幅囊括手法(可以想想劇中收納了多少現世的議題),描繪了現代人所處的孤獨樣態,並透過創造出「通感者」這樣的科幻想像,給予孤獨樣貌一種逆轉,讓真實與想像之間不斷的交互刺激,激盪出各種火花,完成了新世紀最重要的科幻創作。

故事設定了名為「通感者」的族群,他們看似一般和正常人,在經由心靈層次的「喚醒」或「繁殖」之後,同年同日出生的他們,便能藉由心靈溝通的方式,產生心靈和情感的連結,在保有各自獨立的同時,又能分享著彼此的知識、技能和情感,藉由知覺的連繫,個別的個體之間,形成了精神上緊密集團。

英文原名Sense 8,一方面是取sensate(「知覺的」)一詞的諧音,另外也指著劇中共享心靈的8位主角,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有著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的苦惱:有在芝加哥擔任警察的威爾(Will Gorski),他繼承父親的衣缽,也同時要面對退休後鬱鬱寡歡的父親,和不能和他人分享的童年夢魘。萊利(Riley Blue)出生在冰島,於倫敦演出,並試圖逃離悲傷的過去,卻被捲入毒品的紛爭之中。坎普斯(Capheus Onyango)生活在肯亞首都奈洛比的貧民區裡,崇拜著比利時武打明星尚-克勞達.范.達美(Jean-Claude Van Damme),靠開著巴士維持生計,並想法設法照顧著罹患AIDS的母親。

在首爾的朴善(Sun Park),則是韓國大企業家的女兒,從小熱愛武術的她,得不到重男親女的父親寵愛,並背負著癌逝母親臨終前希望她照顧不成才弟弟的承諾。利托(Lito Rodriguez)則是墨西哥的電影明星,在螢光幕上男性魅力四射的他,卻是一個為了演藝生涯不敢出櫃的同志。卡拉(Kala Dandekar)是一名在印度孟買藥廠工作的職員,藥廠的小開對他一見鍾情,家人們都看好著這門親事,只有她一人面對內心的猶豫不安。在舊金山的諾米(Nomi Marks)則是一名女同志,而且還是變性過來的女同志,有著善體人意的另一半,亦有著不能接受她的家人。沃夫岡(Wolfgang Bogdanow)居住在柏林,作為第二代東德「移民」的他,是小偷也是殺手,背負父親的陰影和黑幫家族的糾葛。

看似完全無涉的八人,在一次幻象之後,被喚起通感者的能力,分享著彼此的日常,也一同面現實的沈重,他們不再孤獨,其他人的技能賦與了他們自身所未有的能力,更重要的,其他七人成為自己在心靈上的支持。獲得能力的代價,則是要為專門獵捕通感者的秘密組織,尤其是帶頭的「低語者」(Whispers)的追殺。這樣的設定,考驗著整個劇組,八條支線既分離又交織的進行,很容易失去敘事的軸線和觀眾的耐心。心靈感應其實也是老調牙的題材,分享著心靈如何即能肢配肉身的「唯心」主張難免引起質疑,再加上特地的平衡人種、性別等等,很容易陷入刻版的陳腔濫調,或某種高舉世界一家的政治正確中。

這些憂心,在才華洋溢、曾一手打造出《駭客任務》(The Matrix)世界的華卓斯基二人組(The Wachowskis),從漫畫創作起家的他們,科幻的題材是其拿手絕活,從監製、編劇、導演一手包辦的《駭客任務》三部曲(The Matrix , 1999-2003),到兩人編劇主導的《V怪客》(V for Vendetta, 2006),以及近年的《駭速快手》(Speed Racer, 2008)、《雲圖》(Cloud Atlas, 2012)、《朱比特崛起》(Jupiter Ascending, 2015),也許各別影片的評價有所落差,但對於打造架空世界觀,並使之合理運作的才能,則獲得一致的肯定。

真正成就《超感八人組》的,並不只是兩人對於科幻世界的塑造力。近幾年來兩人在作品之外,吸引媒體爭向獵奇報導的,在於兩人於性別認同上轉換,從最初謠傳的易裝愛好,到後來變性的傳聞,起初兩人還有所隱晦,最後在媒體壓力下,終於公開兩人皆正經歷變性的過程,從兄弟變成了姐妹,並以更自由活潑的態度去看到性別的差異。用己身經歷的認同變化,來應對媒體扒糞的種種壓力,多少影響到了這幾年他們的作品所呈現的視角,不管是波瀾狀闊的《雲圖》或中規中矩的《朱比特崛起》,都可以見得跳脫單一男性觀點的詮釋的細膩層次,無論在故事的舖陳方式或詮釋角度上,也都可以看的見本劇的源頭。

或許是出自親身的體悟,為《超感八人組》注入了真實而豐沛的情感,正因為如此真實,在賦予人道關懷的同時,不至淪於老生常談的說教,8個人所面對的各種現實爭扎,來自性別認同、家族鬥爭、社會階級、愛情徬徨……等等不同的壓抑,使這幻想的故事設定和觀眾身處的現實世界之間產生了共鳴感。對人間現實種種壓迫的描繪,讓《超感八人組》不再僅是一部科幻劇,給予心靈感應這樣的題材重新的包裝,成為一部近乎批判、改造社會的宣言,超越了類型電影的框架和侷限。

劇中「超感者」和「生物保存組織」(BPO, Biological Preservation Organization)的「低語者」之間的對立,其實就是包容與偏見之間的對立,相對於「超感者」所象徵超越國籍、人種、語言……等等貼在所有人身上的標籤,追殺的一方則代表著911事件之後,以正義之名包裝的各種偏見,是人們對非我族類的殘暴迫害和奴役。當八個人跨越的藩籬,彼此扶助,不再孤獨面對生活的挑戰,邁向自我和解之時,「低語者」操弄著心靈和肉體層次的操控與入侵,步步近逼,迫使雙方都必須不時依賴藥物,阻斷天賦的自由溝通和交融,回歸冰冷殘酷的無力現實。

這種漫畫式的二元對立,是華卓斯基二人組常使用的方法,兩人的長處是應用這單純的框架,衍生出複雜,有時甚至近乎哲學形式的討論,《駭客任務》的世界觀是最好的例子,那已經不是單純的情節舖陳或雕飾,而是藉由科幻素材去反覆辨析什麼是「存有」的,以及人的自由意志,所能發揮的影響和限度。《超感八人組》也在這樣的善惡對立的結構下,不斷地去闡示當前橫阻於每個人之上各式壓抑和歧視。這些還只是就表象層次而論,本劇潛藏的結構中,蘊藏著對當前網路社會下個人生命處境的反轉。

劇中曾藉人物之口,說出超感者們這樣的溝通形式,近乎生命和心靈形態的網路,通感者的溝通方式,確實很容易讓人直接聯想成對網路的隱喻,在一定層次上體現了相似的內涵,然而和網路社會看似互動頻繁,卻帶來更多切割和孤獨的疏異不同,片中超感者所構成的世界則是緊密而相互依存的烏托邦,彰顯著多元、多樣共生的美好風景。如果網路社會是以虛假構成的假面世界,在光鮮亮麗的虛擬包裝下,人們生存於前所未有的孤獨之中,如同村上春樹所描繪的時代風貌。那麼華卓斯基則希望藉由《超感八人組》的寓言,形塑出另一種可能,每個人不當是各別孤立於海洋之上的荒島,而是休戚與共、共存共榮的的有機共同體,人與人甚或人與物之間的阻隔皆不復存在。

「樂觀」是華卓斯基兩人創作的基本風格,他們的作品少有負面的結局,劇中原始設定的不合情理之處,諸如唯心的強調(即心靈替換如何造成能等同於身體能力的變換),又或者一群超感者們為何必然團結而不會出霸凌的環節,也都在這樣一昩的樂觀情懷下被抹除,雖然有些天真,但也成就了一部近年來少有、不失深度的溫暖劇集。

《超感八人組》雖然有著反指人心的內向層面,卻是以宏偉的方式呈現,以8座城市為背景,呈現不同的人文風情,不吝捕捉各式盛大的慶典,突顯殊相與共相的對話和隱喻。即便不用去思索背後的寓意,光是享受本片的壯美(Sublime)情境和情節巧妙的多重敘事,就已有難以抵抗的魅力。

遺憾的是,這樣大手筆的投資,塑成了本片的特色,沒想到竟成為本片日後的致命傷,負責播映的Netflix──當初一口答應華卓斯基團隊所有攝製條件,並以本劇獲得大幅度訂閱率提升的串流媒體平台──竟在本劇熱播兩季,獲得一片好評之時,以成本過高,不及獲益為理由,決定中止本劇,讓華卓斯基原本五季的設想,胎死腹中。對美劇迷來說這樣的惡夢並不陌生,科幻迷尤是,經典的《螢火蟲》(Firefly)即為一例,該劇至少最後還拗到了《衝出寧靜號》(Serenity)作為結局,《超感八人組》目前看來只能留下第二季最後混亂的收場。

無人否認,《超感八人組》的成本的的確非常龐大,光從本片的質感,即便是門外漢,也能想像背後的代價必然可觀,據謠傳單集的製作成本高達900萬美金,等於一季超過一億的開銷,數字的確驚人。可是對目前氣勢如日中天,四處灑錢,並積極進入自製電影市場的Netflix,這樣的金額足以砍掉一部如此優質的影集?對比於該平台另一部號稱破億的製作《王冠》(The Crown),內容糾葛於英國王室貴族的生活,走四平八穩的平衡路線,Netflix在兩者之間的選擇,令人不勝唏噓。

更何況,這樣的成本開銷在最初提案時即能預期,這樣的世界觀再怎麼天真的估算,都能想像付出的代價。再比較HBO於科幻影集《西部世界》(Westworld)的投資,華卓斯基團隊也只能後悔當時的錯誤選擇了。也許,在幾年經過,等到人們理性回顧Netflix起落,《超感八人組》的停播將成為體現這企業體的實相,甚至是轉折的關鍵時刻也不一定(編按:6月30日傳出將會拍攝一集兩小時作為《超感八人組》的完結篇)。

敗在金錢的計算,或許也說明了《超感八人組》精心經營的烏托邦世界及藉此所希望傳達的理念,注定無法為這世界所見容。現實食人,在成長後的世界,那些注定失去的種種,終將無法恢復,我們無情捨棄了童年時的純真,玩弄著大人世界的現實遊戲,一點一滴割裂和他人、和世界的距離,只能孤獨地擁有著手上那些苦心爭取,卻渺小不堪的成就,直到死亡來臨時,才發現自己的人生早已預演過無數次死後的虛無世界。

《超感八人組》最後的結局是如此殘酷,但反而是最適合這美好童話的結局。



2017年6月16日 星期五

《戰爭機器》攜手Netflix背城一戰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戰爭或許是歷史上最核心的主題,以極端的暴力,同時進行文明的毀滅和進步;勝敗的結果,則改變著人類世界的樣貌。自古以來,每場戰役都吸引無數的研究者,亦成為藝術工作者的創作靈感和主題。好萊塢電影自不例外,從1915年大衛.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充滿爭議的《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以及隔年的《偏見的故事》(Intolerance)開始,戰爭因素就不斷出現。

二戰結束後,以近代戰事為主題的影片開啟戰爭片的新紀元,產出約翰.韋恩(John Wayne)如此充滿本土英雄色彩的演員;接續韓戰、越戰爆發,冷戰下的區域戰場已不復二戰正邪的單純對立,戰爭片在光榮敘述外,生成出另一條帶有反省、嚴厲批判的路線。此後,光榮敘述和反諷批判構成一道光譜,形塑當代戰爭電影(War Film)各式色彩。

以2017年為例,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如果是光榮敘事的一端,那麼由布萊德.彼特(Brad Pitt)主演、將在Netflix上映的《戰爭機器》(War Machine)就是反諷批判的代表。前者是二戰為背景,後者則為911事件後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不同題材下的兩極主旨,反應20世紀迄今戰爭內容的變化。

《戰爭機器》改編自麥可.海斯廷斯(Michael Hastings)的專書《操作者》(The Operators) ,這本當年熱銷的非小說類書籍,內容描述將軍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Stanley McChrystal)在伊拉克取得「勝利」的事蹟,帶著他的團隊奉美國之命來到阿富汗,執行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任務,最後失敗被解職的過程。電影讓布萊德.彼特改以化名扮演「葛倫.麥馬洪」(Glen McMahon)將軍,並用黑色喜劇來描繪整件事。

如電影所述,當美國軍力侵略他國,戰爭的型態不只是軍隊、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更要面對國內各種遊擊或人民組織的反抗;鎮壓這些反抗份子,就是反叛亂戰爭的目的。要執行這樣的戰爭,除了武力外,還得說服當地政府或人民,你是來「幫助」而非「侵略」他們。從越戰以來相似的模式反覆上演,卻從未成功地美化「侵略」為「幫助」,面對與平民無異的反抗者、美軍眼中的恐怖份子,反讓正規編製的軍隊感到頭疼、精良裝備無用武之地。然而,片中葛倫.麥馬洪這樣自負、自信的軍事領袖卻認為,反叛亂或反恐戰爭的失敗,不在於本身的不合理,而是沒有任用他這樣有領導力的將領全權處理。

這樣的錯誤認知及之後的離譜作為,構成本片的劇情。其中可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葛倫.麥馬洪團隊剛抵達阿富汗時,新官上任三把火,對當地部屬和佈置嗤之以鼻,一方面顯示他們的自大,另一方面也反應當地美國官員和阿富汗官僚的無能。在視察阿富汗各地後,劇情進入第二階段,葛倫.麥馬洪做了和歐巴馬政府截然不同的決策,不同於歐巴馬保證的撤兵,他反而增加軍力,來一次大掃蕩,收拾前任留下的爛攤子,極力想取得真正的「勝利」。

既然歐巴馬政府不願配合,葛倫.麥馬洪一行人只好遠赴歐洲,向法、德等盟友招募軍力。他在此時找來原著作者麥可.海斯廷斯一路陪同,他當時是《Rolling Stone》的記者,希望藉由近身採訪、報導換取美國境內支持。第三階段是在取得兵力後,於阿富汗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然紙上談兵的自負得來難堪的失敗,同時《Rolling Stone》刊出名為〈逃跑將軍〉的專欄文章,成為日後《操作者》的原型,描寫他們在歐洲飲酒作樂、無視媒體的質疑,更轉述他們對歐巴馬政府的不滿和謿弄,自然換來將軍葛倫.麥馬洪的下台。

本片編導大衛.米奇歐(David Michôd)依三個階段給予不同調性的安排,在第一階段中,宛如將《巴頓將軍》(Patton)來到21世紀的阿富汗戰爭,兩者的格格不入,形成《超異能部隊》(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那樣可笑荒謬的場景。第二階段基調一轉,赴歐訪問的麥馬洪團隊,宛如巡演樂團,在面對過程的起伏和失落,加上主述者麥可.海斯廷斯斯的加入,轉作類似經典搖滾電影《成名在望》(Almost Famous)的公路步調,這是一般戰爭片少有的,也顯示了阿富汗戰爭的獨特。最後回歸戰場,麥馬洪團隊暫退第二線,改以第一線作戰小隊為主角,而衝擊他們的不是大規模的血腥,是民房之中的一團混亂,不知如何也不知為何而戰的失落,複製了《鍋蓋頭》(Jarhead)裡的無奈,接著帶出麥馬洪將軍的失敗。

兩個小時,三段場景,考驗著這位僅拍過《絕命正義》(The Rover)的澳洲籍新進導演,除了有些片段節奏稍嫌鬆散,整體而言仍交出不錯的成績單,在層層轉折中交待麥馬洪性格盲點、歐巴馬政府的官僚習氣,還有阿富汗官方與民間對此戰爭的看法。本片沒有好惡、正反的判斷,所有角色都想要解決這場爛攤子,但丟進這沙漠後又立刻被戰爭扭曲和吞噬了。布萊德.彼特飾演的葛倫.麥馬洪貫穿不同場景和角色,其刻意學習將軍的身影和姿態,加上近年演技開發出的層次,完美詮釋了這位認真自大,令人又敬佩又想嘲笑的將軍,同時給予全劇最可靠的基礎。

《戰爭機器》於2012年開始籌拍,正式拍攝是在2015年,可想見最初應是一般戰爭片常見的模式,回顧過去以反省自己;然而誰也沒料到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上台的今日,片中描繪的驕傲狂妄、鄙視他人、自以為是,正在世人面前公開上演。本片的反省,正是對當前世界處境的絕望預言;真人真實改編,又符合當前政治局勢,不禁讓人聯想對奧斯卡獎的野心。

本片的製片公司,為布萊德.彼特主導的「B計畫娛樂」(Plan B Entertainment),是近年崛起的新興勢力,擅長製作衝擊奧斯卡的大片。從2001年的《神鬼無間》(The Departed)、《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皆獲得最佳影片。此外,也推出《魔球》(Moneyball)、《永生樹》(The Tree of Life)、《大賣空》(The Big Short)等等叫好叫座的作品。這次的《戰爭機器》絕對具資格名列其中,也可以期待在明年奧斯卡大放異彩。

然而,2015年Netflix加入製作兼發行團隊,這部電影也只會在Netflix平台放映,這樣的合作使本片充滿爭議性,成為今年娛樂圈一大要事。對映《玉子》(Okja)在坎城所引起的爭議,究竟僅在影片串流平台發映的電影,是否具有資格和一般院線片共同競爭各項影展?此一爭議勢必繼續燃燒。事實上,《玉子》的製片公司也是B計畫娛樂,Netflix和眾家影視串流平台似乎正推動一場影視革命。

坎城的爭議,讓Netflix股價大漲,說明在華爾街分析師的心中已分出了勝敗;奧斯卡也曾為Netflix開過大門,今年最佳紀錄短片《白頭盔》(The White Helmets)就是由Netflix全權發行。雖然紀錄片是奧斯卡的灰色地帶,經常默許只在電視撥放的影片參加,然而有此一前例,是否能再開巧門?尤其眾多一線電影工作者大量投入電視工作,各影片串流平台又來勢洶洶(光以Netflix為例,接下來還有威爾.史密斯主演,大衛.艾亞執導,預算9,000萬美元的大片《Bright》),未來好萊塢的生態將如何變化,又會帶給非美系電影產業何種衝擊,都值得進一步觀察。

本片充滿著雙重寓意,究竟布萊德.彼特和Netflix是新世代的創造者,亦或只是影壇的葛倫.麥馬洪團隊?在觀賞本片歷史詮釋的同時,也親歷本片對歷史的創造;不論何者,都說明了《戰爭機器》是今年不容錯過的影壇盛事。



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

以撤退作為攻擊:諾蘭新片《敦克爾克大行動》扭轉二戰的奇蹟戰役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人生第一則業配文,沒有掛名,但無所謂,過程愉快,也被修改了不少,更重要的,待遇也早就勝過有沒有名字。偷偷轉回來,當作紀念。)

77年前的今天(5/26~6/4),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軍及其盟軍被德軍團團包圍,攻守失據、進退不得的時候。而此時,英軍下令撤退行動。在德軍獲得壓倒性勝利、雙方持續激烈交火,撤退計劃難以實行的情況下,這可以說是一個充滿勇氣的決定。

如果撤退失敗,意味著英國遠征軍將被全員殲滅,也意味著英國將會喪失抵抗德軍的力量。再也沒有什麼能力阻擋德軍統一西歐。沒有這次成功的撤退,整個二戰的歷史將會改寫,沒有後來諾曼第登陸,也沒有最後納粹德國的覆滅。

存活下來就是勝利 他們唯一的武器是:希望

回顧二次世界大戰戰史,或許再也沒有另一事件比敦克爾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又稱敦克爾克戰役)更複雜、充滿各種矛盾評價的戰役了。敦克爾克戰役交雜著挫敗與勝利、屈辱和光榮,標示著德國在歐洲西線戰場的全面獲勝,同時,又埋下英美盟軍日後反擊的伏筆。它不像後來為人所熟悉的諾曼第登陸V-day,直接描繪戰事的逆轉,明確導向勝利的終局,在1939年5月26日至6月4日期間,這場由英國政府所主導的敦克爾克大行動,就像標點符號中一個難解的「分號」,無論是停頓或轉折,它都靜靜橫躺在歷史的長河中,等待人們理解它的重要和意義。

敦克爾克戰役的複雜本質,加上欠缺可歌可泣的英雄元素,讓它逐漸淡出世人的關注,不為娛樂傳媒所重視。約60年前由英國導演Leslie Norman所執導的《Dunkirk,1958》幾乎是最後的絕響,後來再次出現在電影中,只以時代背景的元素帶過,如《贖罪》(Atonement,2007)等。

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曾經在訪談中提到他受到敦克爾克戰役的吸引與啟發,讓他決定改編將它改編成電影作品。諾蘭說:「這是一個能帶你到另一個世界,讓你真實感覺你親臨現場的故事。」

諾蘭的作品一向關注個人層面的心理互動,本次將這樣對小我的關注,投注到大時代的變動中,能激出什麼樣的火花?不禁令人拭目以待。

如同上世紀末名導史蒂芬・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讓人們重新凝視戰爭的意義,諾蘭《敦克爾克大行動》在這危殆不安的時代裡,或許也能讓人們對當下的現實,有著更深刻的反省和思索。就讓我們在今日,根據電影的不同階段,重溫這段二戰中令人難忘的史實。

由自願投入戰場救援的人民所築成的海上通道

當英國國內終於決定對受困的英軍展開救援作戰行動時,此時可供運輸的船隻十分有限,盤旋於空中的德軍轟炸機摧毀了港口的設施和停泊的船隻,海面上則佈滿了水電,以及水面下的德軍潛艦神出鬼沒的威脅。敦克爾克又是一沙洲港灣,吃水較深的英方大型船艦只能在一公里多的外海等候。在種種不利條件下,資源有限,需要撤出的人數如此龐大,這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任務。

負責主導整個撤退行動的雷姆賽中將,在寫給妻子的信件中,都忍不住透露了自己的憂心:
「每當我想到我正在⋯⋯指揮一項前所未有、最為艱困和危險的作戰行動時,都覺得實在可怕,除非上天非常仁厚,否則整個撤退行動將無可避免會發生許多悲劇。」

為了讓撤退得已進行,英國皇家海軍開始徵召各類船隻,包括漁船、遊艇、貨輪、汽艇、接駁船等,形形色色。

徵召的過程一開始並不順利,因為戰時的新聞管制,多數英國人民並不知道子弟兵在前線的處境。但隨著官方高效率的徵召,與消息的逐漸流傳,越來越多的船隻投入救援。除了船艦外,民間的水手和船主也志願投入駕駛的工作,這是一項極度充滿勇氣的抉擇,因為空中的襲擊與海面上下的威脅,讓這些小型船隻隨時都有覆頂的風險。

這支「迷你大艦隊」,從行動的第一天開始,就投入救援,後期甚至成為登陸沙灘救授的主力,一次數十人,一船一船的來回,與官方的軍艦彼此合作。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海上男兒,冒著生命危險,離開安穩平靜的日常生活,駛向遍佈硝煙彈雨、滿目瘡痍的戰場,反覆在兩個不同世界中往返、切換,構成一條海上的通道,解救著遭受圍困的英軍。

緩慢且殘酷的撤退過程

但戰場並不是有著浪漫結局的童話故事,雖然有了民間船艦的投入,撒退的工作仍是十分緩慢且殘酷,一批批的英軍退到沙灘上準備登船,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只能在沙灘上漫長等候,沒有足夠配給,多數士兵都處於脫水的狀態。港口設施已被破壞,為了加速撤退,要登船就必須身著全副軍服,走入海中,貼近船身;又或者使用老舊殘破的防波堤設備,想辦法跳到船上,落水者無數。

海岸線上到處擠滿疲倦和無助的士兵,在德軍飛機緊密的轟炸下,紀律和秩序逐漸瓦解,那是近乎無政府狀態的煉獄。有士兵回憶當時的狀況:「起先大家都排成一列,但假如你說這麼一來就能夠比排在後頭的人早一點登船,那你可就錯了,最後,你會發覺自己只能站在水中而無法上船。⋯⋯你會厭惡為什麼一直站在水中,然後你將會調頭往後走,最後又終於坐在沙地上。接著,當其他的船隻又抵達的時候,你又會再度地嘗試。」為了維護登船的秩序,不要讓爭先恐後上船的士兵推翻船隻,有些指揮官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情急之下,會試圖揮舞武器,或將子彈射擊在無人的水面上,喚起逃亡者們心中的秩序。

即使登上船,也不等於平安了。英吉利海峽在德軍優勢的海空戰力下,已成為海上的墳場,被魚雷擊中、誤觸水雷、被德國軍機襲擊、遭遇海象變化而擱淺⋯⋯海面上有無數種死法,能順利抵達英國,反而比較像是意外。英軍只能趁著黑夜或天氣的掩護,儘量進行運送的任務。英國軍方也想方設法地維持士兵們的安全,除了海軍的掃雷和回擊外,英軍的主力戰鬥機──噴火式戰鬥機、颶風式戰鬥機、以及挑戰者戰機,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護航的行動,出動了數千次的架次,提供支援的火力,和德軍戰機在空中纏鬥。

陸面的戰爭仍在繼續,敦克爾克週邊的防禦陣地,必須持續面對德軍無情的炮火,有計畫的邊打邊退,為發電機計畫爭取更多的時間,大量的英法軍隊在堅守陣地的過程中傷亡,或被德軍俘虜。英國高層為了讓撤退能有效率的進行,早已做了最殘酷的決定,讓身體健康者優先撤退,已清出更多的空間和時間,撤退出最多的人數。到了最後幾天,沙灘上到處都可聞到血漬和屍體交織的惡息,連海風都無法吹散。

一戰後德國的反擊:希特勒與納粹的崛起

要認識這樣的救援,就必須先瞭解敦克爾克戰役,以及當時在英國國內面對納粹德國的搖擺態度。

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直接摧毀了歐洲人們對當代文明的想像,戰火無情的將過往帝國年代的自信燒個精光,時代瀰漫著悲觀的氣息。然而,巨大的創傷並沒有帶來相對應的反省,戰後各國於巴黎所舉行的和平會議,雖然是將「永久和平」視為主要目標,但列強之間各懷鬼胎,結果卻帶來更多的問題。譬如:爭執不休的邊界重劃和少數民族的自決問題,都替未來留下了不確定的因子。其中最關鍵的,是《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所進行的殘酷制裁,那幾乎是各國對德國血淋淋的報復,將歐洲的和平建築在對德國的壓制甚至是抹去。

作用力必定引來反作用力,希特勒及其領導的納粹黨趁勢在戰後一片荒蕪的德國崛起,於1930年代取得了政權,以獨裁集權的方式,利用當時經濟大蕭條的外在環境,逐步恢復德國國力,並開始向外擴強勢力,一步步挑戰《凡爾賽條約》的底線,撕毀了和平的假象。

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新興力量,英法陣營採取了姑息政策,由英國首相張伯倫所主導,企圖藉由外交折衝的方式,想辦法限制德國的野心,維持現狀的穩定。姑息政策的成立,反應著人們對戰爭的懼怕,不惜放棄一切,只求能保有和平的假象。一次次談判和退讓的結果,反而造成了納粹德國的坐大,引發全面的戰爭和殺戮。當戰爭爆發,早已準備就緒的德國軍隊,利用裝甲部隊、空軍武力的優勢,發動了「閃擊戰」,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橫掃仍在猶豫不決的英法聯軍。僅九天多的時間,就把聯軍逼退到了法國東北岸的港口敦克爾克,包圍著以英國遠征軍為主體的軍隊,似乎隨時都能將他們一舉殲滅。

面對茫茫大海,士兵們退無可退

約莫40萬的聯軍退至敦克爾克附近,四處都是滿臉疲憊和迷惘的士兵,這群遠征歐陸的英國軍人,在一連串的敗退後,不僅讓年輕的他們失去了同袍,更消磨掉了他們鬥志,部署於港口週邊村鎮的兵士們,時時擔心著德軍部隊不知何時來臨,如何能以有限的彈藥和火力抵擋裝甲車的衝鋒。已退至海岸邊的士兵們,則面對著退無可退的茫茫大海,聽著那一陣陣絕望所化成的海潮聲響,海的彼端就是那朝思暮的家園,但卻怎麼樣也看不到歸鄉之路。

在這存亡危急的時刻,希特勒竟出乎意外的下達了暫停攻擊的命令,沒有趁勢出擊,原因至今難以有定論。有人歸咎希特勒個人的獨斷獨行,藉不合理的命令展現絕對的權力。有人則認為希特勒可能過於相信來自空軍的判斷,選擇空中轟炸,代替地面的作戰。或許閃擊戰的過度順利,也讓德軍內部產生自我懷疑,需要重新整裝。也或許希特勒再次玩著以戰逼和的把戲,希望透過外交折衝,兵不血刃的拿下更多。無論如何,這事後看來致命的錯誤,給予了敦克爾克的士兵喘息的機會,也讓英國有機會策劃這場奇蹟般的撤退行動。

這一代號為「發電機」的撤退行動,在謀劃階段就面臨了的層層的阻礙,連「是否要進行」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在當時英國內閣激起了正反不同的辯論。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才剛剛上任16天,接替了失去國民信任的張伯倫,邱吉爾一向給人固執、好戰的形象,他一直是姑息政策最大的反對者,與其說他對戰爭沒有畏懼,不如說熟悉國際情勢的他,早就警覺到一再退讓所將導致的危機。

然而,即便他的立場明確,他所面對的內閣乃至整個英國都尚未擺脫那畏縮、偏安的心態,尤其當戰事一面倒的失利後,以哈利法克斯爵士為首的保守派,開始重彈姑息政策的老調,希望透過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為中間人,進行和談,讓遭受圍困的英軍選擇投降,不再試圖救援。

邱吉爾堅決反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經過各種政治手段的運用,這位曾大聲疾呼:「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勝利,無論多麼恐怖也要爭取勝利,無論道路多麼遙遠艱難,也要爭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無法生存。」的首相,終於取得了政策的主導權,徹底扭轉了姑息的氣氛,確立了撤退行動的進行。這位永不投降的首相,替英國樹立了新的國家政策和精神。他說道:「如果我們這座悠久島嶼的歷史將要結束,唯有我們每個人都倒卧在自己的血泊之中,才能讓它結束。」

敦克爾克精神

從一開始幾近絕望的處境,到最後成功達成不可能的目標。人們並沒有被艱難的處境擊倒,反而化逆境為力量,雖然難免偶有失序,但整體執行上維持著一定程度的秩序,甚至超越規劃者原本的期盼。從第一天只撤出約7,000人,撤退可能隨時停止的絕望中,每天成功離開的人數不斷增加,一度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內撤出六萬多名的士兵,光是這樣的數字就已經超越了原本對計畫預定撤出的人數預估。

到最後甚至能在英軍之外,提供其他盟軍撤出的協助,9天之內撤出33萬名士兵。雖然放棄了大量的軍事物資,犠牲數萬軍力,卻也替英國保存了基本元氣,能繼續和德國對峙。當時大西洋彼岸的《紐約時報》即給予高度盛讚:「只要英文這個語言沒有從這個世上消失,敦克爾克這個名詞從此以後將被以崇敬的心情談及。因為,在那個港區裡,出現了地球上從未有過的煉獄,在一場被打敗的戰爭末期,原先已遭玷辱的民主靈魂如令又再度地清明。在敦克爾克,被打敗的部隊非但未遭征服,還散發出傲人的光芒來面對敵軍。」

能達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可能很多,堅定的意志力和眾志成城的決心,或許是其中關鍵的一項。當我們再回頭看二戰前期德軍的快速勝利,雖然在軍事設備和戰術執行上,納粹德國和英法之間的差距並不見得如此懸殊,是否有決心一戰,化解內部的爭議,一致對外,才是決勝的關鍵。

這也是敦克爾克大行動,雖然是敗退的一環,卻被賦與了頌讚和光榮的原因,除了在軍事上的奇蹟成功,它凝結了英國上下對抗德國的決心,讓英國得以挺過接下來的英倫空戰,爭取美國的支持,養精蓄銳,迎接諾曼第登陸後的逆轉勝利。

就如同行動結束後,邱吉爾在下議院所發表的「戰爭不是靠撤退來取勝的」著名演講所言:「歐洲大片的土地和許多古老著名的國家,即使已經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納粹統治的種種罪惡機關的魔掌,我們也毫不動搖,毫不氣餒。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戰,我們將具有愈來愈大的信心和愈來愈強的力量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登陸地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決不投降。即使這個島嶼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並陷入飢餓之中,這是我一分鐘也沒有相信過的,我們在海外的帝國臣民仍要英國艦隊的武裝保護之下,繼續戰鬥,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適當的時候用它全部的力量和能力,來拯救和解放這個舊世界。(中文翻譯引用自中文維基百科。英文演講原文:英文維基百科)」



2017年5月8日 星期一

懂得憂傷才會笑:桑貝逃避和懷疑的《童年》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臺灣,多數人對桑貝(Jean-Jacques Sempé)的印象,都來自《小淘氣尼古拉》這部他最著名的作品,透過早年《國語日報》的連載,以及在國語日報社、牧野出版社、水牛出版社等出版的不同譯本,這部和勒內.戈西尼(René Goscinny)合作,以主角小男孩尼古拉眼光去看待1950年巴黎生活的圖畫書,成為許多人兒時的回憶,替平淡帶有些苦澀的現實,打開了一扇扇想像力的窗口,喚起無數天真無邪的笑容。

2007年戴捷的新譯本於兩岸上市,當年的小朋友讀者成了大人,重溫童年。《尼古拉》書中的種種,形塑了人們對桑貝的理解或投射,變成某種難以忘懷的銘記(Imprinting),深深印在每個讀者心底,談到桑貝腦海中就立刻浮現那充滿歡笑和幽默的頑皮男孩。

然而,2017年由新經典推出的《童年》桑貝訪談和畫冊,揭露著完全不一樣的故事。透過訪談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破碎充滿暴力的童年,家庭複雜,繼父和母親總是無止盡的爭吵,繼父是被酒精綁架的男人,終日神遊在迷茫醉鄉;母親則只會以打罵來盡教養的責任,貧窮緊緊綑綁住這一家人,窘迫的現實逼得他們無法喘息。在這樣的環境裡,哪怕是幸福也都參雜著悲傷,桑貝學會了說謊,不只是對他人,也是對自己,進而讓他能進一步虛構一和真實無涉的假想世界,提供遁逃的可能,自己創造面對生活的勇敢,帶有點阿Q的意味。

我們可以說,那些從尼古拉所延伸出來的美好銘記,出於我們主觀的想望,我們期盼虛構的尼古拉能有真實的投射參照,再加諸桑貝所有作品之上,刻意混淆的真假分際,形成扭曲的盼望。一旦去除掉這層虛幻、不切實際的空想,不單能理解作者,更能重新對他的作品有更深的體會。

如同所有的創作,桑貝的繪畫本質上便是虛構,哪怕是充滿速描意味的作品,也不過就是使用現實素材的虛構,呈現出作者心底的意圖。桑貝多數作品的構圖中,往往沒有明確的邊框,內容也很少有明確的時間界定,即如尼古拉,桑貝在訪談中自承找不到現實對應的時間設定,這種恣意蔓延如虛如幻的邊框,無法和現實時間對應的特質,說明著它作品的架空特質。

要說桑貝筆下試圖捕捉的是「夢境」般的潛意識層次,而非意識層次的真實也不為過,甚至可以更進一步說,他的畫是他童年逃逸現實的虛構世界。不管是無邊界、無時間,還是誇張失衡的比例、素淡暈染的色調等等,都可以視為夢境的傳達,這或許是桑貝對於以漫畫形式連載尼古拉感到十分不適,更傾向以單圖圖文書的方式發表,因為夢境並不是邏輯連貫的故事,而是一張張破碎的畫像。當年的小桑貝用來逃避、麻醉的幻想,成為了一則畫面,是謊言的具象,亦是夢境的擬真。

在這本訪談錄揭開的真相,讓人們能夠深入地去追問:「桑貝的幽默是怎麼一回事?」,或者更根本的:「喜劇的本質為何?」勾動讀者微笑背後,潛藏似乎不是什麼美好、童趣,更多的是悲傷,唯有看透人生負面的人們,才有辦法找到對生命的嘲諷,也才能擁有直擊人心的力量。讓別人發出笑容,並在笑容後面提供著是那回甘的苦澀,這才是真正高明的喜劇。

喜劇高手往往都是不快樂的人,只有身處黑暗,才會刻意努力去製造笑容;也只有身處黑暗,才能製造出雋永的笑容。平凡幸福的人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將童年的自己流逝,失去了戒心,過早進入大人世界的桑貝,反而比誰都能體會童心,所以他總是用著懷疑的句型,不斷的自我否定,討厭以肯定句說著空洞的大道理,就連書裡面形容他的作品是「一次逃逸,一種反省,一抹微笑,一陣笑聲……」,感覺也像訪談者硬塞入他嘴中,被動的接受,因為這些舉止都是大人世界的行為。當人們在現實社會中被一點一滴打磨、調教成大人模樣的時候,一直隱暱躲藏於虛構世界的桑貝,反而將這些童心保留。這也或許是桑貝作品吸引人的原因,虛構的世界保有著曾經擁有的真實,哪怕保留的原因如此悲傷。

《童年》一書讓忠實的讀者們,可以跳脫出自於尼古拉的刻版印象,從他真實人生的角度去理解他的作品,成為更深入理解他作品的起點,了解歡笑背後的苦痛,也了解苦痛所能給人的歡笑,正是這種張力和矛盾構成了桑貝的作品的重量,因為作品的虛構捕捉了人間的真實。

然後,再認真想想,從這樣近乎作者論的角度去看待桑貝的創作,真的有比尼古拉的刻版印象高明嗎?嗯......「就當我什麼都沒說吧,」桑貝總結道。



2017年5月4日 星期四

追尋的過程勝於結果--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本文已刊登於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轉型正義」是近來臺灣社會的熱門議題,無論政界、學界,甚至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都成為經常被提起或使用的詞彙。暫不論這樣概念流行的「有效期限」和所能發揮的實質作用,能風靡一時,說明了人們對上世紀80年代末臺灣所經歷的民主轉型中建立的體系和價值,感到深深的不滿,認為有重新進行檢討的必要。「轉型正義」四字看似簡單易懂,但中間還有太多灰色地帶有待釐清,不論從定義到具體落實,諸如「轉型」的具體所指?又或者什麼是「正義」?由誰或如何去界定?「轉型」和「正義」兩者之間是否能共存而非排斥?都仍留有很大的爭論空間,也替轉型正義一開始那直接而素樸的理想是否能獲得實現,增添了無窮的變數。也或許,「轉型正義」最關鍵的並非結果,過程中的反覆追索和省思,才是最有價值的遺產。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所著《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一書,或許是現階段臺灣摸索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透過了對二次戰後德國所進行一系列反省的描述,提供了可以攻錯、參照的他山之石。

全書除緒論外,共分為五篇。在緒論中,作者開宗開義地指出,「一個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其實是個滿載創傷的社會。」轉型正義正是要挖掘出人們基於各種不同原因所埋藏的過去,唯有正視這些被企圖「消失」的過去,而非一昧如鴕鳥自欺欺人、視而不見,從司法和歷史兩個角度對威權進行反省,才能撥開層層的迷霧,替未來的發展撥下美好的希望。本書所希望提供的,便是戰後德國從歷史的角度,重新省思戰時過去,所引起的各式爭論和結果。第一篇〈在記憶傷口上重生:柏林〉,以德國首都柏林的戰後重建為對象,從城市史的角度切入戰後對納粹德國的反省。十八世紀的柏林是充滿生機和創意的前衛城市,「現代化」是人們對於柏林發展的期盼,一直延續到希特勒主政的德國。戰後柏林被分成了東西柏林,雙方都開啟了各自「去納粹化」的工程,開始了柏林的重建,但對納粹戰時種種罪行選擇沈默,一直要到1960年代才開始逐漸被打破,1985年5月8日西德魏茨克總統於國會發表的終戰四十週年紀念演說,可以說是反省的最高峰,開啟了一系列對二戰期間歷史記憶的挖掘與保存,柏林或德國境內的種種紀念物、紀念館、紀念日都可視為這反省的結果,這也進入了第二篇〈紀念園區、紀念碑、與史料展〉的主題。在第二篇裡,除了介紹各項紀念對象的籌設原因外,更關鍵的討論籌設過程中的諸多爭議,除了突顯反省的廣泛和深刻,更藉此指出人們在紀念時經常未加究明盲點,譬如透過紀念物傳達的轉型正義教育,不該是愛國教育,那樣反而會陷入新的意識型態窠臼,唯有「去中心化」才能確實思考民主、自由,開展多元的面向。

第三篇〈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則藉由德勒斯登這座於戰時被英美盟軍空襲重創的德國城市,來討論歷史記憶雙面刃的性質,德勒斯登的大空襲發生在戰爭行將結束之時,這座藝文古城受到了無情的摧毀,人民死傷慘重。然而受限於戰時納粹的新聞管制,德勒斯登的損失一直未有完整的統計,成為了某種「迷思」或「鬼魅」,糾纏著對德勒斯登的反省,二戰的空襲記憶使德國人似乎也獲得了「被害者」的身份,一直要到1980年代後才重新被檢討,從此對於德勒斯登的紀念,便成為兩派不同主張者爭奪不休的歷史紀憶。第四篇〈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則將德國轉型正義工程的時序往後拉,從二次戰後移到冷戰結束,東西德統一之後,對東德秘密警察的檢討。最初西德並不願意公開東德的秘密警察檔案,怕引起社會更大的仇恨和撕裂,引起了東德治下人民的激烈的反對,最終得到完全的開放,公諸於世。檔案的公佈確實帶來了狂風暴雨,揭露平和表象下,人們陰暗的一面,許多人曾為威權線民的身份曝光,每個東德人都有可能是政府的間諜。但撕裂的陣痛,終將過去,這一系列的開放,不單只是指責或批判,換來了更深沈的反省,讓人們正視了威權運作的本質。這似乎也呼應了第三篇的討論,對於充滿爭議的歷史,「正視」永遠是最好的解決方式,透過反覆的挖掘,讓更多的證據公佈於陽光之下,新的價值觀才有被建立的可能。

最後一篇〈收拾善後,轉換悲情〉則以結語的方式,引領讀者去思考什麼是「歷史記憶」和「轉型正義」,兩者不該只是負面的批判或指責,更不應該是另一排他的封閉系統。當司法系統做出判決之後,歷史所該提供的,應是藉由事實的公開與討論,提供人民對當下現狀的的理解和對未來的思索,形成正向的力量,構成開展民主自由之路的起點。誠如作者在卷末所言:「過去發生的悲劇無法被改變,但是可以因為後人在轉型正義以及歷史記憶上的妥善處理,在日後的歷史詮釋上獲得不一樣的回顧視野。過去的錯誤如果能在現今透過深度的反省得到糾正與彌補,轉型正義所連結到的歷史記憶未必會一直停留在對某些社群過往錯誤的『負面記憶』。反而可能因為後人願意反省、和解,而開啟難得的歷史契機,讓大家有機會一起開創整個社會更能積極擁抱的、正面的、新的歷史記憶。」

本書並未替「轉型正義」作出明確的界定或論斷,回歸史家的筆法,以記錄者的方式平鋪直敘德國轉型正義的歷程以及各種爭議,然而這樣的秉筆直書,或許才是理解轉型正義最合宜的方式。誠如本文一開頭所言,「轉型正義」的過程才是真正的重點,一旦淪為絕對的是非善惡,失去反省和對話的空間,那麼只是於不自覺中由舊的威權過到新的威權,非旦未曾轉型,更遑論為人間留下日後正義的可能。如何面對過去,尤其是過去的不公不義,絕非抽刀斷水的二分簡化,在這「轉型正義」的求索中,所能給予人們最大的教訓,應在於還原人世間的複雜,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或未來。認識複雜並不等同於沒有是非對錯,但卻能令人在釐清是非對錯之後,找出和解共生的下一步。



2017年4月20日 星期四

一場重金屬音樂史的秀:巨斧時代的起落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在影星米基.洛克(Mickey Rourke)生涯(最後?)的經典作品《力挽狂瀾》(The Wrestler),有一場戲是這樣的。米基飾演的男主角在老舊的酒吧裡,對著女主角(Marisa Tomei飾演)示好,酒吧裡正播著經典重金屬樂團Ratt的名曲〈Round And Round〉,男主角一時興起隨之起舞,並和女主角一同高唱副歌,氣氛融洽。兩人感嘆著80年代的美好,細數著當年那些重量級金屬團體:

「該死的,他們現在做的歌都和他們以前不一樣了!他媽的80年代最屌!直到Cobain那娘炮出現摧毀了一切。弄得好像享受點歡樂時光有什麼問題一樣。」
「幹90年代遜爆了!」
「幹90年代遜爆了!」
Goddamn they don't make em' like they used to.
Fuckin' 80's man, best shit ever !
Then that Cobain pussy had to come around and ruin it all.
Like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just wanting to have a good time?
90's Fuckin' sucked.
90's Fuckin' sucked.

這橋段在電影中有自己的脈絡和象徵意義,卻也誠實道出重金屬樂風在90年代之後的一蹶不振,以超脫(Nirvana)為首的新風潮來得太急太猛,給主流樂壇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那劇變的過程中,80年代叱吒風雲的重金屬世界亦無法置身事外,即使找到了生存之道,在質或量上都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成為少數樂迷的小眾喜好,不復原本的面目。

從重金屬音樂的古典時期開始,主唱或吉他手永遠是音樂中最搶眼的靈魂,譬如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或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誇張點形容,整個重金屬的歷史就是圍繞在一代又一代具有媚惑嗓音的主唱以及艱深技術的吉他手身上,一個金屬樂團至少要擁有其中一項要素,主唱和吉他手也成為初入金屬世界的樂迷們爭先膜拜的對象。隨著重金屬音樂淡出主流,當年呼風喚雨的歌者們,亦因年齡衰老,在新世紀逐漸失去了當年歌喉的能量,只有極少數的例外(如Ozzy Osbourne)能以不變應萬變,要不是想法設法另謀新的演唱方式,要不就只能成為樂迷的懷念與追憶。

哪些偉大的吉他英雄們又如何呢?吉他的聲響不似人聲,不會那麼輕易變老,甚至有可能越陳越香,但考驗卻一樣,那些個由吉他英雄所構成,每個自許為搖滾迷總能朗朗上口幾個吉他手名字的年代已經不在。相形之下,在《力挽狂瀾》中被男女主角咒罵的90年代,事後回看,反而成為吉他手(即便已不全符合技術本位要求下的標準)最後的榮光。

美國吉他手史提芬.范(Steve Vai)所策畫的超級吉他巡演「Generation Axe : A Night of Guitars」,或許是對吉他世代的重溫,該團集結了史提芬.范、扎克.懷爾德(Zakk Wylde)、殷維.馬姆斯汀(Yngwie Malmsteen)、努諾.貝登科特(Nuno Bettencourt)和 東信.阿巴西(Tosin Abasi)五位橫跨老中青三代的吉他巨匠,同台演出。

總策畫史提芬.范是五人之中最資深的,多元的樂風和複雜的樂曲,是他一貫的特色,有時甚至帶有些融合(fusion)的樂風。人們提及他樂風的根源,往往會提及年少時求教於吉他大師喬.沙翠亞尼(Joe Satriani),兩人在路數確有相近,然而縱觀史提芬近40年的演出和創作生涯,他18歲以新人之姿加入法蘭克.扎帕(Frank Zappa)樂團,奠定了他作為吉他手的基本性格,扎帕不拘一格遊走於不同音樂類型,信手拈來各式艱澀樂句的從容,和後來史提芬的演奏事業有著極高的雷同。在扎帕之後,范也和各路音樂人合作,和范.海倫(Van Halen)分分合合的主唱大衛.李.羅斯(David Lee Roth)的合作,是他重要的里程碑。
1985年開始單飛生涯的羅斯,試圖想要擺脫人們對他范.海倫時期的印象,展示出自己的音樂色調,史提芬也正在打造自己的音樂風格,兩人一拍即合,《Eat 'Em and Smile》(1986)、《Skyscraper》(1988)不僅帶來商業上的成功,前者更被視為重金屬的重要經典。在音樂之外,1980年代史提芬最經典的演出,或許是在1986年的電影《十字路口》(Crossroads)裡,化身為惡魔和男主角的吉他對飆,成為電影史上的難忘片段,這世上大概也只有史提芬的吉他能巧妙地將金屬樂風,融入該片所打造的藍調世界裡(音樂總監為雷.庫德)。

特別的是,史提芬的個人專輯反而是到了90年代才發光發熱,1990年的專輯《Passion and Warfare》發行,這張(據聞)從1982年就開始醞釀的專輯,扮演著承先其後的角色,可見他早年求教於合作各樂手的積累,其中〈For The Love Of God〉一曲,不管在音色或樂曲格式,後來成為他的註冊商標,是他作為演奏者的獨特姿態。1993年的專輯《Sex & Religion》裡,史提芬找來重量級音樂人迪文.唐森德(Devin Townsend,主唱)、泰瑞.波茲歐(Terry Bozzio,鼓)、史蒂文斯(T. M. Stevens,貝斯)一同組團,雖然評論和銷量未如前作,卻是史提芬最後的樂團身影。

1996年的《Fire Garden》是他以個人名義發行的專輯作品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張,當年巡迴也來過臺灣(從此台灣幾乎成為他巡演的固定行程之一),整張專輯掌握能量和技巧間的平衡,在重金屬的樂色之中進行各種實驗,將他〈For The Love Of God〉裡的音樂實驗,以一張專輯的空間得到了充分的演繹。這也是他最後一張進入告示版排行的專輯,前一張《Sex & Religion》進入了前50名,《Fire Garden》卻只能在100名邊緣徘徊,成為小眾裡的聖典。之後,他雖然還有作品發表,但已不見早期的精彩,反而更像是製作人或經理人的角色。

殷維.馬姆斯汀是另一則重金屬吉他的傳奇,來自瑞典的馬姆斯汀,幾乎等同於古典重金屬或速彈一派的代表,同樣18歲出道,他先是加入樂團Alcatrazz(在馬姆斯汀後,接任的吉他手正巧是史提芬.范),1984年馬姆斯汀以21歲的年紀出版了首張個人專輯《Rising Force》,一鳴驚人,留下了〈Far Beyond the Sun〉、〈Black Star〉兩首經典,從此他便以一至兩年左右的頻率,固定發行的專輯,至2016年為止,共發行了20張。他高超的演奏技術,不僅奠定了個人的地位,也打造了速彈和新古典的世界。

1992年的《Fire & Ice》是他最後出現美、英兩地排行榜的專輯,此後重心就放在了歐陸和亞洲(特別是日本),日本一直是新古典速彈樂風的重鎮,馬姆斯汀每次專輯都是日本Oricon公信榜的大事,他的形象深入日本大眾文化之中,漫畫家蛭田達也紅遍80、90年代的漫畫《功夫旋風兒》(コータローまかりとおる!)其中樂團篇主角團隊的勁敵凱薩.拉迪利的原型即脫胎自馬姆斯汀。此外,2001年他和新日本愛樂交響樂團(New Japan Philharmonic)共同演奏,隔年也發行現場錄音專輯。馬姆斯汀對亞洲的重視,也延伸至台灣,21世紀之後他數度來台演出,雖然中年的身型以不復當年青春的模樣,但每次來台總能滿足死忠的歌迷們。

努諾.貝登科特和扎克.懷爾德兩人和前兩位年紀相仿,但出道較晚,兩人身處正面迎擊考驗的時代。人們談到貝登科特,總會提起極限樂團(Extreme),這個以貝登科特和主唱蓋瑞.雪隆(Gary Cherone)為核心的團體,在80年代中期成立,經過一段在地(根基於波士頓)的醞釀後,於1989年推出同名專輯,走上了全美國的舞台,融合放克(Funk)的重金屬風格,是他們早年的特徵。1990年的第二張專輯《Pornograffitti》是這種風格最成功的展示,也取得巨大的商業成功,一夕成為全球矚目的大團。《Pornograffitti》緊密連貫、融合無間,處處充滿令人驚喜的才氣,巧妙詮釋放克和重金屬的融合可能,諷刺的是,讓他們受到世人重視的,反而是和兩者都無關的木吉他抒情曲〈More Than Words〉,這首歌當時奪下告示牌的冠軍,很長一段時間是台灣各大吉他社必練的單曲。

極限樂團是那種很容易被標籤誤導的樂團,放克金屬(Funk Metal)當然是樂團重要的元素,但卻不是唯一的元素;兼容並蓄、不斷變化,想要嘗試各種音樂元素的強烈欲望,大概才是兩人不變的創作特色。1992年他們推出的《III Sides to Every Story》是張沒有放克色彩的前衛搖滾實驗,1995年的《Waiting for the Punchline》則瀰漫著強烈的「另類」風格,顯示了對新潮流的回應。之後樂團就走近了休眠期,一直到2008年再重新集結,這中間貝登科特也開始了個人的音樂企畫,無論從造型到內容,「另類」實驗的比重遠遠多過重金屬風格的延續。
在此次來台的5人之中,貝登科特應是最難被歸類,變化尺度最為寬廣的音樂人。新世紀之後,貝登科特漸漸成為錄音室樂手或製作人的角色,2008年極限樂團復出推出《Saudades de Rock》,讓歌迷們重溫了記憶裡的聲響,感受到團員們這幾年的成長。這麼說來這張作品也快十年之久,傳說今年他將會有新專輯問世,希望不會又是謠言。

扎克.懷爾德大概是5人中對主流市場有最大影響力的吉他手,以他的名氣實在很難想像他會接受這種非專場的演出(可見史提芬的輩份和魅力)。如同扎帕之於史提芬,懷爾德也有一重要導師奧齊.奧斯本(Ozzy Osbourne),1987年20歲的懷爾德將自己的demo寄給了正在尋找新吉他手的奧斯本(以填補意外過世的蘭迪.羅茲),從此開啟了他們20多年的搭擋生涯,在懷爾德之前和之後,奧斯本雖然都有搭檔的吉他手,但談到奧斯本的生涯,人們腦海中浮現的搭檔,也就只有羅茲和懷爾德兩人。懷爾德和奧斯本的配合,開發出自己在重金屬音樂上的特色,繳出了《No Rest for the Wicked》《No More Tears》《Ozzmosis》等漂亮的成績單,也開啟了奧斯本音樂生涯的另一波高峰。

懷爾德的單飛極為特別,可以分為兩條截然不同的軸線,一是1998年組成的重金屬路線-烈酒公社(Black Label Society),1999年發行第一張專輯,至2014年為止,密集發行了9張作品,能量驚人。這支活躍於新世紀的樂隊,可以看到許多奧斯本時期留下的影響,譬如聲線的疊合與曲式的結構,但懷爾德加入更多新的元素,譬如工業或新金屬(Nu-Matel)的粗礪殘暴,換句話說,他將1990年之後重金屬延展的新元素加入其中,在既有的基礎上,進行順時應勢的再創造。

另一脈絡較少人提及,就是南方搖滾(Southern Rock)對他的影響,這在他1994年首張個人主導推出的音樂計畫「Pride & Glory」,有著驚艷的表現。明明出生於紐澤西,音樂生涯一貫演出重金屬風格的他,竟能打造出那麼道地南方搖滾,這個計畫組成的樂團名為:Lynyrd Skynhead,整張作品承繼林納.史金納(Lynyrd Skynyrd)質樸粗礦之中滄桑的細膩,令樂迷們大感意外。他對南方搖滾的探索,並非曇花一現,分別於1996、2016年推出的《Book of Shadows》和續作《Book of Shadows II》,內容比《Pride & Glory》更深沈、晦澀,用原音吉他為主軸的編排,帶領著聆聽者走入貌似尼爾.楊(Neil Young)的世界裡。一動一靜、一陽一陰的結合,像多稜鏡般折射出懷爾德的不同風貌,給予音樂複雜的質地和深度,讓他一邊堅持自身本色,又能吸引大眾的支持。

最後一位,東信.阿巴西是5人中唯一不滿50歲的成員,現年34歲的阿巴西屬於青壯一輩,已不是傳統意義的重金屬吉他手,他代表的是該樂風另一深邃的脈絡-前衛搖滾或金屬。他雖然年紀較清,但說是5人中音樂探索走得最遠最深的一位也不無不可。他以八弦吉他的演奏聞名,技巧高超,多半以樂團Animals as Leaders名義創作、演出,從2009年同名專輯開始,至2016年共發行4張唱片,純粹器樂的演奏,疊加各式頂尖技巧,通常在4、5分鐘的有限篇幅,以極高的反常,刻劃著人性底層所潛藏著寧靜和暴烈的共存、衝突。這種八弦吉他的演奏,適切體現了於上世紀末由瑞典樂團Meshuggah所開創,至2010年之後成為重金屬世界最重要浪潮之一的Djent風格。

Djent風格追求更低沈的吉他音域,乃至失真感的技法,然而相較於正統Djent,阿巴西其實沒那麼執著,他改以更開放的態度,融合不同的音樂元素,這讓他的作品就算艱深難懂,贏得評論讚譽之餘,亦獲得不錯的市場成績。這種的融合樂風,讓人想起全盛時期的史提芬.范難以界定、變幻莫測、從容悠遊的吉他曲式。吉他大廠Ibanez找兩人作為代言,眼光精準,因為替Ibanez代言,阿巴西於2015年曾來台進行教學演出,短短的演奏片段已令所有在場的觀眾激動不已,在今年這場大型的演出裡,他應該會完整的發揮時間,值得期待。

集結數位重量級吉他大師,同時登台並不空前,喬.沙翠亞尼就曾組織過G3巡演,除了他自己之外,找了兩位吉他手搭擋,從1996年開始到2016年巡迴不斷,組合來來去去,吸引了數十名吉他手參與。G3比較像是讓名震天下的老前輩,展示自己數年來功力的舞台,「Generation Axe : A Night of Guitars」則帶有些回顧和傳承的意味,五位不同世代的吉他手,站在台上,演奏各自的經典曲目,構成了一部簡單扼要的重金屬歷史。不僅傳達了昔日榮光,也刻畫重金屬樂風在離開主流市場注目後,如何變革、進化找到新的出路。

金錢不是一切的衡量標準,但市場終究決定了能見度,這也是我在文中,不斷提及銷售排名的原因,在這資訊爆炸的世界裡,比起惡評,沒人聞問才是真正的失敗。儘管如此,音樂或藝術終究不用一昧迎合市場,摧毀重金屬天下的並不是柯本(Kurt Cobain)所掀起的革新巨浪,王朝內部早就出現敗象,最重要的,即是一昧配合商業市場的運作,失去了原本有的活力。90年代的另類浪潮,成為另一種新陳代謝的刺激,在這5人身上我們看見了各種不同的應變方式,重金屬樂種也在不同的嘗試中,替換/升級成新的模樣。

台上同時五把吉他演奏,象徵多於實質意義,即便成為小眾,仍有各自的一片天空,再怎麼不若往日遼闊,還是能散發著新的美麗。當天神走下雲端,成為和你我一樣的血肉軀體,所演奏出的每一音符,或許才具更能和人心共鳴的能力。斧世代(Generation Axe)一詞,可以是對過去緬懷和回味,也可以是一斧劈下,開展出新未來的氣象,無論何者都值得在現場,不管結果為何,至少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起落。



2017年4月4日 星期二

阿鼻劍斷俠客亡:悼漫畫大師鄭問



(本文已刊登在TheNewsLens關鍵評論網)

漫畫家鄭問於2017年3月26日去世,如果再加上前年(2015)另一位漫畫家陳弘耀的過世,臺灣漫畫創作的一個世代正隱隱和我們告別,這世代走得太快太早如同當年散發的光芒耀眼而劇烈、急促而短暫,一閃而逝,就連告別人生的舞台,也不給人喘息的機會,只留下無限的悵然意外。

回想起來,1970年前後出生的一代人,或許是臺灣作為漫畫讀者最幸福的一代,他們成長於日本漫畫仍是盜版的環境,雖然翻譯品質參質不齊,還得忍受那錯亂改譯的中文人名;然而因為成本低廉,大量的日式漫畫被任意的引入,其中不乏小眾冷僻的作品,那樣的榮景大概一直要到21世紀後網路漢譯再度衝擊版權體系後才能再現。另外的幸福則是在本土漫畫上。1987年夏天,解嚴,1988年漫畫審查廢止,戒嚴的禁錮體制正逐漸鬆動,讓長期被壓抑的本土生命力找到出口。在1992年臺日版權簽訂,進入所謂的「漫畫元年」之前,台灣本土漫畫創作者及懷抱理想的出版者,早已帶著理想,開拓創作的可能及市場的出路,開啟了一整個世代的榮景。

鄭問是其中深具代表性的一員。

我錯過了鄭問1984年時在《時報週刊》的連載,畢竟那不是小學生能隨意閱讀的刊物。更可惜的是錯過了1985年的同屬中時系統的《歡樂漫畫》,那是臺灣少壯輩漫畫菁英的集結出發,準備吹響戰爭號角,改變時代的前哨戰,我只能從事後聆聽當時的鄉野神話,透過支字片語的報導或回憶文字,拼貼出那份傳說般的刊物。雖然沒有追到傳聞中初生之犢的連載,仍趕上了《鬥神》以及其後《刺客列傳》的單行本。我到今天都仍忘不了第一次讀完《鬥神》後身心的震撼,就像所有第一次閱讀鄭問作品的讀者,被那一鳴驚人的氣勢給折攝。

一來是他的畫風粗獷也精細,從出道以來,人們談論他的畫風,總會強調他對傳統中國水墨技法的運用,這自然是他的招牌,然而他的高明之處,不單只是將水墨畫的元素引入,而是一種對立、衝突的方式引入,毛筆水墨的陰柔和大塊留白,沾水筆繪出的陽剛和滿溢細節,構成了他畫作的張力;如果再加上他故事情節中習於潛藏的暴力和黑暗,構成了一陰一陽、一正一反的鮮明對比,如同池上遼一筆下的角色,突然殺入張大千的潑墨山水之中,極端不協調中又處處充滿著共生的詭譎和諧。二來是劇情,不同於以《少年Jump》為中心的日漫連載結構,在《鬥神》以及後來鄭問所有的作品的情節,從來就沒有想要過那種安逸的平穩,他筆下的主角都是要追求與天地大我相抗衡的衝突和對抗,哪怕最後的結果多半歸於悲劇,但卻展現出各自生命的獨立姿態,表達出一種存在主義式的蒼涼美感。
無論畫技或內容,鄭問作品中表現的都是是戰鬥的姿態,人性或世界本質的鬥爭,成為他每部作品的或隱或顯的主旨,《鬥神》如是,《刺客列傳》亦然。這部讓他一舉成名的漫畫,與其說他以漫畫的形式重說了一篇篇司馬遷留下的故事,倒不如說他以自身的關懷,強勢地重新演繹原著中的悲劇色彩,以水墨技法轉換太史公典雅的敘述,又用作品不協調的張力,給予這些故事新時代共鳴。每一副畫面談的都是古代,卻無一不觸動了那一個個身處於即將迎來狂風暴雨,在1980年代末尾躁動不安的矛盾心靈。鄭問的作品,由內到外,都超越了亞洲主流的日漫格局,以衝突的方式勾勒出更深層的世界。

1989年在導演楊德昌、編輯高重黎、漫畫家鄭問、曾正忠與麥人傑五人的構思醞釀下《星期漫畫》創刊,可視為《歡樂漫畫》的捲土重來,兩年左右的時間打下臺灣本土漫畫最輝煌奪目的一章。從週刊到後期的月刊,連載了無數經典的作品。鄭問於其中連載並出版了《阿鼻劍》,週刊定期的連載刊行,給予鄭問更多揮灑的空間,讓早期作品中的各種元素得到充分的舒展。《阿鼻劍》用更複雜的劇情,將《鬥神》淺嘗輒止的世界觀更立體的呈現,在傳統武俠故事的格局裡,談論的雖然是江湖的恩怨殺戮,更多的則是人性本質的醜惡,與無法擺脫的造化,漫畫後半部《覺醒》更幾乎接近了宗教的感悟。然而,在一片日漫盜版刊物的夾擊下,《星期漫畫》終究無法挺過市場的艱困,也無法變成臺灣的《少年Jump》,甚至連盜版終結的那日都無緣一見,再度宣告停刊,成為另一則傳說。

刊物雖然結束,但培養出來的漫畫家們仍繼續在創作的路上打拼,當臺灣漫畫被日本漫畫擊潰之時,略帶諷刺地,鄭問的作品反而前進並征服了東瀛,《東周英雄傳》開始於日本講談社旗下刊物連載,在題材上可視為《刺客列傳》的史書改編延續,眼尖的讀者必能發現兩者的不同,鄭問的畫風更為成熟老練,讓他能跳脫史書原本文字敘述的結構,單純以畫面,甚至在沒有任何對話或文字補述的情況下,以純粹以畫的意境和筆境去傳達故事。

如是畫風的成熟,在《深邃美麗的亞細亞》得到徹底的爆發,故事的情節比較相近《阿鼻劍》的後半,雖名為長篇,但更像一則則充滿寓意的短篇集合,劇情並不複雜,甚或有常他常見的跳躍,然而透過畫面的經營、雕繪,給予了深遠、長久的回甘韻味。這也是少數鄭問嘗試非古裝創作的作品,時空背景的不同,登上日本大舞台的刺邀,再加上電腦繪圖技術的引入,讓他畫作裡的衝突張力,更加「張牙舞爪」,沒有絲亳忌憚和保留。水墨所融合抗頡的,不再是現有的日漫成就,更像是將西方藝術大師異形美學催生者吉格爾(H. R. Giger)的世界引入亞洲漫畫的格局裡,並以鄭問特有的筆觸,將之催化,給予鄭問式的靈魂。

《深邃美麗的亞細亞》雖不若《東周列國傳》般在東洋大受歡迎,後者曾在1991年獲得日本漫畫家協會賞優秀賞,但決定的差異或許還在日人對題材的偏好,純由藝術評價上看,前者更見得他的揮灑以及超越自我後所形成的新風格,也道出他作為漫畫家和藝術家,對自己的要求和突破。這正是鄭問被視為大師的原因,不僅是用國畫技法而已,更重要的,他不斷逼使自己的畫作前進、蛻變,探索前方未知的極限。

《始皇》、《萬歲》可以視為《深邃美麗的亞細亞》高峰的延續,《始皇》最初於1998至1999年在日本《MORNING》漫畫週刊連載,之後日中同步發行單行本,再度走回他擅長春秋戰國歷史故事,或許出於日文編輯的要求,相對於過去作品的短篇篇幅,《始皇》用一本書的篇幅,詮釋改變中國歷史格局的奇人,仍保有支線短篇的節奏。《萬歲》不管題材或風格上皆近似《深邃美麗的亞細亞》,其中電腦繪畫的技法使用得更頻繁,也更為自然,開展了鄭問世紀末的新格局。可惜的是《始皇》、《萬歲》都只是單冊的故事,這也是鄭問作品時常發生的,留下草率、未完的結局。在當時沒有什麼感到特別,甚至有點習以為常,但今日再回頭來看,作為連載或長篇漫畫家的鄭問,已在不知不覺中悄然與觀眾道別。

21世紀之後,鄭問幾乎離開眾人注目的舞台,前進香港的《漫畫大霹靂》據聞因為身體因素,鄭問貢獻的有限,從內容上看,大場面的畫作或許還保有鄭問的水準,但內容則完全港漫那沒有盡頭、空洞無物的無休無止,那英恣勃發的大師身影也逐漸淡去。這時候的他,與其說是漫畫家,更像是一位專注於單幅圖畫經營的畫師,《鄭問畫集》雖然仍是少數小眾競相傳頌的瑰寶,但總究不是當年人們滿心期盼的未來。

不只鄭問如此,那一世代才華洋溢的漫畫家們,經過上世紀90年代末的淘洗之後,在新世紀多半進入了創作的冬歇期,淡出世人的注意或記憶,甚至像陳弘耀和鄭問這般,告別人世。曾經的燦然,變成了湮埋於層層沙石塵土之間上古的遺跡。臺灣無數80年代萌生的活力和理想,經過世紀末,在新世紀留下的只是嘆息,甚至無法變為新一代重新出發的根源養份。

鄭問創作生命的起落轉折,就像他自己作品的寫照,試圖在不可逆的大環境中,衝決網羅,即便渾身是傷,結局悲愴,但活出了自身獨特的風度神采。

這或許也是台灣的時代縮影,畢竟是可觸及的現實而非遙遠的神話,是能夠被逆轉和改變。衷心盼望著當年大師們的新作,以及作為讀者和繼承者,也不應只在哀悼時才珍惜,而該試圖努力撥去那十幾年堆疊的覆塵,重新找出當年的光芒,找到我們的根源和傳承。